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泰勒：對於為歐威爾作傳的人來說，重要的是小說中透露了什麼與作者有關的事情，以及隱藏在書頁之下的私人過往；對於文學專家而言，這本書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定義了反烏托邦類型的模板，以心理學家的角度來看，小說中對疏離感有非常深入的探究；同時對歷史學家而言，這本書本質上就是設想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能結果，其中有許多事件的細節可以追溯至特殊事件。

《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於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長篇政治小說。它出版於一九四○年代冷戰時期，出版七十餘年來影響政治、文化、文學等各領域，至今餘波不息。歐威爾曾說，這部小說立意在於「警告」極權政治可能帶來的影響，沒曾想在他去世半世紀後，成為「預言」之書，諸多恐怖現象於今日正如火如荼上演。
曾獲獎肯定的歐威爾傳記作家兼文學評論D．J．泰勒揭開了這本小說的起源、一步步描繪創作過程，並且探究其深遠的影響。歐威爾早期小說人物孤立又具犧牲性格，被丟進充滿敵意的世界，不斷遭到監視，泰勒深入探討歐威爾早期作品，而這些作品特色又如何在《一九八四》集其大成，其中也爬梳現實生活中的事件，包括他早年生活的事件及迷戀，如何被寫進作品中，進而塑造出「老大哥」這個概念，以及西班牙內戰如何讓這位作家越來越投入政治，並且讓他對極權主義戒慎恐懼，才能寫出如此可怕的文字，形塑獨特的極權國家樣貌。
《動物農莊》出版遇阻、妻子愛琳去世、歐威爾身患重病，都影響了《一九八四》的創作進度，在這段期間，歐威爾閱讀大量相關著作，發表數篇至關重要的文章。泰勒回溯這段歷程，隨著歐威爾的腳步到了蘇格蘭的朱拉島，在那裡歐威爾不只要面對個人生命中的悲劇，拖著病體不顧醫生警告也要完成《一九八四》，書出版時，他已如風中殘燭。當時是冷戰的開端（冷戰一詞也是歐威爾自己所創），因此泰勒也詳細闡述了小說出版時的環境情勢，又探討了小說出版後的發展，以小說中獨創的「新語」為引線，解釋當時的政治環境。
新聞管控和集體洗腦現已是常態，「老大哥在看著你」也成為常見的句子以用來比喻國家監控，獨裁者與混淆真相者正用這種方式來管理世界，《一九八四》與歐威爾仍然離我們很近。D．J．泰勒不僅是為一本優秀的作品作傳，此書更是了解極權政治演進的重要參考，引發的共鳴令人深省。

作者簡介

D．J．泰勒（D. J. Taylor）
畢業於牛津大學，英國小說家、傳記作家兼評論家，已出版15本小說及10本非小說。
著作《歐威爾的一生》（Orwell: The Life）於2003年獲得惠特貝瑞傳記類圖書獎（後改名為柯斯塔圖書獎〔Costa Book Award〕），《English Settlement》獲得格林札爾．卡佛文學獎，《Trespass》、《德具賽馬》（Derby Day）入圍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
在英美兩地都有許多作品發表，刊載在《衛報》、《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以及《華爾街日報》等媒體。

譯者
徐立妍
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筆譯組畢業，曾任出版社編輯，現從事翻譯，並擔任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兼任講師。譯有《一九八四》、《麗茲波頓的謀殺審判》、《繞頸之物》、《華氏451度》、《奶與蜜》等書。

書摘/試閱

5. 朱拉島歲月
歐威爾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底出發前往蘇格蘭入住自己的新家，到了七月初，巴恩希爾的人口又多了他妹妹愛芮兒、小理查（如今已經兩歲又多一週左右），還有理查的保母蘇珊．華森。他原本計畫等到房子整頓到一個程度後就開始寫小說，不過要整理一個家需要時間，夏天的天氣又讓人待不住家裡。有朋友過來小住，又得找人把理查從倫敦帶過來，他們還去了一趟格拉斯哥（Glasgow）把蘇珊的小女兒接來。這段時間裡，總是熱愛「自然」以及戶外生活好處的歐威爾則深深愛上了朱拉島的生活：他從這段時間開始在筆記本裡記錄家庭生活，興高采烈地寫滿了各種當地鳥類數量的記述，或是要將一頭受困沼澤的牛拉上岸來是多麼千辛萬苦。進度很慢，九月底準備要回到倫敦的時候，他向朋友休伊．史雷特（Hugh Slater）坦承「我這個夏天其實沒做太多工作，說起來我終於開始寫一本關於未來的小說，但是我只寫了大概五十頁，天曉得我什麼時候寫得完」，不過逐漸增加。即使到了這個時候，在他的書房兼臥室裡那一疊手稿稿紙慢慢積累起來，卻還沒確定書名，不過他還是偏好「歐洲的最後一人」，他曾打算將時間設定在一九八○年及一九八二年，不過最後確立在一九八四年。
不過作家並不知道，後來成為《一九八四》的這批初稿有兩位搶先閱讀的讀者，一位是蘇珊．華森，另一位則是來找她的男朋友：當時二十三歲的劍橋畢業生大衛．霍布魯克（David Holbrook），兩人會趁著歐威爾不在家時偷偷溜上樓自娛，悄悄偷看正在進行中的書稿。霍布魯克雖然是歐威爾早期作品的書迷，卻不是很喜歡，「讀起來相當令人憂鬱，」他事後回想道，「有一個叫做溫斯頓的男人……還有這些令人憂慮的性愛描寫，似乎完全失去希望般地悲慘。」至於歐威爾自己則對這個年輕人抱持著高度懷疑，霍布魯克自稱是共產黨員，因此歐威爾懷疑他是被蘇聯共產黨委員派來監視自己的。至於霍布魯克與蘇珊的關係還有更具爭議的地方，後來這位年輕人寫了一本毫不留情的自傳性小說（不過未獲出版），當中以一名叫做「葛瑞哥里．伯恩威爾」（Gregory Burwell）的作家來影射歐威爾，將他描寫成高挑、憂鬱而且越來越自私自利的人，書中代表了霍布魯克自己的角色則敘述這位作家喜歡跟自己的妹妹「歐雯」（Olwyn）促膝長談，內容極盡枯燥慘淡。（「這兩人最悲哀的娛樂就是捻熄一切可能性：他們喜歡讓一切看來遠不可及、毀壞到無法修復、無法保存。他們無法求援，沒有人支持他們、沒有朋友也沒有好心人。」）
不只是赫布里迪的夏天消遣阻礙了歐威爾繼續寫書，還有各種活動誘惑著他放下筆，帶著理查在巴恩希爾附近散個步，或者獵幾隻當地的鵝來為居民的晚餐加菜，這些都能說明《一九八四》大部分的結構仍然只是他在腦中成形。而他在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間撰寫的大多數報導文章也顯示出，他正在研究的這些主題後來就會在小說中再次出現，只是小說現在仍躺在他書桌上慢慢孕育當中。例如在這段時間的幾篇文章中，會發現他在認真思考戰後世界可能的地理劃分，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為《論壇報》所寫的〈你和原子彈〉（You and the Atom Bomb），此時距離核彈落在廣島及長崎只有幾個月，他在文中就認為「越來越明顯的是，地球表面會被打包而劃分成三個龐大帝國，各個都能自給自足、切斷與外界的聯繫，而且各個帝國的統治者都是自行宣布當選的寡頭政治領袖，只是披著某種偽裝」。強權之間還在互相爭權奪利，而且三大巨頭中的第三國，也就是由中國主導的東亞地區，比較像是潛在影響而非實質統治，不過這樣的傾向應該錯不了。原子彈能夠奪走受剝削階級反抗的能力，並且讓擁有原子彈的人處在軍事平等的基礎上，或許能完成整個發展過程。
第二篇文章是關於美國管理學大師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是在歐威爾抵達朱拉島的那個月刊出，文章也延伸談了一些這類想法，尤其是文中一開頭就概略介紹了伯納姆的書《管理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似乎也直接連結到《一九八四》那個規定嚴謹、高度集中，尤其還是寡頭統治的世界：

如今正崛起的是一種新型態的計畫性、集中性社會，既不屬於資本主義，而從各種字面上的意思來解釋，也不屬於民主社會。這個新社會的統治者將是能夠有效掌控生產工具的人：也就是企業高層主管、技師、官僚與士兵，而伯納姆將之集結起來統稱為「管理人」。這些人會消滅舊有的資產階級、擊潰勞動階級，藉此組織起所有權力與經濟特權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社會，他們會廢止擁有私人資產的權利，卻不會建立起共同所有權。新的「管理」社會並不是由小小的、獨立的國家拼組而成，而是圍繞著歐洲、亞洲及美洲的主要產業中心建立起龐大的超級國家，這些超級國家會為了獲取地球上還未有人佔領的地區而彼此交戰，但或許誰也無法完全征服誰；在內部，每個社會的階級涇渭分明，上層是擁有才能的高貴階級，底下則是一大群半奴隸的人民。

大洋國內的架構分成三層：內黨、外黨以及無產階級，顯然就跟伯納姆的預言有點關係。歐威爾在朱拉島之前那段時期的報導文章顯示出，他在探索所謂極權主義的心理，以及為了讓專制社會得以運作必須使出的高明詐術。他介紹傑克．倫敦短篇作品集的文章中又回頭去談《鐵蹄》，並提出倫敦預見了「極權社會特有的恐懼，政權所懷疑的敵人就這樣消失了」。另外，一九四六年一月他寫了一篇長文題為〈文學的預防〉（The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討論了極權國家實行著「有條理的謊言」，歐威爾認為這並非暫時的權宜之計，而是極權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已經不再需要使用集中營和秘密警察，這種東西仍會持續下去」。對獨裁者而言，歷史唯一的重要性就只是用來維護操控這個國家政權權力的工具，理論上而言，極權國家的領袖絕對不會犯錯，但實際上卻經常必須重新調整某些事件，才能呈現出這些領袖受人民歡迎的形象；同時，為了政權的運作能夠順利也必須經常變更法規與政策，只有不斷調整歷史事件的紀錄才能夠說得過去。「事實上極權主義必須經常改變過去，長久下來或許也必須讓人不信任所謂客觀事實的存在。」
如果這兩篇文章能夠進一步證明歐威爾如何揭露極權主義的心態，那麼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刊登在《地平線》上的〈政治與英語〉（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便是一種檢視，討論現代政治演講與寫作中那種誇張的風格是如何用來執行這些欺詐。就像是讓讀者先試讀大洋國官方新聞快訊以及播報者的老套告誡會用到哪些不明所以的術語，他點出「如果一個人真實的目的跟自己宣稱的目的之間有段距離，這個人就會像烏賊吐出墨汁一樣，不自覺地使用冗長的詞語及老生常談的俗語」，他結論：「政治語言的設計就是要讓謊言聽起來像真話，謀殺變成可敬的行為，就算是純粹的風也要看起來有實際的形體。」同樣的論點很快也可以套用在老大哥的演講上，還有溫斯頓坐在真相部自己的隔間中，不斷修改重寫的《時報》版本。
接下來的六個月，歐威爾都待在倫敦，據他說自己「快被報導文章悶死了」，同時腦中默默糾結著《一九八四》的手稿，忍受著記憶中最為嚴寒的冬天，他後來也相信這對自己健康緩緩惡化也是個關鍵因素。歐威爾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回到朱拉島，下定決心將所有精力專注投入把書寫完，他拒絕了新的稿件邀約，朋友帶著誘人的提案來找他也收到警告而退縮，「我要在這裡待六個月，努力寫完一本小說。」有位跟他通信的朋友好奇他在《論壇報》的專欄怎麼停了，他就這樣解釋；「我現在什麼都寫不了。」他這樣對喬治．伍德考克說，伍德考克似乎是建議他針對兩人都很有興趣的某本書寫篇評論，「我正為自己這本書苦惱著，打算暫時不要再幫報紙寫稿，今年底大概是寫不完了，不過我希望能完成大半，要是再接其他工作就辦不到。」在他的信件中經常能看見他提起，要將自己的素材塑造成合適的形狀有多麼困難，「我正費盡心力想寫完這本書，或許今年底可以寫完。」他在五月底前寫信給自己的經紀人李歐納．摩爾，還說「無論如何到那時應該也可以寫完大部分，只要我能保持健康、在秋天前都不再接報紙的稿件。」其中提到的「保持健康」尤其重要，歐威爾知道自己的狀況不好，擔心會再惡化，時間不待人。
一九四七年春天有一封信最為有趣，收信人是這本小說未來的出版商弗瑞德．沃伯格。自從那份內部備忘錄上說前十幾頁已經寫好了之後過了快兩年，沃伯格急著想確認小說什麼時候會寫完，此時他也知道歐威爾已經勸退了維克多．格蘭茨放棄對這本書的興趣，讓沃伯格鬆了一口氣，畢竟格蘭茨還握有歐威爾接下來兩本小說的法律合約（「我聽格蘭茨說他願意終止合約，」歐威爾在四月中寫信給他的經紀人，「所以我想接下來一切事務都可以跟沃伯格談定。」）。這封寫給沃伯格的信中，大部分都只是再次強調他前六週寫給朋友信中所談到的事，他的這本書「有個相當不錯的開始」，而且認為「他目前的初稿肯定已經將近三分之一」，如果進度比預期的還要慢，那是「因為我今年自從一月開始，健康狀況實在非常糟糕」，但是他不斷「努力工作」，希望能在秋天完成初稿，可能的完成日期設定在一九四八年初，只是歐威爾又加了一條不祥的附帶條件：「除非生了病。」重要的是，他現在已經準備好要跟沃伯格說些跟小說內容相關的事，「我不喜歡在書寫好之前就談內容，不過我現在可以告訴你這是一本有關未來的小說，也就是在某方面說來是一本奇幻小說，但形式上則是自然主義小說，所以才會這讓這件工作如此困難。」
不過本著《一九八四》最後的樣貌來看，接下來的段落更是有趣。在信中歐威爾提到自己要另外寄給沃伯格「一篇自傳性質的長篇草稿，本來寫這篇文章的用意是放在西瑞爾．康納利的《諾言之敵》（Enemies of Promise），當成某種後記文章，他一直要我寫篇文章回憶我們一起就讀過的中學」。這篇文章還沒寄給《地平線》，歐威爾解釋道，「一來這篇稿子太長了不適合放在期刊雜誌裡，二來我想付印刊出後對學校的名聲實在傷害太大，而我又不打算修改，或許只會修改名字吧」。這是歐威爾第一次提到〈如此，如此便是歡樂〉（Such, Such Were the Joys），這篇一萬五千字的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描述了，他在薩塞克斯海岸邊伊斯特本（Eastborne）附近的聖西普里安學校所度過那五年歲月（一九一一年至一六年），聖西普里安學校是一所名氣頗盛的中學，擅長培養能夠贏得獎學金、進入知名英國公學校的學生，擁有並管理學校的是一對名叫威爾克斯（Wilkes）的夫婦，入學的男孩們給他們取的外號叫做「格鬥家」（Sambo）和「發火」（Flip），歐威爾在文章中記述自己在他們的照顧下所度過的歲月充滿苦澀，除了各種過失之外，還指控威爾克斯夫婦行事殘酷、勢利眼、偏心，而且以羞辱學生為樂，因此這篇文章一直到歐威爾死後才得以出版，即使是那個時候也只在美國出版，英國則是一直等到一九六八年才公開。
現代讀者若將〈如此，如此便是歡樂〉一文與《一九八四》放在一起檢視，一定就能發現兩者所營造出的心理氛圍有多麼相似，若是再想到一個是描寫大戰前的英國寄宿學校，另一個則是反烏托邦的恐怖世界，其中的人民只能觀看公開處刑取樂，這種連結就會更令人膽戰心驚。不過絕對錯不了的是，歐威爾再次想像中的聖西普里安學校基本上就是一個警察國家，小艾瑞克．布萊爾會因為父母沒錢而遭到教師譏諷，經常聽到他們說自己將來不會成材，他就是溫斯頓．史密斯的早期版本。例如在文中某處，歐威爾形容年幼的自己感覺到「一股絕望的寂寞與無助感，不只是被困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而且還是一個非善即惡的世界，但其中的規則又實在讓我無法遵守而行」。在其他地方的記敘中則寫著因為時時受到監視，所以感覺十分沮喪，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無所不在的眼睛看守、監管著，他若是違規去了甜點店，看見某個路人直盯著他的校帽看，那就不必懷疑這個人的身分，「他就是格鬥家放在那裡的間諜」。對一個十歲的小男孩來說，一個私校校長能夠擁有一支任他差遣的情報部隊似乎並不奇怪，因為「格鬥家無所不能，所以他的手下自然也是無所不在」。
有趣的是，威爾克斯先生顯然最為相像的角色就是歐布萊恩，尤其是他站在仁愛部中訊問溫斯頓的時候。歐布萊恩向溫斯頓說教解釋極權政府計畫的終極目標時（不只是要告訴一個人二加二等於五，而是要誘導他真正相信這件事），如果說他身上有什麼幾乎像牧師一樣的氣質，那麼也可以說他有點像學校老師，彷彿是個諄諄善誘的老學究，儘管偶爾會惱怒，卻決心費盡心力指導著成績落後的學生，希望最後能夠激勵他，使他「為善」。甚至在溫斯頓的審問當中，歐威爾還一度點出歐布萊恩「又擺出學校老師的姿態，質問一個有前途的學生」，這一切雖然讀來令人不安，卻非常像是威爾克斯先生跟學生一問一答，確認他們都記得滑鐵盧戰役的日期。同樣類似的還有溫斯頓與刑求他的這個人之間有一種心理聯繫，溫斯頓怨恨歐布萊恩，但是卻又有一點想要取悅他，想要說出能夠讓他滿意的答案，好躲避不斷朝著自己湧來的指控與斥責；同樣地，小艾瑞克在文章中的形象也是討厭格鬥家與發火，「帶著一種慚愧而悔恨的憎惡」。所有男孩都討厭也害怕發火，但是所有人「都拼命討好她，使盡各種無恥手段，而我們內心對她最直接的感覺都是一種帶著極度罪惡感的忠誠」。歐威爾說自己聽著她訓誡他要「振作起來」、乖乖聽話，就會忍不住想掉眼淚，「但是在此同時，在某人內心的最深處似乎都站著一個不會毀滅的內在自己，深知不管某人做了什麼，無論是笑、是抽泣，或者是為了小恩小惠就感激涕零，某人唯一真正的感覺就只有憎恨」。於是，聖西普里安學校跟大洋國一樣就是個極權政體，由恣意妄為的暴君所統治，他們的話就是法律，而所制定的規則又不斷改變，讓受統治的人民困惑不已。值得注意的是，歐威爾表示年幼的自己就和溫斯頓．史密斯一樣，學到了「一個犯錯的人可能永遠也不會發現自己做了什麼，也不會知道為什麼這樣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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