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眼雲煙：華文名家的心靈世界

自序
在人生旅途中，我訪問過許多人，編輯過一些書，樂此不疲地在人與書之間求索。前輩漸行漸遠，而人生的智慧閃爍在歷史的天空。舊書日見發黃，但思想的火花照亮了漫漫長夜。求學之路是沒有地圖的旅程，跋山涉水，看雲聽雨，我偶有心得，便化為文字。

一位前輩告訴我，寫一部巨著是長跑，需要健康的身體和堅強的意志，前路茫茫不知何時到達終點。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散步時總是顧盼一路上的風景，還時常歇腳品茶，漸漸淡忘了終點。年過不惑，結集而成的不過是訪問與讀書的筆記，所記錄的是前輩的人生智慧與思想火花，並無我的創見。如今回望前塵，彷彿過眼雲煙。

「過眼雲煙」的題跋，常見於書畫。歷史的畫卷經風歷雨，殘存者由後來人過眼，往往能解讀出昔日風雲。我懷著欣賞之情，對人與書過眼之後，記下觀感，或是抄下真知灼見，或是實錄掌故趣聞。有時，因為懶散，所見所聞沒有及時記錄下來，終於隨風而去。我不時自省，希望更加勤學深思，記錄下那些忘不了的人和事，成為真生命的雪泥鴻爪。

重讀青春歲月留下的文字，好像翻開自己描繪人生的冊頁，山一程，水一程，風雨中的人事歷歷在目。我不計工拙，運筆時不免帶著溫情與敬意，但願過眼的風景躍然紙上。陸游詩云：「紙上得來總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當我將人生冊頁輕輕放下，沉思現實的複雜與人心的幽暗，但見多歧路而行路難。史海如此浩瀚，世道如此崎嶇，紙上雲煙可付笑談中。

金庸的晚年心境

一、小說家言
我早在讀書時代就熟讀金庸小說。後來機緣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贈書室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瀏覽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九六年的《明報月刊》，這是由金庸創辦的學術文化雜誌，主編胡菊人、董橋、潘耀明都是文化界響噹噹的人物。這些年，閒來無聊時，金庸小說是我消磨時光的最佳讀物，一讀再讀，總覺妙趣橫生。算起來，我是一個「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為，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當面求教的念想。

二○○八年十二月四日，我應約來到香港北角的明河社，但見門口掛著金庸手書的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金庸的辦公室是一個寬敞的書房，落地窗外，維多利亞港的無敵海景盡收眼底。我見過無數讀書人的書房，以金庸的書房最為豪華。我忍不住隨處看看書架上的藏書，其中一面書架是各種版本的金庸作品集，華文世界的繁簡體版外，還有多種譯文。當天下午的採訪過程中有幾個細節印象深刻：金庸的書桌很特別，寫字板是斜放的，金庸給我題字時，便在上面揮毫；採訪中間，秘書送來熱騰騰的叉燒包作為點心；公用洗手間在明河社之外，上洗手間時需帶上公司專用的鎖匙。

採訪意外地順利。當天晚上，我剛回到旅館，就接到金庸的太太用粵語打來電話：「查生想跟你通電話。」隨後我聽到金庸先生的第一句話竟是：「李先生，吃過晚飯沒有？」原來金庸覺得相談甚歡，想跟我再談一次。二○○八年十二月九日，我再赴明河社，金庸隨手從衣袋中取出一張浙江同鄉會成立的邀請函讓我看，表示當天晚上要赴宴，沒有辦法請我吃飯。又說他現在常常一起吃飯的朋友是有同鄉之緣的倪匡和陶傑，至於美食家蔡瀾推薦的東西，他沒有興趣。

我們在採訪中用普通話，閒談則多用粵語。我發現金庸鄉音未改，多次提起家鄉：「海寧地方小，大家都是親戚，我叫徐志摩、蔣復璁做表哥。陳從周是我的親戚，我比他高一輩，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國維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過我的老師。蔣百里的女兒蔣英是錢學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當年我到杭州聽她唱歌。」

我提起圍棋，金庸談興甚濃。「圍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訓，得心悟，得天壽。」之說，他頗為欣賞。「以前我興趣最高的時候，請陳祖德、羅建文兩位先生到家裡來住。在文化界，我們朋友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讓我三子，讓余英時先生兩子，我跟余先生還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們兩個差一點，他的棋癮很大，我請他星期天來下棋，他一定來的。余先生喜歡下圍棋，他棋藝比我好一點。」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說，「余先生的岳父陳雪屏圍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兒，先下一盤棋看看。」我聽了這種「小說家言」，不禁笑道：「我聽余先生講，他和太太陳淑平談戀愛的時候，還不認識陳雪屏先生，是等到一九七一年結婚七年了才正式見到陳雪屏先生。」

金庸提起老朋友黃苗子、郁風、黃永玉的舊事，感慨郁風過世了。對書畫，他時有出人意表的品評，偶爾在家也提筆揮毫，又提起啟功先生：「啟功來香港見我，我寫幾個字請啟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絕不可以臨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風格，一學碑帖，自己的風格完全沒有了。不學碑，不學帖，你的字將來有希望。』我說：『啟功先生，你這句話是鼓勵我。』他說：『不是鼓勵，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風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說：『我碑帖沒有學，但書法極糟。』」

金庸好奇心極重，不時主動問起我採訪過的學者近況。一些學林趣事，他聽得興味盎然。我提起余英時先生的學生陸揚和金庸先生的老師麥大維（David McMullen）相熟，兩人見面時曾細說金庸在劍橋大學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時先生現在戒菸，金庸先生說：「抽菸抽慣的人，要戒很難。鄧小平當年見我，也談到這個問題：『我年紀大了，人家勸我戒菸，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體不好。』」

暢談兩個下午，我恍覺曾經聽說「金庸口才不好」不過是一種誤會，原來只要是他感興趣的話題，講起來也像武俠小說一樣引人入勝。我們的話題焦點始終不是武俠人物，而是學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遠渡重洋的楊聯陞、陳世驤、夏濟安、夏志清，一一道來，如同江湖一樣好玩。

二、金學
江湖上傳說「香江四大才子」是金庸、倪匡、蔡瀾、黃霑。這四位，我都見過。記憶裡，第一個見的是黃霑，並不是談他的歌詞，而是談他參演一部舞臺劇。難忘黃霑帶著朗朗笑聲和不遮攔的粗口，想約他另找時間做長篇專訪，沒想到不久他就去世了。其他三位我倒是都長談
過。

當我跟金庸提起「香江四大才子」之說，金庸即刻說：「這個講法靠不住，不對的。倪匡本來在美國的。倪匡最滑稽了，講笑話。從前寫書的時候，我常常和蔡瀾在一起，我跟蔡瀾講：你講好吃的東西，我絕對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歡的東西我全部不喜歡，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沒有關係，你推薦的東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傑跟我比較投機，陶傑的媽媽是我們杭州人，他父親做過《大公報》副總編輯。」

在「香江四大才子」之後，陶傑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稱。我和陶傑第一次見面是在晚上十二點以後，我問他：「香港誰的文章寫得最好？」他說：「金庸。」我又問：「金庸之後誰的文章寫得好？」他說：「董橋。」金庸聽了我的轉述，微微一笑：「陶傑媽媽跟我同鄉，他爸爸跟我同事，倪匡跟我同鄉，吃的東西差不多。董橋年紀大了，興趣在古董字畫上面了。」

我們聊起當年胡菊人和董橋主編《明報月刊》，各有各的精彩。金庸說：「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訪問過錢穆先生一次，錢先生的眼睛瞎了，報紙、書都是他太太念給他聽。他講話無錫口音，跟我是一樣的口音。」

我便說：「錢鍾書也是無錫人。」金庸說：「無錫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無錫也教過書，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錢鍾書先生送了一套書給我，寫一句『良鏞先生指教』。我說：《管錐編》當中有些我還看不懂。他送給我書，我就寫了一封信多謝他。錢先生寫信很客氣，但是口頭講話就不留情面，很鋒利。」我說：「錢鍾書對陳寅恪的學問就有所保留。」金庸說：「錢鍾書寫東西一點一點，寫《管錐編》不成為一個系統。陳寅恪喜歡成一個系統，自己有前後，成為一個系統不容易，中國歷史研究成為一個系統，這中間一定有毛病。」

一談起做學問，金庸十分醉心，尤其對《紅樓夢》有獨到見解：「一般人不是研究《紅樓夢》，是研究曹雪芹。我認為《紅樓夢》不見得是曹雪芹寫的，完全沒有證據證明是曹雪芹寫的，現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寫幾十萬字，我覺得這個路線可能是錯的。如果最後證明這個小說完全不是曹雪芹寫的，那研究完全是空的。馮其庸先生跟我也是好朋友，但是我沒有跟他談這個問題。需要肯定作者是誰，如果連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沒有用的。」

我說：「現在除了『紅學』，人家還提出『金學』。倪匡先生說，『金學』是他開創的。」金庸朗聲道：「我不贊成有『金學』！」

三、事實不可歪曲，評論大可自由
金庸一生功業，以辦《明報》為重，有人還寫了專著來研究。我說：「聽說您對《資治通鑑》讀得非常熟。」金庸說：「因為那時候《資治通鑑》比較好看，容易看，我小時候在家裡沒有事，看《資治通鑑》像看故事一樣，我覺得文筆好。」我接話：「您也把《資治通鑑》運用到《明報》的領導上來？」沒想到金庸說：「香港是完全的新聞自由。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個電話給我：『查先生，這個問題你明天怎麼寫怎麼寫。』我就把這個電話錄音下來了。我明天去報告英國政府，明天就炒他魷魚了，所以港督是不敢這樣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員想要干預輿論，你錄音下來確定證據，告訴英國政府，英國政府馬上把港督召回。」

我問：「您做新聞的信條是什麼？」金庸說：「英國報人史各特（C.P.Scott）講：『事實不可歪曲，評論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 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實很重要，不能夠歪曲，港督講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情，這個事實不能歪曲，但是評論可以自由。我們的意見可以不同，但是根據的同樣一個事實是不能歪曲的。這一點是我們辦《明報》必要的信條。」

我問：「您從《大公報》出來，到了三十五歲時自己創辦《明報》，重要的緣故是什麼？」金庸說：「我在《大公報》工作時，《大公報》還是獨立、自由的，所以《大公報》被認為是中國最好的報紙。我考進去，當然是希望講真話，後來經過大躍進，全部講假話，我說這個報紙不行了。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它還是講一畝地出五萬斤糧食，我講這是假的，我親自到廣東去參觀過。」後來《明報》還跟《大公報》打過筆戰，金庸說：「他們要來打《明報》，《明報》就退讓，不跟它真正地打。他們打到《明報》門口，工人就把鉛溶化了，放在樓上：你們過來，我們就倒下來。他們也不敢過來了。」

我說：「一九六六年創辦《明報月刊》時，中國正是風雨飄搖的時候。當年您和朋友姜敬寬通信時，就認為《明報月刊》的風格想辦成『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金庸說：「那是很公正，憑良心講話。到《明報月刊》四十年時，我還是講：我當時是拼著性命來辦的，準備給打死的，結果沒有打死，還好。他們覺得我很勇敢，我說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點也不奇怪。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廣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這個環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我問：「您投入到辦報的精力比寫小說的精力更多？」金庸答：「辦報是真正拼了性命來辦的，寫小說是玩玩。」

在聊起報界前輩的近況後，我問：「您跟新聞界的晚輩交流多嗎？」金庸說：「我在浙江大學做人文學院院長，其中有一個系是傳播系，我在演講的時候，有些同學就問我：你在香港辦《明報》很出名，辦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殺掉你，你也不怕，我們現在學傳播媒介，應該取什麼態度？我跟學生講：你們要做好人，不要做壞人，這是唯一的標準。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樣寫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來做的，我是準備把性命犧牲，把報館也準備讓他們鏟掉了。你們現在不能犧牲性命，犧牲報紙事業，你的報紙事業還沒有犧牲，人已經先被炒了魷魚。如果做壞人的話，不做報紙也可以做壞人，男人可以做強盜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寧願做壞人的話，不一定做新聞工作，什麼壞人都可以做。假設浙江一個高官老是貪汙，老是欺壓老百姓，你寫一篇文章美化他，違背良心，這是不可以。這些同學就接受這個觀點。香港的新聞自由在以前英國人統治的時候，跟英國是完全一樣的。」

我問：「您在香港辦報紙和寫小說，最核心的精神是什麼？」金庸說：「最核心的精神是講老實話。中國好的，我就講好的，有人講大話，我就揭穿他的大話。寫武俠小說是為了寫正義的人，好人就講他好的，壞人就講他壞的。社會上有這種人，我就要把他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