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羊人讀書筆記

菩薩不住相布施，其功德不可思量
朱敬一大使傳授「外交官不住相讀書法」
其功效不可思量

朱敬一，身上掛滿總統科學獎、中央研究院最年輕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等無數學術勲章。他是國際知名經濟學者與人口學者，卻也擔任過台灣的科技首長、駐外大使，跨足經濟、科技、外交領域；這大概是古今中外僅見的資歴涉獵。他派駐WTO大使期間 （2016-2019），適逢美中貿易與科技的激烈衝突，這又恰是朱院士經貿與科技專業所能發揮的戰場。朱大使認為

廣泛閱讀是創意外交的根本；
唯有知識，才能豐厚外交官的涵養與應變能力。

朱敬一院士擔任我國駐WTO大使三年多來，以靈巧彈性的「非典型」外交屢創新局，如「蘭花外交」、「書法外交」等，成功跨越語言藩籬，提升台灣形象。超越框架束縛的應變力和開創性，來自龐雜大量的深度閱讀，駐WTO三年期間，他讀了超過三百本書，不是僅僅翻閱，而是通透理解，並且為每本書寫下百餘字至八千字不等的書評，電傳WTO駐團所有同仁，逐步建構團隊的專業素養和戰力。

本書收錄朱敬一大使精選的25篇重磅書評，涵蓋思想、歷史、經濟、政治、貿易、生物、科技和中國研究等，涵蓄多元、雜融百家面向。閱讀不僅是知識涵養的基本功，亦是談判攻防的前置作業，全面理解書寫脈絡，回饋犀利批判，避免落入似是而非的數字陷阱或狹隘史觀的圈套，尋思因地因時因勢的應變之道。

名家推薦：
他往往能批判或進一步延伸讀書的內容，善於說出作者還來不及說出的下一句話。－－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他不拘一格的淵博知識與廣泛讀書經驗，看似遍地開花雲淡風輕，但功不唐捐的，他讀大書拓視野培養了胸中甲兵，有大功於江流石不轉的戰略部署，也有助益於他撒豆成兵的戰術運用。－－童子賢（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

關鍵點評：
－－讀書不是為了「有用」而讀，至少事前不知道有什麼用；但是我們越是不執著於其應用，就越能自然而然地找到應用的方向。

－－國際經貿環境瞬息萬變，在變局中外交官需要快速地調整主軸、改變論述切入點、扭轉合縱連橫的角度等，不能死抱著知識而不知變通。面對中美貿易戰的僵局，小國如台灣，要怎麼辦呢？這個時候，就需要應變，而涵養正是應變的基礎。

－－什麼是民主？民主不只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決策要循一定的程序，民主必須是指「每一代」人民實踐憲政程序的意志不受扭曲、不被壟斷。

－－電子時代的作戰情節、外包晶片如何癱瘓掉敵方的戰機與軍艦，可以參看《幽靈艦隊》一書。如果要防範關鍵時刻的癱瘓，美國幾乎每一個資訊環節都不能假手中國。一帶一路延線的所有國家，幾乎把所有基礎建設完全讓中國代工，萬一將來有衝突，他們幾乎注定是中國的俎上肉。

－－兩隻大象打架，台灣不能只是怕被「波及」；我們是躲不掉的。但是台灣入局並非像是球賽啦啦隊那樣為一邊狂呼口號，而是要冷靜地尋找大象的罩門，全面性發揮我們的專業。

書籍特色

◎朱敬一大使觀透全球政治、經濟和外交戰場的變局與未來
◎讀書救國！開創台灣外交新局的不住相讀書法

（推薦序）
獨於空曲交會之際
王汎森

朱敬一院士的先人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曾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贈魏源，我認為這也可以用在朱院士身上。
朱敬一院士持節WTO三年（二○一六－二○一九），在日內瓦的湖光山色中，一方面為國家的權益盡心盡力，一方面潛心讀書，沉浸於知識累積的喜悅。朱院士在本書的〈序〉中開列了一張書單，是他在日內瓦WTO三年所讀的約兩百本書，其品類之廣，真是令人詫嘆。老實說，除了其中兩、三本外，我竟然連書皮都沒見過。承他不棄，希望我在文集出版之時寫一篇序，我固辭不獲，只好浮光掠影地寫下幾點印象。
首先，朱院士讀書絕不「死於句下」，也不全像朱熹在他的讀書法中一再鼓吹的，敞開自己，在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細讀、熟讀中迴見古代聖人之心曲，而是一種批判性或創造性地閱讀。
在他的讀書筆記中，我最常見到幾個特色：第一，他對書中的要旨與脈絡把握得相當精確，「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黃庭堅）。第二，能以近取譬，迅速地把日常生活世界與學理串連起來，使得理論不再只是抽象的論述。第三，他擅長於清儒汪中所說的，「獨於空曲交會之際，以求其不可知之事。」第四，他往往能批判或進一步延伸讀書的內容，善於說出作者還來不及說出的下一句話。
當然，這本文集中還有若干批評時潮或時政的文字。譬如他對二○一九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犀利批評（學術研究倫理、學術價值、現實應用價值），對台灣稅制的尖銳針砭，對當代世界長期貧富不均的憤怒（Piketty《世界不平等報告》）等等，都反映他關懷時代的用心。
這是一本益人神智的書，我在這裡隨舉幾個例子。朱院士善於做細緻的區辨，如談「功夫」與「格鬥」之不同，功夫大師如想靠格鬥獲勝而取得某種正當性，是誤解了「功夫」的意思。又如區分「學界大咖」與「大學者」；區分「遴選」與「普選」，前者是「拔尖」，後者是「中位數」——拔尖是追求極值，中位數則呈現平庸，所以普選不適合選出追求卓越的大學校長。
他也擅長從時間變化中去掌握問題。他在討論美國、中國、台灣的三角關係時，提醒我們現代國際政治與「地緣」之間幾乎沒有必然的關係。如果台灣仍然迷迷糊糊地握緊二十幾年前的地緣政治概念，是昧於情勢的。當年美中台「大三角」的關係變了，由三角抗衡變成是美中「摔角」，台灣必須從leveraging的賽局中轉變到參與pivoting的賽局。
當然，朱院士是賦稅專家，長年為了租稅的問題與各方論戰，這本讀書筆記中對於如何實踐賦税公平的方面談得特別多，這一部分超過我的專業，尚請讀者參看，體會朱院士經世濟民的心境。
我特別同意朱院士「應不住相讀書」的信念。他在書中反覆問：「你說，這些書有用嗎？」、「你說，讀閒書了解雜亂知識有沒有用」，他反覆強調讀書涵養正是應變的基礎，又說「外交官不住相讀書，其功能不可思量」，這充分發揮「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的道理，也是莊子「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意思。謹向讀者推薦。
 
二〇二〇年一月於南港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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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好牧人必不致拋棄他的羊
－－序《牧羊人讀書筆記》

童子賢

恭喜朱敬一老師要出新書了！一位朋友戲稱朱老師「又來逼大家讀書」，也戲稱：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二年出書一次）朱敬一的讀書筆記總是份量十足營養豐富，二年讀書何止百本。朱老師讀書之餘神馳宇宙，胸有感慨，夜不能寐，遂執筆萃取書中精華再佐以腦中視野胸中懷抱而下筆，如長江黃河滾滾而成《牧羊人讀書筆記》。他說他是「牧羊人」，因為這三年他是台灣派駐日內瓦WTO（世界貿易組織）大使，在風景優美的日內瓦萊蒙湖畔各國經貿使節環繞下，正是台灣少有的正規國際舞台，而朱老師三年來一直在為台灣這個經貿外交舞台做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而如書中自述，他不拘一格的淵博知識與廣泛讀書經驗，看似遍地開花雲淡風輕，但功不唐捐的，他讀大書拓視野培養了胸中甲兵，有大功於江流石不轉的戰略部署，也有助益於他撒豆成兵的戰術運用。
朱敬一新書名為《牧羊人讀書筆記》，自有他類比蘇武牧羊十九年持節塞外威武不屈的自謔與自況趣味。我默查他又有亨利．梭羅《湖濱散記》中二年獨居瓦登湖畔簡樸生活刻苦如雲遊僧般，遂能得出「公民不服從、非暴力抗爭、廢奴主義……」諸般深刻的哲學體悟。亨利．梭羅在瓦登湖濱是北緯四十二度，朱敬一在萊蒙湖畔是北緯四十六度，分別位處美國麻薩諸瑟州、瑞士日內瓦州，其地北國針葉林風光，迥異於南國亞熱帶椰林風情，更不要說蘇武牧羊遠在會凍死人的北緯五十三度貝加爾湖畔。深刻哲思當起於冰雪吹襲天地蒼茫時刻，我能默查北國胡地玄冰邊土慘裂只聞悲風蕭條之聲的境界，理解牧羊人的夜不能寐的哲思。雖說日內瓦城湖畔環境優美，但總非台灣北緯二十四度、四季如春的慵懶舒適，牧羊人朱敬一白天有時周旋於各國大使之間談判，有時絞盡腦汁案牘之間思考策略，到了夜間一卷在手，讀書神馳，當是幸福之事，若能紅袖添香侍候磨墨當然更佳（這就只能當是聊齋誌異了！不必期待當真），但有勃艮第香貝丹在手也行（這當然是唾手可得的幸福），這樣一杯在手，就擁有了類似當年湯瑪士．傑佛遜出使法國，替北美革命爭取國際奧援的紅酒智慧了。歷史淵源人文薈萃之地的日內瓦，對基督教影響深遠的喀爾文思想誕生於斯，法國革命影響深遠的盧梭「社會契約論」誕生於斯，《牧羊人讀書筆記》誕生於斯當非巧合。
此書中令人感慨的內容很多，比如提到了數學大師丘成桐的讀書與自傳，比如提及人文思想大師余英時的淵博與謙謙風範。其中丘成桐院士是少年早慧天才學生，也是中央研究院有史以來最年輕入選的院士，他在二十八歲破解了數學難題「卡拉比猜想」（極有助於物理艱深的弦論與統一場論的理論推導驗證），他三十四歲獲得有數學諾貝爾之譽的費爾茲獎，青年成名望野國際。但是丘院士自傳The Shape of a Life: One Mathematician's Search for the Universe's Hidden Geometry敘述在少年時代他在父親影響下，廣泛讀書的樂趣與經驗，捨棄通俗小說開始涉獵唐詩、宋詞、《紅樓夢》與王國維《人間詞話》，也閱讀歌德的《浮士德》，成年後他還能忘情的背誦吟詠，丘院士曾提筆為文論證自己思索數學哲學時曾得力於少年時廣泛閱讀王國維與《紅樓夢》等文學作品，擴大了他胸襟視野與思維方式，此後微妙而深刻的影響他做數學研究的方法的感想。這些故事令人感慨的是，對照現在的數位時代，唾手可得的知識變得碎片化，知識的獲得看似容易其實變得沒有主軸而難以捉摸。我們這一代親身參與了數位時代的建構，下一代卻容易形塑成「生於深宮之中，長於谷歌之手」的知識與智慧的失落的一代。其中的迷失在於數位時代帶來生活方便、資訊霸主、傳播快速……有種種好處並且極大的改變了文明的面貌，但是讀書碎片化、資訊食指化的淺薄之處也令人尷尬不安。年輕一代若安逸在谷歌大神溫暖懷抱中，只靠著一指神功，而不去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其實是窄化了視野閹割了經驗，只能活在資訊霸主的虛擬世界，只在神壇下「隨香跟著拜」，會作了善男信女而不自知。
書中也提到漢寶德建築大師談美、提到「世界不平等報告」與論證遺產稅的社會正義問題，書中提到達爾文生物演化……。但我深刻感受的仍然是人文思想家余英時院士的深刻治學和處世哲學。書中提到思想界大師余英時院士受朱大使所託，為日內瓦大使館年度蘭花展揮毫寫字，其間所下的深刻功夫令人動容。余院士為了下筆有適當應景的詩詞，一夜不眠不休翻遍《楚辭》與《全唐詩》，找出九首與「詠蘭」有關的詩歌。這種真功夫苦功夫令我輩汗顏。《全唐詩》我也曾在少不更事學生時代自以為喜愛「全書」類大部頭而試過，沾沾自喜挑戰過威爾杜蘭的《世界文明史》之後，曾忍不住好奇心，往圖書館浩瀚書海中尋找，看到《全唐詩》在書架時倒抽一口涼氣，全書有二十五冊，蒐集有詩詞四萬八千首，慘綠少年拿著白色筆記翻閱抄寫，之後試過幾次頹然而廢。感覺是比枕頭厚比金庸練功還凶的挑戰，才體悟到自己只是一時蠻勇，非真正有方法有方向就不要往此山行了，然後課業繁重暑假已過，正好拿來作藉口知難而退。當代學子，誰會像余英時院士一樣傻到親自翻遍二十五冊典籍呢？但也要問，有誰能像余英時院士一樣有深刻功力，能自四萬八千首詩中翻閱一夜「準確定位」八首詠蘭詩呢？在浩瀚詩海中「憑印象」一夜尋覓捕捉到所要找的，不是曾經下過真功夫苦功夫是辦不到的！（揮毫九幅，另外一首來自《楚辭》）。我們受啟發的是，知識不只資料的堆積，知識也不只是資訊的搜尋。善用搜尋引擎與磁碟機很好，資料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物總要為活人所用的。個人電腦動輒2TB磁碟記憶，汽車動力動輒三百匹馬力，但總要為人所主宰而不要機器來主宰人。機器終究只是工具，人是主人而不是機器的奴隸，智慧與視野，不會為機器所主宰，還是要一步一腳印的認真學習的走過來。
朱敬一吾師，通人也！讀書萬卷，學識淵博，風骨錚錚之士。朱敬一吾友，美食家也！識美酒善熬醬汁，又肯桿麵皮作手工肉包凡五百枚且手藝不凡。朱敬一教授，經濟學家也！秉深厚學養，常針貶時事，生年不滿百長懷千歲憂，憂國、憂民、憂稅制不公、憂宗廟傾圮。
這就是朱敬一，他是讀書人，秉良知見不得假有古君子之風。但愛說真話恐也有「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之嘆。這就是朱敬一，他的本行是「經濟學家」但更像一位思想家，他也愛講「老闆，他在玩你的鳥」的鸚鵡學舌笑話，自娛娛人，也消遣不思考只愛鸚鵡學舌的經濟學者。這就是朱敬一，讀文章識其人，看他對理念執抝又癡情，不禁有斯人獨憔悴之慨，看他老在現代學術圈刺幾下，老在當前經濟政策與稅制上，談憂慮政策帶來黑暗面，不禁讓人捏把冷汗又感嘆有俠義之風。這就是朱敬一，看他議論稅法堅持租稅正義，看他指點江山獻策廟堂，令我學生晚輩萌生既羨慕又同情的矛盾，既羨慕其才情，也生「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的同情。
他離開了三年多來努力經營的日內瓦經貿外交圈，以我輩友朋關懷角度來說是可喜可賀（因為人人知道朱敬一工作起來是拚命三郎），如今「掛冠可作伴梅人」不亦快哉。雖然以國家知人善任、惜才愛才角度來說，是十分可惜的。
但無論如何，現在返回台北離開萊蒙湖畔，日內瓦少了一位勤奮工作的朱敬一，台北知識圈則多了一位美酒小菜談笑風生的大院士。出了新書，書中內容雖然涵蓋廣闊令人敬畏，但我們也都歡迎他的導讀、鞭策，因為我們都相信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必不致拋棄他的羊。
是為序。

二○二○年春於台北
（本文作者為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

代序：外交官的涵養與應變
二○一六年初民進黨再度取得政權之後，內定的行政院長林全前後找過我兩、三次，希望我接任「中華民國駐WTO大使」一職。第一次當面邀約，我說回去考慮一下，大約一週之後我以簡訊回覆婉拒。又過了一個多月，他再打電話來，說大使擬聘名單要送上去了，他還是覺得我比較適合WTO，問我要不要再考慮。我的回答仍然是婉謝，這是第二次婉拒。再過了十幾天，開車時又接到林院長電話，他說大使名單與高層討論後只對WTO大使人選有意見，希望再來問我一次。這已經是第三次詢問了。基於種種當時情境的考量，我是在非常特殊（或是完全不期待）的情況下做了「外交官」。順便一提：除了這個駐WTO大使一職，執政團隊沒有任何人給我任何其他職務要約，我也沒有提出過任何職務要求。台灣的一些媒體或媒體人喜歡「作文比賽」，我對於「毀人不倦」的䶢金病一向懶得理會。
我說對擔任外交官「並無期待」，完全沒有貶抑的意思，而是因為我的個性並不喜歡交際應酬，而在印象中，外交官總是免不了交際應酬。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有話直說」是朱某人的註冊商標，用英文描述就是blunt，某些議題說了直話更是有點不禮貌。對於學術界看不慣的咖，我平常連同場同框同桌都覺得彆扭，遑論與之「交際」？但是外交場合為了國家利益，哪裡容得了我任性？因此在剛接任大使的前幾個月裡，我幾乎是強迫自己耐著性子，做一些幾十年下來不喜歡做的事。三年之後回頭看，當時自己對於「外交」的理解恐怕失之粗淺，所以也趁這個機會，做些修正。

什麼是外交官的涵養？
什麼是「外交」，不需要我來定義；維基百科裡對於外交的歷史緣起、功能特色、正式與非正式外交、外交豁免等，都有詳盡的介紹。但是「外交是什麼」與「如何做好外交」，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我是經濟學研究者，算是熟悉國際經濟體系與經濟學理論；我做過科技首長、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了解科技發展與產業，也對台灣官僚體系的運作了然於心。但是如何將經濟學與科技產業的知識背景「融入」外交場域，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裡可以先說結論：我認為做好外交官，只有四個字，涵養、應變。仔細一點分析，應變又來自於涵養。所以外交官的本事，就是以「涵養」二字為根基。
可是這說了不是等於沒說嗎？「涵養」又是什麼呢？記得2000年總統大選辯論時，民間的提問代表黃崑巖教授提出一個問題問各個候選人：「請問什麼是教養？」當時的幾位候選人都未能提供理想的回答。事後，黃教授應出版社之邀，寫了一本書《黃崑巖談教養》，至少給了一個他認可的答案。黃教授說，「教養如風」；我們很難描述「風」是什麼，但是風吹拂面，臨拂之人都能清楚感受。這有點像是孔子說的：君子之德風，風行草偃。教養難以名狀，但是一個人有沒有教養，「對方」一定感受得出來。
一般人的教養可能比較強調德性禮儀：應對進退之節、談吐做答之禮、會議互動之度等等。但是外交官所需要的涵養更強調知識面，才能在進退、談吐、會議時，尋找到合理合宜的理想切入點。外交是有布局主題、有戰略方向的，而不是漫無目的地清談殺時間。這些主題、方向，背後當然有其知識背景。如果外交官需要在某些議題上合縱連橫，則需要與合縱連橫的對象「談得上話」，甚至在某些議題中，找到自己國家與交涉對象國家之間的交集。這些都需要因地因時因勢因事的知識。沒有豐富的背景知識，絕對難以在應對進退之際讓對方感受到「拂風」。這種拂風的本事，就是我說的外交官涵養。

WTO大使需要什麼知識涵養？
在WTO這樣的多邊經貿場域做外交官，除了應對進退的禮儀，也需要兩種特殊的專業知識。其一，是國際經濟的運作邏輯與運作實況，諸如哪個國家向哪個區域進口出口哪些品項、哪些國家對於哪些進出口品項極為敏感、哪些國家在哪些產業有清楚的紅線政策、哪些國家善於走經貿遊戲的巧門等。這些，都是國際經濟的實然面、現況面。不明乎此，難以言之有物。
其二，是WTO這個多邊場域的運作規則，包括一般關稅貿易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一般服務貿易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補貼與反制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爭端解決（Dispute Settlements）規則等廿幾部協定，都是一九九四年依馬拉凱許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s）建立的框架內容，是建構WTO運作的遊戲規則。在WTO工作的外交官，當然要了解此地的遊戲規則。
WTO各國館員幾乎人手一冊前述廿幾部規則的彙編，同仁們稱它為「WTO聖經」，隨時帶在身邊。但由於世界經濟環境一直在改變，所以WTO會員總是在談判新的協定，希望在「舊約」聖經之外，還能逐步增修「新約」聖經內容。新約與舊約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有一則瑞士知名鐘錶的廣告詞說：To change the rules, you must first master them；意思是：你要先熟悉駕馭舊規則，才可能對規則做出有意義的改變，建構新規則。
我完全不同意這種邏輯，甚至認為這是庸才的通病。事實上，一旦某人想要master the rules，我認為十之八九他已經沒有改變規則的野性與衝勁。想要熟悉規則的人，通常再也難以改變規則。

靠廣泛閱讀，尋找改變契機
我的看法是：新的貿易規則來自於新的經貿環境。我們對於新經濟環境一定要先有充分了解，然後才有能力去彙整新規則。規則只是工具，要理解「將被新規則規範」的新環境，才是真正的關鍵。當然，這個新環境不只是經濟面，也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互動與衝突，因此也需要了解國際政治與地緣政治的局勢。
為了幫助自己迅速進入狀況，我自二○一六年起開始購買、閱讀一大堆的相關書籍。最早的兩本是The Misadventure of the Most Favored Nations與The Genesis of the GATT，他們與狹義的WTO規則及歷史背景有關。接下來是各式各樣的中英文包山包海雜書，包括The Wise Men、《大鴻溝》、《扭轉全球危機》、《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歐洲的心臟》、《棉花帝國》、《拯救資本主義》、Mission Failur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大查帳》、《蔣廷黻與蔣介石》、《數位革命》、《凱因斯對戰海耶克》、Amsterdam、《從漢城到燕京》、《血淚漁場》、《人類大命運》、《意外的國度》、《普丁的國家》、《中共攻台大解密》、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弱滋味》、《開瓶》、《四騎士主宰的未來》、《稀世珍釀》、《最後一次相遇》、《基本收入》、The Billion Dollar Spy、Ghost Fleet、《中國的亞洲夢》、《金錢密界》、《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我們人民，憲法根基》、Dealing with China、《黃禍》、《天才、瘋子與大字典家》、《巨龍的胎動》、《戰後台灣的歷史記憶》、《閃電擴張》、《最寒冷的冬天》、《誰賺走了你的咖啡錢》、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最低水果摘完之後》、Information Rules、《卑鄙的聖人－－曹操》（十冊）、Who Rules the World?、《櫻桃的滋味，阿巴斯談電影》、《余英時回憶錄》、《在風暴來臨前》、《拚經濟》、《逆風台灣》、《出賣中國》、《世界是這樣思考的》、《滾出中國》、《說理I》、《說理II》、《世界不平等報告》、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未來地圖》、Emissions Trading、《注定一戰》、《反轉地球暖化100招》、《黃金時代》、《雨》、《人工智慧在台灣》、The Shape of a Life、《拆哪》、Comparative Social Evolution ... ，再加上五十餘冊紅酒漫畫《神之雫》，這些書之雜之多，真的是族繁不及備載。
這些約兩百多冊的書，我不是僅僅翻閱，而是一本本認真讀，並且每本寫下百餘字至八千字不等的書評，電傳WTO駐團所有同仁，然後將書籍捐出放置於圖書室，供同仁借閱。兩百餘冊書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用到外交部公務預算，其他都是我自己購買取得，捐贈給駐團。倒不是因為我來自學術界喜歡讀書，而是希望建構一個有專業知識涵養的團隊，如此才能擴大戰力。

讀書有助理解美中貿易衝突
讀這些雜書為什麼有助於外交工作的「涵養」呢？我講不出什麼絕對的道理。但是用幾個例子，應該就能清楚描繪。請注意：我不是要說「讀A這本書對於處理Z這件事有用、讀B書對於處理Y有用」。讀書不是為了「有用」而讀，至少事前不知道有什麼用；但是我們越是不執著於其應用，就越能自然而然地找到應用的方向。幾十年來這是我一貫的看法，名之為「不住相讀書」。不住相讀書，就自然而然能夠孕育涵養。
例一，Ghost Fleet是一本描寫未來美中軍事戰爭的小說。那是一場涉及電子偵測、飛彈導引、衛星偵查的科技戰，其中關鍵之一，就是中國在開戰之前十幾年，已經透過各種美國電子元件外包的機會，將間諜晶片（spyware）植入美國的衛星、通訊、控制、武器等設備。於是中國在開戰後一舉癱瘓美國的通訊作戰系統，美國只能挨打。美國後來能夠反擊的武器，只有「不用現代晶片」的傳統電磁砲。這部小說，加上Thucydides的《注定一戰》論、《中共攻台大解密》，你說，對於理解美中之間關於「華為」的鬥爭、科技的鬥爭、5G、6G的鬥爭，有沒有幫助？
例二，《金錢密界》是基於巴拿馬報告（Panama Papers）的資料所寫。表面上看，它只是揭發各個國家官商名人藏在海外的私房錢。但是書中也清楚描繪：像是蘇聯、中國這樣原本集體主義的非市場經濟，一旦往開放市場走，必然會產生諸多尋租（rent-seeking）的機會，而且這些機會必然由原本掌握權力的黨、政高官裙帶取得。因此，許多公司雖然表面上看是私人的，其實卻是「普丁好友的」、「中國共產黨高幹的」，公司取得政府補貼易如反掌。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假民營」公司，我們怎能了解俄羅斯與中國的經濟運作？這些資訊與《世界不平等報告》相佐證，你說，是不是有助於我們對「非市場經濟」、「政府補貼」、「透明度」等WTO議題的了解？
例三，《血淚漁場》是台灣記者的深度報導、調查報導，記述台灣漁船公司招募東南亞漁工，出海遠洋捕魚，長時間處在「不人道對待漁工、剝削漁工」的邊緣。WTO場域目前正在漁業談判，涉及非法捕撈、漁業補貼、魚群耗竭等嚴肅課題。《血淚漁場》這些故事，加上兩年前歐盟給我們的黃牌制裁，你認為會不會對於我們的漁業談判立場，有相當幫助？

讀書能豐富與外國人的互動
例四，《說理I》、《說理II》談的是修辭學。作者整理出不少辯論的法則，配之以生活的應用，是我看過最活潑生動的修辭書。但是不只如此，這本書告訴我們自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以來，辯論與說服性演講就是政治外交場合正式訓練的一部分。因此，修辭與辯論不是「巧言令色鮮矣仁」的瑣碎角色，而是大開大闔的戰術運用。此外，在《蔣廷黻與蔣介石》、《卑鄙的聖人 -- 曹操》中也有外交官說理的精彩描述，不但要說服外國人，也要說服若干國內的笨蛋長官。你說，它對外交官有沒有用？
例五，《神之雫》漫畫五十餘冊、林裕森所寫的《開瓶》、《弱滋味》、陳新民寫的《稀世珍釀》、楊子葆的《葡萄酒文化密碼》，都是在台灣赫赫有名的葡萄酒專書。在歐洲各地交際應酬，幾乎逢餐必飮，紅酒、白酒、香檳；不同葡萄品種、不同國家、不同產地、不同年份等資訊，龐雜卻也有軌跡可循。你說，外交官了解這些知識，是不是有助於其與外人之交際應酬？
例六，《愛與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是以色列大文學家艾默思．奧茲（Amos Oz）的作品。其描寫的內容，是作者自幼至長的所見所聞、成長環境等。由於他的成長伴隨著以色列的建國與發展，讀此書就能體會、了解猶太人的苦難與愛恨情仇。一年前，我打電話約以色列大使吃飯，台、以兩國久無邦交，她的祕書本來狐疑詢問：要談什麼主題？我請祕書回覆：要聊聊奧茲，結果以國大使立刻答應，而且改成她請客。過去一年多，我儼然像是亞洲「頗能理解欣賞猶太文化」的少數朋友。此外，《櫻桃的滋味：阿巴斯談電影》討論西方電影、《拆哪》談中國電影，你說，這些書對於了解與比較異地文化，有沒有幫助？

讀書有助尋找戰略切入點
例七，《數位革命》是二十五年前的老書了，由MIT媒體工作室的元老Nicholas Negroponte所寫。書雖然老，但是作者對於數位時代bits與atoms角色轉變的描述，仍然是今天WTO數位傳輸免稅（moratorium）的論述基礎。但是WTO的外交人員多年來「不識廬山真面目」，向來只想到bits傳輸之利，沒有考慮到在bits在數位空間（cyberspace）居然也能產生貿易障礙。我們如果不讀懂數位革命的精髓，永遠不能了解規範實體空間貿易障礙的GATT為什麼已經不敷使用，也難以想像數位空間貿易障礙（cyberspace trade barriers）長什麼樣子。
以上這本書是早期的數位觀察，但是《四騎士主宰的未來》、《閃電擴張》、《人工智慧在台灣》、《未來地圖》、Information Rules則刻劃更多現在與未來的數位世界。在電子商務日益發達的時代，你說，這些書對於WTO的相關談判，有沒有用？
例八，《最寒冷的冬天》描述韓戰始末，從McArthur的誤判，到美軍反攻的浴血之戰。我們大概可以了解美國如何由韓戰、越戰逐漸體會George Kennan「圍堵」政策的極限。這樣的圍堵，是當年「地緣政治」下的思考，如今在科技戰、貿易戰、匯率戰、5G戰等非關地緣的新戰場，美國還能不能有「圍堵」的新觀念，值得思考。相關的地緣政治書包括The Wise Men、《意外的國度》、The Billion Dollar Spy等。從地緣政治的圍堵到5G與華為產品的圍堵，你說，這些書有用嗎？
例九，《反轉地球暖化100招》、Emissions Trading都是與碳排放交易、全球暖化有關的書。WTO先前有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EGA）的擬議，但是功敗垂成。你如果去看看EGA的內容，就知道只談goods不談services，根本解決不了全球暖化的問題。前述兩本書給我們啟發，了解歐洲人與美國人認知的差距，也知道服務業在減碳中扮演的角色，更掌握：在EGA中加入services，會產生有助於抑制碳排放的機制，有可能將EGA起死回生。我們往這個方向移動，或許可以產生關鍵影響。你說，這些書有沒有用？

讀書也有助於「應變」
例十，《余英時回憶錄》與丘成桐所寫的The Shape of a Life分別是人文、科學兩位大師的自傳。這樣的書怎麼想都與外交無關吧？其實不然。大學教授成名之後讀書時間也受到壓縮，雖然余、丘二人是終身學習，但是我認為他們在研究所階段兩年、三年的時間，是打下深厚基礎的關鍵。我自己在過去三年發瘋一樣地閱讀，是個難能可貴的機緣，幾乎像是個廿幾歲的研究生，努力浸淫在國際貿易、國際政治的環境中。台灣駐WTO團在此地其他代表團眼中，幾乎是公認的「超級專業團」，新想法與新突破層出不窮。你說，讀閒書了解雜亂知識，有沒有用？
以上用了不少篇幅描述為什麼讀書有助於充實外交官的涵養。但是國際經貿環境瞬息萬變，在變局中外交官需要快速地調整主軸、改變論述切入點、扭轉合縱連橫的角度等，不能死抱著知識而不知變通。以最近三年為例，全球最大的經貿課題就是美中貿易戰。這個貿易戰一開始是從「課關稅」揭開序幕，但是隨後就發展到中國的強迫技術移轉、非市場經濟、政府不當補貼、匯率操控、留學生竊取實驗室資訊、ZTE與華為禁運、逮捕孟晚舟、中國的開發中會員地位、中國民營企業裡的黨委書記、中國的網路管制與電子商務、美國杯葛WTO的司法體系人選、美國期望強化WTO會員通知與透明度⋯。這些，全都是因為美中大戰而牽動的新議題。
相對而言，WTO的舊議題則幾乎全部停擺。例如，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但是法國總統馬克宏卻宣示「沒有巴黎協定就沒有貿易協定」。美國喜歡雙邊談判，因此原本進行到一半的複邊服務貿易協定（TiSA, 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即觸礁。美國杯葛WTO司法體系（appellate body）AB人員更新，於是該體系形同癱瘓。美國在WTO所提的所有與中國有關的議題，中國全數反對。由於WTO是共識決，因此這樣的僵局注定會使WTO難有成果。面對這樣的僵局，小國如台灣，要怎麼辦呢？如果WTO對任何議題都難有共識，經貿外交官能怎麼辦呢？這個時候，就需要應變，而涵養正是應變的基礎。

經貿談判既重結果也重過程
其實WTO自二○○一年杜哈回合談判以來，已經十幾年沒有什麼具體談判成果了。這樣的困境，早年當然與一百六十四個會員之間歧異性太大有關，而近年則是歸因為美中之間的貿易摩擦。許多人觀念轉不過來，認為談判沒有共識結論就是一事無成，其實不然。談判既希望結果合意，也要在過程中交朋友。有時候，如果明顯預見談判不會有結果，則我們反而更應該把注意力投注在過程。
例如在談判A提案時，許多傳統公務體系的官員，都是用「A提案若通過，會不會對國內x y z三個產業或是領域產生衝擊」這樣的思考，去評估建議「我國是否應該接受A提案」。
但是傳統公務人員不在談判會場，他們往往無法評估A提案取得共識的機率。此外，傳統承辦人員也會擔心A提案萬一通過，他們是否會因為x y z的衝擊而受到責難。因此，任何提案交給傳統公務體系照正常的分析，絕大多數情況他們都會建議「不要同意A案」。
但是我要強調：既然美中之間已經劍拔弩張，「你的提案衝著我，我一定反對」、「我的提案衝著你，你也一定反對」的態勢明顯，則許多提案通過的機率都趨近於零。既然如此，我們國內主管機關所做的利弊分析，其利弊真正會實現的機率，也就趨近於零。用粗俗一點的白話文說：不會發生的事，還分析個屁？這個時候，我們賦予傳統利弊分析的權數應該大幅降低，而要把重點放在「過程」；我們應該儘量在過程中獲得國家利益，而不要只看「反正不會通過的」提案。這，就是應變。

學問為濟世之本
如前所述，我認為讀書幫助我們深化涵養、幫助我們了解形勢、幫助我們領略其他國家的關鍵利益、當然也幫助我們知所應變。許多人總覺得「學問為濟世之本」是句口號，像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一樣，騙小孩子去讀書。北海牧羊三年，我更能體會讀書之為用。而且我們要記得：讀書要「不住相讀書」，不為特定目的地廣泛閱讀。
雖然我們兩百多本書百分之九十沒有用到公務預算，但是那僅有的百分之十，偶爾還是會遇到蠢蛋的問題。有一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主計人員來函電詢問：購買XX書給同仁閱讀，「對於外交有什麼幫助」？對於這種後段班提問，我的回應是：拚命閱讀「如何寫作文」，反而對作文沒有幫助。
《金剛經》說：「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牧羊人說：「外交官不住相讀書，其功效不可思量」。知識豐富涵養，而涵養為外交之本！

推薦序：
獨於空曲交會之際／王汎森
好牧人必不致拋棄他的羊／童子賢
代序：外交官的涵養與應變

通識基本功

「經典」是恆久的「當代」－－讀《余英時回憶錄》
丘成桐院士的「宇宙幾何」
《漢寶德談美》，牧羊人談「功夫」
米其林於我何有哉？
經濟學家讀生物演化
「學界大咖」與「大學者」，差別在哪裡？
評論「大歷史」撰寫的兩個嘗試

廿一世紀經濟學

《窮人經濟學》—解決貧窮或是「研究」貧窮？
由《世界不平等報告》，談遺產贈與稅
從《富稅時代》評論二○一七稅改
解析台灣不同階層的所得來源–讀三本與「不公平」有關的書
為什麼Amazon拿不下紅白葡萄酒的零售市場？

政治與圈套

說兩則關於吳音寧的故事
「永續發展」與九二共識
大學校長遴選的「反向選擇」問題

中國症候群

《中國的亞洲夢》能實現嗎？－－從韜光養晦到一帶一路
《出賣中國》與《金錢密界》的結合
一個富裕但不民主的國家
《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讀後

全球化與WTO

WTO的諸多問題，怎麼解？
「地緣政治」過時了嗎？
網路經濟可以「封鎖」嗎？ -- 讀《經濟學人》專論有感
自由貿易之外，究竟該不該有「產業政策」？
全球化下的「異形」勞資關係

「經典」是恆久的「當代」
－－讀《余英時回憶錄》
《余英時回憶錄》書分五章；後三章分述余先生在北京、新亞、哈佛三處的求學、研習閱歷，前兩章則是年幼的鄉居生活與抗戰期間對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的一些觀察。

余公對共產主義的觀察
後三章關於余公求學研習的經驗，確實是平鋪直敘，把點點滴滴的用功、投入、機緣，都描述得清清楚楚。我自己的初階學習經驗大抵與余先生相若，都是在美國研究所的前幾年投注極大的努力，奠下還算實在的基礎。這些基本馬步功夫一開始自己並不知道有多大作用，但是在步入研究生涯後，卻能隱隱然發揮功用。扎根功夫就像是機器的軸承、齒輪，是機器能不能禁得起高速運轉的關鍵。我們在引擎低速運轉階段還不能體會其重要，但是到了轉速提高、運轉密集的時候，齒輪軸承的重要性就自然浮現。這些體驗，我在此暫不深論。
余先生在回憶錄前兩章對於共產主義與共產黨的體認，主要是來自於年輕時直接的鄕間觀察，以及稍微年長後對中華文化與馬列論述的參照比較。關於前者，余先生的一手觀察是：分明是一股殘暴的地方土匪，單純為了奪權目的收編到新四軍，既沒有共產理念也沒有解放期待；陳獨秀等知識菁英在校園裡鼓吹的共產革命理想，顯然與鄕村的共產革命現場大相逕庭。
關於後者，余公觀察諸多中國文化的底藴特質與包容歷史，認為「均平」思想並不必然與中國社會文化衝突。既然中國社會並非與之抵斥，也大可不必用激烈的革命手段來強行植入。硬要強行植入共產革命，反而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相對於極權中國，我相信「台灣」對余先生最大的意義，就是其民主、自由的社會環境。在最近幾年中共壓制香港民主自由日亟之後，台灣幾乎成為華人社會的唯一淨土，余先生當然珍惜、當然支持。過去幾年，我有若干次機會與余公聊起中國的未來以及台灣的走向，他的教誨我謹記在心，卻仍未能完全消化。許多媒體訪問余公，總是會帶到「台灣／中國之間未來發展」的問題。每當大師說出類似「極權必不長久、內部遲早生變」的話，報社就可以放在頭版頭，小記者遂能交差。但是由《余英時回憶錄》可知，余先生對共產黨的觀察，比較注重個人經驗與社會文化的思辨，較少論及「極權必不長久、內部遲早生變」的背後邏輯推理。也許我自己的國際政經閱讀與這兩三年的外交經驗，能夠提出一些觀點與補充。

記憶力驚人的余公
余先生回憶錄對於中央研究院的記述殊少，我想把余公在中研院的點點滴滴，做個補記。已故的費景漢院士，大概是早年最欣賞我研究論文的長輩；他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就常找我瞎聊。有一回費老跟我說：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院士，他只佩服兩個人，其一是張光直（考古人類學家，已故，大概是當時唯二中研院人文組院士能夠選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其二是余英時。兩人名字最後一字（時與直）韻聲相近，非常好記。費院士是小孩子脾氣，從來不去思考「只佩服」幾個字的得罪人後果，就只是把「感覺」實實在在講出來。「只佩服兩個人」，這對當年四十歳的我而言，是個極少聽到的描述。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一直想找機會與這兩位泰斗級的人多親近。我問費老，張光直先生與余英時先生的貢獻各是什麼呢？費老就侃侃而談，把張先生在殷周考古學、中國青銅器考古發現多在禮器等特殊的意義解說了一番。然後講到余英時先生，就沒有那麼言簡意賅了。費老補充：他每次跟余先生談話（他們在Yale有同事重疊幾年），他都覺得極有收穫，好像有撈不完的寶藏，「你有機會應該多和余先生聊聊」。
余先生的腦子裡埋了多少寶藏呢？舉幾個例子可能比較清楚生動。一九九八年我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後，有幾回在某個院士被提名人的討論中，余先生都很客氣、謙虛地呈現了他的驚人記憶。何炳棣先生是第六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年齡比余先生還要大上一輪多，是人文組最資深的歷史學長老。有一次，為了一件院士提名案，何先生對被提名人的宋明理學見解提出了一些評論。由於余先生看法不同，於是在接下來的發言中余老不厭其煩地，從宋代某甲給某乙在某年所寫的某信，講到某丙某丁在其後哪一本著作如何與之呼應……，對何先生一一批駁陳述。這些都是現場偶發之回應，絕對不是先前準備好的講稿。
余先生對各筆史料如數家珍，說完最後致歉「擔誤大家時間，掉了一些書袋」做結尾，現場一片安靜，而年長的何院士也不再置一詞，討論結束。

中央研究院人文院士的精神領袖
那一次交鋒之後，大概誰是人文組院士的「精神領袖」就不證自明，任何人都一目了然。然而余老從來不以領袖自居，待人總是謙和、求助總是幫忙、言語總留餘地。但是，武林只要有高手出頭，難免就會有一些毛毛躁躁的小伙子想上前挑戰。余先生曾經對「新儒家」的一部分見解有些批評，結果就引來幾位年輕人點名叫陣，用字遣詞也不怎麼客氣。
挑戰者三番兩次囉唣之後，余老只好「引經據典」回應，刊於《當代》雜誌上，把對方的錯誤謬見一一點明，條析清楚再無疑義。當然，在我們旁觀者眼中，這些文字交鋒就像是武打片中「一方餵罩門給另一方打」一樣，消暑解渴。有一回在中央研究院步道上巧遇余老的一位學生，當時他已經是研究員。我們開玩笑討論前述文字交鋒的結論是：對於記性如此好、知識如此深不見底的余公，千萬不要跟他打筆仗！切記切記！這位研究員說：「看看那位挨打的，慘不忍睹啊！」
在過去十年中，因為女兒、兒子都在美國東岸求學之故，我常有機會去紐澤西造訪，都順道去余府串門子。每次拜訪余先生，我總想挖出一些他的庫存知識寶藏。有時候和他聊聊新儒家，有時候談談他對共產黨與共產中國的看法。我與他聊天是沒有目的的；如果一定要說目的，就是我打從心底有「喜歡被知識震撼」的期待。
記得有一回為了要聊他的新作《朱熹的歷史世界》，我硬是先把他上、下兩冊硬邦邦的新書讀了、想了，也提出了我的問題。我請教，他書中引用了千百則史料或書信，有許多都只是一時一地一人一事的隻字片語，他焉知這些雜陳無關的資料，可以搭配互佐呢？千百則資訊又要如何串接呢？有什麼指導原則呢？余先生說，資料引索串接一則是治學經驗，另外則是他希望他所提出的詮釋，能夠「極大化歷史解釋力」。我現在回憶的名詞未必精準，但是當時我非常驚訝，因為「極大化歷史解釋」這幾個字，幾乎就是統計方法上的最大概似推定（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這可是我頭一回從人文學者口中，聽到如此的「科學方法論」。

通儒治學，信手拈來皆如意
余院士專研思想史，但是他們那一輩的人，常有「通儒」的內功。我偶爾聽某位教授把某篇文章從某個「社會學理論」切入的文學評論。聽或讀到這樣的文學評論，我都覺得坐立難安，好像扭了脖子或是大腿抽筋，渾身不自在，似乎是硬要把文本「塞進」某一個既有的文學理論框架。後來有機會略讀余老所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感覺其對比分析自然順暢，既合乎文本也切契結構。如果真要看文學評論，我只想讀這種有血有肉有氣的作品，不要看那些會抽筋扭脖子的鬼扯文學評論。
余老跟我說，那本紅學評論只是他的「消遣」，算不上什麼研究。我背過頭向朋友做了個鬼臉：乖乖，有這種「消遣」？這不是氣人嗎？我有一個姊姊是珠算心算的高手，她以前說她等紅綠燈時候的消遣，就是把前車車牌號碼的六位阿拉伯數字自乘。這種消遣，對我們這種「兩位數乘兩位數心算」都感到吃力的人而言，不也是氣人嗎？我想余老的紅學消遣，恐怕是許多知名大學博士生三、五年的苦工吧。
過去十年之間，我大概叨擾了余府好多次，最近一次是二○一八年一月，當時我任台灣駐WTO大使，拜訪過後，我們回顧前一年的WTO辦蘭花展的經驗，覺得年復一年一定要別出心裁。去年的蘭花展震撼人心，今年呢？大家慢慢調整構思，就逐漸出現「蘭花加書法」聯展的規劃。要做成這件事，就得央求余公幫忙了。

蘭花書法展，請大師出馬
在自己做駐外大使之前，真的不了解我們外交處境的艱難與痛苦。我們經常聽到「中共打壓」，但是切身感不強烈。一定要等到你自己受到打壓，你才可能體會那種痛、那種幾乎是本於尊嚴的憤怒。我們當兵時政治作戰課程中所描述的「仇匪恨匪」，當初覺得是口號一句，現在才知道是不少外交官近乎真實的感觸。常駐WTO代表團，幾乎是台灣在國際社會唯一的正式舞台；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在這個合法舞台上讓人驚豔呢？我們爭名稱、爭主權，當然是為所當為。但是我們在經貿專業社群（如WTO）整天吵名稱，是會惹人嫌的。台灣有沒有什麼強項，不會惹人嫌卻又能為我們贏得尊重呢？
我給余先生寫傳真，希望他「幫忙呈現民主台灣的書法之美」。余老當然了解台灣的外交困境，也希望用種種方法，呈現民主台灣的美好。我們都知道，「書法」所築基的繁體中文，是台灣與中國的重要文化分野之一。簡體字因為濃縮了文字架構，當然也就妥協了書法藝術。我打算從此切入，把台灣的蘭花與書法藝術之美一次呈現。
蘭花加書法能否成功，其關鍵就在於書法的贊助者是否有代表性、是否願意共襄盛舉、能否在書寫內容上與蘭花相搭配。我先問余先生贊助支持的可能性。原本誠惶誠恐，沒想到余老一口答應。一旦中研院人文組精神領袖余老拔刀相助，邀請其餘丁邦新、金耀基、杜正勝、王汎森四位院士，就相對容易些了。
余老不但答應寫下墨寶，甚至以身作則到令人感動。當初，我希望受邀的五位院士，其書法內容能夠與蘭花展相搭配。余老為此廢寢忘食，聽余師母說，是「熬夜到晚上四點才睡」。師母說，他從《楚辭》開始翻起，一路找到唐詩，挑出其中與蘭花相關的，然後再擇其優者寫為書法，總共有九幅。對於這位「還不知道Google有搜尋功能」的老院士而言，一夜遍翻群籍已經是他所能做的極限了。不止如此，余老師就其所擇，還篇篇做成筆記－－關於書法詩詞的背景、關於作者、關於年代，然後，將所有筆記寄給我們。

躬親慎事，令人感佩
余公筆記先說前言：「囑為蘭展寫字，已成九幅，都是古人詠蘭的詩。第一首出於《楚辭》〈九歌〉，是最早的作品之一，其餘八首則從《全唐詩》（共收四萬多首）中選出，而唐則是中國詩的黃金時代，最具代表性。宋以下詠蘭已成風氣，雖美不勝收，但我不能多寫了。」
寫完前言再各篇解釋背景。例如，〈九歌．少司命〉：「詩衛風有芄蘭之葉，而朱子以為不知所云，故中國詠蘭之作，當以《楚辭》為最早。」又如，唐太宗芳蘭：「詩以有唐一代為最盛，時詠蘭之作絕少大家為，李杜元白皆未見於集中，《全唐詩》僅八首而已，李世民為之始。」余公怕我們看不懂行草，每幅字還另抄正楷以為比對。其他點注，請見附檔。
余老就是這樣的精神令我們讚歎、驚佩、感動。展覽結束之後，原作寄回，余先生又傳真給承辦的三等祕書：有沒有你喜歡的哪一幅，可以送給你！這位祕書受寵若驚，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平易近人的精神領袖大院士。
容我再多說一點：如果叫你去找與蘭花有關的唐詩，不准用Google，你要怎麼找？你怎麼知道要從《楚辭》開始找起？唐詩上萬首，你總要有點印象，誰曾經寫過什麼與蘭花有關的詩之類，才能開始「找」吧？Google幫我們把搜尋門檻降低了，任何智商157開根號之輩，就可以搜而尋之。但是這種完全靠演算法（algorithm）堆砌出來的搜尋結果，沒血沒肉，對於研究或是文化智識的累積，有什麼幫助嗎？我認為完全沒有。搜尋引擎也許可以節省余先生的時間，但是卻完全無助於人文知識的累積與成長。

人文累積，成就通儒
這就是我想說的：人文知識就是要靠研究者逐步的「自我累積」，慢慢成形，沒人幫得上忙。但是這種自我累積的過程，卻是實實在在，看似緩慢，然而由點倏然成面，渾然貫通。我覺得，現在的科學教育知識被切割灌輸，恐怕是再也培養不出余先生這樣的通儒了。我一向喜歡與余先生聊天；每一次談話本身，就像是在閱讀經典。余先生大我超過兩輪。但是經典的定義就是：經典是恆久的「當代」（a classic is a contemporary of all times.），兩輪年齡差距，算不了什麼！
電影《一代宗師》有句對白：功夫，兩個字；一横一直。我認為「人文學者」也就只有兩個字：或通或滯。余公之後，我找不到庶幾乎近的通儒型漢學研究者。要彌補這個空檔，絕對不是獎勵問題，而是教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