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魯迅：接受與影響

《南洋魯迅：接受與影響》以「南洋魯迅：接受與影響」為題。
魯迅自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越南讀者最熟悉的中國文學代表作家，他以「世界文壇大文豪」和「中國文化革命主將」的雙重身分徘徊於越南文壇。本書收錄了四篇文章，主要從馬來亞、新加坡、印尼與越南各國對魯迅的接受或傳播視角探析魯迅在各國不同政治語境作用下的多元呈現與複雜面向，同時嘗試勾勒其在地影響，希望可提供「南洋魯迅」與「東亞魯迅」雙邊研究一個初步的研究對比與對話。本書還有其他7篇精彩的文章，包括馮建三教授的〈謎、冤屈與進步：委內瑞拉，兼談《經濟學人》〉、王智明教授的〈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記憶政治：論胡秋原〈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等，與讀者分享。

編者
思想編輯委員會

本書作者
蕭瀚（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許章潤（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許德發（馬來西亞蘇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張康文（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生）
莊華興（馬來西亞國立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學程副教授）
馬峰（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後研究）
阮秋賢（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文學系副主任）
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廖欽彬（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龐浩賢（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生）

 

致讀者
這一期《思想》的刊名（也就是專輯主題）用了「南洋魯迅」一詞，大家自然會聯想到更為知名的「東亞魯迅」。「東亞魯迅」是一種閱讀、詮釋魯迅的傳統，由日本學者開創發展，繼而影響了韓國的魯迅觀，最後回饋中國的魯迅研究，把魯迅呈現為一個多面向的思想資源。東南亞的魯迅接受史較為單向，特別是由於東南亞華人的處境使然，讀魯迅的時候更多地跟隨中共觀點下的魯迅論述，作為反殖、批評華人社會封建體制的營養。但是也因此，「南洋魯迅」雖然缺乏「東亞魯迅」在學理上的自覺與深厚，卻更能反映在地社會的困窘與掙扎。本期的「南洋魯迅」涵蓋了越南、印尼以及星馬等國家，是很難得的一次整理與檢討。我們感謝許德發教授主編這個專輯，也感謝魏月萍教授在最初階段的協助。
經常讀到人們喟嘆德國一百年前威瑪共和的命運。當時「威瑪文化」展現了20世紀初期歐洲最多樣、創新，而且精彩、深刻的文化景觀，比起18世紀哥德、席勒時期的古典威瑪有過之而無不及。威瑪憲法更被視為一部先進、完備的社會民主憲法，許多國家在制憲時引為典範。可是威瑪的體制卻經不起德國內部各種激進勢力的利用與破壞，短短十四年後斷送在憑藉這部憲法取得大位的希特勒手裡，戰火旋即燒遍歐洲，也造成了德國幾乎亡國滅種的悲劇。
今年4月，台灣法理學會曾經舉辦「威瑪共和與法理學：威瑪憲法100週年的法政哲學」研討會，多少彰顯了威瑪憲法的常青意義。在此2019年終之際，本刊發表蕭瀚教授對威瑪經驗的回顧，從歷史、觀念，以及當時德國的內外政治、社會局勢，更全面地分析威瑪憲法失敗的各種因素，與讀者一起吸取百年前的重大教訓，也反過來呼喚今天中文知識界的危機意識。
四十年前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引起的討論一路延續至今。稍早時幾位學者曾將相關的文獻編輯成《回望現實、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一書出版，便於讀者查索參考。該文集的編者之一王智明教授在本期撰寫專文，從胡秋原先生的鄉土文學觀，探討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記憶政治。該文的重要論點之一是借鏡安德森論「印度意識形態」的小書，指出「台灣意識形態」可以析理出三個要素：（被限縮的）土地與人民、（區分敵我之用的）自由與獨立，以及一種（無法明言的）分而不斷狀態。筆者強做解人，王教授似乎認為這三個要素是台灣人民關於自身的想像的出發點，台灣的自我意識也必然受到這三項限定條件的制約。因此一切關於「台灣意識」的論述，其實是上述三個因素的虛與實的組合；「台灣意識形態」決定了台灣集體意識的真相。如果如此，這三個要素的妥當與效力，便特別需要重視，值得進一步釐清與發展。
最後，許章潤教授寫內藤湖南，用「中國問題」與「日本天職」一對概念整理內藤的中國觀，焦點放在《禹域鴻爪》，正可以與本刊37期戴燕教授針對《支那論》所分析的中國觀對比閱讀。今天要反思「中國問題」，進而了解日中互動對日本悲劇的影響，內藤湖南仍然提供著豐富而透徹的教材。

功虧一簣的政治化療：德國威瑪憲法頒布百年回首（蕭瀚）
「中國問題」與「日本天職」：內藤湖南的中國觀（許章潤）
馬華社會之文化權利及其文化再生產（許德發）
謎、冤屈與進步：委內瑞拉，兼談《經濟學人》（馮建三）

南洋魯迅：接受與影響
「馬華魯迅」與「東亞魯迅」：對話的可能與不可能（張康文）
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莊華興）
魯迅在印尼的傳播與影響（馬峰）
雙重身分與雙重視野：越南譯介中的魯迅（阮秋賢）

台港思想
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記憶政治：論胡秋原〈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王智明）
楊杏庭與京都學派的歷史哲學：台灣歷史哲學初探（廖欽彬）
新儒家在香港：唐君毅視野下的「香港圖象」（龐浩賢）
致讀者

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記憶政治：論胡秋原〈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王智明）
記憶政治有幾個維度：記憶作為一種政治行動，可被當成歷史的補遺或對反，是故記憶本身就具有政治性。以國族歷史為典型，記憶政治是一種傳承，因此最為強固，但也最為「人工」。在其邊緣是稗史、野史、回憶錄之類的補遺，它們可以強化國族歷史，也可以與之詰抗。記憶的差別因此暗示了主體位置的差異。
記憶政治不只是關於過去，而是為了介入當前。對過去的補遺就是對當下記憶的補充，提醒我們忘記、誤記了什麼，而造成了自身主體位置的位移。也因此，記憶政治是一種要求修補更正的行動，是以古觀今，以今鑑古的努力。不同的記憶彼此對抗，也要求彼此包容，希望在更長的歷史維度中含納彼此。朱天心在《古都》裡的大哉問「我的記憶算數嗎？」即為一例。
鄉土文學論戰是複雜的記憶現場，它本身也構成當代台灣歷史記憶的一部份。如果說鄉土文學論戰的效果是鄉土與本土的拉拒，是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的鬥爭，是國共鬥爭的文藝戰場，那麼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回憶本身，也就構築了我們對於當前台灣的認識：從現代主義走進了現實主義，從鄉土轉向本土，從中國抵達台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於鄉土文學論戰的討論，就不該僅限於清理現代主義，回歸鄉土與再思中國的關係，同時，我們也要對其抵達現實、本土與台灣的構成方式進行反省，追問如此記憶的本質，並且挑戰其政治。換言之，回望鄉土文學論戰的目的，在於重新檢視兩岸分斷的時點及其影響，從而釐清記憶之工（labor of memory）與記憶之痛（pain of memory）如何被轉化為台灣意識形態的基礎。
在這篇文章中，我主要檢視胡秋原從「中國人立場之復歸」這個角度對鄉土文學論戰的介入，特別是他將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放在「三十年代文學」脈絡中思考的嘗試。我認為，胡秋原這一「復歸」的表述相當重要：一方面，它是鄉土往本土轉向中，最後一次的中國迴聲，代表了他那個世代的記憶對1970年代政治的介入；另一方面，它也顯示了鄉土文學論戰本身的性質，就是一場記憶與空間的戰爭，在兩岸切離的過程中，總是藉著一種「復歸」的想像彼此拔河。作為一種記憶現身的表述方式，「復歸」或許正是對兩岸分斷的肯定與否認，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在以下的討論裡，我想先談談當代台灣如何「記憶」鄉土文學論戰，亦即鄉土與本土之間的構連是如何在本土化過程中完成的。然後，再進入胡秋原的文本，去討論其「復歸」的立場如何與他個人的記憶勾連。最後，我會對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出現的台灣意識形態進行分析，最後再回到復歸與分斷的辯證中去思索記憶的問題。

一、記憶鄉土文學論戰
在〈二十年來的鄉土文學〉這篇回顧文章中，1947年出生的台派文評家彭瑞金給予「鄉土文學論戰」如下的定性：「那是一場和文學幾乎無關的論戰，那是一場藉文學討論為名，實則是附驥政權的文人與反當權的文人之間，左右意識形態彼此的鬥爭」（2019: 282）。他接著這樣記憶與解釋著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
「鄉土文學論戰」解決了什麼？答案是解決了鄉土。因為在這之前，站在台灣的土地上、人群中創作，所謂扎根於本土的作品，都被披上鄉土文學這個偽裝，且不管願不願意，這種形式存在的本土文學，都要被人劃上邊緣、非主流、非主體文學的等號，意味文學還有中央，另有主流。就這一點而言，當年的反鄉土和擁鄉土派的立場是一致的，只是各自擁抱不同的「中央」而已。論戰畢竟還是掛著鄉土文學的名號，鄉土文學的內涵還是得到了澄清。以台灣為主體，為創作依據的文學，所以要披上「鄉土」的偽裝，完全是因為外來政權以政治力量干預、宰制文藝活動的結果，其實，它們才是唯一真正從台灣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本土種文學。無端被捲進這場戰火裡淬鍊，它的正當性立刻被凸顯出來，不僅讓人恍然大悟它正是代表台灣的文學，也把過去騙人的「反共文藝」假面揭穿，更把「西化派」的流浪、自我放逐的虛妄性暴發出來，至於完全依附「政權」存在的「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則像地基被淘空的大樓，一夕之間也證實是沒有人民，沒有土地的空中文學。（2019: 283-4）
這段引文裡有許多重要的線索，有助於我們理解鄉土文學論戰是怎麼被記憶的：首先，鄉土文學基本上是一個「偽裝」，在當時是被視為「邊緣、非主流、非主體」的「本土種」文學。本土文學之所以需要偽裝是因為政治力量的干預，以致於「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學無法得到發表的空間，因此須要竊身「鄉土」之中予以保存和發展。其次，鄉土文學代表台灣，從而揭露了反共與西化派文藝的虛妄性，突顯了這些依附國民黨政權的「中國」作家與文學，腳下其實沒有土地，也沒有人民。姑且不論彭瑞金的判斷是否準確，他的記憶強調中國與台灣的斷裂早已發生，只是在政治情勢下必須「偽裝」，因此不論是反鄉土派或是擁鄉土派，其實差別不大，因為它們另擁「中央」和「主流」，而與鄉土文學中的「本土」內核格格不入。在這個意義下，「中國」的文學和作家都是「地基被淘空的大樓」，是將沉之浮木、無根之軀殼。一旦政治壓制的情況解除，「本土」將撕去「鄉土」的外衣，人民與土地也將推開腐朽的文學和作家，另尋新生。
晚了彭瑞金四十年出生的台派文評家朱宥勳，則是從葉石濤的生平志業中，如此理解鄉土文學論戰：

〈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發表時，「鄉土文學論戰」剛剛爆發，可以看得出來葉石濤的這次出手，是審度過時機的。再過十年的1987年，葉石濤再次發表了同一系列的評論──這次直接寫成一本書了，即為《台灣文學史綱》。這是解嚴前夕，但當時的人們還不見得能夠預知這點，葉石濤再一次用力踩線了。你可以看到，最後一次改動，連「鄉土」這個屬性都拿掉了。此一命名的宣示意義非常明顯：「台灣文學」終於可以拿掉所有遮掩，明明白白站在眾人面前了。在葉石濤的脈絡下，「台灣的鄉土」本來就是一個帶有冗贅字眼的詞彙，若非政治的壓抑，他想說的一直都是「台灣」。（朱宥勳，2016）

在年輕的朱宥勳眼裡，「鄉土」根本就是一個「冗贅」的字眼，是台灣文學的遮掩。這個遮掩在戒嚴時期既是保護，也是壓抑；一旦政治壓制不再，台灣便不再需要鄉土，而可以堂而皇之地「本土」，為「台灣文學」正名，予其歷史與未來。朱宥勳認為，葉石濤這個「從鄉土到台灣」的戰略突破，有賴於他對台灣文學的評論與建構──從張文環、吳濁流、鍾肇政、七等生、鄭清文、林懷民、陳映真而舞鶴、黃凡等人，構成了他「為台灣文學而評」的偉業，而且「這個局佈了不只二十年，就看我們怎麼接著玩下去了」。這些作家都屬於「台灣文學」自不待言，但他們是否只屬於「台灣文學」，以及對這個標籤的看法是否一致，則有待進一步的討論。重點是，這兩位年齡相差超過四十歲的評論家，皆是以「偽裝」和「冗贅」來理解與記憶鄉土文學「這個局」的。在他們看來，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不過是催生了潛藏在這片土地上，原本受到政治壓制的台灣文學，正如當前不少年輕人傾向把「解嚴」當成台灣的威瑪共和的誕生。一旦歷史任務完成，曖昧無邊的「鄉土」即可轉化為明確而肯定的「本土」，剩下的就是「怎麼玩下去」的問題。藉著這樣的敘述，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記憶就被定格為「台灣文學」的來路，至於台灣文學作家怎麼走上文學的道路，如何體認與理解鄉土的意義，又為何呼喊鄉土，似乎就不那麼重要了。鄉土的放逐，於是成為「台灣文學」記憶的原點；人民、土地與文學也就侷限在這島嶼之上，也許深掘，卻不再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