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對鄧小平的復仇：陷害其父習仲勳的罪魁禍首正是鄧小平

繼《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與《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作者遠藤譽竭盡全力徹底挖掘歷史的真相，使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面貌完整地浮出檯面，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第三部鉅作《習近平對鄧小平的復仇：陷害其父習仲勳的罪魁禍首正是鄧小平》正式問世！
透過遠藤教授的舉證與分析，令人驚愕地發現，原來貌似純粹的領導人接班與政治生涯發展，背後竟然隱藏著不為人知的家族恩仇。
習近平之父習仲勳在逝世前一直關心少數民族。1990年他在面對鄧小平的打擊下，即使將從政治舞台消失的前一天，仍在會議上推動立法，提出應「保護不同意見」的論點。
習近平在向鄧小平復仇時，曾多次面對「到底是優先選擇為父親報仇，還是選擇維持一黨專政獨裁體制」的這個難題。然而，習近平在進行了重中之重的反覆考慮後，最終還是選擇了「維持一黨專制」的獨裁體制。
這正是習近平政權的軟肋。如果想推翻或動搖他堅持的一黨專政獨裁體制，這裡應該就是個破口……
由此可知，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血淋淋、被野心仇恨驅動的歷史；要正視這一點，就必須推翻「鄧小平神話」，並用智慧來追蹤洞察歷史的真相。

【遠藤譽】
中國問題全球研究所所長，筑波大學名譽教授、理學博士。

1941年出生在中國。國共內戰的動亂後於1953年回到日本。曾經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與教授。

著有《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網絡大國中國：關於言論自由的攻防》、《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等。

前言

第一章、習仲勳和毛澤東在西北革命根據地
一、習仲勳的出生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少數民族在一起的童年生活
二、15 歲，在監獄中成為共產黨員
三、和劉志丹的相遇以及西北革命根據地
四、劉志丹與謝子長的鬥爭
五、毛澤東建立了西北革命根據地聖地「延安」
六、毛澤東把西北託付給了習仲勳

第二章、「五馬進京」與高崗下台──鄧小平的權力欲和陰謀
一、得到了毛澤東信任的高崗，掌握著大權
二、鄧小平策劃的「高崗事件」和高崗的自殺

第三章、小說《劉志丹》和習仲勳的下台──陷害他的又是鄧小平
一、西北派最後的獨苗──習仲勳，毛澤東稱讚他「比諸葛亮還厲害!」
二、反黨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悲劇性
三、揭開鄧小平的陰謀的證據

第四章、文革結束以後中共中央內部出現的激烈的權力鬥爭──導致華國鋒下台的是鄧小平的陰謀
一、華國鋒的掌權和下台的經過
二、反駁鄧小平提出的「華國鋒的罪行」，一一驗證華國鋒的「五條錯誤」
三、為什麼鄧小平的陰謀能夠成功？

第五章、習仲勳與廣東省的「經濟特區」
一、習仲勳返回北京
二、在廣東等待著他的是「大規模逃亡香港」的偷渡問題
三、建立深圳經濟特區和推進改革開放──就是再次被批判也要推動改革
四、習仲勳和葉劍英父子的故事以及登上龍門的習近平
五、考察澳大利亞、香港、澳門和美國

第六章、再次回到中南海──香港問題和六四天安門事件導致習仲勳再一次下台
一、習仲勳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
二、主張言論自由──習仲勳建議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並提議從憲法中刪除「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條款
三、習近平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秘書
四、《告台灣同胞書》和香港回歸中國的談判的開始──是誰提出了「一國兩制」和「特別行政區」的概念？
五、普通法（英美法律體系）和習仲勳
六、胡耀邦的下台和六四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讓趙紫陽也下台了
七、習仲勳的最後一次下台和鄧小平──南巡講話的主要目的是要讓江澤民下台

第七章、習近平對鄧小平的「復仇」形式
一、父親遭受的迫害對習近平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二、習近平對鄧小平的「復仇」形式和其推行的國家戰略
三、應對世界新形勢──中美霸權和對網絡言論的控制
四、什麼是中國共產黨──建黨 100 周年和日本的關係

後記
參考資料索引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歷史年表

〈前言〉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該會後期改到浙江省嘉興的南湖，並在船上召開）。當時的中國是由蔣介石（1887—1975）領導的國民黨統治之「中華民國」政府。由於共產黨代表大會在會議期間受到干擾，當時的資料記錄也因丟失而無法確認會議舉行的具體日期;因此，中國共產黨在 1941年 6 月舉行的紀念中共成立20周年代表大會上，正式明定7月1日為中國共產黨的生日;也因此，今年 2021年7月1日，正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紀念日。
現在的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於 1949年10月1日，建國後被稱為是「新中國」。新中國之所以得以成立，是因為毛澤東（1893—1976）等人率領的部隊，從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圍剿中逃離，然因共產黨之根據地都被國民黨剿滅，只能長征北上，在走投無路之下，獲知包括延安在內的西北革命根據地依然存在，而進入該地獲得拯救。因此我們可以說，當時如果沒有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存在，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很可能會被國民黨軍隊殲滅，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現後來的新中國。
聽聞西北革命根據地存在的消息後，毛澤東非常高興，並由衷地感謝根據地的創建者。而現任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習近平（1953—）的父親習仲勳（1913—2002），正是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者中的一員。
毛澤東高度評價習仲勳，說他「比諸葛亮還厲害」，並且把他的前輩──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者高崗（1905—1954），視為自己的接班人。
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高崗就被打成意圖謀反的反黨分子，並在 1954年被迫自殺，那次向毛澤東秘密舉報高崗的正是鄧小平（1905—1997）與陳雲（1905—1995）。
1962年，他們還利用小說《劉志丹》的出版問題，把當時已晉升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也打成了反黨分子，將他趕下了台。
劉志丹（1903—1936）是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英雄人物，也是習仲勳和高崗的前輩和戰友。習仲勳企圖透過讚美劉志丹，去為高崗恢復名譽，從而被打成反黨分子，關進了監獄，度過了 16 年的鐵窗生活。因為在當時，發表讚美長征、重視延安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種種言論，都是十分困難的。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去世。由於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給國家造成了長達十年的浩劫（1966—1976），使中國上下產生了一種否定毛澤東的思潮。而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的華國鋒（1921—2008，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則因為「堅持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被鄧小平拉下了馬，鄧小平也因此成為中國實質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推動了改革開放，不僅被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現代中國之父」，也讓他的神話席捲全球，並且成為一種定論。
然而習近平上臺後，這一切發生了變化。
習近平經常引用毛澤東語錄，用「我是延安人」來形容自己，並關注西北革命根據地，好像要讓中國人「重返毛澤東時代」。
不僅如此，習近平還在2016年10月，隆重舉行了「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重訪長征途經之處，就像重新踏上了長征旅途一樣。一年之後，習近平在美國川普政權制裁中國，兩國關係變得緊張之時，也一再用「長征」做為比喻，呼籲大家忍耐，並拋出了「中國共產黨終將獲得勝利」的論點。
因為其父習仲勳是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之一，所以習近平重視延安精神可以理解，但是從他制定的國家戰略方針來看，這一切並不足以成為他今日所作所為的主要原因。
事情應該和高崗事件有關。該事件至今為止，仍然疑點重重。
鄧小平等人以高崗企圖謀反為名打倒了他，並聯手陳雲，一直到高崗死前仍不給他恢復名譽。高崗的妻子李力群（1920—2020）對此直說:「鄧小平比毛澤東還霸道」云云。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鄧小平在這一事件上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如果不弄清楚發生這些事件的原委，我們就無法真正了解「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什麼是習近平政權」。
在徹底解剖「高崗事件」的過程中，筆者又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那就是鄧小平為了奪天下，被野心驅使，與陳雲一同陷害高崗的真相。
本書在第二章用了許多資料來證明這件事情;它不是臆測，而是真相。
鄧小平用奸計反對並拒絕毛澤東所提「讓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革命家到中央來工作」之政策，在高崗自殺後得到晉升，擔任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等職務。
「高崗事件」的罪魁禍首，就是鄧小平。
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在2008年發表的回憶錄中，也證實了這點。
趙家梁這本名為《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直到鄧小平去世後的 1997年，才開始執筆，耗費了10年的時間，終於在香港出版。
根據這本書的證言及對周遭各種情況的分析，筆者有充分的把握確信自己已揭曉自1954年來，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這一神秘事件的真相。
鄧小平是否也想利用小說《劉志丹》事件來陷害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習仲勳呢？他是不是覺得，必須將西北革命根據地來的人全部消滅，才能搬走自己走向成功道路上的絆腳石呢？
這種疑雲在筆者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1962 年，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的閻紅彥，在中國的報紙上指責該小說「為高崗翻案」，並向康生（1898—1975）告狀。而康生則透過楊尚昆（1907—1998，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向鄧小平報告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康生被稱為是「中國的貝利亞」（貝利亞是史達林時代清除政治對手的領導人）;因為康生在蘇聯史達林那裡，學會了整套蘇聯秘密警察清除政治對手，將之處以極刑的手段和方法。
這樣的說法聽來似乎有點道理，但仔細從當時這些人物的相互關係來看，卻又是個不太可能的故事。
因為，閻紅彥和康生沒有任何直接關係，雲南省委書記也不太可能直接向康生告狀;更重要的是，閻紅彥在國共內戰時期本就是鄧小平軍隊中的直系下屬。閻紅彥與鄧小平的關係十分密切，他本人正是因為和鄧小平的關係才得以升遷。因此，他對鄧小平應該是言聽計從的。
對於這件事，康生的秘書後來也曾經回憶道:「康生和鄧小平的關係非常的好。」
此外，閻紅彥在西北革命根據地時，還是劉志丹另一名對立者謝子長（1897—1935）的部下。
由於毛澤東等人決定把西北革命根據地作為中央紅軍最終的落腳點，並決定讓黨中央和政府機構進駐延安，才得以使謝子長他們不得不中止企圖活埋劉志丹等人（即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的殺戮行動，並因此清算了謝子長的罪行。
毛澤東來到延安之後非常喜歡高崗，而閻紅彥卻對高崗懷恨在心。筆者經調查分析發現:是鄧小平和閻紅彥聯手策劃了使習仲勳下台的陰謀。且閻紅彥還在那個宣布剝奪習仲勳所有職務的會議當晚，到鄧小平家舉杯慶祝。
本書將在第三章仔細分析這些證據，並探討真相。
為了理解上述這點，我們必須先搞清楚劉志丹和謝子長之間的矛盾。這些敘述看上去似乎繞了遠路，但透過第一章的內容，我們可以更加理解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實際情況，以及他們同意中央紅軍結束長征，並接納黨中央進駐延安的真正原因。
習仲勳在 1978年2月重返政壇，他首先赴任的地點是廣東。
為了開發深圳這個荒涼偏僻之地，阻止為養家糊口逃往香港的大陸民眾，習仲勳認為必須將毗鄰香港的深圳地區發展起來，因此他懇求中央給廣東「放權」。當時他腦海中浮現的，很可能就是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革命特區」一事，因此「經濟特區」這一概念，很可能就是因其西北經驗應運而生的。
現在多數人認為，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都是鄧小平提出來的，其實不然。華國鋒就曾用與改革開放相似的「對外開放」一詞。（參考 2008年《還原華國鋒》等論文）。而深圳經濟特區，則更是習仲勳歷經嘔心瀝血的思考與奮鬥，才得以實現的。
習近平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曾特意地想強調這點，因此，他上任後的首次視察地點就選擇了深圳。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因鄧小平的陰謀下台，至今算來已經過了50年。這是累積了半個世紀的忍耐和怨恨終於得到爆發的機會。如果不認清這一點，我們就無法認識習近平的國家戰略，和他為什麼要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以及至今為止所一直克制隱瞞企圖復仇雪恨的怨念。
關於這一點我會在第七章中論述。
強化了「鄧小平神話」的是日本。
中國共產黨在1989年6月4日，用武力鎮壓了年輕人追求自由民主的抗議運動。這個天安門事件（六四事件）使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遭遇被推翻的危機。從那之後，柏林圍牆倒了，共產主義極權政府的領導者蘇聯也解體了。六四事件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獨裁體制極可能遭崩解的最大危機，也是民主派唯一的一個機會;但在那時，日本幫助了中國，叫停了這場危機。
當時西方發達國家試圖聯手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但日本不僅不參與，甚至還幫中國呼籲，讓西方國家解除正在實施的經濟制裁等行動，且特意安排天皇在1992 年訪問中國，反使正齊心協力制裁中國的西方國家，紛紛掉頭，改變政策，前去「投資中國市場」，使中國的經濟得以復甦。
2010年，中國的GPD已超過日本，並且有預測稱，中國將在2028年超越美國。
由於經濟的復甦成長，鄧小平對民主自由追求者的武力鎮壓，在中國被認為是正確的決策，這一見解甚至傳到了西方;至少不少日本媒體和政經界要人都接納了這種觀點。
人類難道真能允許這種暴力鎮壓言論民主自由的觀點，成為統治全世界的普世價值嗎？
習近平在向鄧小平復仇時，曾多次面對「到底是優先選擇為父親報仇，還是選擇維持一黨專政獨裁體制」的這個難題。然而無法忽視的是，習近平在進行了重中之重的反覆考慮後，最終還是選擇了「維持一黨專制」的獨裁體制。
習近平為了維持一黨專制的獨裁體制，不惜背叛了父親的想法，正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悲哀。
習仲勳在逝世前一直關心少數民族。1990年，他在面對鄧小平的打擊下，即使將從政治舞台消失的前一天，仍在會議上推動立法，提出應「保護不同意見」的論點。然而習近平否認了這種論點，對此，他應受到良心的譴責。
這正是習近平政權的軟肋。
如果想推翻或動搖他堅持的一黨專政獨裁體制，這裡應該就是個破口。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血淋淋、被野心仇恨驅動的歷史。
要正視這一點，就必須推翻「鄧小平神話」。
從毛澤東開始，經習仲勳等人努力所獲得最甜美的革命勝利果實，卻全被鄧小平這個陰謀野心家給奪走了。
習近平現在所推行的國家戰略，正基於這個原因。如今，即便得糾正日本的立場，我們也必須鼓起勇氣，打破「鄧小平神話」，並用智慧來追蹤洞察歷史的真相。
如果本書的論述能為此一追求做出些許貢獻的話，筆者將深感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