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知道就待在家【歲月的印記典藏版】

【自序】
寫在出發之前

數千年來，大洋洲先民們坐在獨木舟上，單單憑著風向、水溫、魚群與太陽位置微妙的差異，就可以知道洋流的變化，以及眾多島嶼的相關位置。相較於十五世紀後才進入大航海時代的歐洲人來說，即使累積了可觀的航海知識，但在玻里尼西亞人的眼中，似乎一點用也沒有。最後，長老們嘆氣說道：「早知道出門只學些沒用的東西，還不如待在家。」
大部分的我們，應該都知道「為什麼出門」以及「如何回家」。無論在外流浪多久，終究會回到旅行的原點，也就是被我們稱之為「家」的地方。當然，家可能是物理性的場所，也可能是精神性的所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英格蘭的年輕人受到感召，前仆後繼地奔向歐陸，去打那場「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多年後有幸還鄉的孩子們，發現自己的房間，維持得和出門時一模一樣，不禁痛哭失聲。自己在戰場上變了，但「家」仍定格在某個魔法時刻，彷彿這些物件留在原地，就能夠留住那個稍縱即逝的美好，等待遊子的歸來，繼續完成未竟的生活。
這樣的情境，不僅發生在歷史課本中，也普遍存在於各地的觀光名勝。很多年前，我到挪威的 Troldhaugen 參觀作曲家葛利格（Edvard Grieg）的小屋，這是作曲家和妻子度過晚年的所在。小屋裡大部分的擺設仍維持著作曲家過世時的樣貌，墊在座椅上厚厚的貝多芬奏鳴曲琴譜全集，喝了幾口就放著的咖啡杯，書桌上甚至還有他剛上過墨的筆，以及沒譜完的樂曲。大文豪狄更斯、維克多．雨果、托爾斯泰、安徒生，藝術家文生．梵谷、莫內、畢卡索與達利的故居也差不多是如此場景。每當我隔著玻璃或繩子，觀看被凍結的時光，內心同時會冒出神聖與荒謬兩種相互抵觸的矛盾感受：這裡就是所有偉大的起點！但這樣就可以捉住什麼？留住什麼嗎？「家」只是象徵性地擺了幾樣東西的寓所嗎？
辛丑年節氣小滿過後，母親走完她多彩且多難的一生。結果，我和家人也做了相同的事，母親房裡的每件衣服、每一條毯子、每一本筆記、每一瓶藥罐、每一張收據，都維持原狀，和母親進入加護病房的那天一模一樣。
當我站在母親的臥榻前，才清楚意會到，枕頭上的凹痕、涼被上的縐摺、標示著日期、還有兩天就吃完的藥……「一模一樣」的家給了留下來的我們多大的安慰，彷彿她未曾遠去，只是離開一下下而已。當然，這些刻意保存的凌亂，延長我們對逝者的情感，同樣地，也延長了難以置信的空虛與哀慟。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世界就是我的家。
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家，就是我的世界。
飄泊多年後，最終，所想所念的，是我離開的家。
正如我多年前在某次訪談所說的：旅行，是為了找到回家的路。
早知道會發生的一切，我仍會選擇出發，浪跡天涯嗎？還是就此安分守己地，乖乖地待在家呢？旅行有意義嗎？待在家就真的廢嗎？想要了解「To Go or Not to Go」哈姆雷特式的命題，不僅需要蘇格拉底式惱人的窮追猛打，也要有一點點「You Go I Go」頭也不回地奮不顧身。觀光，或許輕而易舉，但旅行，從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即使路途遙遠艱險，滿布著困厄與苦澀，遺憾與後悔，多年後，再看看自己所走過的戰區、災區、疫區與委曲，我仍然在思索著旅行的意義（或有沒有意義？）這裡沒有刀切斧砍清晰明快的答案，也沒有百轉千回的哲學辯證，我想和你分享的，是旅途中的焦慮、懷疑、猶豫、害怕與逃避，在歷劫平安後，或許，唯一的安慰，是看到自己的房間和出門前一模一樣，如此一來，我們知道，生活不在他方，眼前的一切，就是我們擁有的全世界。

Chapter 01　算命先生告訴我
Chapter 02　別想擺脫書
Chapter 03　失去名字的人
Chapter 04　紀念品
Chapter 05　你以為你是誰
Chapter 06　拒絕真相的人
Chapter 07　野性的呼喚
Chapter 08　除了死，其他都只是擦傷
Chapter 09　講了也不明白的神秘旅行
Chapter 10　回家

Chapter 8
除了死，其他都只是擦傷

所有平安的旅程都是大同小異的，但不幸的旅程各有各自的不幸。

某次演講後座談，一名高中生拋出一個有趣的問題：
「請問，您外出旅行時，會做筆記嗎？會選擇特別去記錄哪些事？忽略哪些事嗎？決定哪些事應該記得？哪些不用？或者，有特定某類型的事會印象深刻？」
這真是個值得好好思考的問題啊！基本上，即使我們身處於同一個目的地，進行相同的旅程，每個人的回憶，還是會有所出入。你所記得的，可能是街角小販的咖哩魚丸，但我會想起旁邊書報攤上，擺放的雜誌封面。真的有去刻意記得某些事嗎？實際狀況應該更像是「大部分留存在記憶裡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小事」。
沒有特殊的記憶點，也沒多大的意義，簡而言之，純粹就是記得而已。
與其說，是我選擇了記憶，倒不如說是，記憶選擇了我。
記憶擁有多種特性，其中之一是哲學家所謂的「時間性」（Temporality）──一種對時間的內在知覺，它蘊含著某種「可以從經驗裡召喚新意義」的能力。所以，即使有兩個人對同一事件擁有完全重疊的視角與記憶，但事件仍可能賦予兩人截然不同的意義。
有趣的是，人對時間的意識並非一成不變，最簡單的例子，哲學家們就觀察到，對於年輕人來說，人的一生似乎有點漫長，但只要跨過某些年齡門檻，時間感會隨著人變老而壓縮。以至於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資深公民們的心中，彷彿是昨天才發生一樣。
（現在的我，已經有這種感覺了。）
至於事件會不會儲存成記憶，極度取決於它的「脈絡」。大腦不會因為我們主觀地認定何者重要？哪個不重要？事情就能清晰地寫進記憶之中。例如九九乘法表，拉丁文動詞變化或元素週期表，雖然很重要，但怎樣都背不起來，而且考完試就忘了。
人類的記憶，主要目的並不在於儲存資訊，記憶之所以，在於它能以某種形式幫助我們了解及預測周遭事物，唯有讓我們預測未來可能會發生事件的資訊，才是有用的記憶。這裡所謂的「脈絡」，就是現在與未來之間若有似無的聯結，關於大腦這方面的運作方式，像是一部被深鎖在黑暗無聲密室裡的超級電腦，它不曾，也不會直接和外界接觸、互動，以後也不可能會有這種經驗，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對它仍然所知不多。總之，記憶是一種很玄的東西，總以它神秘的方式銘刻在我們心底。
話說回來，旅行是許多人選擇創造回憶，或逃避回憶的外在形式。形單影隻地漫遊、小兩口浪漫、一夥人狂歡，重大變故後的出走，想要為彼此「多留些什麼」的念頭……還有太多的可能，都是我們離開家的理由。而創造「美麗的回憶」似乎是出門最好的藉口，許多人把它視為我們人生最重要的無形資產，因為旅行，我們有機會變得「更棒」、「更出色」、「更不一樣」，成為更好的人，所以人類花大把鈔票，將自己放在陌生與無知之中。
不過，一直待在家，我們就不會變成更好的人嗎？
至少，我們可以這麼想像，旅行也好，待在家也罷，都不致讓我們成為更好，或更糟的人。

寫作也是一種旅行
以我個人的經驗，寫作也是旅行，一種在回憶或想像裡山遙水遠的精神跋涉。
基本上，我先是個旅人，然後才成為作家，但除了形式不同以外，內在歷程卻十分相似，即使在自己筆下創造出來的世界，無論是書寫還是再次閱讀，都具有某種疏離的既視感：那是我，又好像不完全是我。
這正是所有旅人面對回憶時的反應。
借用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最為人傳頌的那句話：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則擁有各自的不幸。」
用我的話來說：「所有平安的旅程都是大同小異的，但不幸的旅程各有各自的不幸。」交通誤點、遺失重要東西、不理想的天氣、狀況百出的飯店、不友善的對待……這都是旅行中常見的突發狀況，但是遠遊時所遭遇的傷病疼痛，似乎會讓旅行的感受更加深刻強烈，日後的記憶也更生動鮮明。
感冒、發燒、對飯店床單過敏，或是吃到不新鮮食物而腸胃不適，我想，大多數的人，旅行時總會遇到個三兩次，但對我來說，這樣的回憶似乎是多了一點。
首先來聊聊令人難忘的屈公病，它是熱帶地區特有的傳染病，主要盛行在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出沒的地區。當時，我人在衣索比亞西南部，一座名為孔索（Konso）的小城。一開始以為是舟車勞頓後的疲憊，但休息了幾天，體力卻沒有恢復，某天早上，就在我掙扎要不要繼續旅行時，突然在梯間跌倒，我從二樓滾了下來──因為我的膝關節及背脊不知為什麼腫脹變形，突如其來的劇痛，讓我一定得彎腰駝背才能走路，幾天後，關節炎自動升級到厭世的等級，自己像是被一千輛卡車撞過，或是被一輛卡車撞一千次。屈公病有時也音譯為「契昆根亞熱」（Fièvre Chikungunya），源自於馬孔德語（Makonde language）的「kungunyala」，意思是「彎曲／扭曲的東西」，關節變形是屈公病最大的特色。
除了關節痛，我的體溫飆升到四十度，身上冒出沒看過的疹子、掉頭髮、莫名其妙地想哭，也開始出現幻覺。
「我躺在屋頂可打開的小房間，盯著天花板……我聽著呻吟、尖叫、咆哮，置身於慌亂、隨機，由零碎情欲的晦暗夢魘……」
臥病的那幾天，除了偶爾想吐外，大部分時間像極了威廉．布洛斯小說《裸體午餐》筆下的歐布萊恩：恍惚、自我懷疑、情緒低落，並持續在多愁善感的暈眩裡打轉。
有時候，遠方偶爾傳來若有似無的鼓聲，混搭著關節變形的痛楚與久久不退的高燒，每個擊鼓點都是我的疼痛點，身體的痛楚隨著節奏的強弱變化，痛，很痛，非常痛。感染後痊癒就終身免疫的屈公病，成為我東非之旅最「刻骨」的回憶。
另一項我懷疑蚊子也有參與的回憶，則發生在象牙海岸。
一開始腳踝外側像是被蟲叮了一小包，所以也只是擦擦藥草草了事。差不多兩週後，感覺上像是被叮一小口的區域變大了，重點是「沒有任何的痛楚」，正當我走在大巴薩姆（Grand-Bassam）古老的街道，感嘆頹圮迷人的殖民建築時，我腳踝上那一大塊巴掌面積連皮帶肉的患部，無預警地掉了下來，重點是「仍然沒感覺」。我知道無痛分娩，但這種觸目驚心的無感剝離還真的是第一次。任何人面對血淋淋一塊血肉硬生生被剝掉，正常人都會覺得恐怖吧！到了「找了很久」的診所後，白髮蒼蒼的老醫師以好聽得不得了的法國腔英語告訴我：
「這是細菌感染，Ulcère de Buruli。」
「什麼？」
「這是潰瘍的一種，有點麻煩。」
「那要如何治療才會痊癒？」
醫師意味深長地看著我，然後視線飄向窗外的藍天，「只要你在非洲，你是好不了的。」
這種怪病正式名稱為「布如里氏潰瘍」（Buruli ulcer），是一種由桿菌引發的皮膚病變。西非地區的原住民相信，罹患這種無痛無息的潰瘍，是觸犯惡靈的結果，大部分的患者會被他所屬的部落排擠，更慘的是驅逐出境。
「現代醫學知道它是什麼造成的，當然明白如何根治。」醫生開給我一大包夠全村人服用的抗生素，「你不用擔心，離開非洲就好了。」
除了奇怪的潰瘍外，有時候身體裡的不速之客，也會為旅行帶來小小的困擾。
在從非洲回來後的幾個月，我一直覺得膝蓋下緣有個不起眼的腫脹，有某種奇怪的異物感。
「醫生，這裡面好像有東西？」
「你太疑神疑鬼了，這看起來只是一般的粉瘤而已。」
「可是有時候會刺刺熱熱的……」
「你真的是太敏感了啦！」
拗不過我的哀求，醫生同意做進一步的檢查，所以，當他從裡面拉出一條像白色細麵狀蠕動的生物時，表情變得像是電影異形從身體裡鑽出來的驚恐模樣。
「這是什麼啊？」診療室裡從醫生到護士，還有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又過了幾週，我收到來自醫學中心的報告，這是「麥地那龍線蟲」所造成的感染。收藏於德國萊比錫大學圖書館裡的古埃及醫典《埃伯斯紙草卷》（Ebers Papyrus）就鉅細靡遺地描寫過它。在《舊約．民數記》中在荒野中折磨以色列人的「火蛇」，也被懷疑是龍線蟲所造成的。西元前二世紀居住在亞歷山大港的阿伽撒爾基德斯（Agatarchide），在《論紅海》中也提到「在皮膚下蟄伏，鑽動，造成像燙傷一樣痛楚」的小蛇，算是最清楚的病歷紀錄。龍線蟲的學名 Dracunculiasis 源自拉丁文 dracunculus，意思是「小龍」。絕大部分的文獻顯示，被小龍纏上的病患「最多」會覺得生活有點不方便，但不至於危及性命。
但不管怎麼說，在自己的身體找到其他生物，的確是件可怕的事。

病痛的隱喻
日常現實中的疾患，與文學世界所虛構的病痛很不一樣。在生活中所發生的，會產生一種「這非看醫生不可」的病識感，從掛號、就診、服藥，自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標準程序，只要排除故障後，生活就可以繼續下去。
但文學所描述的病痛都比較誇張，總是與死亡比肩而行，畢竟，誰想看小說裡的角色不斷地腹瀉或流鼻水。與其說是描寫生理的不適，它更像闡述某種生命、道德，或社會的困境，看過狄福的《大疫年紀事》、托馬斯．曼的《魂斷威尼斯》，卡繆的《鼠疫》，或瑪格麗特．愛特伍的《末世男女》就知道。看不見的敵人，伴隨著隨處可見的死亡與恐慌，自詡為萬物之靈的智慧生命，卻在迷茫與苦悶中節節敗退，瘟疫成為心靈的試煉與磨難。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喬賽．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一九二二～二○一○）的《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描寫發生在架空的平行世界中，一種不明原因的白盲症，快速地在世界各地傳染擴散。這種症病不是讓人陷入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而是被一大片白光籠罩後讓人看不清楚，而這種疾病只要距離夠近就會感染，許多人因而被禁錮隔離於廢棄的精神病院裡。
《盲目》裡所有的對話都沒有引號，人物也沒有名字，閱讀這本書的同時，我們就好像閉上眼睛聽人說話。一個只有聲音，沒有臉的世界，薩拉馬戈透過「失明」探索人性在極端環境下如何回應。故事中僅有一位眼科醫生太太得以倖免，但為了照顧她的先生只好假裝也罹患白盲症。當然，薩拉馬戈的「盲目」是十足十的文學隱喻：
「失去眼裡的光亮，也就同時失去了對人的尊重。」
當一個人看不見時，或許周遭的人會伸出援手，展現同情。但全世界都看不見時──「你有比較可憐嗎？」「憑什麼你有特別待遇？」「我們比你更慘！」憐憫就會被無可妥協的無情冷漠所取代。
疾病，不僅僅只是生理上的隱喻，更是精神文明困境的有力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