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與布克哈特：對話中的兩個精神世界（簡體書）

《尼采與布克哈特》是德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馮·馬丁（Alfred V. Martin，1882-1979）撰寫的一部論述尼采與布克哈特思想的德語專著，1941年在瑞士出版。
布克哈特是19世紀歐洲文史大家，與尼采是同時代人，但一直以來，國內學界對布克哈特缺乏足夠認識。在本書中，馮·馬丁將尼采與布克哈特並舉，一方面總結了布克哈特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將其與尼采思想進行對比，從而讓讀者對布克哈特有更全面的認識。

尼采與布克哈特，一個是傾向人文理想的人本主義者，另一個越來越成為人本主義的對立面，他們是兩個對立的精神世界。我們的全部注意力就放在對這個主題的論述上，即論述何者在生平和個性方面具有更高更普遍的意義。我們想瞭解的是，這兩位人物如何借助其內在本質，而必然對另一方產生影響。
本書突出一種超個體和超歷史的旨趣，這或許讓讀者獲悉兩者生平事蹟的願望落空了，但說到底，尼采和布克哈特只是時代的代表罷了，他們兩人最終理解的精神史就是“為獲取精神價值的奮鬥史”。

阿爾弗雷德·馬丁（Alfred V. Martin，1882-1979）是德國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也是德國社會學創始年代最後一位代表人物，以歷史社會學和文化社會學研究見長，先後于法蘭克福大學、慕尼黑大學和哥廷根大學任教。1932年，迫於政治局勢，馬丁失去了大學教職，轉而對文藝復興表現出了學術興趣，同時，他對納粹政權持明確的反對立場，《尼采與布克哈特》（1941）一書由此招來了納粹新聞界的攻擊，《雅各布·布克哈特生活和思想中的宗教》（1942）的第一版則被蓋世太保沒收。
馬堡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迪爾克·克斯勒（Dirk Kaesler）如此評價阿爾弗雷德·馬丁：“基於他的懷疑論秉性，即使在1945年之後，他仍然是大學裡的孤獨者。他晚期工作的一貫主題是社會與個人自由之間的緊張關係。”
社會學家賴納·萊普修斯（Rainer Lepsius）對阿爾弗雷德·馬丁的評價是：“他有意識地為自己所知道的價值觀服務，蔑視一切權力，鄙視適應性的技巧和策略，將個人獨立性視為優先於制度影響力。”

1. “經典與解釋”尼采注疏集新書，劉小楓教授長文作序推薦。
2. 本書作者阿爾弗雷德·馬丁是德國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也是德國社會學創始年代最後一位代表人物。他對納粹政權持明確的反對立場，本書及其另一部著作《雅各布·布克哈特生活和思想中的宗教》（1942）曾一度遭納粹當局查禁。
3. 本書是關於尼采與布克哈特，乃至20世紀初的精神史。兩人在人文主義上的對立立場，彰顯了現代性的內在張力。

第二版前言

尼采與布克哈特的關係，被尼采本人罩上了一層重要友誼的傳奇式光環。尼采的妹妹繼而虔敬地延續了這一傳統。――她這麼做很可能是出於真誠。約埃爾（Karl Joel）最先正確描述了這兩個男人在世界觀方面的要點，貝爾努利（Bernoulli）關於歐維貝克的著作，繪製出了第一張表現他倆的人際關係圖，此圖除去了往昔被塗抹的種種色彩。對貝爾努利此作的評論猶如廓清陳說的風暴刮進官方“檔案”有意擴散的沉悶空氣中。
自此，對此論題的探討儘管尚不充分，但還是表達了一些切中肯綮的見解。薩林（Edgar Salin）近期做了一個全面的論述，正是他的論述方式直接挑起他人的反駁，原因是此文一開始就把布克哈特置於一個依從他人的位置上：薩林將尼采對布克哈特的期許拔高為精神要求，而後者被衡量未達到此要求。故意被忽略的是，尼采和布克哈特在人文思想方面原本就是不同類型的兩個人。
一個是取向于人文理想的人本主義者，另一個越來越成為人本主義的對立面，他們是兩個對立的精神世界。本文的全部注意力就放在對這個主題的論述上，即論述何者在生平和個性方面具有更高更普遍的意義。
這個不到一年便問世的新版沒有理由做重大修改，也不顧及那些對本文論述尼采和布克哈特“事實上的正確性”擁有批評權力的抗辯和異議。另一個問題自然是“最終真相”了。一位文藝批評家（此君站在遠處發議論）甚至說，尼采“被漫畫化”了，布克哈特被曲解了。
首先，有關布克哈特，只需提及菲舍爾（Eberh.Vischer）教授（巴塞爾市）的不當言論就已足夠，他完全出於一時的衝動，對他不認識的作者寫信道：他，以及與他年齡相仿仍健在的人過去都聽過布克哈特講話，都很瞭解布克哈特，他們對本文“如此妥善地”“理解和描述”布克哈特深表“敬佩”。而新教神學家波爾內曼（D.Wilh.Bornemann）教授――他從1898年至1902年作為歐維貝克的繼任者在巴塞爾市任職並間或對布克哈特問題發表過意見――也出於一時衝動，迫不及待地對他也不認識的作者說，他完全同意本文觀點。假如本文的陳述遵循了這位文藝批評家“原始的”“極端天主教”傾向，那麼，“完全同意”是斷難成立的。
此外，學界也提出質疑，對尼采的論述是否特別切中“本原核心”和尼采“本性”的“關鍵點”？但答案要麼一味肯定，要麼肯定的答案也不一致。尤其受質疑的是，從尼采的浪漫天性（與布克哈特的古典天性相反）看，對他是否應從類型學方面去理解：“爭論的真正平臺”展現在“生命哲學”這個問題上（與人本主義的“精神信仰”相反），這個觀點在本文中確實占了不少篇幅。以“浪漫天性”為出發點，本文的論述選擇了這一具有決定意義的途徑，這絕非偶然。“生命”業已成為“浪漫主義流派”的核心概念。
杜爾森（Carl Dyrssen）曾指出柏格森（Bergson）哲學與早期浪漫主義的關係密切；而對於尼采哲學，上文提及的約埃爾也做過方向性的指點。
約埃爾在強調布克哈特的“古典”天性時，有人對於文中未提“不和諧”而感到遺憾，布克哈特為了達到其（“後疑難問題”）超然淡泊，必須首先克服“不和諧”。那麼在本文中，這一點雖未完全被忽略，但也只能粗略陳述，原因是，遺傳學上的東西若非具有典型性，就很難進入類型學範疇。本文中，一切的關鍵是強調主要特徵，由此不可避免導致“許多個人突出的特點”丟失：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文所展現的就不是“完整的”布克哈特，也不是“完整的”尼采。
誠然，任何陳述無一不受其觀察角度和方法的局限。由本文基本理念所產生的敘述形式，其局限也隨之而來，以至尼采和布克哈特“總以夥伴的身份”出現，他們各自……在對方的本性中有所映現。當布克哈特“健康的寧靜、根植于傳統的自信……與尼采頗成疑問的各個方面形成強烈反差……，當一切都把尼采同19世紀初的頹廢思潮聯繫起來”，人們是否會對這種對比的方法提出異議呢？這是否也會促使人們思考並進而得出結論呢？
當然，人們可以堅持這一立場：
像尼采這樣具有極高天分的人，有權利要求別人在評論他時須符合他自己的準則。
布克哈特肯定也有這樣的權利。人們必然拒絕雙重肖像的寫法，認為將兩人分開並給予特殊的闡述才合理，只有這樣，各人才受到“完全公正的”對待。然而，評論界恰恰從本書中尼采與布克哈特“具有典型性的對話”中發現了這種陳述方式的特殊魅力。經過深思提出上述疑問的人們，本來想獲悉尼采和布克哈特的生平事蹟，可惜他們這個願望勢必落空。但是，在本文突出一種超個體和超歷史的旨趣時，他們的願望就成為次要的了。――評論界對這個論斷大體認同。 “在論述布克哈特與尼采的關係時”，闡發另一種推動時代的超越時代的可能性前景，說到底，尼采和布克哈特只是時代的代表罷了。正如有人最近提出一個概念：他倆最終理解的精神史就是“為獲取精神價值的奮鬥史”。
指出本文中錯誤（事涉蓋米勒，Heinrich von Geymüller）的巴塞爾市諸君，本書作者向他們謹致謝忱。他們是希斯（Ed.His）教授和菲舍爾教授。此外，根據出版社意願，文本儘量不做改動。所以，插進的各種補充也載在附錄中。

一 私人關係

對尼采和布克哈特的來往信件和其他有關證據做公正審定的人都看不出二人關係中真心友誼的跡象，雙方關係有嚴重的不對等。尼采在外表和內心總是渴求布克哈特的友誼，而布克哈特則表現出冷淡和自矜（儘管熱度稍有變化）：顯然，兩人意識中原本就存在一種緊張心理。尼采雖然總是幻想著克服這種緊張，但他不得不經受失望連連的體驗。他的思想演變引領他離開他倆原來尚屬一致的基礎越遠，他的失望就越大，直至兩人的思想和人際關係產生不可避免的（雖是默默呈現的）危機和實際的破裂。
當布克哈特早已緘默地退避之時，尼采還在吹噓那“偉大的恩德”，亦即吹噓巴塞爾年代造就了他與布克哈特“真誠的過從甚密的關係”，然而這種“真誠”只能說是單方面的。至於尼采早期的言論，說他與布克哈特共處時的“真正美好的感覺”只有與極“少數”幾個人的共處可比，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尼采一再搜索枯腸，在致布克哈特的信中尋找恰當的稱呼，聊表他的情感需要，而且不觸碰布克哈特那顯露無遺的疏離意願和客觀現狀。他希望布克哈特說一些尼采對布克哈特懷有的情感，比如“感恩的、永恆的忠誠”“誠摯的信賴”“偉大之愛”等，至少在信的末尾提一提，然而這種希望也落了空，布克哈特總是很少有變化――用常規套話回應，不涉及私人，語氣生硬而無懈可擊。

尼采在信中一再貿然要求同布克哈特當面交談：“噢，您要是在這裡該多好！！”而在布克哈特那裡，人們讀不到類似的話。就在尼采精神崩潰前的3個月，他在一封信的附言中乞求：“您的一句話就會讓我感到幸福。”是時，布克哈特保持慣有的沉默已經兩年了。

原因何在，尼采心知肚明。他早就“預感”到，他的文章“刺痛”了布克哈特，《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比此前出版的書刺痛更甚。布克哈特只是對他確認：“您給凡人出了難題”，“此次更是為難了他們”。每當尼采給布克哈特寄奉新作，他心裡都有些“惴惴不安”，不知是否應請他“再次”陳述“己見”。
尼采面對攻擊和挑戰布克哈特的哲學家們，以《不合時宜的沉思》第二部分為史學家布克哈特的人品做道德層面的“辯護”。此書對布克哈特是否真的產生過影響？儘管他的禮貌和謙虛的方式讓人會意，尼采這一類“辯護”本無必要。
自此，布克哈特便開始他那一再逗樂的“對不起”，說他“頭腦無哲理，貧乏”，繼而又以兩人年齡差距大的暗示，說這顆“老邁的”腦袋情有可原，所有的哲學範疇“大大”超出它的理解力（因史學家眼界狹窄而受“局限”，因年老體衰而“弱化”），他“一輩子”過得太“膚淺”，“這把年紀”已是“老態龍鍾”，所以他“跟不上趟”。
然而，布克哈特對尼采所論之事心知肚明；說到尼采的論述方式，布克哈特坦率承認，那種方式極易引起他內心的“恐懼”和“暈眩”，仿佛瞧見對面那個莽撞的攀岩小夥“在最高岩峰間勇敢無畏地四處攀登”，“老者”（他在辭去教職前的12年就如是自稱）受到“恐懼”和“眩暈”的襲擊。他從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那本書裡已感到那“暈眩的岩峰”地帶；兩年後，尼采的《朝霞》又給他類似的感覺。“有些東西甚至讓他厭惡”――這事被尼采“猜中”後，他也就索性承認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終於使布克哈特“動怒”，以至他起先想在信中這樣寫：從“現在”開始，只要尼采在場，他就得小心“保持沉默”。
只因為他把草稿中這句話壓了下去――與他的謹慎做派相宜，所以在尼采與他下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晤面時，布克哈特只“說了”寥寥數語，且口氣怪異，對此，尼采感到驚詫。其實，布克哈特僅想逃避而已。“關於《查》書必須對尼采說點什麼”，這對布克哈特而言的確是一件“尷尬”至極的事――當尼采試圖說服自己相信這是一種“玩笑”的窘境，並設法加以克服之時，他對此狀況自然就很難會意了。
兩人自此再沒見面；整整兩年之後，布克哈特給尼采寫了最後一封信，信末在“致崇高敬意”後，草稿中本來有“忠誠地忠實於您的××”，他有意降調改為“一貫地忠實於您的××”，委婉表達其沮喪情緒，認為這樣才合適。尼采後來給布克哈特惠贈其作品，這事讓布克哈特更加“尷尬”。尼采的妹妹――不顧二人那眾所周知的趨勢仍對所有涉及其兄之事加以美化――對於這“尷尬”只說是“有所察覺”，那是1895年她在巴塞爾拜訪布克哈特時“無法回避的”事。
尼采與布克哈特的交往一直，或者說從一開始就只局限在某些確定的而且大多是狹窄的範圍內。布克哈特晚年做了補充說明，證明他們的“交際”局限在“不經常的”討論上，而且他早期也只說他與尼采“迄今”不過是“交談交談”而已。他還說自己缺乏“哲學天性”，所以很難“說出”尼采“語言”的要旨。布克哈特由此進一步引申，說他自尼采受聘去巴塞爾時就已“認識到”這種交際滿足不了“尼采的想法”，所以尼采一輩子渴求布克哈特友誼的努力總是適得其反――姑且不談布克哈特作為叔本華的門徒自然在哲學領域絕非泛泛之輩，而當時的尼采也是緊緊依傍叔本華哲理的。
如果說尼采對布克哈特這位“教育者和行善者”“偉大的、最偉大的導師”懷有“深切感謝”和“虔敬”之情，直到他開始精神錯亂時對布克哈特的稱呼從不可探究的心靈底蘊升出一個“你”來，同時感覺布克哈特就在自己的“上方”，那麼，他的意圖無非就是對布克哈特“無比尊敬”的紀念，最後通過文章為自己樹立一座豐碑而已。
但他早已知道，這是一種不幸的愛。他把布克哈特對《朝霞》的回應稱為一封“無言以對、令人沮喪的小信”；布克哈特對他所講的一切，離他是那麼的“遙遠，遙遠，遙遠”。確實，布克哈特離尼采現在的見解異常遙遠，所以不再另外給他寫信，最後封了筆。尼采給布克哈特奉寄《善惡的彼岸》，數日後布克哈特對此書表示了感謝，這就是他寫給尼采最後的話。
尼采承認，他身邊的“落寞”（silentium）此時劇增。自此只有尼采還繼續給布克哈特寫信。在布克哈特斷絕與他通信後，尼采還將他和泰納（Taine）視為“暫時還是他的唯一讀者”――當然只是為了補充說明：《善惡的彼岸》根本於他們不宜。然後，他心明眼亮地洞見了自己的悲劇：“此為孤寂：沒有任何人與我共享我的否定和肯定。”
事實的確如此。因為布克哈特在一些事情上採取有別於尼采的否定和肯定，所以他只能採取顧及別人的態度，亦即以沉默顧全他人。
洛德（Erwin Rohde）的確曾是尼采的密友，他不同于布克哈特，早早就躲避了尼采。事情的進程與這裡所講的類似。
其後果是，一度真實存在的友誼無可挽回地破裂了。這表明，像布克哈特和洛德這樣的人本主義者必然會與尼采後來所走的道路分道揚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