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

以採行實證的研究方法，
聚焦於「譯者」的翻譯實踐與媒體的關係。
藉由釐清譯作的原文出處與版次的差異性等，
建立文本比較的基礎研究。
同時關注譯本生成的歷史條件與文化環境，
並參閱西方翻譯理論，
深化議題性的討論。

全書共分七章，研究對象主要選擇吳坤煌、楊逵、龍瑛宗、鍾肇政、葉石濤、陳千武等台籍「翻譯者」，進行他們翻譯路徑的分析，發現戰前的譯者在日本左翼的報章媒體上，藉由翻譯「代表╱再現」殖民地台灣。政權更迭的戰後初期，本土知識分子利用翻譯進行文化傳播，並將中國知識再脈絡化。戰後的譯者則將台灣戰前的日語文學翻譯「重置」(re-place)到戰後當代中文語境的脈絡中，並扮演著再脈絡化的角色(contextualizer)。從台灣新文學史的發展歷程來看，他們譯作生產的社會脈絡(context)，以及在翻譯實踐過程中如何轉換個人的文學能量，均展現出高度的各自文化能動性。

王惠珍
台灣台南人，日本關西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任所長，曾任教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專長為龍瑛宗文學研究、台灣殖民地文學、東亞殖民地文學比較研究等。著有《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2014)，編有專書《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論文集》(2011)。學術論文有〈譯寫之間：論戰後第二代省籍作家鄭清文的翻譯閱讀與實踐〉、〈記憶所繫之處：戰後初期在臺日僑的文化活動與記憶政治〉、〈一緘書簡藏何事：論戰後龍瑛宗的生活日常與文壇復出〉等。

導論
近幾年筆者一直關注台灣日語、跨語作家們在翻譯領域的文化實踐活動，發現他們在台灣文壇裡除了從事文學創作之外，也經常被當時的媒體主編賦予「翻譯者」（the translator）的角色，然而，這樣的文化身分卻鮮少被論及。在台灣的翻譯知識系譜中，戰後台灣外文學門以英美文學為尊。「日語」在國民黨的抗日史觀中，被視為台灣人「被奴化」的表徵，但它同時也是台灣民間另一種反國民黨極權統治的知識話語，東亞文化區域內另一種交流的「共通語」。「日語」在台灣的文化歷史脈絡中，成為與時俱進不斷被賦予多重政治文化意義的語言。目前雖已有研究者關注到日治時期外來思潮譯介的情況，但論及台灣翻譯知識時，仍多強調來自中國、日本、西方橫向移植的影響關係，以中國五四傳統和歐美文化的翻譯傳播為主，鮮少關注島內縱向繼承的問題。因此，筆者將試圖重新檢視台灣作家的「譯者」身分，釐清他們在實際的翻譯實踐中如何「再現」（represent）台灣。
單德興在〈譯者的角色〉裡定義，翻譯就是語文的再現，而翻譯者就是語文的再現者（representer），薩依德指出知識分子在「代表╱再現」他人時，其實也「代表╱再現」了自己的觀點，認為「作為再現者的譯者（也是某種意義的知識分子──至少是具備兩種語文知識的人），在代表╱再現原作（者）時，其實也代表╱再現了自己」。在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台灣譯者在其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他們又面臨怎樣「再現」的問題？戰前日語譯者吳坤煌（1909-1989）和楊逵（1906-1980）在日本左翼的報章媒體上，藉由「翻譯」如何「代表╱再現」殖民地台灣？在政權更迭的戰後初期，本土知識分子利用翻譯如何進行文化傳播，和中國知識的再脈絡化？冷戰時期龍瑛宗（1911-1999）等本省籍譯者如何利用對日的宣傳雜誌《今日之中國》，翻譯「再現」戰後1950、1960年代的台灣當代文學？1970年代之後，跨語世代的譯者如鍾肇政（1925- ）、葉石濤（1925-2008）等人在翻譯實踐中如何成為日語世代與中文讀者的中介者（mediator），成為二者之間的溝通者（commuicator）與傳達者（expresser）的角色？他們如何將台灣戰前的日語文學翻譯「重置」（re-place）到戰後當代中文文學的脈絡中，扮演著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角色（contextualizer）？解嚴後，葉石濤、陳千武（1922-2012）如何將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1908-1999）的文學以翻譯的形式重新回收到台灣新文學的範疇中，讓西川滿的台灣書寫重返台灣文學場域？
在翻譯研究的領域中，韋努隄（Larence Venuti）認為盛行的翻譯研究、評論、教學與出版所採用的都是「工具性的翻譯模式」（an instrumental model of translation），即其所謂的「工具性主義」（instrumentalism）。此種模式與主義所重視的是原始文本，基於本質論的思維，預設了原文中有其「不變之處」（invariant），要求在譯文中加以複製或轉移，以期製造出語意上、形式上與效應的「對等」（equivalence），並且傾向於馴化的翻譯策略，盡其可能符合譯入語的風格與成規，強調譯文的流暢性、可讀性與透明性，但卻忽略翻譯過程中的物質性、文化條件、社會背景與歷史脈絡。譯作經常依附在原著之下，漠視譯者的角色與貢獻，譯者隱沒其中，使得翻譯研究在學院中長期處於邊緣位置。台灣學界鮮少注意譯者的存在，更遑論非學院派的民間「日語譯者」，其文化位置更是邊緣的邊緣，以至於他們的譯業長期受到漠視。因此，當我們重新探討台灣的殖民歷史或後殖民文學譯本時，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和評價這群譯者在戰前跨殖民地（trans-colonial）的翻譯活動和戰後跨時代、跨語際縱向繼承的翻譯活動？他們在此翻譯實踐中如何彰顯譯者的能動性（agency）和建構台灣民族文化的多元意涵？希望藉由本書各章節的討論，讓這些「譯者」能夠「再現」（reappear），釐清台灣作家在翻譯實踐上的文化特殊性，及其譯業對台灣新文學發展的歷史意義與文化貢獻。
目前台灣國內翻譯理論多源自於「英美文學」領域的譯介，並運用於文化研究領域的討論而備受關注，翻譯研究甚至成為台灣外文學門的顯學之一。然而，外文學門的研究者大都聚焦在中國清末西學東漸的過程，分析西方文化知識中譯的翻譯現象，並對西方翻譯理論提出質疑和反思。然而，對於台灣內部因被殖民的歷史而衍生的特殊翻譯現象卻鮮少關注。因此，筆者將反身自照，借鑑這些翻譯理論重新檢視屬於台灣在地的翻譯經驗，進行具有在地性的理論詮釋。
近年來坊間出現數本西方翻譯理論的譯介評論選集，皆是當前備受學界關注的翻譯理論，發人省思，對筆者釐清台灣翻譯文學的研究議題頗具啟發性。其中的「目的派」之漢斯．弗美爾（Hans J. Vermeer）認為翻譯是一種行動，而行動皆有其目的性，因此翻譯要受目的的制約，譯文好不好在於能否達到預期的目的。「忠於原文」並非是唯一的選擇，而是視其目的而決定選擇哪一種翻譯行動，即「翻譯」、「意譯」、「編譯」或「忠於原文」。戰後跨語作家的翻譯政策，其文化政治的目的性皆鮮明可見，但是在檢閱制度的規訓下，為了不牴觸政治禁忌和規範，譯者必須調整翻譯策略藉以達到翻譯的目的性。
伊塔馬．埃文─左哈爾（Itamar Even-Zohar）認為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本身亦有其層次。在台灣的文學場域裡，西方翻譯文學占據了核心位置，日本文學次之，台灣島內日語作家的譯作，經常在讀者欠缺台灣歷史認知的情況下，被誤讀成「中文」作品。另外，台灣跨語作家又多身處於台灣文壇的邊緣位置，因此，「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成為「長銷」全集自然是可預期的。但，左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塑造多元文學中心部分的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角色。綜觀解嚴前後台灣民族文化論者，為了塑造台灣多元文化的內涵，譯出台灣日語文學、在台日人的文學與戰前有關台灣原住民、庶民文化踏查的文化成果，藉以挑戰被定為一尊的「中華文化」。1970年代台灣鄉土派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中，處於邊緣弱勢。戰後在這波譯介戰前台灣文史資料的過程中，主流媒體《聯合報》的「聯合副刊」，在論戰後雖亦想參與這個翻譯文學的生產活動，但跨語作家仍仗其語言優勢，主導此項文學翻譯的工程，翻轉彼此的關係建立某種合作關係。到了1990年代本土化的潮流已勢不可擋，他們又繼續譯介曾是具有政治禁忌的「在台日人」的文學，這樣的翻譯實踐展現了台灣新文學如何從「幼嫩」、「邊緣」、「弱勢」到走向多元性的歷程。

導論
第一章　吳坤煌在日的文化翻譯活動：以1930年代日本左翼雜誌為考察對象
前言
一、旅日福爾摩沙青年吳坤煌
二、日本左翼同人詩刊中的台灣詩人
三、在日本戲劇雜誌的台灣評論家
四、左翼雜誌中殖民地資訊的報導翻譯
結語
附錄：〈現在的台灣詩壇〉與〈台湾詩壇の現状〉的增刪情況
第二章　1930年代日本雜誌媒體與殖民地文學的關係：以台灣╱普羅作家楊逵為例
前言
一、東亞作家的文化交流
二、與日本媒體建立的合作模式
三、日本文壇文學議題的參與
四、殖民地台灣社會的報導與批判
結語
附錄：1930年代楊逵在日刊物發表目錄
第三章　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場域中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前言
一、政治性的翻譯：官方日語書籍的譯介與出版活動
二、翻譯的政治性和社會需求
三、日語通俗文學的出版與譯介
四、左翼文化人的譯介活動
結語
附錄一：戰後初期「台灣藝術社」出版品（社址：台北市太平町二段八十五號）
附錄二：中華日報日文版「家庭欄」與婦女議題相關的文章
第四章　1960年代台灣文學的日譯活動：《今日之中國》的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
前言
一、《今日之中國》的發刊背景及其編譯者
二、戰後省籍作家的創作與翻譯實踐
三、選譯外省籍作家的作品類型
結語
附錄一：省籍作家刊於《今日之中國》的小說作品目錄
附錄二：外省籍作家刊於《今日之中國》的小說作品目錄
第五章　析論1970年代末台灣日語文學的翻譯與出版活動
前言
一、再發現台灣文學的歷史條件
二、報紙副刊作為譯介傳播的載體
三、遠景出版社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
結語
附錄：《民眾日報．副刊》（1979.01-1979.12）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譯作
第六章　1980年代葉石濤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
前言
一、翻譯的政治性：日本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的改譯
二、翻譯的大眾商業性：日本推理小說的譯介
三、翻譯的自主性：韓國短篇小說選集的擇譯
結語
附錄：葉石濤譯作《地下村》相關之刊出資料表
第七章　後解嚴時期西川滿文學翻譯的文化政治
前言
一、日本遣返者文學中的台灣書寫
二、戰後西川滿的文學活動
三、戰後西川滿文學在台的翻譯接受史
結語
附錄：戰後西川滿文學在台翻譯年表
結論
參考書目
論文出處一覽
後記

第一章 吳坤煌在日的文化翻譯活動：以1930年代日本左翼雜誌為考察對象
前言
從1920年代中期起日本普羅文學家就開始意識到，在日本文壇的普羅文學運動中，殖民地文學存在的必要性。日本普羅文學聯盟的任務規定中，第七項目之五，特別標舉子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帝國主義的文化支配之闘爭」，指示：「我們的目標畢竟是在於揚棄民族文化，樹立國際文化，絕非是建設民族文化……我們非得為在朝鮮、台灣、關東州等地民族文化的自由戰鬥不可。」（《NAPU》2卷11號）日本左翼運動者積極地拉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壓迫者，以期團結各方勢力對抗、鬥爭帝國主義，其中文學結盟是他們最有效的方式。
台灣（1895）雖比朝鮮（1910）早十五年改隸被編入日本帝國版圖中，然而，朝鮮日語作家卻比台灣日語作家更早活躍於日本文壇，早在1920年代日本普羅文學團體的機關誌《戰旗》、《プロレタリア文化》等刊物中，就可見金斗鎔（1903-？）、李北滿（1908-？）、金龍濟（1909-1994）、安漠（1910-1958）等知名朝鮮左翼文化人士的創作，包括文學創作、論述或介紹朝鮮文學、演劇等。
1931年滿洲事件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對左翼運動的鎮壓更形激烈。然而，根據白川豐的研究歸納，1930年代前半台、鮮殖民地作家的作品在日的曝光率卻未降反升，其理由是因為：「當時是日本文壇的交替時期，有必要從『外部注入』殖民地作家的異色文學。殖民地作家方面又利用這種狀況登上日本文壇，訴諸故國的殖民地現實。」這些雜誌因而設置「地方特輯」、「地方消息」欄位，提供殖民地作家發表的空間。他們的論述與主張藉由這些雜誌媒體的流通傳播，讓日語讀者理解台灣、中國、朝鮮各地受壓迫者的現實情況，期待募集對殖民地議題關心的日本讀者大眾。
社會主義思潮在當時是代表新興、前衛、進步的思想，同時也是殖民地知識分子抵抗殖民政權的重要文化武器和思想材料，同情受壓迫者的處境的日本左翼知識分子，是他們對抗壓迫者的重要盟友。他們也藉由各種管道不斷地吸收、輸入日本左翼文藝理論建構殖民地文學，例如：楊逵在建構台灣的普羅大眾文學論述的過程中，進行社會主義思想在地化，從「接收」德永直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到「背離」，轉而趨近貴司山治的「文學大眾化」，從中我們可見日本左翼理論在台灣在地化的過程和變異，其中也彰顯出楊逵在「擇譯」過程的作家主體性。殖民地知識分子除了「輸入」日本左翼理論之外，他們如何譯介殖民地文化和社會實況的資訊「輸出」亦值得關注。殖民地的日語作家似乎很有意識地扮演起譯介「外地╱地方」文化資訊的報導人角色。他們「積極地將日語作為武器，正面拿出策略性的姿勢」，進入「日語帝國」預設他們的「日本讀者」進行文化翻譯，在被稱為「雜誌的世紀」的大正昭和時代，藉由雜誌媒體的傳播力，進行殖民地知識的傳播流布，進入日本帝國的讀書市場內，形成多元的影響與交流關係。
1930年代台灣日語作家中與日本左翼文化團體關係最為密切者，當屬楊逵（1906-1985）與吳坤煌（1909-1989）兩人。楊逵因小說〈送報伕〉一作榮獲《文學評論》的徵文獎進入日本中央文壇，但吳坤煌在日本文壇卻未曾得過任何文學獎項，作品以詩和評論為主，產量不多。1939年便前往中國謀職，未直接參與台灣戰爭期的文學活動。因此，在台灣新文學史上並未受到特別的關注。直至下村作次郎著手研究《福爾摩沙》青年們之後，利用挖掘的一手文獻史料，釐清了吳坤煌與朝鮮左翼知識分子金斗鎔、舞蹈家崔承喜（1911-1969）的交友關係和他在日本的中、台、鮮文化交流圈內所扮演的角色後，才讓我們對吳坤煌在日的文化活動有較完整的認識。另外，金史良（1914-1950）也在他寄給龍瑛宗（1911-1999）的信中，特別提及他與這位台灣「詩人」吳坤煌曾在日本東京和中國天津相遇過兩次。
1930年代初日本左翼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中國留日學生與殖民地台灣、朝鮮的留學生經常因參與社會運動而齊聚東京警察署的拘留所，因而建立屬於他們的某種革命情感。「日語」成為他們情感交流與文化活動的連結，翻譯彼此的共通語。帝都的種種經驗不只豐富了他們個人的生命史，在這群青年匯集的過程中，亦激盪出各種東亞文化的交流形式，關於楊逵、吳坤煌兩人的旅日文化交流活動，在台灣學界目前已累積了相當豐厚的學術成果。
在目前殖民地文學比較研究中，經常會出現因文本的社會背景、歷史脈絡的差異，產生文本比較詮釋上的不對等與偏頗的問題。因此，本章將借用文學社會學中文化生產（cultural production）的概念，探討作家、作品、讀者、雜誌媒體之間的連結關係，即是以殖民地作家吳坤煌發表於日本左翼雜誌的作品作為研究範疇，探討作家吳坤煌在日本左翼的國際連結活動中，究竟以怎樣的身分在雜誌中發表作品？作為傳播媒體的雜誌又提供他怎樣的言說空間？對當時文化議題又做了怎樣的回應，其言說內容有何特點和傾向？這些作品又提供讀者怎樣的閱讀想像？在這個文化生產的過程中，他又發揮怎樣的文化翻譯功能？究竟是傳達台灣人被壓迫階級的控訴，還是提供日本左翼文化界另一種異國情調的點綴？同時，筆者也將關注朝鮮作家在同一雜誌的言論內容，探討他們對同一議題的回應方式究竟有何差異，以期精準地掌握吳坤煌在日言說所顯現的台灣觀點，希望藉此廓清吳坤煌作為東亞跨界文化翻譯者的形象。

旅日福爾摩沙青年吳坤煌
1909年吳坤煌出生於台灣南投，是日治時期第一位當上台灣郵局局長的台灣人吳鼎秋之長子。1923年4月考取第一屆總督府新設立的台中師範學校公學師範部普通科。1928年課程修畢後，進入為期一年的演習科就讀，接受強調教育實習與藝能科目的通才教育。這樣的課程啟發他多元的才華，如同台灣一般的師範生，因接受殖民地師範體系的通才教育後，進而激發出他們在人文藝術方面的才能，日後成為台灣文化界重要的菁英分子，出校園後，這群校友相互影響與提攜鼓舞。
原先預定1929年春天畢業的吳坤煌，竟因1928年11月9日台中師範學校的「小山事件」（日籍教師對台籍學生的歧視事件，而引起學生抗議），於1929年3月18日的畢業典禮中，拒穿日本服而遭到退學處分，賠償公費後當月月底起身前往東京。抵日後，他雖然曾設籍於日本齒科學校，但因參與東京留學生的左翼文化活動，而成為「流」學生，輾轉進入日本神學校、日本大學藝術專門科、明治大學文科等校就讀。
吳坤煌抵日後，1931年開始與王白淵（1902-1965）聯絡互通信息，隔年與林兌、王白淵發行通訊刊物《訊息》（《ニュース》）。二月，傳發《赤旗》（日本共產黨機關刊物），動員台灣留學生，參加日本共產黨資金局的活動。又，因同人葉秋木於九月一日震災紀念日參加反帝示威遊行，連帶引發「東京台灣文化サークル検挙事件」（東京台灣人文化同好會檢舉事件），他首度被捕而中斷學業。1933年3月與張文環、巫永福、蘇維熊等人成立「東京台灣藝術研究會」，發行同人誌《福爾摩沙》（《フォルモサ》）。但因個人熱衷於戲劇活動，在第二期便脫退，之後轉而積極參與東京的左翼劇團活動。根據如下當時報紙的報導內容，大致可以了解吳坤煌在日活動的概況：
吳坤煌過去的一年以來，更是藉由階級性的演劇，以統整台灣、朝鮮、支那三民族解放運動的戰線為目標。一直與之前警視廳所檢舉的半島出身的金斗鎔和在上海的同志台灣出生的王白淵聯繫，和三．一劇場、メザマシ會劇團、新協劇團、朝鮮劇團有關，或偽裝合法或非法地總是經常從舞台呼籲大眾，也有以北村敏夫、槙葉的筆名頻繁地《生きた新聞》、《時局新聞》等之上投稿，致力於宣傳赤色思想的事實。
根據上述的報導可知，吳坤煌並非只追求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而是進一步企圖展開東亞的橫向連結，除了「利用」崔承喜之外，結交朝鮮左翼分子金波宇，在築地劇場演出摩爾托日（モルトデー）紀念演劇，1933年2月25、26日兩天訂為遠東民族之夜，吳坤煌因受三．一劇場的朝鮮人金波宇一派的支援，於「遠東民族之夜」參與〈出草智〉、〈搗杵手〉、〈霧社の月〉的舞蹈和歌謠的演出。同時因中國詩人雷石榆的關係與中國留學生團體往來密切。
總之，吳坤煌旅日期間（1929-1938）以台灣人的身分穿梭在中、鮮留學生社團和在日左翼文化團體、戲劇團體中，並在他們的同人刊物中發表文章。1938年夏天返台之前，他的作品分別發表在《詩精神》、《詩人》、《詩歌》、《生きた新聞》、《テアトロ》等刊物之上，為日語讀者提供中國與台灣的文化訊息。
吳坤煌在這些左翼雜誌中，除了部分詩作之外，多為因應雜誌編輯所需而寫的文章。從作家與媒體的關係觀之，他究竟被期待扮演怎樣的角色？他又是站在怎樣的位置發言？選擇了哪些內容？這些作品內容又提供日語讀者對中國或台灣產生怎樣可能的閱讀想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