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二戰史套書組（共二冊）

《希特勒草莓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改版）》
 
試想有一天，你想上街卻被禁止出門；
再也不許和朋友見面；
所有的人都認為一切錯在於你；
大清早你就被他們押走
 
「我曾經歷過這樣的一個世界，人們屈服於誘惑之下，因此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我們絕不能縱容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卡蘿拉．史坦
本書重新敘述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的歷史－－不只是針對年輕讀者而已。
集合德國歷史學者與名家之作，深入淺出介紹人類二十世紀一段最驚心動魄的時代故事。內文結合精彩的真實歷史照片，並且穿插事件解說設計，讓讀者能瞭解事件的源由、經過與結果。

本書特色
◎集合德國歷史學者與名家，深入淺出介紹人類二十世紀一段最驚心動魄的時代故事。
◎本書大部分作者，都曾經歷過納粹時代，他們在當時屬於「新時代」的一群，現在他們面對現代讀者，描述那些曾經充滿狂熱、希望、恐慌、失望、悲痛的回憶。這些故事，對每一個新世代都需要一再講述。
◎全書內含75張歷史照片，另有方格獨立解說與內文相關的歷史事件。
◎本書內描述的時代故事，對現代人來說多半難以想像。閱讀此書時，你一定會產生許多疑問。這些問題不容易回答，也不一定每個問題都有答案。但是可以試想一下，如果處在那個時代，你會怎麼做？在你身上，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希特勒的賓客簿：二戰時期駐德外交官的權謀算計與詭譎的國際情勢》

一本未曾曝光的希特勒外交宴賓客簿，揭露二戰期間最驚心動魄的政治遊戲！

周惠民｜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黃春木｜建國高級中學歷史科教師
劉仕傑｜時代力量國際中心主任／前外交官
――好評推薦（依姓氏筆畫序）

外交宴賓客簿解鎖二次大戰期間歐陸祕史
一個又一個賓客簽名，一項又一項人性與歷史的見證

法國記者讓─克里斯多弗．布希薩在俄羅斯聯邦軍事檔案庫中找到一份從未曝光的二戰歷史文件：希特勒的外交宴賓客簿，其中記錄著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參與納粹政府重要場合的外交人員與訪客簽名。
隨著希特勒不斷進犯歐洲各國，對德宣戰的國家與日俱增，這些與德意志第三帝國密切往來的人員不僅身處險境，也時時面對著良知的掙扎。他們之中有的同情猶太人，暗中發放簽證，幫忙他們逃往他國；有的深陷希特勒的魅力之中，認為納粹終將攻克眾多敵國；有的表面上雖是中立國身分，私下卻支持納粹，為的是避免祖國落入納粹手中，或唯恐史達林上位毀滅西方文明；有的則落入效忠母國與自身安危的掙扎之中，深怕走錯一步就踏上毀滅之路……
在這本文筆精湛、情節緊湊刺激堪比諜報小說的著作中，布希薩爬梳當時的KGB報告與世界各國外交檔案，透過當局者的視角重現二戰期間諸多事件場景，讓人宛如置身情勢詭譎的第三帝國首都柏林，更道盡當時外交人員的處境，以及參戰各國的爾虞我詐。

好評推薦：
有關希特勒或「第三帝國」的討論已是汗牛充棟，本書作者另闢蹊徑，從俄國軍事檔案庋藏的「第三帝國」禮賓部門舉辦宴會時的賓客簽名簿找出線索，講述一九三九年德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關係逐漸發生變化後，各國外交人員的處境，論述或觀察角度都令人耳目一新。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惠民

二戰結束迄今已七十六年，但近年來相關著作仍紛紛出版，題材更是推陳出新。除了受益於新觀點的解析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塵封的檔案文獻陸續浮現，揭開前所未見的歷史現場。
本書主要以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間柏林總理府外交宴會賓客名單的變化，架構德國與各邦交國隨著戰事進行的曲折互動。本書不是小說，但比小說還精采萬分，因為不可能有一位小說家能憑空設想數十個國家駐德外交官在慘烈戰爭和詭譎國際情勢中的權謀盤算，以及各自跌宕起伏的終局。
――建國高級中學歷史科教師　黃春木

如果你對外交官的真實工作面貌有興趣，相信你會喜愛《希特勒的賓客簿》這本書。這本書談的是歷史，也是個人。書中將外交官這份看似高尚的工作除魅化，但同時加上了許多人性血淚。
――時代力量國際中心主任／前外交官　劉仕傑

漢斯．蒙森（Hans Mommsen）

1930年出生於馬堡（Marburg），大學主修歷史，副修德文與哲學。1968至1996年間在波洪（Bochum）大學教授現代史，1977年起擔任勞工運動史研究中心主任。他在許多發表論文中研究社會民主與勞工運動歷史、德國反對運動、威瑪共和國及國家社會主義之軍火工業。
在和曼福烈．葛瑞格爾（Manfred Grieger）共同撰寫的《第三帝國時期之福斯汽車及其勞工》（Das Volkswagenwerk und seine Arbeiter im Dritten Reich）一書中，作者指出大戰時期德國經濟成長與現代化的邁進，乃奠基於強迫勞動與人力剝削，更在《從威瑪到希特勒》（Von Weimar zu Hitler）一書中，完整分析第三帝國的內政憲法。在《希特勒之外的道路》（Alternatives zu Hitler）研究裡，他撰文描述1944年7月20日反對運動的政治與社會理念。

希爾可．羅倫斯（Hilke Lorenz）

1962年出生，德國文學與歷史學系畢業。目前擔任斯圖加特週報《週日即時報》（Sonntag Aktuell）雜誌部主管。她於2003年開始探討童年時期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人們的生命故事，從中孕育出一本專書：《戰爭兒童——一個世代的命運》（Kriegskinder - Das Schicksal einer Generation）。

蜜爾雅．培斯樂（Mirjam Pressler）

1940年出生，畢業於法蘭克福造型藝術學院。她在1962年前往以色列，於囤墾區內工作過一段時間。1970年返回德國後，打過許多零工，撫養3名女兒成人，並開始撰寫兒童與青少年書籍。1980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說《苦甜巧克力》（Bitterschokolade），立即贏得著名的奧登堡（Oldenburg）兒童與青少年文學獎。
除了寫書之外，她還翻譯希伯來文、非洲語、英文及荷蘭文書籍，例如《安妮日記》之評著版本。蜜爾雅．培斯樂曾撰寫一本關於安妮．法蘭克的書籍，名為《我心何等嚮往——安妮．法蘭克的生命故事》（Ich sehne mich so. Die Lebensgeschickte der Anne Frank）。她的著作屢獲大獎，一本源於真實故事的小說《瑪卡．麥》（Malka Mai）亦曾獲獎。瑪卡．麥是一個7歲的猶太小女孩，家人因為躲避納粹而將她獨自留在波蘭農莊裡，書中描述這位小女孩奮鬥倖存的故事。

鄔蘇拉．魏爾夫（Ursula Wolfel）

1922年出生於漢姆伯恩（Hamborn）（後改名為杜伊斯堡—漢姆伯恩）（Duisburg-Hamborn）。她的兄長卒於1939年波蘭之役。她曾於疏散「兒童下鄉」活動中，參加後方支援役與青年義務勞動，之後進入海德堡大學就讀德文及歷史學系。1943年，她在羅德茲（Lodz）結婚；隔年得女。1945年，她的丈夫死於戰俘營內。
大戰結束後，她在奧登華德地區（Odenwald）擔任教師助理，並於佑根漢姆（Jugenheim）當時的教育學中心及法蘭克福修課。之後，則於達姆城特殊教育學校授課。1961年起，她成為自由文字工作者。其全數著作於1991年榮獲德國青少年文學特獎。

赫曼．文克（Hermann Vinke）

1940年出生於下薩克森州的瑞德—埃姆斯（Rhede-Ems）。畢業於漢堡大學歷史及社會學系，曾擔任多間報社的編輯，其中長年擔任帕本堡《埃姆斯日報》，也擔任過漢堡北德廣播電台（NDR）的編輯。1981至1986年間，他擔任德國公共電台（ARD）駐日本之遠東特派記者；1986至1990年年間則出任北德電台及西德電台（WDR）駐美記者；1991至1992年間，他負責掌管位於（東）柏林之德國公共電台，而後則擔任布萊梅廣播電台節目部經理。
自2000年起，他負責與東歐∕波羅的海的通訊工作。目前寓居布萊梅及柏林。他撰寫過例如《蘇菲．碩爾的短暫人生》（Das kurze Leben der Sophie Scholl）、《凱托．柏葉思．范．貝克——我並未乞求苟延此生》（Cato Bontjes van Beek — Ich habe nicht um mein Leben gebettelt）等書。其著作屢獲大獎，包括榮獲德國青少年文學獎。

哈特姆特．馮．韓逖希（Hartmut von Hentig）

1925年出生於波蘭的波森（Posen），其父主責當時位於波森的德國總領事館。父母離異後，哈特姆特多半旅居國外，曾在美國加州、哥倫比亞及荷蘭度過童年與青少年時代。曾就讀柏林法國中學6年，1943年加入軍隊，戰爭結束前淪為美方戰俘。1945年，他開始進入大學研習古典語言學；於1953年取得美國芝加哥博士學位。
曾擔任高中歷史及拉丁文教師10年之久。1963年起，他於哥廷根（Gottingen）及畢勒費爾德（Bielefeld）大學擔任教育系教授，並於畢勒費爾德大學創建實驗學校（Laborschule）及補修高中文憑之3年制學校（Oberstufen-Kolleg）。退休10餘年，寓居柏林，以榮譽教授身分評論時事。

卡蘿拉．史坦 （Carola Stern）

1925年出生於伍瑟都島，原名愛莉卡．阿司姆斯（Erika Assmus）。二次世界大戰後，她於東德擔任教師。1950年代逃至西柏林，透過各種文字發表，贏得研究東德專家之美譽。東德國家安全局曾兩度試圖綁架她，因此她以假名「卡蘿拉． 史坦」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許多人僅知其筆名。
1960年代，她負責科隆一家出版社的政治書籍編輯部。1970年開始，擔任西德電台（WDR）的編輯與評論人。退休之後，她在《交織的記憶》（In den Netzen der Erinnerung）及《雙重人生》（Doppelleben）兩本書中描繪自己的生命經歷，並出版一系列的名女人傳記。

英格．柏德森 （Ingke Brodersen）

1950年出生，大學時期主修歷史。曾短期擔任教師，之後則長年任職於Rowohlt出版社，編輯並出版政治類書籍，而後升任Rowohlt Berlin出版社負責人。
多年前，她與其他作者共同合作出書，書中多位主角回顧自己在希特勒成為共和國總理那一天當中的經歷。書中有位作者是共產黨員，他在1933年旋即被捕入獄；這人和英格．柏德森有著同鄉之誼。從他口中，英格瞭解了許多關於自己故鄉及鄉親們在納粹主義時代裡發生的故事。
目前擔任作者及撰書專案經理人，並為《卡夫卡》雜誌工作。她與朵莉絲．施洛德—柯普夫（Doris Schroder-Kopf）共同出版《總理住在游泳池》（Der Kanzler wohnt im Swimmingpool. Wie Politik gemacht wird）一書，並和麥布瑞特．伊爾納（Maybrit Illner）共同撰寫《小道消息報導－－傳媒及其操盤手》（Ente auf Sendung. Von Medien und ihren Machern）。

讓－克里斯多弗．布希薩Jean-Christophe Brisard

法國重要記者，著有眾多深入探討地緣政治的紀實作品，多以獨裁者為主題。他曾與克勞德．凱特爾（Claude Quétel）合著《暴君的子女》（Enfants de dictateurs），近期著作則包括了已被譯為十七種語言的《希特勒之死》（La mort d’Hitler）一書。

相關著作：《希特勒的賓客簿：二戰時期駐德外交官的權謀算計與詭譎的國際情勢》

《希特勒的賓客簿：二戰時期駐德外交官的權謀算計與詭譎的國際情勢》

推薦序 令人耳目一新的二戰史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惠民

有關希特勒或「第三帝國」的討論已是汗牛充棟，本書作者另闢蹊徑，從俄國軍事檔案庋藏的「第三帝國」禮賓部門舉辦宴會時的賓客簽名簿找出線索，講述一九三九年德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關係逐漸發生變化後，各國外交人員的處境，論述或觀察角度都令人耳目一新。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變爆發，許多國家先是斷交，繼而宣戰。天翻地覆之際，留在柏林的各國外交人員得面臨怎樣的未來？當時，約有一千名駐在柏林的各國外交人員遭軟禁，面臨飢餓與絕望，幽居五個月後才獲准離境，倉皇逃出生天。與之對照的，是一九四五年德國戰敗投降後，與德國尚有邦交的各國外交人員，同樣前途茫茫，只不過，沒有那麼幸運。

一九四四年底，德國敗象已經相當明顯，此時，柏林所剩的使館已經相當有限，但仍努力維持歌舞昇平的假象。一九四五年四月，柏林外交部門終於面對現實，安排各國重要使節撤離，僅剩下一些參事、祕書留守，直到蘇聯軍隊攻陷柏林，將他們俘虜回莫斯科。這種景象，讓人想起金人南下，將北宋靖康之變，兩位亡國之君及皇族、后妃全遭擄往五國城的景象。

提前試閱本書時，許多熟悉的人名、事件出現紙上：滿洲國、大島浩，三國共同防共協定等。本書作者花了許多考證功夫，對「第三帝國」末期與柏林仍保持外交關係的幾個國家：愛爾蘭、日本、滿洲國、泰國的外交官員都有詳盡的考證，也可從他們的遭遇，看盡世情冷暖。

一九三九年歐洲戰事爆發後，除了教廷與永久中立國瑞士之外，瑞典、愛爾蘭也以中立國立場，保持對德邦交，並未撤出德國或其占領區。這些中立國都成為當時兩大陣營的緩衝。瑞士則兩面討好：一方面准許難民猶太通過，另一方面卻接受第三帝國的「納粹黃金」，難怪遭受諸多質疑。一九四三年以後，愛爾蘭駐德大使克雷明（Cornelius Christopher Cremin）與瑞典大使瑞雪特（Arvid Gustaf Richert）在柏林仍相當活躍，參加德國政府舉辦的各種官式活動，在「希特勒的賓客簿」上留下簽名。一九四五年四月，俄軍即將攻入柏林，克雷明已經事先獲得友邦善意警告，立即潛往瑞士，逃過一劫，瑞典大使瑞雪特也於四月二十三日離開柏林，命代辦留守。

相較之下，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的境遇完全不同。大島浩是「共同防共協定」的影武者，頗受希特勒信任，日本人甚至稱他為「駐德的德意志大使」，揶揄他的親德立場。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大島浩參加柏林政府的官式活動時，還誓言與德國共赴「國難」。但幾天之後，大島浩便與日本使館許多人員逃往奧地利巴特加斯泰因（Bad Gastein）。五月八日德國投降，美軍抵達，率先管收日本使館人員，將一干人等送到美國審訊，再遣返日本。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大島浩因戰罪而遭起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其終身監禁。在服刑十年後，獲得假釋，隱居東京附近，度過餘生。奉命留守柏林的日本使館參事河原駿一郎則與其他國家使館留守人員遭遇相同的命運：送往莫斯科，而後不知所終。

日本人早於一九三二年成立魁儡政權「滿洲國」，但德國遲至一九三八年才在日本堅持下，給予承認並建交。日本隨即以呂宜文出任滿洲國駐德公使，王替夫則擔任參事。德國投降之前，呂宜文已經先安排其奧地利籍情婦並同兩子返回奧地利，自己則回到「新京」，一九四五年八月，滿洲國瓦解，呂宜文被逮補，曾經遭雲南省高等法院判處死刑，但最終獲赦。留守柏林的秘書王替夫則遭蘇聯逮捕，先在俄國戰犯集中營中服刑十二年，假釋後遣返回國，再度勞改二十二年。一生悽苦，正是蘇武故事的翻版。

作者行文之際，為加強張力，不時加入一些個人想像，例如描寫中華民國陳介大使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參加希特勒生日宴會時，無法順利出示邀請卡的窘狀，又指出「滿洲國」公使呂宜文不通德文。須知呂宜文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工學部畢業，當時日本大學中德文不僅是必修，且必須具備相當能力。呂宜文在柏林期間，與其奧地利管家產生情愫，生育子女，說他不通德語，恐怕無法說服讀者。

希特勒主導的「第三帝國」覆亡超過四分之三個世紀，有關「第三帝國」的論述主題甚多，從戰爭破壞文明、猶太滅絕離散到戰後世界重整，率皆有之。從俄軍收繳的「第三帝國」政府文書，挑選宴客的紀錄做為切入點，倒是非常新的嘗試。視角不一，但幾乎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兵，凶器；戰，危事也。

推薦序　外交工作的現實與血淚
――時代力量國際中心主任／前外交官　劉仕傑

外交官的工作，總讓人聯想到光鮮亮麗的一面。一般人談到外交官或大使，總想到出入各大宴會，杯觥交錯的愉悅畫面，例如一個大使代表母國，意氣風發地跟駐在國進行各項談判交涉。

但，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一個大使所派駐的國家，不是正義的一方呢？作為外交官，一方面得聯繫當地的政要，培養與當地政界的關係，一方面又擔心自己未來將被歷史唾棄，甚至影響身家性命，面對這樣的兩難，該怎麼辦呢？

《希特勒的賓客簿》正是一本精彩的好書。時間設定在二次大戰，世界分成同盟國及軸心國兩大陣營，希特勒掌權下的納粹德國當時被認為是歐洲強國。二戰情勢未卜，希特勒橫掃全歐洲，如果你是被派駐在德國的外交官，你又如何預知希特勒終將戰敗？

這本書的標題乍看之下令人有點困惑，為何要談賓客簿？賓客簿有沒有簽到，很重要嗎？但一讀之下，才赫然明瞭，原來本書講的是「作為派駐納粹德國的外交官，該如何在正義良心與捍衛國家利益之間求取平衡？」，以及出席希特勒壽宴或相關納粹德國慶典的各國使節，在賓客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等到日後德國戰敗，蘇聯的反間情報組織如何找出這些賓客簿上的名字，並一一復仇的故事。

回想起來，一九三○到一九四○年代的駐德外交官，想必經歷了內心反覆痛苦的糾結。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舉辦五十歲壽宴，這可是一件大事，作為外交使節既然受邀，能不出席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國「水晶之夜」悲劇震撼全世界，無數名猶太人遭到納粹迫害，但派駐德國的外交官，又有何選擇呢？

書中特別寫到了美國駐柏林代辦當時向德國猶太人核發將近七萬份簽證，讓猶太人得以逃到美國。當時美國第一夫人認為應該要每年准許一萬名猶太孩童前往美國，但這項作法當時並未得到美國國內主流民意的支持，最後美國國會只好作罷。這段故事讓我想到，當時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館的何鳳山總領事，也不顧上司駐德大使陳介的反對，執意核發了數千份生命簽證予猶太人，多年後何鳳山被稱為「中國的辛德勒」並獲以色列政府頒贈「國際義人」獎項。書中花了一些篇章提到當時滿洲國駐德大使館也核發了數萬名簽證給猶太人，對台灣讀者來說，這是少見談論滿洲國政府的歷史角度。

這些故事，其實都是在談外交官在歷史的洪流下，如何面對自己的良心，做出最終的選擇。而當時各國在思考是否接受猶太難民的難題時，也深怕難民之中是否曾有納粹間諜。這樣的顧慮是否似曾相識？沒錯，香港自從爆發反送中以來，台灣政府及社會內部激烈辯論是否針接收大規模香港難民，反對派的顧慮即包括：如果這些香港難民中藏有中共間諜呢？

回到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納粹德國，當時部分歐洲中立國（如瑞士）或小國的駐德代表，事實上因為忌憚希特勒最終將侵略自己母國，所以在與納粹政府互動時，或多或少帶有一種釋出善意甚至祈求輸誠的卑微心態。是的，外交官不總是光鮮亮麗，有些時候為了保存國家生存利益，總得認清形勢比人強的國際現實，畢竟當時的納粹德國，可是勢如破竹呢！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希特勒意外逃過一場暗殺行動，當時納粹政府急忙召開一場邀請各國使節的公開活動，慶祝希特勒得到上天的眷顧。所有的外交使節都出席了這場慶祝活動，為何？因為作為派駐德國的外交使節，如果不出席這場活動，可能被解讀為不支持納粹德國政府領袖希特勒。作為外交官，必須要在形式上與派駐國廣結善緣，不是嗎？

總之，如果你對外交官的真實工作面貌有興趣，相信你會喜愛《希特勒的賓客簿》這本書。這本書談的是歷史，也是個人。書中將外交官這份看似高尚的工作除魅化，但同時加上了許多人性血淚。

讀完此書，你還會認為外交官出席宴會是件輕鬆愉快的事嗎？也許有時是吧，但更多時候可是戰戰兢兢，苦酒滿杯呢。

《希特勒草莓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改版）》

導言：勇氣與良知∕英格．柏德森
本書敘述有關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的竄起與衰敗、戰爭、對人類的迫害與滅絕，以及「第三帝國」終於被擊敗，人民得到解放的那一年。這段時期是歷史，但同時亦涵蓋了無數個可以讓人從中學習的故事。我們從那些為求獲取利益而參與暴行的人們身上學習，但也從另一些為幫助別人而不惜冒生命危險的人身上學習。這些人往往只是默默無名的英雄，他們的姓名幾乎不為人所知。譬如，席特君．查森豪斯，當被問及為何做出此舉時，她答道：「這是人性的良知。」

第一章：「元首國家」－－一個獨裁政權的興起∕漢斯．蒙森
看似十分堅決果斷的納粹「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卻經常猶豫不決，以致於他在1923年11月企圖推翻可恨的威瑪議會共和的行動失敗。為了這次所謂的「希特勒政變」，他被判處四年的監禁，但前後卻僅服刑數月。他利用服刑期間撰寫了一本個人回憶錄《我的奮鬥》。
之後不到十年光景，時機終於成熟：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帝國總理。他受到諸多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因為他們相信，一方面可藉此「控制」希特勒及其他國家社會主義份子，另一方面可將其做為利用工具。然而，希特勒及其黨羽－－從卸任戰鬥機飛行員赫曼．戈林、宣傳頭子約瑟夫．戈培爾，到後來的納粹黨衛軍首領海因希．希姆萊－－卻在短短數月之內，將德國打造成一個獨裁的元首國家。

第二章：「與領袖一同前進」－－納粹政權如何征服人民的日常生活∕希爾可．羅倫斯
當納粹國家社會主義份子掌權時，卡爾、安娜朵麗和瑪麗安妮都還是懵懂未知的孩子。對於他們而言，1933年也是個新時代的開始。野外行軍、社團晚會、夏令營、冬夏至慶典－－各式各樣的青少年活動不斷，所有活動均按照他們領袖的旨意，具有「德意志的思想、德意志的行動」，因為他們是國家未來的棟樑。他們高唱行軍曲，學習德意志的問候禮，以及如何分辨「統治階級」與「劣等人種」。
偏偏是一個被俘虜的「劣等人」，一個來自俄羅斯的強制勞役工人，讓安娜朵麗的世界觀產生了第一道裂痕。他突破了這個原本信仰堅定的「希特勒少女」身上的冷血盔甲，畢竟，少女原將外勞視為必須擊潰的「敵人」。

第三章：天堂與地獄－－從德國萊比錫到捷克特瑞辛市∕蜜爾雅．培斯樂
那年她剛滿14歲，正準備移民到巴勒斯坦，她的大姊荷蓮娜已在當地。出身萊比錫的猶太女孩漢娜蘿蕾，此時已改名為漢娜，去不成巴勒斯坦，反而來到哥本哈根，再輾轉去了丹麥的菲英島。雖然漢娜必須從事粗重的工作，面對納粹恐怖統治的威脅，她卻仍感到安全無虞。直到有一天，納粹黨衛軍的槍托在拂曉的門前猛撞，漢娜就這樣被帶到捷克特瑞辛市的集中營去了。

第四章：「為何軍人必須殺戮？」－－白天爭戰，夜半轟炸∕鄔蘇拉．魏爾夫
這場戰爭並非突如其來，從先前的諸多徵兆便可看出端倪，例如「義務兵役」、「戰鬥」及「防空設施」等名詞，在戰爭之前已廣為流傳。漢納斯．胡柏擔憂自己妻兒，認為確實有必要建造一個防空地窖。於是整棟房子的住戶上下總動員，完成了一間防空地下室，此時距離戰爭爆發仍有數年。
然而，戰爭終究波及這幢位於德國西部杜伊斯堡和丁斯拉肯兩地間一座小城郊的出租公寓。阿諾是一位忠誠的社會民主黨人艾利希之子，他加入納粹黨衛軍的行列，在戰爭結束時失蹤；小組督察員奧托．史密特之子羅夫驚駭地目睹了納粹黨衛軍對俄國人民的恐怖暴行；沃夫剛則因為在戰時必須跟隨大學生連隊移師至波蘭而身受重傷，成為這棟公寓裡的第一位戰爭犧牲者。

第五章：「別說這是為了祖國」－－反抗納粹政權的義士∕赫曼．文克
朋友們事先警告過他，但是政論雜誌《世界舞台》的發行人卡爾．馮．歐西茨基仍決定先就寢休息。他在1933年2月28日深夜被捕，被發配至艾斯特維根集中營。其後礙於國際間的抗議，他才在1936年重新被釋放，但此時的他已經病入膏肓。然而在「第三帝國」期間，他並非唯一一個為了個人民主信念勇敢挺身而出的人。有人為反抗納粹政權，即使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譬如葛奧格．艾爾沙就耗費了30個夜晚的時間，在慕尼黑的市民酒窖內安裝炸彈，不料希特勒卻比預定的時間早一步離開。又如「領袖的私人囚犯」――牧師馬丁．倪慕樂被監禁於薩克森豪森的集中營裡。還有那三位來自比利時的年輕抗暴鬥士，他們在1943年4月成功阻止一班開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死亡列車，231條人命因此獲救。

第六章：1945－－解放的那一年∕哈爾姆特．馮．韓逖希
在這場荒謬戰爭的最後數月，當敵軍早已深入國土之際，德國人卻依然頑強抵抗，難道抱著絕對服從、完成使命與堅忍不拔的態度，就可達成希特勒的「最後勝利」嗎？此時人們所能乞求的，不過是別讓自己淪為轟炸的犧牲品，或是被逮著的逃兵罷了。
數以百萬的德國軍人待在超大型的俘虜營內，正是反省思考的良機。在佔領區內，戰勝的同盟國正準備建立新的生活秩序。一級戰犯在紐倫堡的國際法庭內接受審判，許多德國人民至此才頭一次認清他們的醜行，卻仍不願意去面對事實。同盟國不僅藉著慘不忍睹的照片、刑罰與限制職業權對德國人民進行思想再教育；另一方面，人們也開始被迫去面對和因應如今的局面：失去當權者，卻換得自由。整個體制瓦解得徹徹底底，卻因此成為一個轉機。

後記：藉由假想敵的塑造使仇恨滋長∕卡蘿拉．史坦
北部伍瑟都島上的每個人都是親「領袖」的。媽媽偏袒希特勒，牧師亦然；學校老師贊同他，甚至連外國人也附和他－－威爾斯王子曾造訪希特勒在伯格霍夫私人山莊；柏林奧運舉行期間，法國隊甚至高舉右手，行希特勒問候禮。早在納粹份子當權之前，所謂的「紅色敵人」、「猶太人」等假想敵早已存在人們心中。將事情一概而論的習性更加速了假想敵概念的蔓延，藉著這些假想敵讓仇恨滋生，而仇恨再挑起暴力。


《希特勒的賓客簿：二戰時期駐德外交官的權謀算計與詭譎的國際情勢》

推薦序　令人耳目一新的二戰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惠民
摧薦序 外交工作的現實與血淚――時代力量國際中心主任／前外交官　劉仕傑 

序幕

第一章　猶太人悲歌
第二章　拯救猶太人
第三章　暗殺希特勒
第四章　反抗或低頭？
第五章　藝術與政治
第六章　蘇聯失算
第七章　別有居心
第八章　喪失盟友
第九章　逃離柏林
第十章　真相浮出檯面
第十一章　梵蒂岡的真面目
第十二章　權衡與決斷
第十三章　大限將至
第十四章　最後的宴會

尾聲

簽名簿名單
資料來源
謝辭

《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改版）》

1933年1月30日是個不尋常的日子，就連卡爾也感受到了。全家人都在等待這一天的來臨，等著年邁的總統興登堡任命國社黨領導人希特勒為國家總理。最起碼，對於那些懷著一顆熱切的心、全心全意相信「領袖」的人們而言，無不盼望從這天起，一切都會與從前大不相同，開始漸入佳境。而卡爾的家人便是如此。

家中的門鈴總是響個不停，親朋好友們不時來串門子，為的就是共同舉杯慶祝納粹運動的勝利。個個滿懷著歡度佳節的心情，慶幸自己終於壓對了寶，這個國家也終於可以向前邁進。自從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以來，生活在這個國家的許多人，都認為自己只有當輸家的份，永遠萬劫不復。現在，大家都想聽聽收音機裡究竟給國社黨地方小組組長弗德烈‧瓦特（Friedrich Walter）——卡爾的爸爸——家裡帶來什麼佳音。每個人無不渴望分享柏林街頭因為歡迎新時代來臨而舉辦的火炬遊行。新任總理阿道夫‧希特勒對所有支持他的群眾講話，不多時，那個無比刺耳的嘶吼聲，就固定出現在每個家庭中。

8歲的卡爾也覺得，這個晚上是對他個人的一種證明，因為他老早就和他的死黨們「1、2、1、2」地穿梭在大街小巷，踢著響亮的行軍正步。他們就像小小軍人一般，把雙手貼在短褲的接縫處，雄糾糾氣昂昂，一步接著一步前進，同時還高聲唱著「德國必須生存／德國必須生存／即使我們因此犧牲，即使我們必須犧牲！德國必須永續生存！」

唱著如此簡捷有力的歌詞，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悄悄對未來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還在和平的年代，他們就讓自己習慣於戰爭時期的思想，並練習在血腥的嚴肅中尋找樂趣，為自己年輕的生命，打開一扇死亡思想的大門。他們也相信，納粹在接下來的數年裡不斷幫人民洗腦的這些思想，都是出於他們原本的意願：每個單一個體都有義務參與這個人民共同體──任何人皆不准置身事外。他們所練習的一致步伐，將來也應穿越全國每個角落；誰若拒絕參與，就會被排擠在社會之外。

戰爭結束後，瓦特和父親合力開了一家製作畫框的小商店，靠著這份工作，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正如其他的市井小民一樣，他也希望國家的命運能徹底改變，完全抹滅戰敗的不堪記憶，並因此改善個人的生活環境。

他經常向兒子卡爾述說一個可怕的故事：一名法國士兵如何用槍托將他的牙齒打落，只因為這個德國人不願意讓位給他。這個勝利者在戰敗者面前耀武揚威的故事，也使得他半大不小的兒子無法漠然以對，父母親沒完沒了地抱怨，說德國人民如何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讓卡爾成了忠實的聽眾。因此，他也從中學習到，如何判斷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如何分辨好壞；誰和你同一陣線，誰又是你必須小心提防的人；還有，究竟誰該為家中的一貧如洗負責。

因為1929年秋發生的致命的世界經濟危機，也讓這孩子的家庭強烈感受到其後續效應。父親在祖父去世後獨立經營的商店必須被迫關門，誰還有能力在這個時機來裱畫？人們必須為了每日的麵包，為了月底的房租，為了孩子的鞋子而努力奮戰。零用錢對卡爾來說，只是個遙不可及的夢。

1933年的德國有幾近700萬的失業人口，在弗德烈‧瓦特的眼裡，民主制度實在脆弱得不足以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尤有甚者，德國之所以淪落到如此悲慘的境地，民主制度本該負起責任。在我們的帝國議會裡，只有高談闊論，卻無具體行動。瓦特將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國社黨的身上，這個充分展現出說服力、有著嚴格秩序與紀律的政黨。

1930年，他開始擔任國社黨地方小組的組長，滿心驕傲的他，經常身穿棕色的制服在城裡漫步。對他來說，一個先前完全失敗的生命，隨著1933年的來臨，所有的夢想都將實現。他在國家義務勞動處的行政部門又有了穩定的收入，全家人也遷至更寬敞美麗的公寓。卡爾十分崇拜爸爸，希望將來也能像他一樣偉大。
也由於這個緣故，卡爾8歲就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原本他的年紀還太小，因為在1933年以前，青年團團員的最低年齡為14歲，在納粹掌權後下修為10歲。但該團破例將卡爾視為特別個案，這等於是一項殊榮。雖然納粹政權亟欲掌控所有的青少年，但組織中的特例情況仍應只能做為一種獎賞的形式，不可被視為理所當然。

☆希特勒青年團☆
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青年團宣布改名為國家青年團（Staatsjugend）。年滿10歲者，可以成為「納粹小傢伙」；年滿14歲起，則自動歸屬原來的希特勒青年團。而女孩們在14歲以前可加入少女團（Jungmadeln，縮寫為JM），之後可加入德國女青年聯盟（Bund Deutscher Madel，縮寫為BDM）。

1933年初，希特勒青年團擁有大約10萬名團員。到了1934年底，青年團與女青年團的人數便已暴增到將近360萬，這個數字幾乎囊括了全國所有介於10到18歲的青少年。

任何人只要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就等於置身在另一個世界當中，陌生人的話，會比自己父母的話來得更有力。倘若成年人也和納粹站在同一陣線，就如卡爾的父母親，便不至於太過突兀。但如果父母與納粹保持距離，或甚至持批判態度，親子關係就會變得極其複雜。究竟誰的話比較權威？是青年團的領導，還是父母親？而自己的親生孩子又可能會把什麼居家閒談的內容，報告給青年團呢？

卡爾並沒有這些問題，他的爸爸相當自豪，自己的兒子會被教育成一個規矩的小伙子、一個剛強的男子漢、一個堅毅不拔的戰士。卡爾和朋友們練習著野外偵查遊戲、潛近、掩護藏身、守候打探以及匍伏潛行，同時還高唱一些效忠國家、決心身先士卒和發揚團隊精神的歌曲。

某天，卡爾的遠親來訪，是個嚴峻的希特勒少年，也和卡爾一同參與組織在附近鄉間所安排的課外活動。一項行軍活動即將開始，亦即所謂的小旗行軍，150名興奮的青少年即將動身出發。他們手扛旗幟，全黑的旗幟上印有白色的閃電標誌。一如往常，在行軍的路上他們高聲唱著進行曲，因為進行曲不但能控制步伐，還能控制思想。「向我們的旗幟敬禮，向我們的標誌敬禮，向創造它們的領袖敬禮，向所有為他們犧牲的烈士敬禮，忠誠地追隨他們的呼喚！日以繼夜奮勇抗敵，讓我們成為旗幟的守護者，無論我們勝利還是倒下，我們的旗幟永遠聖潔。」

這群少年期待從身旁經過的人們對旗幟表達敬意，對這個象徵行威嚴之禮，對他們而言，這就是納粹運動的體現──當然還有他們所獲得的新權力。他們已經不再是無知的小孩子──這些納粹小傢伙象徵著未來。路旁有人不願對這方布料行禮，但這方布料對少年們而言，卻擁有幾近崇高的宗教意義。他既不肯伸直手臂，亦不願互撞腳後跟立正。卡爾的親戚立刻毫不猶豫地反應：他重重摑了那人一掌。卡爾就在身旁，冷漠以對。他絕不會給予那些妨礙國家信念的人絲毫同情，因為這些人只會成為絆腳石。

該敬老尊賢嗎？對這些少年們來說，它早已不再是理所當然的禮教。誰是棕色運動的一員，誰才值得尊敬。隨著一次次的野外露營、一次次的行軍踏青，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隔閡被離間得更深，而新舊價值觀之間的鴻溝，也變得愈發不可跨越。又如，將心比心已不再屬於為人的美德之一，此乃孩子們在社團晚會上被反覆灌輸的新戒律。相反地，他們應該如皮革般強韌，鋼鐵般堅硬，獵狗般迅猛。這是他們口中所謂的「領袖」希特勒，在1934年的紐倫堡黨大會上，在聽眾如雷的掌聲中所要求的。他們，這些希特勒少年，就是新德國的象徵。

《希特勒的賓客簿：二戰時期駐德外交官的權謀算計與詭譎的國際情勢》

他們說他們沒有選擇餘地。
 
他們說當時還沒開戰。
 
他們說當時他們並不知道⋯⋯
 
那一天是希特勒五十歲壽宴。五十歲是重要的一年，是個逢十整數，恰好半百。希特勒會活到一百歲嗎？他是否真有不死之身？一九三九年的德國，想必有人如此殷切期盼。這是轉折性的一年，值得慶賀的一年，世界還沒因戰爭而天翻地覆。幾個月後，當德國人回想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這一天，心頭必定會湧起一股懷念之情。這是個天真爛漫的年代，人們無所顧忌地伸直手臂，朝前方高舉過肩，不用擔心受到世人批判。人們也能毫不拘束地高喊「希特勒萬歲」。在一九三九年， 何必因加入納粹或熱愛元首而羞愧呢？他為了德國人民付出了那麼多，不是嗎⁈經歷一九一八年災難般的慘敗，德國終於再次揚眉吐氣。不管是在綠意盎然的鄉間，還是人人辛勤勞動的大城市，希望都再次降臨。失業率、惡性通貨膨脹、共產黨和他們紅色的黨旗，全都消失了，被趕走了，煙消雲散了。它們去了哪兒？那些共產黨人又被送去哪裡？難不成被送到蘇聯去了？不！沒那麼遠。被送到集中營嗎？可能吧⋯⋯但誰會關心那些事？
 
當然，世事並非完美無憾。人民的飲食品質大不如前，都是因為最近推動的糧食限制。肉類稀少，奶油也很少見。然而為了刺激國家經濟再次蓬勃發展，重建令人驕傲的國軍部隊， 人民盡一點心力也是應該的，不是嗎？就像戈林（Göring）元帥說的：「槍炮與奶油之間，我們已做出選擇！」雖說提倡民族社會主義的納粹黨也難免出現幾個害群之馬，有時惡作劇地嚇唬那些路上的好人，不只是猶太人，他們也會找善良德國人的麻煩。真是太可惡了！要是希特勒知道這回事，他一定會力行改革，晚上的酒館裡，人們低聲地彼此安慰。猶太人？啊， 是的，猶太人⋯⋯他們吃了不少苦頭。但又能怎麼辦呢？種族迫害，暴力凌虐，反猶太法令⋯⋯太可怕了。可怕到連國際社會都關注起這個問題。

一九三八年七月，多達三十二國的代表聚集在利曼湖畔（Leman）美麗迷人的法國村莊埃維揚（Évian）。這是美國總統羅斯福（Roosevelt）的主意。第三帝國再也不想見到那些數以千萬計、百萬計的男女老幼，必須想辦法安置他們才行。國際聯盟（Société des Nations，法文簡稱SDN）的總部設於瑞士， 這場會議自然該辦在瑞士。雖然十分遺憾，但此舉萬萬不可。太複雜，太過耗時了，但最重要的是，向來愛好和平的赫爾維蒂聯邦（nation helvète）何必冒險激怒衝動暴躁的鄰居納粹德國？於是愛充好漢的法國接下這個任務。柏林未受邀請，而羅馬拒絕出席。幾個民主大國才不需要那兩個逐漸朝法西斯主義靠攏的國家加入，一起商討如何處置這些「政治難民」。這些人是「難民」，而不是「猶太人」。後者隱含某種意涵，還是別用的好。在埃維揚，沒有半個人吐出「猶太人」三個字過。他們估量，實在沒必要譴責德國當局。經過一整週的研商，國際聯盟終於達成共識，那就是什麼也不做。沒有人願意改變平時的難民配額。只有一國例外：多明尼加共和國。這個位在加勒比海的國家願意提供十萬個簽證名額，令眾人大吃一驚。但附加條件是他們必須移居到深山叢林的無人地區，開墾拓荒， 推動農業。

埃維揚會議後幾個月，德國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再次爆發一波反猶太迫害行動，激烈的程度可說前所未見。將近一百萬名民族社會主義分子組成的準軍事部隊在一夜之間將兩百六十七間猶太教堂化為灰燼，洗劫、破壞多達七千五百間猶太商店。數十人不幸喪命。歷史稱這一夜為「水晶之夜」。詭異的是，到了一九三九年四月，德國再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好似這場殘暴無情的暴動未曾發生。只有德國猶太人沒有忘記。他們意識到自己已不再被當人看。不只如此，每個月都有新法令提醒他們這回事。一九三九年春初，新頒布的法令禁止猶太人駕駛任何車輛，除了不能從事醫療、法律業，也不能在任何公共部門任職之外，又再加上了更多職業限制。猶太人別無選擇，只能勉強在沉默中生存。這下德國警察終於放下心來，猶太人絕沒有任何機會破壞希特勒的誕辰慶典。不管是猶太人還是任何人都無權掃大家的興。但誰會想掃興呢？有誰不支持元首？整個德國─或者說幾乎整個德國─都恨不得向他致上最高敬意，展現對他的愛戴。德國在六年前透過民主途徑證明對他的敬愛，甚至為了維護國內和平，不惜擁抱他的專制與暴力。德國相信這個充滿活力的男子會開創一個帝國。五十歲的他看起來正值壯年，依舊活力充沛，精神煥然。這位傑出的政治家深諳如何在歐洲發揮無人可擋的影響力，就連在全球舞台也大放異采。就官方而言，一九三九年有多達五十三國在德國首都設立大使館。此數目超過世上四分之三的主權國家。
 
但接下來不出五年，將近一半的大使館都會關門大吉。各國大使和外交人員不是回到本國，就是被稱為蓋世太保（Gestapo）的德國祕密警察軟禁。有些人不只失去外交身分， 也失去了國家，遭德國及其盟國併吞。不過我們別太心急。

柏林在一九三○年代末，再次成為放眼世界的外交重地。全球各國都急著派外交官前往柏林。不只美國、蘇聯、歐洲各國，就連拉丁美洲國家和大部分的亞洲國家也是如此，別忘了還有非洲和中東少數幾個獨立國家。不管納粹的政治謀略多麼殘暴，多令人不齒，德國仍是個值得往來的國家。當德國外交部邀請各國外交官前來慶賀元首誕辰，他們都唯命是從。有些國家特別愛挑剔，藉由暫時召回自家大使表達不滿，只留一名代辦或次級官員在柏林。美國、英國和法國選擇這麼做。對美國而言，水晶之夜太過殘暴。英法兩國則是為了強調自己絕非膽小之徒。原本他們對德國的行徑不置一詞，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出兵攻擊他們的盟友捷克斯洛伐克。根據德、法、英、義四國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簽下的協約， 只要蘇台德地區納入第三帝國的領土，希特勒就保證不會向那些中歐的鄰居小國下手。有誰真相信納粹的保證呢？捷克人絕不會相信。
 
他們是對的。
 
簽下慕尼黑協定後不到六個月，德軍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浩浩蕩蕩進入布拉格。德軍的藉口─當然得找個藉口才行─看似十分單純，甚至稱得上慷慨大方：斯洛伐克渴望獨立，好心的德國只想保護他們。隔天希特勒就立法明定在捷克成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將之併入德意志第三帝國版圖。斯洛伐克則宣布獨立並自願接受德國保護。
 
羅伯．考朗德（Robert Coulondre）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開始擔任法國駐柏林大使。在此之前他已在莫斯科擔任過兩年的駐蘇大使。他對獨裁者並不陌生。然而這一回希特勒藉由攻擊捷克斯洛伐克，展現武力強權，格外讓他怒不可遏。他一聽說這件事，立刻提筆向位在巴黎奧賽堤岸的法國外交部報告。「德國這次的舉動，再次證明他們對所有書面承諾不屑一顧，寧願訴諸殘暴武力，先下手為強，使之成為既定事實再說，」他向上級呈報，「德國的行動撕毀了慕尼黑條約⋯⋯再次證明德國政治毫無原則，只遵從獨裁者的命令：伺機以待， 一旦找到有利時機，立刻掠奪雙手可及的所有戰利品。這簡直是強盜幫派和叢林野人之流的價值觀⋯⋯」

英國大使韓德森（Henderson）則更進一步，主張與德國斷交。考朗德反對這麼做。他傾向採取沒那麼決絕的作法。「最重要的是，」他後來在回憶錄中描述，「一方面組織集結愛好和平的國家；另一方面，無需大張旗鼓，但必須以堅定的態度，讓希特勒明白自己的征服大計已被圍堵。」具體而言，就是倫敦和巴黎不約而同召回駐德大使，只為了讓他們「回本國報告」。考朗德於三月十九日離開柏林，直到四月二十六日才抵達巴黎。英法兩國的行動是否真讓納粹印象深刻？希特勒的壽宴是否因此黯淡了幾分？考朗德暫別柏林、前往巴黎的前一晚，遇到戈培爾麾下的一名中尉，對方開誠布公地說道：「各種機會攤在我們面前，那麼多的門都為我們敞開，我們忙得真不知如何是好呢。」
 
就這樣，考朗德缺席了希特勒的五十歲壽宴。總理府簽名簿上，代表法國出席的是克里斯蒂安．卡何．德．沃聖錫爾， 一位曾出使哈瓦那的外交官。在他的簽名下方不遠處，則是美國代辦雷蒙．蓋斯特的簽名。蓋斯特不喜歡納粹，但他對他們頗為熟悉。他時常與親衛隊兩名領導人希姆萊（Himmler）和海德里希（Heydrich）會面。這些往來足以讓他明白，德國猶太人的下場恐怕不妙。希特勒生日十五天前，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蓋斯特向美國助理國務卿喬治．梅瑟史密斯（George Messersmith）上呈一封機密文件，內容令人驚慌失色。「猶太人的問題，只能在德國境內解決，而我認為他們（負責的納粹官員）準備用他們的方式處理這個難題。也就是說，他們肯定會將所有健全的猶太人送進勞改營，將所有猶太人的財物全部充公，隔離猶太人，對猶太人社群施以更高壓的措施，接著以武力解決大量猶太人。」這話說得再明白不過。

在此背景下，蓋斯特和駐柏林美國領事館的同仁，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向德國猶太人核發了將近七萬份簽證。這數字令人肅然起敬。但事實上他們原本可以核發更多簽證，加倍甚至再加倍。在此期間，美國當局原本願意迎接超過十八萬四千名德國移民。可惜的是，美國駐柏林領事館的工作量太過繁重且人手不足，以致最終核發的簽證數量有限。但這只是部分原因，事實上另有隱情。實發簽證遠低於官方額度的主因，其實是試圖前往美國的申請人財務狀況未達要求。他們太窮了。美國剛揮別始於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蕭條，無意迎來成千上萬的貧苦人家。即使那些人可能會就此喪命。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展現決心，堅持全面拒絕「可能會成為全民負擔」的簽證申請人。然而，納粹很快就禁止猶太人帶著身家財產離境─如果他們還有財產的話。自此之後，渴望離開德國的申請人要是在美國沒有親戚能照顧他們，就會被拒絕入境。但這只是第一道障礙而已，他們還遭遇其他困難，一個更加陰險的阻礙：美國幻想希特勒也有「第五縱隊」（Fifth column），也就是難民之中可能藏了納粹間諜。
 
連孩童也無法擺脫這種疑慮。水晶之夜爆發後，美國第一夫人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決心全力推動新法令，希望在未來兩年間，每年特許一萬名德國孩童前往美國。對象是不滿十四歲的小孩，也就是原則上無害的人選。但美國民眾可不這麼想，此計畫引起激烈反彈。一九三九年初，新聞媒體發表一項民意調查結果，當民眾被問及：「有人提議每年接納一萬名德國難民兒童─其中大部分都是猶太人─並把他們交由美國家庭照顧。你認為政府該不該讓這些孩童到美國來？」高達百分之六十一的受訪民眾對此說「不」，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民眾同意，另有百分之九表示「沒有意見」。接下來的其他民調也出現類似結果。連美國菁英階級都反對接納這些年幼難民。羅斯福的表親，羅拉．德拉諾．胡戴林（Laura Delano Houghteling）是美國移民局局長夫人，她宣稱：「兩萬名可愛孩童不消多久必會變成惹人厭的貧窮大人。」面對如此激烈的反對聲浪，國會只好放棄此計畫。

納粹持續迫害德國猶太人，但人們拒絕向他們伸出援手。那些在柏林的外交官是否聊起過這回事？美國代辦是否曾向同行提起，排在領事館門口的猶太人一天比一天多？想必他不會跟瑞士大使弗利榭說這回事。他絕對不會沒發現弗利榭絞盡腦汁只想避免激怒納粹。他深恐自己的國家會踏上奧地利和捷克地區的後塵，被德國巨獸一口併吞。赫爾維蒂聯邦境內有一大塊區域都以德文為母語，不是嗎？希特勒很有可能會宣稱，瑞士必須加入大日耳曼帝國。弗利榭不斷提醒、警告自家政府，瑞士身處千真萬確的危險之中，絶不能貿然與強大的日耳曼尼亞起衝突。自他於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上任起，就傾盡全力討德國當局歡心，迎合他們的各種欲望。即使再誇張的要求，他也一口答應。因此他做了一件當時還沒有任何大使敢做的事：建議向德國猶太人施以不平等待遇。唯有德國猶太人必須申請簽證才能進入瑞士領土，其他德國公民依舊可以自由進出。弗利榭認為自己是為了瑞士著想，才向第三帝國如此輸誠。不然的話呢？正如他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呈交上級伯恩的文件中提到，若要求所有德國公民都需要簽證才能入境， 可能會讓柏林認為「瑞士不友善，甚至違反中立原則。」
 
德國政府接受了弗利榭的提議，不過有個條件：秉持互惠原則，他們也會對前往德國的瑞士猶太人施加同樣的不平等待遇。為了一眼就能辨別瑞士人，納粹進一步建議在猶太人護照的第一頁左上角做記號，以一個圈起來的Ｊ當作識別符號。柏林瑞士大使館的代辦法蘭茲．卡普勒（Franz Kappeler）附和納粹的提議，並告知瑞士外交部：「我認為德國的提議認真考量了我方需求，我們可以接受。」接著他頗為務實地補上一句：「在現今情勢下，相信需要前往德國的瑞士猶太人應該非常之少。」不過瑞士政府最終拒絕了德方請求，沒有在護照加註持有人的猶太血統。不過瑞士還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與柏林簽下協定，要求所有德國猶太人必須申請簽證才能進入瑞士。

赫爾維蒂聯邦雖然是第一個同意區分德國非猶太人與猶太人，對後者施加不平等待遇的中立國，但瑞典很快就跟進。幾天之後，瑞典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與德國簽定類似的協定。其他歐洲國家開始考慮歧視猶太人方案可不可行。比如荷蘭和愛爾蘭。愛爾蘭駐柏林大使名叫查爾斯．布利（Charles Bewley）。當時的愛爾蘭還是個新興國家，經歷漫長過程終於在一九二一年脫離英國統治，宣布獨立。然而直到一九三三年，愛爾蘭總統才決定不再效忠英格蘭國王。布利一直是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支持者，他從不掩飾自己對英國人的深惡痛絕。他實在太痛恨英國人，甚至轉而欣賞德國人，特別是納粹統治的德國。自一九三三年來到柏林後，嚴厲的外交官很快就顯露他討厭猶太人的本性，甚至公開支持德國對猶太人的政治迫害。就像瑞士與瑞典外交官員一樣，他希望嚴格限制德國猶太人進入他的國家。當他得知都柏林准許九十名「非亞利安血統的基督徒」暫時居留，他怒火攻心。一封標著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發給愛爾蘭外交部的電報中，他明指這些「非亞利安血統的基督徒」，想必會是一群「為了換取利益，不惜接受基督教受洗禮」的猶太人。他冷酷地明列各種理由，陳述為何必須禁止這些移民入境，卻不希望自己被當作反猶太人士：「總結而言，我想再補充一件事：如果人們認為我對那些渴望離開中歐的猶太人毫無同理心，我將會感到十分遺憾。但我深切相信，當猶太人的利益不符合愛爾蘭人民的利益時，基於以上所提的種種因素，我必須像所有相關人士一樣，盡一己責任，拋卻個人同情心，以維護愛爾蘭利益為要務。」戰爭讓愛爾蘭沒有時間決定如何處置這些移民。中歐猶太人很快就失去遷徙移動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