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的黎明

書中收輯的文章，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思想理論性書籍的書評，如關於福山、賈特、尤薩和托克維爾的書評都歸在這一類文章裡。由於這些文章多少是繼續在探討《知識人的黃昏》所開啟的題旨，即知識人在當代社會中的作用，所以放在〈知識人的黎明〉一篇裡。之所以題為「黎明」，實際是體現了作者的信仰：人生活在各種不同的週期之中，從經濟週期，人生週期（畢業、結婚等），生命週期，季節週期，一直到古希臘大哲人柏拉圖所說的「靈魂輪迴」，而日與夜的週期只不過是最為明顯的，天天必然會發生。

第二類文章是關於現代中外知識人的一些隨筆，很多是從趣味著眼的。比如關於雨果那一篇就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在裡面，這些故事顯示了，再偉大的人物也有諸多的缺陷；同時也試圖用這些故事揭示，偉人的思想是在何種背景下產生的。關於巴恩哈特、班雅明和海明威的文章也處處在顯示一個人的多種側面。

最後一類文章則是一些隨感，涉及時事問題，抒發個人的感受，比如〈感受生命奧秘的藝術〉一文是為一位瑞典朋友的一部文學專著寫的一篇書評，抒發了筆者的一些文學書寫感想。還有一些則屬於遊記，諸如〈巴黎的秋日玫瑰〉和〈費城：美國的博愛之城〉，但也流露了筆者對這些地方的情感和感受。另有一些是個人的回憶，如〈生命是一支歌〉和〈漫遊於文化邊緣〉，讀者自可從中體會到筆者的傷感情調和隱約的點滴黎明期盼。

傅鏗，祖籍浙江奉化，出生於上海。1990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曾任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1992赴美國紐約州西拉丘斯（Syracuse）大學攻讀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後改讀該校信息管理專業，獲碩士學位。現為自由撰稿人，住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小鎮。

出國前曾給《讀書》以及香港《二十一世紀》等雜誌撰稿；著有《西方文化理論導引》一書；譯著有希爾斯《論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希爾斯《知識人與當權者》（台灣桂冠圖書公司）以及格雷《自由主義》（台灣桂冠圖書公司）等。2009年後重新給《讀書》、《書屋》、《文景》和《社會學家茶座》等雜誌撰稿，並出版了《知識人的黃昏》（三聯書店，2013年）一書。

海外的世界—讀傅鏗《知識人的黎明》感言 ◎李天綱
傅鏗兄在大陸出版了自己的文集《知識人的黃昏》（北京，三聯書店，二○一三）之後，如今又在臺灣出版《知識人的黎明》，收錄的都是這幾年的新作。從「黃昏到」黎明」，短短的七、八年，又可以文章結集出版了，可見傅鏗寫作頻度之強。收入的二十八篇文章，包括序言和結語，都不是應酬式的短文，而是認真撰寫的力作。傅鏗兄以為《知識人的黃昏》曾由我代為作序，再讓我寫幾句話作為弁言。作為傅鏗在上海時期的同學、同事之一，看到老友筆耕不輟，成就斐然，真是由衷的高興，便欣然從命，兼為之賀。

傅鏗一九九○年從復旦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開始研究工作，一九九二年離開上海赴美留學深造。同一年，我結束了在美國的三藩市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一年的訪問學者項目，回到原職機構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此後我們兩人雖在美東，在上海不時見面，但與傅鏗兄天各一方，共學互勉，就有點像《莊子》所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了。傅鏗先在紐約上州的西拉丘斯大學學習文化人類學，中途轉學資訊管理專業，進入紐約曼哈頓的金融大公司工作。專業轉移之後，傅鏗保持著原來的學術志趣，作為工作之餘著力耕耘的田地。雖然不在大學、研究院，但他是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作為田野調查來看待。他把自己的紐約經歷，化作了思考，寫入了文章中，這是很多體制內的學者做不到的。這麼多年過去了，實踐證明像傅鏗這樣在海外，在體制外獲取的學識，是國內許多隻在書本裡打轉，自說自話的學者沒法比擬的。就憑早先在《知識人的黃昏》收入的文章，在專業知識和社會閱歷上，都是大陸背景的同年齡學者中的佼佼者，

記得傅鏗最初是以新浪博客主人身份發表文章的，大陸線民可以方便地讀到。學界同仁們很快就識別出他是學術界的舊將，牆內的朋友們看了都為之高興，不斷向他邀稿。從此，傅鏗猶如「流放者歸來」，在上海《文景》、北京《讀書》等重要刊物上發表文章。《知識人的黃昏》收入了傅鏗那幾年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回歸學界，撰寫的學術散文，編者、讀者都以為是有見識的力作。近二十年來，大陸學界經歷了一場爆米花式的「發展」，一方面是學術刊物成為名利的工具，另一方面就是學術文章注水、變味，難以卒讀。傅鏗熟悉的八十年代《讀書》、《書林》（《書城》）、《書屋》那樣有人文關懷和學術操守的讀書人雜誌已經被大量用行政和專案經費支撐的學報擠壓和取代。這個時候，傅鏗的寫作對大陸學者和學術界來說，無疑是一股清風，一種滋潤。鼓勵傅鏗寫作的朋友們一直說，那樣的文章可以不寫，這樣的體制也可以不回，堅持自己的思考就好。人在哪裡，哪裡就是學術。

傅鏗曾經自稱是「邊緣人」，以為自己在美東的生活，在文化、專業上都處在邊緣地帶。儘管在「多元文化主義」的美國，「邊緣人」並不是一種尷尬，如評論家愛德華•薩伊德甘居「邊緣人」的身份，批評主流意識形態。但是，佔據社會主流，進入思想主流，何嘗不是每個學者都會有的夢想。十多年前，傅鏗曾有過不少困惑，這些既表現在以前的文章中，也在會面的交談中流露。然而，我們近年來高興地看到，文化和職業身份感的焦慮，逐漸地從傅鏗的文章中褪去。他寫出來的文章，越來越接近話題本身，而不是局限於自己的身份看問題。如果說《知識人的黃昏》中，作者還留著一些離開母語環境，不在學術體制內的失落，那麼《知識人的黎明》中的傅鏗已經沒有了這種遺憾。展現給我們的是一種超越體制的灑脫，是自由自在的活潑。

傅鏗前幾年從公司退休，在普林斯頓的家中專心讀書。在大陸、港臺的報刊上發表，到歐洲、美國各地訪友、旅行，也回上海和我們吃飯、聊天，交流心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種不易獲得的境界已然實現。比較起來，比體制內學者為著發表論文和申請專案焦慮的樣子，高出不知凡幾。讀書做學問，不受外緣誘惑的影響，這一點對於當代學者來說仍然是非常重要，但卻是如此的困難。《論語•憲問》中孔子說的「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真正地出於內心的激情和理智去思考，去讀書，在今天的學術受到意識形態影響，普遍地黨派化、政治化、功利化、媒體化（傅鏗在文章中剖析為」圖景化」）的環境下太不容易了。我們把「為己」，理解為學者與學問之間的內在關係，是以真知卓識來提升自己的內心涵養；我們把「為人」，理解為對知識的佔有，是用它們來謀取外在的好處。那麼像傅鏗的文章這樣不謀稻粱，不媚時俗，說的都是發自肺腑的真心話，就堪稱是「為己之學」了。

按進一步的理解，「為己之學」並不是只做學問，不問世事。一般理解的董仲舒式樣的「三年不窺園」，王陽明式樣的「七日格竹」，其實都不是「為己之學」，所謂」純學術」的確切理解。大陸學者有一陣子更是把回避殘酷社會現實，「躲進小樓成一統」，在書齋裡做一點」抒死」（章太炎語）的學問稱為「為己之學」。其實不是，學者在書齋裡艱苦思考，完成自己內心的思想革命是一回事；而關注時事，為民分憂，並在此過程中提升自己的認知境界，又是另一回事。學者與外界的世緣聯繫，也是一種內在的學術關係，它既是現代公民的責任，也是一個傳統學者擴展自己的心胸範圍，並以自己的方式瞭解、理解和參與社會變革的必由之路。《大學》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就是這樣的學問順序嗎？在這個意義上，傅鏗把《知識人的黎明》「結語」標釋為「從感時憂國到世界公民」，最好地表現了三十年來我們這一代大陸學人從」個人奮鬥」到」普世理想」的思想經歷。

俗語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如今的傅鏗，思想能力正處於鼎盛階段，生活閱歷也夠得上是曾經滄海。更令人羨慕的是，他給自己安置了一間安靜的書房。在出行交通和網路溝通如此便捷的當代社會，學者們更容易構建自己的知識社群，絕不會「獨學無友」。傅鏗跨出住所，就能夠浸染在普林斯頓大學區內優越的學術氛圍裡，又可以背靠著紐約大都市圈出色的學人群體，並和上海，和巴黎的老同學、老朋友，以及世界各地的書友、群友、粉絲保持通訊，開展討論，交換讀書心得。借助這些有利條件，傅鏗抒發他的鄉愁，思考知識人的命運，發表他對世間各種問題的看法，與學問道理游，與大人君子游，儼然就是一位普林斯頓的世界公民。

《知識人的黎明》包括三部分主題內容。第一部分「知識人的浮世繪」，收錄了傅鏗研讀胡適、傅雷、錢鐘書、張愛玲、項美麗等學人生平及作品的心得文章。傅鏗在上海生活時期就喜愛這幾位人物，我們經常談論，有討論也有辯論。辯論的內容不及展開，討論中一致的看法是這一代民國海上學人的學問、品味和志趣都是值得稱道和傳承的。傅鏗在美東生活後，就近與海外華人學者如余英時等先生私淑交往，對黃仁宇、唐德剛、董鼎山、夏志清等先生的作品多有研究，還探勘造訪出不少舊履遺蹤，向我們這些偶爾路過紐約的訪客介紹和展示。傅鏗是把這一代「文化中國」中的華人學者作為知識人的文脈來談論的，而他自己也會成為這支文脈的某一部分。第二部分「未盡的情思」，收錄了傅鏗幾篇情感型的作品。讀了這幾篇，我才發現作為一個受過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嚴格訓練的學者，他還能保留著文學性的一面，很不容易。不知道哪年開始，他浸淫於寫詩，是帶平仄的古詩。在上海，他記錄青年時期的理想和憧憬；到巴黎，他寫下旅行中憑弔名人時的觸景生情。他能從普魯斯特的「似水年華」中發現自己，也能在好友的逝去中品讀到他人。

傅鏗精心編輯自己的文集，他以自序」尋找黎明之光」為《知識人的黎明》破題，還把全書的第三部分名為」知識人的黎明」。我最喜歡全書中的這一部分內容，觀點精彩和評論獨到，表現了傅鏗的社會科學的專業素養和功底。《尤薩：文化不可承受之輕》一文是他對現代文化「景觀化」的憂慮和批評。傅鏗借用八○年代大陸學者熟悉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中對「媚俗」現象的揭示，認為晚期資本主義」感官化」的「消費文化」，導致了精緻文化的逐漸消亡。一般認為，如今西方社會精英文化的衰退，主要是受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平民主義消費趣味的衝擊。今天的人文學者，無論是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的混合體制之下，還是移居到歐美，接受了自由、民主政治體制，都感覺到一種「文化危機」。我們在大陸社會中極度渴望，在歐美等西方社會確乎享有的那些具有優秀價值的文化方式都遇到了大麻煩。現代人的」鄉愁」（nostalgia）並不單單是海外華人對母國文化的留戀與迴響，而且還是在破裂了的「後現代」生活與優雅的經典文化之間的緊張與渴望。這種時代型的「鄉愁」較少關乎不同族群的身份文化，而是與某些制度寬鬆後，人性較容易釋放出簡單欲望相關。感官化的消費文化固然是來自平民社會，但社會精英們又何嘗不在這場狂歡之中？自由主義的極端化，文化價值的相對化都衝擊著普世化的經典文化。因此，和傅鏗側重的角度稍有不同，我以為大家固然可以從批評美國資本主義的角度伸張價值，呼喚文化，但也應該從正視人性，珍視傳統，保持Dignity 意義上的保守主義來理解現狀，恢復文化。後者也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顯然也是有價值。

傅鏗去國三十多年，在美東生活的年頭超過了在上海，對美國文化的瞭解恐怕也已經勝於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傅鏗把自己現在的處境，定義為「邊緣人」，聊天時我們用上海話說，就是」兩頭不著港」。收在文集最後一篇的文章《漫遊于文化邊緣：傅鏗訪談錄》，是二、三年前傅鏗接受《向度》雜誌編輯沛淩採訪時的答問，其中曆述了在美國三十年的生活經歷。傅鏗曆述了自己進入美國社會的心路歷程，有些經歷他和我說過，有些尷尬則還是他袒露在筆下，我們第一次知道。在如今「多元文化」盛行的全球化社會中，每個人或多或少，還有就是自覺不自覺地都會成為「文化邊緣人」。「邊緣人」的狀態在現實生活中會給我們很多尷尬，但這已經成為一種本體論式的宿命，我們都必須坦然面對，勇敢接受，所以要認真地談論它。但是，我們不會把「邊緣人」狀態內化為「邊緣人」心態，掉入其中，不可自拔。傅鏗三十年在美生活經歷，本身就是一本好書。我和傅鏗的長期交談，互相學習，讀到了很多，更學到了很多。我們在一起克服「邊緣人」心態，超越自我。

傅鏗給這本文集寫的』「結語」是《從感時憂國走向世界公民》，讀來感到了振奮，感受到的是一股「世界公民」的大胸懷。我想到的是，畢竟是普林斯頓的經典文脈，以及美東的理想主義滋養著傅鏗。普林斯頓這個威爾遜總統當過校長的長老會傳統學校，這個接納愛因斯坦、李政道、楊振寧、余英時等總舵外裔學者的小城市，是現代「世界主義」的發源地之一。我和傅鏗都是上海人，我們都認為上海和紐約一樣，也是現代「世界主義」的淵源城市。但是，曾在紐約曼哈頓工作的傅鏗，不喜歡在紐約都市圈居住，堅持在普林斯頓附近找工作。退休以後，他也保留普林斯頓的房舍，堅持在這裡寫文章。我們在上海的朋友，遙望美東，已經把傅鏗看作是一位普林斯頓的世界公民。

在風雨如晦，疫情肆虐的二○二○年中，人類經受了一次「中世紀」般的苦難，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陷入了一場黑暗。上海到美國，美國到歐洲，基本上是停航，連各個城市內部也都被lockdown。「全球化」遭遇大挫折，手足無措的人們陷入了沉思。人類come together的歷史進程不會改變，但「全球化」的方式定然要做出限定。目前，我們處在了黎明前的黑暗。傅鏗引用的泰戈爾詩句真的確切，這位聖哲說：」當黎明仍然是一片黑暗之時，信仰就是那一隻感覺到光明而開始歌唱的小鳥。」（Faith is the bird feels the light and sings when the dawn is still dark.) 傅鏗把dawn 譯作「黎明」，應該是為了對應書名「知識人的黎明」。我想當初傅鏗的心裡，也沒有樂觀到現在正處在知識人生存的黎明。相反，傅鏗感受到的了各種陰霾，傳遞著他的不樂觀。無論在歐美，在中國，知識人，或者說「公共知識份子」的生存狀態都陷入了低谷，黑暗還遠遠沒有過去。面對黑暗，大家只是泰戈爾式的樂觀，是那種懷著信仰，向著黎明的歌唱。

 

自序：尋找黎明之光
二○一六年美國勞動節週末，我又一次來到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在美國的居住地紐普茲小鎮拜訪，參觀了他生前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校園，然後來到位於小鎮西北的慕鴻客山莊爬山。慕鴻客山莊是一處風景優美的避暑勝地，湖光山色的碧綠水邊豎立著一座座古色古香的建築，在蔓延的群山圍繞之中，是爬山運動的上好去處。我們從家裡開了兩小時的車，買了門票專門來爬山。這裡的山路只用簡單的木牌指示，有些路徑都被樹葉遮住了，還有些較小的捷徑更加不容易看出來，有時一不小心，便會走迷失了。我們上山的時候，爬上岩石走捷徑，想快點趕到山頂，結果卻反而是繞了一個大圈，不過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有一大片睡蓮盛開的池塘，也算是意想不到的奇觀。下山的時候老老實實照著地圖沿著一條較大的「法國新教徒路」走，想不到走了一半橫穿過一條汽車道路之後，前面的路居然消失了，眼前是一片樹林和幾條相當模糊的似路非路的小徑。我心裡在想，這條小路取名「法國新教徒路」，難道是要考驗行路人的信仰嗎？經過片刻猶豫，也不知是一種什麼內心的力量讓我選定了前面的一條小徑走了下去，不一會就看到了小木牌路標，證實我們又走上了「法國新教徒路」。這個經歷後來讓我一再體會到：當一個人面臨不確定性時，面臨一片黑暗之時，心裡猶豫不決之時，內心的信仰就成了一個人最重要的指路明燈；黎明之前一片黑暗，信仰就是最大的光源。憑著信仰你會知道，這條路是一定能夠走通的，因為在不可知的黑暗中可以依靠的只有信仰。

有人說過：當你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一片黑暗時，信仰就是用你的心所看到的光明。或用泰戈爾的話說：「當黎明仍然是一片黑暗之時，信仰就是那隻感覺到光明而開始歌唱的鳥。」（「Faith is the bird that feels the light and sings when the dawn is still dark.」）

一位頗有智慧的美國神父尼伯爾（Niebuhr）在其《美國歷史中的反諷》一書中說：「一種健全的生活需要我們對神秘事物有某些理會，以便生活的意義不至於被簡單地歸結為自然過程。但是這樣的理會只有憑信仰才能獲得，而現代人卻失去了信仰。他只在兩種『理性』之間搖擺不定：要麼屈服於自然中的『理性』，要麼將『理性』強加於自然。可是，這兩種理性對理解歷史戲劇的非邏輯而充滿矛盾的模式，對預見那種不可預測的美德和邪惡，都完全是不夠的。」（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芝加哥大學二○○八版， 第八十八頁）

作為一種個人的生命體驗，信仰是一種心靈之光，也是讓人度過任何艱難的精神慰藉。如果我們都像明朝的哲學家王陽明那樣信仰普通人的良知，那麼自由和尊嚴就離我們不遠了。

最近讀了一本英文版的《狄德羅傳》（Andrew Curran 著，二○一九年版），其中講到狄德羅與讓•雅克•盧梭之間原來曾有深厚的友誼，但在一七五○年代中期這兩位啟蒙哲人卻絕交了。其中的一個起因是，盧梭譜寫的一部歌劇《鄉村先知》（The Village Soothsayer）於一七五二年十月在楓丹白露宮廷首演後廣受歡迎，國王路易十五與其情人蓬巴杜夫人都極為欣賞，看完演出後國王傳令次日召見盧梭和歌劇團成員，意味著要賜給作曲家終身年俸；但這位不通世故的盧梭卻連夜匆忙逃往巴黎，都沒給同仁做任何解釋。這一斷然拒絕非同小可，不僅改變盧梭的命運，而且極大地影響到狄德羅另一位參與歌劇創作的朋友，所以最終也導致了狄德羅與盧梭絕交。後人都很難解釋一生窮困潦倒的盧梭為什麼會拒絕國王的慷慨恩賜，盧梭自己後來給出的解釋是，他患有尿道疾病，經常要上廁所，因此生怕在國王面前出醜。但我想其中的主要原因則是盧梭的孤傲性格使然，他不屑為國王低頭哈腰，為五斗米折腰，與一群自己不喜歡的宮廷貴人周旋。順便說，歌劇《鄉村先知》以田園風情著稱，後來在十八世紀的巴黎和歐洲其他城市上演了四百多場。但盧梭的絕世傲氣注定了他是一個獨往獨來者。盧梭不僅與狄德羅鬧翻了，而且與其他的英法啟蒙哲人也鬧翻了，比如與伏爾泰和休謨也合不來。雖然如此，人們可以說盧梭是一位千古奇人，但他在這個故事中所體現出來的道德勇氣則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在巴黎兩百多年間變化多端的先賢祠中，盧梭與伏爾泰始終處於最為顯眼的位置。這些啟蒙哲人生前所處的正是黎明前的時刻，他們就是泰戈爾所說的那些憑著信仰「感覺到光明而開始歌唱的鳥」。

讀者可能知道，「真相」一詞的拉丁語是Veritas，在古羅馬的神話中，Veritas 是一位藏身於井底之中的女神，手持一面鏡子；透過深深的井水，人們只能看到她隱約的身影一直處於不斷晃動變化的形態之中；真相女神的最大特點就是多變而不可琢磨（Elusive）。這個古老的神話揭示了人類所面臨的永久困惑：人不僅是理性的動物，而且常常也是非理性的動物；出於利益、激情、偏見和意識形態，自古以來各種編造出來的謊言可謂無奇不有。更為可悲的是，這種情況隨著技術的發展，將會越演越烈，因為謊言用先進的技術更加容易編造；只要想想二○一六年美國總統選舉時，臉書上出現了多多少少稀奇古怪的謊言就可以了。我想大多數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或略有閱歷的人都會有切身的感受：一個真相常常有多個側面，而每個人的偏見、利益和熱情則促使人看到同一個真相的不同側面。所以，一個胸懷道義感的知識人要具有充分的知識、承擔和道德勇氣，才能充分揭示為各種因素所掩蓋的事實真相。

可悲的是，很多極有學養的民國知識人都因一時的激情而誤入歧途。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中，用了「感時憂國」一詞來描述一九三○年代以後左派作家的思想傾向。夏志清說：「我有篇文章，曾被譯為〈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其實原標題「Obsession with China」的涵義除『感時憂國』之外，更強調作家被種種不平的，落後的，非人的現象佔據心頭，覺得不把這些事實寫下來，自己沒有盡了作家的責任。」（夏志清：《感時憂國》，廣東人民出版社，二○一五年，第二七二頁。）「感時憂國」作為一種激情曾使多少才華橫溢的民國知識人在大陸易手之時選擇了讓他們憂心忡忡的大陸。一個最為令人傷感的例子是傅雷。抗戰勝利後傅雷在江蘇路上的住房是從宋淇家租的，一九四八年底，國民黨節節敗退，宋淇便派了傅雷到香港打探情況。一九四九年初傅雷回到上海報告說，香港缺乏文化氛圍。但是這並沒有阻止宋淇在四月份帶著剛剛才滿兩週的兒子和兩歲的女兒，匆匆逃往香港安家立業。可以說是直覺，也可以說是信仰，讓宋淇和傅雷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學者謝泳比較了胡適的學生吳晗和傅雷。吳晗是由於思想左傾而主動靠近黨，結果卻失去了作為學者的獨立性，釀成更慘的悲劇：「吳晗不像傅雷，雖然都是讀書人，都曾有過努力放棄過去來適應新環境的追求，但吳晗比傅雷走得遠，傅雷是絕望了。而吳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這是他更深的悲劇。」（謝泳：《逝去的年代》，第二十六頁）但是作為胡適的學生，在五○年代大陸批判胡適思想時，吳晗沒有參與，可見他還是有人情味和自己的想法的。比起與胡適同樣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的馮友蘭來，吳晗還是算有骨氣的知識人；而馮友蘭認了一百三十次錯，寫了無數批判胡適的文章，只是一心為了做帝王師。

二○一八年底有幸在第一時間讀了余英時先生的回憶錄。一九四九年時，十九歲的余先生還在北京大學讀書，也多少被當時大陸上「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壯闊景象所感染，難以相信當時內地還有很多人在受苦。最為戲劇性的是，余先生在一九五○年底到香港探親之後，已經坐火車在返回北京的路上，一場及時的頓悟促使他折回香港，從此改變了一生的命運。今日讀來完全是一段傳奇故事。張愛玲的故事也有點類似，也是坐上了最後一班火車來到了香港。我在想，心中的某種信仰應該是促使他們趕上最後一班火車的最重要的指針，由此改變了他們一生的命運。

最近還閱讀和重新閱讀了很多章詒和先生的書，從《這樣的事和誰細說》，《花自飄零鳥自呼》，到《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版），特別感興趣的是，像羅隆基，儲安平和章伯鈞這樣的頭面自由派知識人，怎麼會在一九四九年關鍵時刻那麼容易就作出了他們的最終選擇？可惜章先生沒有提供很多這方面的線索。我的一個解釋是，這些人都受到過國民黨政府的不公正對待，都曾經失望過，於是把幻想寄託在變化上，儘管有些人心裡明知那是一條死胡同，比如儲安平早已認識到了「自由的多少和有無的區別」，但是在國民黨警察對《觀察》雜誌編輯的追捕下，只好匆忙逃向北平。這是整個民族的悲哀，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整個民族欠下的一筆自由之債。

本書收集了自二○一二年《知識人的黃昏》交稿之後發表的一些文章。書中收集的文章，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思想理論性書籍的書評，如關於福山、賈特、尤薩和托克維爾的書評都歸在這一類文章裡。由於這些文章多少是繼續在探討《知識人的黃昏》所開啟的題旨，即知識人在當代社會中的作用，所以放在了〈知識人的黎明〉一篇裡。之所以題為「黎明」，實際是體現了作者的一個信仰：人生活在各種不同的週期之中，從經濟週期，人生週期（畢業、結婚等），生命週期，季節週期，一直到古希臘大哲人柏拉圖所說的「靈魂輪迴」，而日與夜的週期只不過是最為明顯的，天天必然會發生。雖然黃昏過後一定會是一片漫漫的黑暗，在黑夜中可能難以得知何時黎明將會出現；但是一個人的信仰讓人確信，黃昏過後黎明也不會太遠了，就像雪萊說的「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再者，在關於福山、賈特和托克維爾的那幾篇書評之中，也蘊藏著諸多黎明的資訊。

第二類文章是關於現代中外知識人的一些隨筆。寫這類文章時，很多是從趣味著眼的。比如關於雨果那一篇就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在裡面，這些故事顯示了，再偉大的人物也有諸多的缺陷；同時也試圖用這些故事揭示，偉人的思想是在何種背景下產生的。關於巴恩哈特、班雅明和海明威的文章也處處在顯示一個人的多種側面，而且常常是種種矛盾的側面：有些令人讚歎，有些令人惋惜，有些則令人鄙夷；有些讓人鄙夷的事是在無奈的情況下做出的，比如莎拉•巴恩哈特在年輕時做過賣身的事，而有些則是自我選擇的，比如班雅明在巴黎尋花問柳。關於中國現代知識人的幾篇文章，則顯示了時代的矛盾，以及個人在時代巨輪面前的渺小。胡適、傅雷、張愛玲和黃仁宇都有很多想做而沒有做成功的事情，都在某種程度上讓後人掩卷歎息；但同時他們在文化創造上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後人仰慕的偶像。余英時先生和唐德剛先生的舊體詩詞，則是民國最後一代知識人的文化修養之見證，其中所蘊含的興味和情趣也讓我們感慨無窮，思緒飄逸。

最後一類文章則是一些隨感，最初大都發表在報刊上。這些隨感文章有時涉及一些時事問題，略微抒發個人的感受，比如〈感受生命奧秘的藝術〉一文是為一位瑞典朋友的一部文學專著寫的一篇書評，最初刊於《中華讀書報》上，抒發了筆者的一些文學書寫感想。還有一些則屬於遊記，諸如〈巴黎的秋日玫瑰〉和〈費城：美國的博愛之城〉，但也流露了筆者對這些地方的情感和感受。另有一些是個人的回憶，如〈生命是一支歌〉和〈漫遊於文化邊緣〉，讀者自可從中體會到筆者的傷感情調和隱約的點滴黎明期盼。

筆者自幼便患有睡眠不佳的痼疾，記得幾年前有一天就很早醒來難以再入眠，於是便起身到書房讀書。此時窗外還是黎明前的一片漆黑，也看不到幾點星星。讀了幾頁書後再看窗外，發覺曙光已經破曉，於是索性來到屋外觀望。不一會便看到了初升的旭日，那金光照在深秋的紅葉上，讓人心曠神怡，如飲美酒，如遇佳人，欣喜之情，油然而生。

 

自　序 尋找黎明之光
推薦序 海外的世界―讀傅鏗《知識人的黎明》感言

第一篇 知識人的浮世繪
胡適：中國自由派之魂
宋祺：舊時月色下的傳奇
余英時：舊體詩中的文化鄉愁
余英時：中國詩人的特色與演變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詩人唐德剛
雨果：法蘭西斯浪漫主義的先知
莎拉．巴恩哈特與十九世紀的花都巴黎
海明威的巴黎之戀
班雅明：十九世紀巴黎的夢中漫遊人
項美麗的上海之戀

第二篇 未盡的情思
未盡的情思
長夜漫漫數盞燈
禁書與憲政之夢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生命如一支歌
感受生命奧祕的藝術
費城：美國的博愛之城
巴黎的秋日玫瑰
心中的玫瑰

第三篇 知識人的黎明
托克維爾：歷史的反諷與自由主義的遐思
美國式民主的誘惑與陷阱―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解讀
賈特：二十世紀不堪回首
福山：探尋一種自由政體的宏大敘事
尤薩：文化不可承受之輕

附　錄 漫遊於文化邊緣―傅鏗訪談錄
結　語 從感時憂國走向世界公民

胡適：中國自由派之魂
今年六月嶽麓書社出版了《我們的朋友胡適之》一書，根據臺灣《傳記文學雜誌上的回憶文章輯要而成；這套《傳記文學》書系中還有另外兩本書，分別是梁實秋等的《再見大師》和唐德剛的《從晚清到民國》。《我們的朋友胡適之》中收的許多珍貴回憶對大多數大陸讀者來說，可能都是首次看到，因而讀後恐怕會對心靈產生某種震撼作用。筆者在讀大學時便十分敬仰胡適之先生，出國之前曾買下所有的《新月》雜誌，準備做一番「新月派」的研究。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之後，筆者從心底裡更加敬重胡適，他不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開風氣之先的思想大師，而且縱其一生的著述和活動，更是奠定臺灣民主憲政的中國自由派之魂。

一、《新月月刊》與「人權之爭」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北伐成功，在全國建立了新政權。是年春夏之際，聞一多、徐志摩、葉公超、梁實秋、余上杭、潘光旦、丁西林、劉士英、饒孟侃和張嘉鑄等留英美學生因北京政權交替，戰亂和學潮四起，薪水拖欠嚴重，於是紛紛南下，聚集到上海。五月下旬，胡適也從英國出席完庚款諮詢委員會會議，回到上海，被聘為光華大學教授。這批同仁聚在一起，商討創辦新月書店和《新月月刊》。七月一日，新月書店開張，胡適任書店董事長，余上杭為經理兼編輯主任。新月同仁中後來又加入了羅隆基和邵洵美，一共十三人。書店的股本約兩千元，由每人出五十至兩百元構成。新月書店「出的第一本書即是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這本書十分暢銷，影響也相當大。胡適的《四十自述》也是先由《新月月刊》發表一部分，後又由新月書店正式出版。」（參閱聞黎明：《聞一多與胡適》，《我們的朋友胡適之》第一八三頁，下引概稱「本書」。）次年三月十日，《新月月刊》創刊；創刊號上的具名編輯是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三人，梁實秋後來在〈憶《新月》〉一文中說，胡適則「事實上是領袖人物」。

一九二八年四月，胡適出國前的母校中國公學因學生風潮，校長何魯辭職。三十日，校董會推舉胡適出任校長，藉以平息風潮。胡適任母校校長時，月薪僅為車馬費一百元，外加授課費每小時四元，當時他兼任一門文化史課，每週兩小時，月薪也就一百八十元；而他一九一七年剛回國時任北大教授，月薪已是二百八十元。後來由胡適推薦接任中國公學校長的楊亮功回憶說：「胡先生每星期四下午來學校上課，課後除了商洽校事外，總有許多學生來辦公室圍著他要求他寫字或看文稿。他大部份時間多在極司菲爾路寓所寫作。」（本書，第二七四頁）

梁實秋回憶說：「胡適之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述說：『獅子老虎永遠是獨來獨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結隊！』辦《新月》雜誌的一夥人，不屑於變狐變狗。『新月派』這一頂帽子是自命為左派的人所製造的，後來也就被其他的人所使用。」（參閱〈憶《新月》〉，《雅舍憶舊》，江蘇人民出版社，二○一四年，第九十九頁）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號的《新月》雜誌上，胡適就當時國民黨新官僚軍閥在社會上「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種種做法，發表了〈人權與約法〉一文。胡適在文中舉例說：「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這位「學長」即是大名鼎鼎的桀驁不馴之士劉文典，時任安徽大學校長。一九二八年年底，因為學生鬧事，劉被正在安慶訪問的蔣介石招去談話，蔣要劉懲辦學生，劉不願，蔣斥劉說：「你簡直像個學閥」，劉回敬：「你像個新軍閥」，劉遂被拘。

胡適此文是所有公共出版物中首次將「劉文典事件」公諸於媒體輿論，不能不說是中國知識人在人權抗爭史上的一個開風氣之先的壯舉。胡適舉的另一例子是，一九二九年春天，唐山一個商號經理被當地駐軍指為收買槍枝，被抓去受到嚴刑拷打。唐山商會派代表十二人到駐軍中請求釋放，軍方不肯放人，唐山八十八家商號聯合致電唐生智，也沒有結果。於是唐山市實行全市罷市，軍方才在五月二日終於放人。胡適總結說：「在法治之下，國民政府的主席與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軍官都同樣的不得逾越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國民政府主席可以隨意拘禁公民，一百五十二旅的軍官自然也可以隨意拘禁拷打商人了。」（參閱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第五冊，第四七八—四七九頁）胡適這裡把矛頭直指蔣介石：是你蔣主席無視法律，隨意拘禁公民，所以下面的軍人才會上行下效，隨意拷打商人了。一位知識人在媒體上如此直言不諱地指控國民政府主席，即便是八十多年後讀來，其勇氣都不能不令人敬佩！

胡適不顧諸多好友的勸告，接著又在同年的《新月》雜誌上發表了〈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六月十日），〈知難，行亦不易〉（六月十日），〈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九月十日），尤其是最後一文，胡適直指，國民黨在文化問題上已經從革命派轉變成了反動派：「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周不可不做。」（《胡適文集》，第五冊，第五二六頁）之後不久，《新月》雜誌在郵局被扣，不得外寄，胡適寫信給胡漢民抗議，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和立法院長的胡漢民讓秘書處答覆，其措詞冠冕堂皇，並「諭請」胡適進京「一談」。梁實秋說，這封公函口氣頗為「嚇人」，但胡適不予理睬，也沒有進京。同時胡適在中國公學中的校務也受到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種種騷擾。

這批「新月派」同仁確實個個都是獅子老虎，梁實秋在《新月》上撰文批評普羅文學運動，受到魯迅為首的左派文人圍攻，言語尖刻不說，且時有人身攻擊；但新月派文人沒有一人出來為梁說話。在人權爭論上，則出於感同身受，羅隆基寫了〈論人權〉和〈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梁實秋則寫了〈論思想統一〉。顯然對這幫獅子老虎來說，原則高於個人私情。

二、「雷震事件」
本書收有臺灣《中國時報》前身《徵信新聞報》記者常勝君對於幾十年前「雷震案」的一篇回憶文章，揭示了「雷案」內幕的冰山一角。常勝君是中國青年黨元老之一常乃德（字燕生）的兒子，常乃德在五四《新青年》論戰時期即是胡適之的「筆友」，曾發表過一篇〈無為政治論〉，闡揚《呂氏春秋》的「三無」政治哲學。一九五六年，胡適在《自由中國》上發表〈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一文，勸蔣要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為」的「三無」總統：「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能也。無為，故能使眾為也。」勸蔣放手讓下面的負責人去做決定，去做具體的事情。結果老蔣的心眼和氣度都不夠大，總以為胡適之要他老蔣下臺，記恨在心。常勝君在一九六○年雷案發生之前也曾拜訪過胡適幾次，並將他父親的〈無為政治論〉一文抄寫給胡適留念。

一九六○年九月四日，雷震以「知匪不報」罪被捕，十月二十二日胡適從美國經東京返回臺灣，《自由中國》作者，原北大教授毛子水專程到東京陪同胡適返回，目的就是勸胡適不要為「雷案」太激動，尤其是不要對記者多發表議論。

但偏偏胡適碰到了常勝君這樣一位他熟悉而同情的記者，偏偏又碰到常勝君窮追不捨，追問雷案中最關鍵而敏感的問題。胡適激動地說：「以我和雷先生幾十年的瞭解⋯⋯我至少夠資格做雷震的『品格證人』，證明雷震是一個『愛國』的人。」常勝君追問：如果「軍事法庭」傳胡先生出庭作證，你願不願意做雷震的「品格證人」？胡適稍稍停頓了幾秒鐘，然後用手把桌子一拍，嚴肅地說：「我願意出庭作證！」隨後常又追問《自由中國》和反對黨的命運。胡適最後又激動地說：「十一年來，雷震辦《自由中國》，成為言論自由的象徵，我曾主張為他造銅像，現在不料換來的是十年的坐監，這⋯⋯」說到這裡，胡適又重重拍了一下桌子，「是很不公平的！」

常回到報社，立刻寫成一篇一千八百字的報導，題為〈雷案．《自由中國》．反對黨〉，直接由發行人余紀忠審閱，余讀後思考良久，然後把桌子一拍，說：「一字不改，全文照發！」過了幾天，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的陳雪屏到余府談話，說胡適原來對毛子水、陳雪屏、羅家倫和楊亮功等一群到機場接機的人已經表示過同意不見記者，不談雷案，「都是你們那個常某某，一再用各種問題刺激胡先生發了脾氣，才說出願意出庭作證的話。我們在一旁聽得很清楚，話既出口，著急也沒用。」有傳言說，蔣介石看了報導，也曾氣得拍桌子說：「胡適之竟要出庭給雷震作證！」於是，雷震十年坐監的命運似乎是在這「四下拍桌子聲」中鎖定了。

多年之後，曾任《自由中國》編輯的聶華苓女士在二○○四年一月的《讀書》雜誌上發表回憶文章，對胡適依然耿耿於懷，說：「胡適對雷震是在鄉愿和真情之間迴盪。」鄉愿者，貌似謹厚而實與世俗同流合污之偽善者也。所以這是一項很嚴厲的指控，她舉出的事例則主要是，胡適曾鼓勵雷震組建反對黨，但他自己又不願參與其事；胡適曾任《自由中國》最初的發行人，但在該刊〈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出事之後，又辭去了發行人頭銜；最重要的是，雷震被判入獄後，胡適始終沒有到獄中探望雷震。

實際情形是，《自由中國》創刊十週年之際，胡適在一九五九年三月號上發表了〈容忍與自由〉一文，說「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有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度是基於『我的信仰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成的雅量。」（上引《胡適文集》，第十一冊，第七六五頁。）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雷案複判之前，胡適終於得到機會單獨覲見蔣介石。胡適那天的日記寫了差不多三千字。余英時先生說：「以專記一件事情而言，這是全部《胡適日記》中最長的一篇了。」會見最後時刻，胡適說：「十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織一個政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記。我今天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的其他領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參閱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第七二六頁。）胡適的這番話十分明顯是在蔣面前謙卑地為雷震等人申請組黨的權利了。最為有趣的是，在談話中，蔣竟提起三十年前的往事，說當年（一九三一）羅隆基在《新月》上撰文批評國民黨，蔣一怒而令光華大學撤除他的教職。胡適通過校長張詠霓給蔣寫了一個密呈。蔣聽到說羅隆基可以「引為同調」，便放了他一碼。蔣藉此事對胡說：「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這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們政府。」（參見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二○○四年廣西師大版，第一三三頁。）由此可以看出，胡適為雷震可以說竭盡了所有心力，無奈蔣介石不僅雅量不夠，而且氣度猥瑣，對反對黨心存恐懼；因為懼怕異己分子，以致心狠手辣。胡適之所以沒有到獄中看望雷震，一是因為與蔣政府對著幹反而會讓雷震吃更多的苦，第二當然也不想與蔣撕破面子，像殷海光那樣猛烈攻擊政府。這也是一個擁有特殊地位的知識人要想影響最高當權者，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但我後來發現，聶華苓直到自己於一九六四年離開臺灣，四年時間裡竟也沒到獄中探望過雷震，而且也一定沒有讀過《胡適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