白鴿木蘭：烽火中的大愛

「木蘭溪水長久在流，白鴿嶺高壯地站立，鄉親至愛之恩永不能忘。」
──薛介民絕筆

　烽火遍地的時代，一對心懷家國的亂世兒女，矢志為那個風雨飄搖的國家付出大愛，為何竟給他們帶來悲慘的結局？
　出身福建莆田的薛介民與姚明珠，從青梅竹馬、志同道合的表兄妹，經歷八年的異地苦戀，終於結為患難與共的夫妻，並肩走完轟轟烈烈的一生。在長達二十餘年的相伴人生中，他們並未讓愛戀局限了自己的目光，反而因此生發出堅定的意志要為人民抵擋更多苦難。
　基於這樣的信念，薛介民在雙胞兄弟及伴侶的支持下投身空軍，希望能藉由一己之軀捍衛祖國的天空；姚明珠則是選擇就讀醫學院，為抗戰救國盡一份心力，於此同時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宣傳抗日，卻也為日後的悲劇埋下引子。
　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對內戰感到抗拒與不忍，夫婦先後投入地下黨，期盼能藉此使滿目瘡痍的家國獲得救贖。然而卻在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大檢肅中雙雙殞命，身後留下三名孤兒幼女，在恐懼與歧視中伶仃成長。
　作者繼《昨日之河》之後，再次投入家族記憶的述寫與耙梳。本書透過追索近百年的家族遺事，以二十年的時間搜尋史料，用了一百多幅珍貴圖片，重新描摹先人神采，也為那個悲壯的大時代再次留下見證，替往者立下了不可磨滅的人格典範。

作者繼《昨日之河》之後，再次投入家族記憶的述寫與耙梳，追索近百年家族遺事。
一百多幅珍貴圖片，見證大時代中的不凡人格。

李黎

本名鮑利黎，高雄女中、台大歷史系畢業，後出國赴美就讀普度（Purdue）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曾任編輯與教職，現居美國加州從事文學創作。曾獲《聯合報》短、中篇小說獎。著有小說《最後夜車》、《天堂鳥花》、《傾城》、《浮世》、《袋鼠男人》、《浮世書簡》、《樂園不下雨》等；散文《別後》、《天地一遊人》、《世界的回聲》、《晴天筆記》、《尋找紅氣球》、《玫瑰蕾的名字》、《海枯石》、《威尼斯畫記》、《浮花飛絮張愛玲》、《悲懷書簡》、《加利福尼亞旅店》、《昨日之河》、《半生書緣》、《那朵花，那座橋》等；譯作有《美麗新世界》。

序
獻給我從未見過面的公公婆婆

一九六三年，民國五十二年。台灣，台北。
大年初七的凌晨，天還未全亮。介民和明珠終於又見到面了。這次，他倆要一起上路。
四年又四個半月以來，明珠和介民只在聆聽宣判的法庭上匆匆見過一面。明珠捨不得將眼光從介民臉上移開—縱使消瘦憔悴，從他方正的臉型和俊毅的眉宇間，她還是看得出他倆的兒子的形貌。兒子剛滿十五歲，還有兩個分別是十三和十一歲的妹妹，他們都還不知道父母親即將遠行永不回來。明珠可以毫無畏懼的與介民一起上路，卻無法不依戀地在心中頻頻回顧她的三個孩子……
介民的上半身被繩索緊緊捆綁著。明天，農曆初八，是他的生日。他將看不見自己四十七歲生日的那天。但他的神色平靜，或許他的靈魂已先於他的軀體，翱翔到他深切想念的土地上去了。
數聲槍響。冬日的陽光無力地漸漸展現。
後來，成了孤兒的他們的兒子，在夜晚常做飛翔的夢。許多年之後，那個長大了的兒子才恍然大悟：夢中的他，是化身成了記憶深處的一隻白鴿。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一九八八年。他們的兒子四十一歲了—那正是介民失去自由的年齡。已步入中年的兒子，像是應答著做醫生的母親在冥冥中的召喚，已是美國加州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他在離鄉十八年後才回到台北—那個當年離開時感覺上是亡命逃走的地方，將父母親的骨灰盒捧到美國，安葬在他加州聖地亞哥家附近一處寧謐的墓園裡。
又再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夏天，台北。一個看起來四十歲不到、相貌俊朗的外國男子，來到城中的「中正紀念堂」。從那身隨意的衣著，周遭的人看不出他是美國頂尖高科技公司惠普的副總裁；從他西歐的外貌—栗殼帶金色的頭髮、藍灰色的眼珠，更看不出他出生在南美洲哥倫比亞的叢林裡，並且有一半東方血統。不像一般的外國遊客，他嚴肅的神態中帶著一絲難以覺察的壓抑的情緒。他走到「紀念堂」大廳那座以其為名的銅像前面，昂首默默凝視那個對於他是完全陌生的面孔，默立片刻之後轉身離去。沒有人聽見他對銅像發出的質問，雖然那無聲無形的質問，一個字、一個字撞擊著高聳的石壁：
「Why did you kill my grandparents?」
英文裡，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是同一個字。他問那個高踞的冷硬的銅像：你，為什麼，殺害，我的，外祖父母？

作為他們從未見過面的媳婦，我也曾想過提出這個問題，但不是對著那座冷硬的銅像——我知道那不只是由一個人、一雙手犯下的謀殺；甚至也不只是由不計其數的策謀者、逮捕者、刑訊者、審判者和執行者的集體合謀。許多年以前，從片段的耳語、陳舊的文件、碎裂的回憶，我只能推測那是一段曲折複雜又沉痛的家史；一對滿懷理想、彼此相愛至死不渝的夫婦並肩赴死，遺下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和太多無解的疑問。因為傷痛太劇烈，恐懼又太巨大，在那個年代沒有人——尤其是孩子們，敢於去觸碰禁忌，更無能為力去追詢那些疑問的解答和謎底。
當我最初遇見那個常做飛翔夢的男孩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將會踏進一個被粗暴地埋藏、被殘忍地強迫忘卻的迷宮。略為知情的人好意的勸告我：不要去試著揭開那些封條、追問那些謎語，因為那都是禁忌，去觸碰只可能帶來更多的傷害甚至災難。而那三個長大了的孩子，多年來無比艱辛地以自覺或不自覺的遺忘去癒合他們的傷口，追憶只會讓傷口撕裂，任誰也不忍心要求他們去挖掘那些深深沉埋的往事。
十年、二十年過去了，我日益有一份急迫和恐懼：我怕時間會把已經被清除得所剩無幾的紀錄悉數抹去，真相再也無法呈現；身為這家唯一的媳婦、兩個兒子的母親，我責無旁貸的要承擔這份還原家史真相的責任——至少對我的孩子，我必須在他們問起自己的祖父母時，給他們一個可信的交代。我必須去試著推開那扇迷宮的門，打撈那些沉寂埋沒在時間、遺忘、扭曲和謊言的泥沼底層的碎片，拼圖般拼出一段雖不完整，但足以清晰辨認的歷史。
下了這個決心之後，算一算，我用了不止二十年的時間。終於——
二○一四年春天，北京。介民和明珠離開世間半個世紀之後，終於回到他們生長的故土。在一場莊嚴的儀式和三名子女的護送下，他倆被迎進八寶山上的烈士陵園。生前死後，他們都辛苦跋涉了迢迢遠道，從此總算可以安息長眠，不再冷清孤寂。
那條迢迢遠道是一個曲折漫長的故事，承載在一段更曲折漫長的歷史之中。這固然是我原先以為的一段家族史，但在追尋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他們背後那牢不可分的、宏大的國族史。這不僅是兩個人的故事，更是一個大時代的故事。
故事的最開頭，要追溯到將近一百年前。

第一章 烽火家園

民國五年，西元一九一六年二月十日（陰曆正月初八），祖籍福建省仙遊縣楓亭鎮霞橋村的薛青雲，和他的妻子林美瑛，在他們福建涵江縣塘北村的家中，歡喜迎來第一個孩子——不，是兩個，兩個一模一樣的同卵雙胞胎，這種雙胞胎的生成機率是千分之三。他們給雙生兄弟取名仁民、介民。「仁」、「介」都是「二人」的意思。從此這兩兄弟親密無間，直到命運和歷史將他們分離。
介民出生時間比仁民晚了幾分鐘，所以成了弟弟。他上面本來還有個姊姊，早年夭折，所以論排行他是老三，生肖屬龍。後來他又有了四個妹妹和三個弟弟。
薛氏重視族譜傳承，可考的族祖上溯七百年前元代中葉皇慶至延祐年間（一三一二—一三一九），薛鏞公從莆（田）遷至楓溪（今福建楓亭），在霞橋村落戶，是為一世祖。霞橋地名很美，據說村前有港灣，漲潮時潮水湧進淡水溪壩下，適船運；村後有一大片稻田和園地，村中貫穿一條用塊石鋪就的約三米寬的行道，可直通鎮上大街。這樣良好的地理位置，薛氏先祖就在此安頓生息。（參照「二十二世裔孫」薛力二○○八年修撰的《霞橋薛氏翊達支系族譜》的記載。）
福建臨海，來自英美的基督教傳教士，早在十九世紀就從廈門、福州入境，在各地成立教會，建立教堂。仁介兄弟在族譜中的排行是二十一世，早在十八世的翊達公—他們的曾祖父，就信奉美以美天道堂基督教，並以此教育子女成為虔誠的基督徒。祖父薛貽真，在兄弟四人中行一，業農，去世甚早。三、四叔公皆為牧師。父薛青雲，行三（大、二伯均早故），艱苦求學，畢業於莆田基督教會哲理中學，擔任過教師、經商，曾到過南洋；老年在家鄉電話局做行政工作，抗戰期間（一九四○年）病逝。母親林美瑛，是受過小學教育的家庭婦女。四、五叔早故，六叔業醫，七、八、九叔均學汽車機械或駕駛。九叔後來亦赴台，在台北公車處服務。家庭三代基督徒，而父叔輩幾乎都去過南洋謀生，這在福建也是很普遍的現象。
父親薛青雲的命不像名字那麼好，祖父去世得早，兩名兄長也早故，父親求學之路的艱辛可想而知。好不容易下南洋掙了些經商的本錢，回鄉卻遭到土匪綁架—福建的土匪也是當地特色，著名的客家土樓，建得像防禦碉堡，就是為著防盜匪的。花錢贖人，介民父親雖然得以身還，家庭經濟卻大受影響。
介民六歲進仙遊教會辦的培原幼稚園、模範小學，十二歲畢業。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介民和哥哥仁民一同考入涵江中學念初中。在那裡，兄弟倆接觸到進步思想——那年，「國民革命軍」二次北伐，日本出兵山東，在濟南屠殺中國軍民造成「五三慘案」、隨即在東北刺殺張作霖……。國土被入侵、同胞被殺戮，即使發生在遙遙的北方，也無可避免的在全中國各地激起了抗敵的意識。那年十月，閩北崇安等地的農民，在當地共產黨組織領導下起義，建立了游擊隊，在崇安東北地區進行游擊戰爭。
根據仁民在六○年代書寫的回憶：初二那年，仁介兄弟倆在涵江參加了進步組織「青年反帝大同盟」。這個「反帝（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國際組織，原是由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蘇聯作家高爾基和中國的宋慶齡等人，於一九二七年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成立的；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了相關的組織「上海反帝大同盟」，其後中國各地都成立了同樣的反帝愛國組織。「青年反帝大同盟」顧名思義，是同一組織在地方上針對青年學生的分支，每個月有一兩次小組會，活動內容是討論時事、看共黨地下黨的小冊子、學打拳術鍛鍊身體等等。
組織活動讓兄弟倆開了眼界，後來竟然瞞著父母，偷偷離開地小人少的涵江，跟著小組的「同志」跑到廈門，打算參加大城裡真正的大組織。當然立即就被家裡發現，母親急忙趕到廈門去把他倆逮到，準備押送回家，沒想到兩人竟然趁母親不備又溜走了。兄弟倆住在一個「工人同志」家裡，看油印小冊子、學革命歌曲；他倆教工人「學文化」，同時自己學說廈門話——也就是不同於莆田話的「閩南語」。幾天之後還是被父親找到，只得無奈地跟著父親回涵江。
不久之後全家遷居莆田，介民轉入莆田教會哲理中學（也是他父親的母校），初中畢業後旋又遷回涵江，與仁民一起考入莆田高級中學涵江分校。一九三一年日軍侵占東北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日軍攻擊上海的「一二八事變」，激起全國抗日救國的風潮。關心時局、滿懷青年人理想的介民，也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參加學校宣傳演戲、製作宣傳標語等活動。介民在他後來（一九三七年）的日記中提到，在涵江中學演戲時，還扮演過《東南飛》的女主角（當時女子上台演戲的極少，男子反串是常事，如弘一法師李叔同就反串演出過《茶花女》），他不無得意地寫道：「以真情流淚，動感（感動）不少女郎呢！」

念到高三上學期時，適逢「九一八」兩週年，當天校方大概是怕學生鬧事，通知全校放假一天；仁介兄弟倆和班上同學便動員全校同學們上街宣傳，發送「抗日救亡」的傳單。校方認為這是帶頭搞政府最忌諱的學生運動了，便將領頭的兩兄弟和另一位同學開除，希望就此把事情鎮壓下來。卻不料這下引起了全校高、初中學生的不平而罷課抗議，集體聲援這三名學生。事情鬧大，最後竟然導致高中解散、分校停辦，大家失學，校長下台。
學校關門了，學業可不能荒廢，家裡決定送兩兄弟到上海繼續念完高中，那裡有親戚可以提供照顧。但家中經濟能力只能負擔一個人，介民比哥哥會念書，於是決定讓介民去上海，仁民則留在莆田，進了「聖路加護士學校」學護理，出來容易找工作。雖然後來仁民終於上了正規的醫學院，介民還是永遠感念雙生哥哥早年為他做出的犧牲。
介民進了上海教會學校「華廈中學」，卻因教會辦的中學無法提供正式文憑，後轉入上海「育青中學」——這所學校是「五四運動」教育家陳藎民和妻子閻振玉共同創辦的。幾經波折，介民總算於一九三六年從育青中學畢業。

介民出生之後一年，父親薛青雲的堂妹薛璧英，在福建莆田生下一個女兒，取名明珠。那個年代的戶籍不精準，孩子出生之後到報戶口時日期常有誤差，加上陰陽曆的換算，不要說「生日」，連生年有時都會填錯。明珠出生的月日已不可考，甚至生年都有不同的紀錄。台灣的「戶籍登記簿」上她的出生年月日是「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十一月十二日」，但這個年份肯定不正確，因為從她的畢業和工作證件上註明的「年齡」推算，她應該出生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還有一個最有力的證據來自介民的親筆：在介民滿四十七歲的前夕，他寫給孩子們兩頁話，其中有兩行字「爸四十七歲足，媽四十六歲足」。所以，明珠只比介民小一歲；既然介民的生日是可靠的，明珠的生年應是一九一七無誤了。
算起來，薛介民與姚明珠是隔代表兄妹：介民祖父薛詒瑞與明珠外祖父薛詒松是兄弟；介民父親和明珠母親是堂兄妹。明珠的父親姚玉華（姚錦文）在她五歲時，因為在失火時搶救一位朋友而被燒死，母親帶著小明珠和大她三歲的哥哥勇來、弟弟勇年，回到仙遊娘家寄居，終生未改嫁。
明珠母親的爸爸、也就是明珠的外祖父，也是一位牧師，在教會工作。明珠母親上有四個哥哥，下有八個妹妹，可以想像身為孤女的小明珠，跟著寡母在這麼大的家庭裡生活，長輩除了外公外婆還有十幾個舅舅姑姑，同輩還有為數更多的表兄弟姊妹；雖然這是一個開明和睦的大家庭，但絕無可能被嬌生慣養，而必須做一個勤儉懂事的小孩，承擔起不能比其他人少的勞務，也不能要求比其他人哪怕只多一丁點的好處。所以明珠自小就養成了勤勞儉樸的習慣，和自尊自重的個性。
幸運的是薛家西化開明，女孩子一樣享有讀書受教育的機會。明珠六歲進教會小學，畢業之後入仙遊陶德初級女子中學；再之後上了高中，她對於自己未來的道路便已做出了選擇，包括託付一生愛情的人。
介民和明珠成長的年代，正是中華民族血淚斑斑的時代：
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五卅運動」：五月三十日，青島、上海等地工人遊行抗議日本棉紗廠非法開除及毆打工人致死，遭到開槍鎮壓，引發流血事件。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東北三省被日本占領。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日本攻占上海。「滿洲國」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一九三二—一九四五）。
一九三五年，日本策畫「華北五省自治」。十二月九日，一二九運動爆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合會」發動要求政府停止「攘外必先安內」的鎮壓行動，一致對外抗日。）
也是在這樣的歷史大局裡，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一九三四年，紅軍放棄中央蘇區，開始長征（一九三四—一九三六）。
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春天，介民由於轉換學校而學業暫時中斷，只得輟學回鄉，又見到了從小就認識的表妹明珠。當時明珠甫從莆田教會咸孟高中畢業，擔任涵江育德小學教員。（「育德」這個名字，後來被明珠用來作為她自己行醫的診所名。）十九歲的表哥見到十八歲的表妹，像是忽然之間發現對方長大了，不再只是家族中一大群小孩中間普通的一員，而是一個亮眼的異性。他們交談，更驚喜的發現兩人有許多共同的讀物、相似的想法，連他們對家國的憂思和對侵略者的激憤也是相通的；他們從對方看見自己隱約要探索的一條道路，而兩人是可以並肩扶持同行的。
那年的四月廿日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介民、明珠在莆田家中定情—對他倆來說就是訂婚，雖然沒有儀式，但兩人彼此心許，坦陳愛意。後來介民在他給明珠和仁民的信件裡，以及自己的日記中，屢次提及那年春天，那個特別甜蜜溫馨的日子，那晚美好的月色、甜蜜的親吻、對彼此莊重的盟約……。也是從信件的蛛絲馬跡看出，主動表示好感的可能是性格率真的明珠——她早在之前一年，就已經對這個能詩擅文、寫一手漂亮好字、相貌英挺的表哥深有好感了。
從介民當時的日記和他倆的通信中看得出，兩邊家裡的「大人」並不是太贊成他倆的交往。一方面是表兄妹的血緣關係太近—風氣比較受西化影響的福建，已經揚棄傳統的「親上加親」的婚姻觀念了；另一方面，明珠的母親覺得介民學業未成，怎談得上成家？便要為明珠另覓對象「相親」；而介民母親又怕外型纖細苗條的明珠身體孱弱，也不表支持。但兩人意志堅定，幸好雙方家長也都開明，最後算是默認了他倆的「私定終身」。
兩個二十歲不到的人，他們的「愛情」是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上呢？從信中看來，他們時常交換讀物，介民在上海和南京都會為明珠買書、訂購雜誌寄回家鄉給她；彼此在信裡引用進步文學家的話語互勉。在明珠收藏的第一封介民用毛筆寫給她的信中（雖然沒有年月日，但從內文推測，應該是兩人定情之後不久，第一次分離後的通信），介民這樣分析他倆的愛情：
「我倆直截地寫過『愛』字，只為要互助和勉慰，先由『生活』而『愛』，不是為愛而『生活』，……我倆不該為了愛而忘了『生活』、大眾和國家！……你愛我，不甘為錢勢所欺誘，更不怕大人的『強迫』，這是我極端欽敬你的，也可以說我愛你的動機，就在我倆的『志同道合』吧。」
「志同道合」的愛，才是基礎堅實、禁得起考驗的愛。在他倆其後二十多年的歲月裡始終不渝，直到他們生命的最後一刻。
之後介民回到上海繼續學業，一九三六年夏天從上海育青中學畢業。那年秋天，他決定去南京報考一心嚮往的航校（空軍官校）。初試體檢通過，有記錄體重一百二十六磅（約五十七公斤），這個重量在當時普遍瘦弱的中國青年中算是相當不錯的，以致讓他信心大增；可惜數理化實力不夠，筆試未過。但他「飛天」的雄心始終未減。隨著局勢的危殆、國土的淪亡，「空軍永遠是國防的要力」——他在日記中這樣寫著，他要飛向藍天保家衛國的志向更為堅定了。於是他留在南京準備再度報考航空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