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一百年：衰頹之間可見的世情與人情。那些支撐帝國的人，與畫上句點的人。（共二冊）

當中國走向世界★帝國便只能衰頹
「忠心」與「愛國」，於是鋪成帝國邁向終焉的道路。

想要救國，
卻逼死將領、敵視現代化；
說是愛國，
卻將舉國上下都變成仇敵。

經世之才，
在這個時代只好成為帝國的恥辱；
愈是清醒，
愈是落得一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為什麼當中國從閉鎖走向開放，帝國就會滅亡？
晚清，過去的教科書都當作是一段屈辱史。但沒有人比當時的知識階級、精英更清楚，當時的中國，正在走向世界。

不以鴉片戰爭為起始──而是鴉片戰爭以前，走向衰頹的清帝國，便已經在面臨內亂外患的情況下，被迫繼續走向世界。所以雖然出現像是端王載漪、像是剛毅、像是趙舒翹這樣的人，明知義和團不可用，卻還是期待透過這股「民氣」抵抗政治變革、抵抗開放的腳步；但也出現像是李鴻章、像是張之洞、像是黃遵憲、像是郭嵩燾這樣的人，希望能夠協助中國，與世界接軌。

但當中國走向世界，就是帝國滅亡的開始。不管是列強希望打開門戶，或是政治上開放派與保守派的政爭，或是我們熟悉的變法、自強運動、互保，都讓「清」這個帝國逐漸衰弱，維繫近三百年的帝國，於是走向滅亡。

◎課本上提過的那些人、課本上不曾聽過的那些事
你或許聽過曾國藩或李鴻章，但你未必知道──當時這些最頂尖的官僚精英，正在面對什麼樣的挑戰。

本書作者十年砍柴點出：若以曾國藩、李鴻章二人為例，他們接受的是最傳統的儒家教育，卻必須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孔、孟不曾教導過的海外諸國、船堅炮利，甚至各種政治與經濟上的思想變革，對這一代的知識份子造成的衝擊之巨大，可說過去數千年的士大夫皆難以想像。但十年砍柴也指出：

「曾國藩、李鴻章逐漸瞭解並尊重當時通行的國際外交準則。曾國藩生前所辦的最後一件大事，是批准容閎關於選拔幼童去美國學習的建議。可以說，從產業、外交到科技教育，曾、李師生二人是中國近代化最早的重要開拓者。」

但即便如此，在政爭之下，不但曾國藩、曾紀澤千夫所指，李鴻章在甲午戰敗後被貶；八國聯軍後，又被清政府調回中央，與列強周旋。清政府少不了李鴻章，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派，卻在促成甲午戰事後，但替清政府爭取到三國干涉還遼的李鴻章卻反被指為「漢奸」。

除了李鴻章外，出使英國的郭嵩燾，被指中「洋毒」；阻擋慈禧進用義和團被殺的徐用儀、許景澄、袁昶，則因為平反後外國公使弔唁葬禮，反而被疑心不忠。這些過去在課本上出現過，或從不曾出現的人，他們或者以生命、以名譽作為代價，支撐這古老而龐大的帝國；而那些愛國的清流，卻也在同一個時代，以愛國為名，迫不及待地為帝國畫下句點。

◎梳理第一手史料、還原晚清一百年的世情、人情糾葛
作者十年砍柴，本名李勇，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系，也是中國著名的文史作者。本書中，作者梳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除了《曾國藩日記》這樣的著名作品外，也從清晚期重臣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郭嵩燾《郭嵩燾日記》；晚清進士，在清政府、北洋政府皆曾任官的朱彭壽《舊典備征──安樂康平室隨筆》、王闓運、郭振墉等所著《湘軍志》等作品中，整理出清晚期官場攻防、政治集團之間對應交手的第一手資料。

為什麼愛國者未必能夠救國？為什麼能夠支撐帝國的，卻又被質疑不忠？晚清重臣之間，如何評價彼此？身處於當代的他們，又對其他官僚的做法或策略有什麼想法、或者是批判？而從這些衝突、合作、攻訐或合作中，歷史又將給在同樣處於轉折點的我們，什麼樣的提示與教訓？

十年砍柴

本名李勇，湖南新邵人，著名文史作家，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系。歷任法制日報記者、出版社編輯部主任、新媒體主筆等職，兼專欄作家、公號作者。出版著作有：《閑看水滸：字縫裡的梁山規則與江湖世界》（二○○四年）、《晚明七十年：一五七三－一六四四，從中興到覆亡》（二○○七年）、《皇帝、文臣和太監：明朝政局的三角戀 》（二○○七年）、《閒話紅樓：大觀園的後門通梁山》（二○○九年）、《進城走了十八年：一個七○後的鄉村記憶》（二○一一年）、《自由與寬恕：曼德拉傳》（二○一三年）、《找不回的故鄉》（二○一日年）、《歷史的倒影》（二○一五年）等。

十年砍柴的「貫通感」 雷頤

說起李勇，沒有幾個人會知道；但相反，李勇又太有名，幾乎全國人民都知道，每個人都知道甚至認識好些個李勇。這個名字，實在太普通太流行，有太多太多的李勇。不過，十年砍柴只有一個，且因《閑看水滸：字縫裡的梁山規則與江湖世界》而「狠狠」地出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也是流行得不能再流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李勇」。
快十年了，當初我讀《閑看水滸：字縫裡的梁山規則與江湖世界》，驚訝於作者從梁山泊中能讀出那麼深刻的「規則」與「世界」，而且這些和現實的「規則」與「世界」頗有內在關聯。對「字縫」的解讀如此老到，非有一定閱歷不可。
後來，我認識了十年砍柴，使我更為驚訝的是，原來他是位經歷並不豐富複雜的「七○後」。經歷不豐富複雜而知人論世頗深，可見作者的才華與識見非同一般。
十年砍柴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系，但其對歷史卻深感興趣和極力專注，《晚清一百年》便是他讀中國近代史的深刻感想和領悟。說起中國近代史，我們馬上會想起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一干安邦治國的大臣。他們都不是武將出身，都是中年以文臣典兵，平定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如果僅僅是「平叛」，穩定了王朝政權，他們的功名不過如此。因為中國歷史上文可安邦、武可戡亂的大臣，從漢朝的蕭何開始直到清代的陶澍這代名臣，並不乏人。這些大臣治國平天下的「天下」，數千年不變，要解決的問題本質上是中國傳統的農耕社會內部的問題，有過去的經驗可循，以史為鑒「度數」甚高。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面臨的情勢卻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傳統中國面對「現代」的挑戰，是傳統中國向現代化轉型，這種時代背景完全超出了幾千年傳統中國士大夫的經驗範圍。
十年砍柴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來分析、評騭近代歷史人物的。抓住了這個時代背景，對歷史人物的分析述論就能入木三分。誠如他所說，曾國藩、李鴻章以及左宗棠、張之洞等人，是在帝國應對世界之大變局全面失敗中總結教訓，並一點點適應的。他們的「過人之處是儘管他們青少年時受的是傳統的儒家教育，但他們不保守、不僵化，氣度恢弘，心胸開闊，善於學習。在鎮壓太平軍中，他們先從軍事技術上向西方學習，辦軍械廠，從而開啟了『洋務運動』的帷幕」，是「中國近代化最早的重要開拓者」。正是在與洋人打交道中，曾國藩、李鴻章逐漸瞭解並尊重當時通行的國際外交準則，痛苦、艱難地走向世界。
當時的世界是炮艦橫行、列強欺淩的世界，「前現代」的中國不得不屈辱地一次次與已經「現代」的列強打仗、打交道。身處這樣的世界、這樣的時代，「曾國藩、李鴻章對朝廷和皇帝的盡忠，比起歷代的忠臣更加沉重，更加難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把個人生前死後的毀譽置之度外，說白了就是要有給太后和皇帝背鍋的覺悟」，但「曾國藩、李鴻章處在那樣的時代和那樣的位置，他們已經做到極致了。他們無法突破傳統帝制的政治架構，無法突破必須聽命于君主的天條，『大才赤忠難補天』，只能做老大帝國那座舊房子的裱糊匠修修補補，為清廷延續一些壽年而已」。這確是他們的悲劇。
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位極人臣，歷史的燈光一直聚焦著他們，但還有一些曾起過重要作用的小人物，卻長期不被重視。不過，十年砍柴卻沒有放過這些「重要」的小人物。比如連文沖，大概沒有幾個人知道，但庚子年間慈禧太后以光緒帝的名義下詔，向國內發佈的「戰爭動員令」，事實上是向十一國的宣戰詔書，就是這位軍機處章京起草的。更重要的是，據說他還起草了那份使慈禧太后極為惱怒、促其最後做出開戰決定的「歸政照會」。
慈禧太后有意廢掉光緒帝，以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儁為大阿哥取而代之，但阻力不小。載漪擔心夜長夢多，希望向列強開戰達到儘快送子入承大位元的目的，於是偽造了一份洋人要求慈禧太后把權力歸還給光緒的「歸政照會」，以刺激慈禧太后。清廷公開宣佈開戰後，大概是為了讓假「照會」不要露餡，連文沖被外放為江西贛州府知府。
一九○二年一月，與列強已經議和成功，慈禧和光緒回到北京後嚴懲了一干支持義和團、主張開戰的大臣作為自己的替罪羊，並發佈上諭：「上年拳匪內訌釀成巨禍，皆由無知之王大臣，縱庇邪術，挾持朝廷，職為厲階。其罪固無可逭，而當時愚妄之徒，逢迎附和，與該王大臣等此呼彼應，議論囂張，淆混觀聽，實屬貽害國家。雖情節輕重不同，要亦難逃洞鑒，自應一併懲創，以肅官常。」連文沖雖然遠在江西贛州，但慈禧並沒有忘記他，受到了「革職永不敘用」的懲處。――用十年砍柴的話來說，他「也是一把夜壺」。
除了「家國」，十年砍柴還關注「世情」。湘軍悍將劉錦棠，家境貧寒，其父在湘軍成立之初就參軍謀生。不久，父親戰死岳州，母親彭氏因生活所迫而改嫁，時年劉錦棠才十歲。在祖母的撫養下，長到十五歲的劉錦棠懷著為父親報仇之志也參加了湘軍。他作戰勇猛且有智謀，一路升遷，特別是隨左宗棠進軍新疆後屢建奇功。左宗棠寫信誇讚他，「未及三旬，連複四城，兵機神速，古近實罕其比。麾下威名震於海宇，自至收復西四城，俄、英諸族益知所憚」。
一八八四年，清廷批准新疆正式建立行省，設甘肅新疆巡撫駐迪化，劉錦棠被任命為首任巡撫。一八八九年，劉錦棠八十五歲的老祖母中風倒地，躺在病榻上念著孫兒的名字。他上書引用李密的《陳情表》，誠懇地請求朝廷准假探親，這一次朝廷終於批准了。劉錦棠衣錦還鄉，自然在故鄉引起極大的轟動，更是劉氏家族的驕傲，可他卻不能去探望還健在的母親。「因為根據湘中一帶的禮法，『孝子不養下堂母』。『下堂』即改嫁，鄉俗認為丈夫死後，妻子撇下兒女改嫁，是對丈夫的不忠，是對兒女的不負責任，所以兒女成人後哪怕再有出息，也不得供養改嫁的母親。身為封疆大吏的大英雄兒子劉錦棠回故鄉了，與劉錦棠故居隔一條小河的母親不能過來看兒子，兒子礙於禮法也不能過去探望母親，母子倆只能隔河相望。」這就是當時的「禮法」「世情」。
劉錦棠因作戰勇猛而官居巡撫，卻無勇氣突破這種「禮法」、這種「世情」。如此，「傳統」的讚揚者當會稱頌他不因官高位重而破壞「禮法」，而「傳統」的批判者則認為這恰是「禮法」嚴苛甚至「吃人」的體現。
不僅如此，細心的十年砍柴還從曾國藩一則短短的日記中窺探到「佃戶的權利」。一八三九年初春，中了進士並選為翰林院庶起士的曾國藩回到老家湖南湘鄉循例休假，他認識的一位元朱姓地主托他到縣城裡疏通官府，幫自己和彭姓佃戶打一起租佃官司。朱某原來的田租給了一位彭姓佃戶耕種，後來想換給姓易的新佃戶耕種。朱某事先已經與彭某說好，並支付了三千錢（道光年間大約一兩多銀子）做補償，而彭某也已同意簽字畫押。但當新佃戶來耕種時，這位姓彭的舊佃戶卻又來阻止。一個佃戶竟然敢和東家對抗，讓東家不得不請出翰林曾老爺來打通官府，委實與我們從前的認知不一樣，「這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受剝削受壓迫的佃戶怎麼敢這樣呢？地主怎麼這樣窩囊？」
同是湖湘農家出身的十年砍柴馬上想起小時候他爺爺給他講的一件自己親身經歷之事，甚有趣味且甚有意味。恕我在此略作介紹：他爺爺年輕時租種了鄰村王九老爺的幾畝水田，每年交租足額而及時。在秋收的時候，地主一般會巡視其佃戶種的田地――擔心佃戶偷藏稻穀。佃戶對巡查的地主當然很是巴結，殺雞殺鴨招待。可王九老爺到了他爺爺家，他爺爺全不當回事，吃飯時連個雞蛋也沒有，只端上了一碗鹹菜和一碗米飯。無論王九老爺怎麼暗示，他爺爺就不當回事。最後王九老爺發飆了，飯也不吃了，臨走前扔下一句話：「明年，這田你別種了。」意思是，強行退佃。他爺爺回敬一句：「好吧，我看誰敢接著種。」果然，退佃以後，沒有新佃戶敢接手他爺爺耕種的田地。
原因很簡單，他爺爺並沒有違背按照收穫的一半交租給地主的約定（地租比例，各地和各個時期可能不一樣。他記得祖父說過當時東家和佃戶對收穫的稻穀是對半分），僅僅是因為佃戶招待不好東家，東家就退佃，違反習慣法，沒人敢接盤。果然，開春時，眼看幾畝好水田要荒蕪的王九老爺又來找他爺爺，求他爺爺再耕種下去。從曾國藩日記到他爺爺的敘述，足以證明湘中佃戶確實不是逆來順受的。更重要的是，佃戶可以主動退佃，不種東家的地，而東家不能無正當理由收回佃權。這種對佃戶權利的保護，實質上是為了保障社會穩定。這種習慣法的「世情」，確實有約束力。
讀史能隨時想到「我爺爺」，這是一種貫通。這種貫通感，從《閑看水滸：字縫裡的梁山規則與江湖世界》到《晚清一百年》一以貫之。有此貫通，「七○後」的十年砍柴方能讀史論世如此成熟老到。

雷頤
二○二○年一月己亥季冬於北京方莊

自序
中年讀史，如飲濃茶 十年砍柴

這是一本我無意中寫出來的書。
在過去的十年裡，父親和母親先後患重病，數次住院治療，且在不到三年之內，相繼謝世。父母在世，我從未意識到自己已不再年輕，因為心中尚有一份童真氣；父母俱亡，我一下子就覺得自己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歲月如流、馬齒徒長的中年心態日益濃烈。
因為父親和母親多年患病並接踵而逝，所以我在過去的十年內必須一次次返鄉。得益於中國交通條件極大改善──特別是北京到湖南的高鐵開通，我的返鄉較之以前變得更便捷。從二○一○年春天父親患病住院，到二○一五年四月父親去世，再到二○一八年一月母親去世，這些年中我每年要回湖南六七次。從十八歲負笈北上，離鄉三十年間，近些年和故鄉的關係最為緊密，因此我便有意識地留意鄉邦文獻，關注湖湘近世人物，撰寫一些解讀湖湘人物和湖湘文化的文章。
在寫這類文字時，我認識到，近世湖湘人才輩出、蔚為大觀，必須放在整個中國社會數千年之大變局的歷史背景下來考察。也就是說，僅囿於湖南一隅，是看不清廬山真面目的，只能感歎其事功之大、際遇之好或性格之堅韌、才華之突出。此類觀感，直如鄉下小孩看戲，喜歡其情節曲折、場面熱鬧和人物個性鮮明。
湖南從一處三面環山、北當大湖的閉塞、落後之地理單元，近世成為對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發生深刻影響的省份，舉世矚目的政治、軍事、文化人物如井噴泉湧，於大寂靜中應時而出。這當然有其時代之因緣，如俗話所言「時勢造英雄」，他們搭上了歷史的便車。人們所共知的這趟歷史的便車是太平天國起事。洪、楊大軍離開廣西，向北逐鹿，湖南首當其衝。太平軍入湘，給湖南士人帶來了巨大的危機和機遇。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太平軍和清廷的長沙攻防戰，就如敲響了大戲開場的鑼鼓，一個個湘籍人物聞聲而魚貫上臺。
但是，在同樣的歷史機遇面前，為什麼有人脫穎而出，有人寂寂無名，有人半道折翼，除了才華、能力的差別以及說不清、道不明的運氣因素外，我以為一個人能否將自己的人際關係轉化為助力至關重要。
一個人不可能憑空長大，也不可能平白無故成功，他是在自己所處的人際網路中一點點前行，尋求突破。「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的這個著名論斷，用在中國社會尤為精准。中國古代是以血緣、宗族為核心的家國同構社會，單個的人結成一個群體做事，很自然地以血緣、姻親和地域為紐帶。所以，我們能看到，在歷史巨變中，左右歷史進程的人物總是以某地為基礎成集群地出現，如漢代的豐沛舊友，隋唐的關隴集團，明初的淮左老兄弟。
讀史或者看以歷史故事為底色的小說或戲曲，重要人物的結識和訂交總會被濃墨重彩地書寫，如《三國演義》中的「桃園三結義」和「隆中對」，《水滸傳》中的李逵初見宋江。這其實就是一個人在人生重要關頭，其人際資源獲得了提升和重組。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在閱讀晚清湖湘人物的史料時，喜歡以人際關係為切入點去觀察、分析，進而從湖湘旁及其他地區的人物，挖掘和梳理他們的一輩子從家族到江湖，從本土到外地，對其影響最大的社會關係是什麼。譬如曾國藩，影響其一生重要的人際關係，首先是他通過科考成為進士，並選為翰林庶起士，進入清帝國最精英的社交圈子裡――他的座師是道光朝政壇第一大佬穆彰阿，他在詩酒征逐中結識的都是大清官場的重量級人物或「潛力股」；而在與太平軍交戰處於焦灼期時他苦苦支撐中，其九弟曾國荃出山募兵，急兄弟之難，曾國荃的「吉字營」成為他後來最為倚仗的嫡系力量。
再如李鴻章，他能考中進士、入翰林院是他人生極為重要的起點；而因為他父親與曾國藩是會試同年，他得以拜曾國藩為師，為後來的功業埋下重要的伏筆；當他遭遇人生低谷、彷徨苦悶時，已經為曾國藩的湘軍辦理幾年後勤的大哥李瀚章及時點撥，為其指明道路。
人總是活在人情世故之中，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升鬥小民。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對別人總會有分別心，會分親疏遠近，會有好惡之感，因此我頗能理解太后和皇帝為什麼習慣用佞臣，大官喜歡用同鄉和門生，這是普遍的人性使然。
傑出的人物或者位高權重者，他們不僅僅活在世情之中，其行為對國家、對社會、對時代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不管是正向的還是反向的。他們的言行，與家國之禍福大有關係，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身上有著濃厚的家國情懷。譚嗣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彭玉麟、劉坤一、劉錦棠、劉銘傳這類人物自不必說，即使在高層政治角逐中因為私情而做出了頗受非議舉動的大僚，如身為帝師的翁同龢，其基本底色是大清的忠臣，主觀上希望國家強盛，擺脫內憂外患。包括一些觸發「庚子之禍」的守舊派大臣，
如徐桐、剛毅、趙舒翹、毓賢等人，他們的下場很慘，他們的認知和行為現
在看來很可笑、可恨，而在當時他們何嘗不自認是為了江山社稷那樣做，內心充滿著道義優越感。他們處在高位，昧於大勢、顢頇糊塗的「家國情懷」反而害了家與國。
以「家國」和「世情」兩個維度去品評晚清大變局中的人與事，我斷斷續續寫了一些讀後感，發在微信個人公眾號（「文史砍柴」）上與朋友分享。
我不是在寫歷史類專業文章，所以不關心自己那些想法有無學術價值；也不想迎合眼下自媒體讀史「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風潮，以此來吸引粉絲。我的這些寫作，確切地說是一個中年文史愛好者的內心自我觀照。人年少時多喜歡讀詩歌和小說，因為詩是情感最直觀的表達方式，小說的情節曲折生動，而讀史是需要有一定人生閱歷的。同樣的一位歷史人物和一個歷史事件，少年時和中年時去看，感受是很不一樣的。年少時愛恨分明，喜歡對歷史人物進行簡單的褒貶。到中年後，有著較為豐富的人生經歷，見過許多事，結識過形形色色的人，對歷史人物和事件方才有一份從容與冷靜的態度，才能理解一個歷史人物所處時代的種種複雜性，如品一杯茶，幾道沖泡，其濃淡與悠遠，需要細細品味。
如品茶一樣去讀歷史，我自己似乎回到了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我常反躬自問，如果我是他，我會怎麼做？我和某公，若在一百多年前相遇，我們怎麼交談？有可能結交為朋友嗎？對某一件事，若換作我，能處理得更好嗎？
左宗棠所言「讀破千卷，神交古人」的人生狀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對於那些歷史人物，若放到當下，我當然會有情感層面的直接判斷，可敬、可愛、可怕或可憐。我喜歡可敬又可愛的人物，這樣的人能在家國與世情兩端達到平衡。若無對世情的體察和尊重，一味強調家國情懷、社會責任那樣的大詞，則面目可憎，不近人情；若一味地屈從世情，圓融處事，將家國情懷與社會責任當作不合時宜的累贅，則不可能從流俗中卓然崛起，即使其社會地位再高，其人格也是猥瑣的，不值得尊重。
這些文章在我的公眾號上引起不少朋友的肯定與讚揚，他們鼓勵我繼續寫下去，也在留言中常不留情面地指出文中的錯訛處，或就一些觀點與我辯論。感謝這些絕大多數未曾謀面的朋友，在與他們的互動中，我獲益良多，也有了繼續閱讀和寫作的動力。因文章是在不同的時間有感而作，其篇幅長短不一，我也沒想過要結集出版。謝惠是一位勤奮而專業的編輯和出版人，她和我曾同事幾年。她讀了這些文章後，建議整理出版，讓更多的人看到。承蒙其不棄，我想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也許我的孔見能博得讀者茶餘飯後一哂，便答應下來。這本書的選題、編排、整理，謝惠費心力頗多。同時，特別感謝雷頤先生撥冗為本書作序。雷先生是湖湘籍前輩學人，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之成就，海內公認。我定居北京後，有幸識荊，時常向雷先生請教，他有問必答，言無不盡。雷先生在大序中誇我解
讀歷史有「貫通感」，實在是過獎了，我就當作前輩學人對後輩的勉勵吧，且愧且受之。
今年是農曆庚子歲，新春伊始，新冠病毒大疫荼毒全球，我禁足於北京一個社區內整理書稿，看窗外的樹木由枯枝變枝葉嫩綠，進而深綠，院內的各種花兒也循時序吐蕾、綻放，再凋謝。心有所感，口占一絕，權當描寫中年讀史的心境吧：

早歲讀詩如飲酒，中年閱史似喫茶。
倚窗忽見三春盡，空負滿庭桃李花。

十年砍柴
二○二○年四月庚子季春於北京定福家園

雷頤序：十年砍柴的「貫通感」
自序：中年讀史，如飲濃茶

第一編　晚清名臣的家國情懷

大才赤忠難補天：曾國藩、李鴻章的共同悲劇
李鴻章為何成為「門生長」？
一八九二年，李鴻章站在人生之巔
李瀚章：宗族的規矩，大哥還是大哥
曾國華：牢騷滿腹的人福薄
故園好風水，何必葬揚州：有感於曾公吐槽魏源遷墳
李續賓：湘軍第一將被皇帝的瞎指揮逼進了絕路
國家不幸個人幸：左宗棠詩中的桃源勝景只是幻境
精通一行就有飯吃：從大哥教導諸弟的家信說起
佃戶的權利：讀曾文正公一則日記有感
從一封家書可窺太平天國爆發的必然性
肅六爺拿胥吏也沒辦法：咸豐九年戶部衙門的火災
君民末世自乖離：清代最後一位重臣的臨終悲鳴
丁寶楨為什麼敢殺慈禧的心腹安德海？
郭嵩燾：已中洋毒的大臣，朝廷怎麼可能給諡號
劉錦棠：身為封疆大吏，為何不能探望健在的母親
湘軍威名血染成：讀《湘鄉試館記》

第二編　管理與統治的迷局

清代地方官為什麼那麼害怕「京控」？
清代大臣死後朝廷的恤典很講究
一件冤案引發朝廷和地方督撫在司法權上的角力
趙舒翹：為效忠太后背棄職業倫理，下場悲慘
連文沖：起草宣戰詔書的大才子命運，也是一把夜壺
對官員的「團團夥夥」太后無可奈何
禹之謨迫使官員就範的招數太損
皇帝痛恨捐官，但這樣的生意他不得不做
養貪肅貪的遊戲：看咸豐帝怎樣勒索高官
一八五三年，中華帝國的三個男人
一項正規制度為啥走歪：以清朝戶部報銷制度為例
清末部吏索賄成風，老將軍衝冠一怒沒啥用
剛毅：《官場現形記》中頻念白字的高官原型
「吃瓜群眾」為何揪住國子監祭酒的小錯不放手
看清末新政如何一步步得罪社會所有階層
明清時的犯官不能想死就死：自殺也須君所賜
清朝如何京津冀一體化：保定做了近三百年首都副中心

第三編　世情與人情的秘密

理學名臣也不喜歡「癡肥」的大妞
新翰林懇親之旅的利益交換
以身作則是父母教育子女最好的方式
這才是生死之交：讀郭嵩燾寫給江忠源的詩有感
從劉坤一向榮祿請托可窺大權仍然在中樞
張之洞的遺折得罪了人導致諡號降格
不讀書的人在張香帥手下做官很難混
商人買頂官帽有何用：以清代一件命案為例
「反三俗」的巡撫養了個「坑爹」的兒子
張謇的知權善變和左孝同的不識時務
祁寯藻給曾國藩使絆子的猜想：恨天對其弟不公
族群矛盾釀大禍：一場看戲起哄引發的慘劇
師道尊嚴有條件：從一位遺老憶師恩說起
光緒帝大婚，維多利亞女王竟然來「送鐘」
俞明震：在《蘇報》案中放水，積德蔭及子孫
英雄怕見老街坊：許應騤為什麼討厭康有為？
匡超人的成功學：純樸青年進城要如何才有出息

第四編　末世不濟運偏消

才與位錯配的悲劇：郭嵩燾與左宗棠交惡
起點高的張集馨，為何卻做不到封疆大吏？
人間不值得：歎息庚子事變中高官被冤殺後兩個細節
唐際盛為何被曾國荃一封密折罷官回家？
在常州，想起清末兩位清醒者――趙烈文和趙鳳昌
光緒年間，蘭州城有兩位湘籍公子――譚嗣同和譚延闓
洞庭波送一僧來：忍辱負重為佛法的寄禪法師
趙烈文：一眼看穿大清的「中興夢」
毓賢：一位自以為是而誤國的清官
康有為若聽從建議彌合帝后關係，變法結局將如何？

第五編　走不出的歷史困局

天朝不跟蠻夷一般見識：曾國藩日記中的鴉片戰爭
日本「大河劇」中中國與中國書背後的歷史真相
「日本通」黃遵憲的悲劇：驚擾夢中人
李經方如何做了日本天皇的「駙馬」
逼別人當烈士可恥：比較王炎午和曾廣河的選擇
耆英的悲劇：在皇帝和洋人之間兩頭哄騙
洗冤何以難：大錯掩蓋小錯滾雪球
滇西北百餘年前一個教案的複雜政治光譜
從舉子應試看帝國的統治成本
江南士子被逼出來的「冒籍」
慈禧太后其實很喜歡洋貨，洋制度除外
被時勢逼到死地的趙爾豐

大才赤忠難補天：曾國藩、李鴻章的共同悲劇

清朝咸同年間太平天國和湘淮軍之間的戰爭，總體而言，這是一場民族的悲劇，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內戰之一，有上千萬人為之喪生。戰死的雙方士兵，幾乎都是普通百姓的兒子，還有更多無辜平民死在戰火之中。主戰場在長江中下游當時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經濟、文化因之受到了巨大的破壞。
對雙方重要人物和這場戰爭原因做評價，我以為不能簡單的褒貶，更不能因自己的政治立場而做意識形態色彩過於濃烈的判斷。陳寅恪所言「同情之理解」和錢穆所言「溫情的敬意」，或許應是我們看待這場大事件中的曆史人物合適的態度。
首先要肯定太平天國起義的正當性。在統治階層腐化墮落，民不聊生的情形下，老百姓揭竿而起就是「造反有理」。孟子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對廣大百姓來說，更是如此。至於後來太平天國高層腐化，出現了殘酷的內訌，那是另一個問題。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洪秀全、楊秀清以「拜上帝教」作為整合、動員的工具，亦可以理解。中國古代農民起義，往往以神秘宗教來動員，如「五斗米道」「天師道」「明教」「白蓮教」，等等。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幾大沿海城市被迫開放門戶，基督教大肆侵入，這個時代的底層知識份子洪秀全取外來宗教之鱗爪和中國底層社會的神巫傳統結合，改造出一個意識形態和組織機制合一的動員武器，豈非正常之事？
從另一方來說，湘、淮軍的領導人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他們都是受儒家文化教育長大的士人精英，而曾、胡、李三人還是翰林出身。他們忠於清廷，挺身而出保衛名教，亦是盡他們的本分而已。在曾國藩出生時，清朝統治中國已近二百年，大清皇帝已經續接了中國帝制時代的道統，所以曾、左、李他們已經沒有必須反抗異族統治的歷史包袱了。如果他們忠於大清王朝是民族敗類的話，那麼此前所有出仕為官的漢族士人是不是都要被否定？那後來梁啟超等人建構的「中華民族」概念又何以立足？
因此，曾、左、李他們忠於清朝、保衛道統也具有正當性。因緣際會，李鴻章獨領一軍去支援上海，從此一飛沖天。淮軍因此而起，李鴻章的功業甚至超過了老師曾國藩。
對曾國藩的提攜，李鴻章可以說做到了投桃報李。雖然羽翼豐滿的李鴻章和曾國藩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有分歧，但李鴻章能在事理層面上向老師作解釋和說服，在姿態上對老師維持著尊重。在關係到曾氏兄弟核心利益的大事上，李鴻章很知趣。
譬如，在曾國荃圍困金陵城數年卻遲遲不能攻克時，李鴻章的淮軍已經收復了金陵東面的蘇州、常州，清廷命令李鴻章率軍西進和曾國荃的湘軍吉字營合攻金陵。但李鴻章知道金陵是曾老九的禁臠，如果他來合攻是公然搶功，會成為曾氏兄弟的仇敵，於是便想各種託辭向朝廷敷衍，終於成就了曾九帥的軍隊獨自攻陷天京（今南京）城的首功。金陵攻佔後，曾氏兄弟分別獲得侯、伯爵位。為此，曾國藩對李鴻章說：「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
對比另一個出自曾國藩幕府的封疆大吏沈葆楨，李鴻章對曾國藩可謂十分仁義了。沈葆楨是林則徐的女婿，辦事能力很強，經曾國藩大力保舉，一路平步青雲。後來，沈葆楨做到了江西省巡撫，於是「屁股決定腦袋」，馬上和管轄江西的兩江總督曾國藩鬧翻，原因是扣留江西應解給湘軍的銀兩，而且繞過曾國藩直接疏通戶部。由此，湘軍上下說如果朝廷開「絕無良心科」的考試，沈葆楨肯定是狀元。
在清代近三百年的統治中，曾國藩、李鴻章師生兩人無論是才能還是對清廷的忠誠，應該算得上十分突出的。然而在那樣的體制中，大才赤忠難補天，這又是曾、李師生二人的共同悲劇。
曾國藩和李鴻章是中國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精英，他們的事功放在中國秦以後的歷史長軸中衡量，亦做到了人臣的頂峰，能與郭子儀、李光弼、王陽明等人相提並論、甚至猶有過之。曾國藩是中國帝制時代最後一個實現「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物。曾、李二公早年中進士，入翰苑，達到了科舉時代讀書人的最高等級；中年以文臣典兵，平定了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而對清廷來說，此二人領導的湘、淮軍延長了五十多年的國祚。
與古代中國那些「文可安邦，武可戡亂」的大臣相比，曾國藩、李鴻章面臨的情勢很不一樣。此前的歷朝大臣，從漢朝的蕭何開始，到清道光年間陶澍這代名臣，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傳統的農耕社會的問題，是帝國內部的問題，可以史為鑒，有經驗可循。但到了鴉片戰爭時，時勢大變，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完成了「工業革命」，從政治、經濟到文化都完成了近現代化的轉型，國力大增，進而雄心勃勃向外擴張，用堅船利炮敲開了東方帝國的大門。面對如李鴻章所言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超出了傳統中國士大夫的經驗範圍，無論是尊為民族英雄的林則徐，還是曾國藩的座師穆彰阿，應對都是失敗的。
曾國藩、李鴻章以及左宗棠、張之洞等人，是在帝國應對世界之大變全面失敗中總結教訓，一點點適應的。曾、李師生二人的過人之處是，儘管他們青少年時受的是傳統的儒家教育，但他們不保守、不僵化，氣度恢弘，心胸開闊，善於學習。在鎮壓太平軍中，他們先從軍事技術上向西方學習開辦軍械廠，從而開啟了「洋務運動」的帷幕。李鴻章比他的老師曾國藩更進一步，淮軍很早就開始學習西方軍隊的操練和管理模式。
在與洋人打交道中，曾國藩、李鴻章逐漸瞭解並尊重當時通行的國際外交準則。曾國藩生前所辦的最後一件大事，是批准容閎關於選拔幼童去美國學習的建議。可以說，從產業、外交到科技教育，曾、李師生二人是中國近代化最早的重要開拓者。
歷史上能臣不少，但做到赤忠的能臣並不多。曾國藩、李鴻章二人對他們服務的朝廷和皇帝，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然，在曾、李所處的時代，愛國和忠君是不可分的，儘管「行道」與「忠君」有矛盾，但為江山社稷、為天下黎民盡己所能，必須以「忠君」為前提。
在列強欺淩的時代，曾國藩、李鴻章對朝廷和皇帝的盡忠，比起歷代的忠臣更加沉重，更加難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把個人生前、死後的毀譽置之度外，說白了就是要有替太后和皇帝背黑鍋的覺悟。
曾國藩受命去處理天津教案時，正當其聲譽如日中天，德行、事功天下士民景仰。從保定趕赴天津之前，他就知道這個差事太難了，既不能不負責任地與法國衝突、引起戰爭；又不能把仇外的愛國士民的怒火引向太后和皇帝，他能做的只能是犧牲自己的名節。同治九年（一八七○）六月，曾國藩剛到天津著手處理教案，他在六月十六日的日記中寫道：「本日辦一諮文，力辯外國無挖眼、剖心之事。語太偏徇，同人多不謂然，將來必為清議所譏。」可見，他已經料到了辦理教案將影響自己的清譽。
曾紀澤《使西日記》記載了他被任命為駐英國、法國欽差大臣後拜別慈禧太后時兩人的對話，其向太后講到當年其父受命處理天津教案如何忍辱負重，替國家保全大局。茲節選如下：

慈禧太后：這些人明白這理的少。你替國家辦這等事，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你卻要任勞任怨。
曾紀澤：臣從前讀書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語，以為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拼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在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分付家裡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友的信常寫「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卻聲名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舍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

作為手握重兵的漢族大臣，曾國藩盡心盡力為清廷做事，但他依然要受到皇帝及太后的猜疑和其他大臣的暗算、掣肘。可見，在大清官場那個醬缸裡，要做一件事是何等的艱難。曾國藩晚年的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感歎：「師歷年辛苦，與賊鬥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鬥者不啻十之五六。」也就是說，曾國藩大部分精力不是用來與造反的太平軍、撚軍鬥，而是得與體制內各種錯綜複雜的力量交手。對此，曾國藩有過憤怒，有過不再管事的想法，但最終都能坦然承受，以「好漢打落牙齒和血吞」的態度待之。曾國藩曾經寫過一副對聯自警：「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
對此，他在日記中解釋道「餘謂當豎起骨頭，竭力撐持。」意即不管身處何種境地，都要如同春天一樣保持生機盎然，努力向上；無論遭遇怎樣的磨難，都要堅守自己的骨氣。儘管李鴻章處理事情比曾國藩更加圓通，但大體上說他對朝廷忠心耿耿，不計毀譽做事是延續師門一脈的。與前述曾國藩那副對聯對應的是，李鴻章也寫過一副對聯自勉：「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李鴻章顯然是得了老師曾國藩的心法，只是牢騷表達得尤為明顯，不如曾國藩那樣含蓄。
經過天津教案的折磨，曾國藩身體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打擊：駡名滿天下，舊疾常常復發，不時頭暈、失眠，一隻眼睛失明。他拖著病體強打精神做事，很快油盡燈枯，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二月初四午後在兩江總督衙署突發疾病而逝。曾國藩去世這天早晨，他起床後寫了一段日記，這是他留在世上最後的文字：

晨起，書：「既不能振作精神，稍盡當為之職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歸於盡，苟活人間，慚悚何極。」

這段文字流露出曾國藩有些許的厭世情緒，死對他來說是個解脫，千鈞重擔終於卸肩交給了弟子李鴻章。李鴻章面臨的局勢比曾國藩更為險惡和複雜，他活了七十九歲，壽則多辱，所受到的非議和背的黑鍋也遠比老師多、比老師重。
李鴻章一生背的最大的黑鍋是對日「甲午戰爭」戰敗，代表清廷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甲午戰敗，作為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實際統帥，李鴻章當然要負責任，但我以為不應負主要責任。當時的清朝還是「前現代」國家，政府和軍隊的組織形式、動員能力以及具體戰略戰術、武器裝備，無法和經過明治維新而實現近代化的日本相比，所以此戰必敗。李鴻章在當時儘量避戰、以外交方式斡旋、拖延，是當時不得已的法子，也是最為現實的應對方式。可在志大才疏、血氣方剛的光緒帝和他那位善於弄巧、對湘淮軍成見很深的老師翁同龢，以及不知道中日戰爭能力差距、善於打口炮的「清流派」官員強力推動下，李鴻章只能硬著頭皮打下去。
戰敗後，李鴻章帶著兒子李經方去馬關簽約，忍受人生最大的侮辱，差點被日本刺客殺死。在當時的情形下，李鴻章討價還價，盡最大能力在賠款、割地諸方面使清廷避免更大的損失，後來還運作三國干涉日本歸還了遼東半島。可這樣換來的是「李二先生是漢奸」的天下罵名，而促成浪戰的「清流派」大臣倒是被人稱頌為不畏強敵的愛國者。背著甲午戰敗的黑鍋，千夫所指的李鴻章不得不以「謝罪」的姿態，卸掉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重要職位，去廣州做兩廣總督。此後，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雙核心」的清廷不斷闖禍：先是「戊戌變法」失敗，太后、皇帝母子徹底鬧翻；然後是太后重用義和團來「扶清滅洋」，引發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兩宮倉皇西狩。
這時候，他們又把大清第一「背鍋俠」李中堂請出來了。已是衰朽老人的李鴻章北上京師，嘔心瀝血和列強談判，從列強要求的十億兩白銀賠款減少到了四億五千萬兩白銀賠款，總算保住了太后的面子和避免大清被瓜分。李鴻章代表清廷在《辛丑合約》上簽字後，身體和精神徹底垮了，不久後在屈辱中去世。
據李鴻章的得力助手周馥回憶，他得到李鴻章病危的電報後，急忙從保定趕往京師賢良寺李鴻章的病榻前，當時李已身著殮衣，呼之能應，嘴巴卻不能說話。周馥在其耳邊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罷！」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
聽了這話，李鴻章流出兩行清淚，閉上了雙眼。周馥後來寫詩《感懷生平師友三十五律》挽悼這位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鄉前輩李鴻章：

吐握餘風久不傳，窮途何意得公憐。
偏裨驥尾三千士，風雨龍門四十年。
報國恨無前箸效，臨終猶憶淚珠懸。
山陽痛後侯芭老，翹首中興望後賢。

同為曾國藩門生的大學者俞樾，寫給李鴻章的挽聯上聯曰「一個臣系天下重輕，使當年長鎮日畿，定可潛消庚子變」。這當然只是俞曲園先生一廂情願，認為如果繼續讓李鴻章留在京畿當直隸總督，就不會發生庚子事變。老太后發起瘋來，連她信任的滿族大臣榮祿都擋不住，何況李中堂？李鴻章幸虧去了廣州，既避免了留在京畿遭受不測，也有機會和劉坤一、張之洞聯手促成「東南互保」，為國家保住了南方的安寧。
李鴻章死後多年，流傳出一首據稱是其簽訂《辛丑合約》後所寫的「絕命詩」，詩云：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裡外吊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據史家考證，這首詩應該是當時的士人偽託李鴻章所作。詩的內容和口氣很是切合李鴻章的身份，而且刻意呼應李鴻章早年進京參加鄉試所作的詩――「一萬年來誰著史，八千里外欲封侯」。根據這首「絕命詩」的內容推測，模擬地更近似於《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的心態。不過，雖系偽作，但我認為不妨視為李鴻章真實的情感。「臨事方知一死難」，與曾紀澤所言「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拚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是一樣的意思。一死倒是乾脆，可是對大臣來說，有時候輕易地死也是不負責任，但更艱難的是苟活下來替君主受過並收拾殘局。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曾國藩、李鴻章處在那樣的時代和那樣的位置，他們已經做到極致了。他們無法突破傳統帝制的政治架構，無法突破必須聽命於君主的天條，「大才赤忠難補天」，只能做老大帝國那座舊房子的裱糊匠修修補補，為清廷延續一些壽年而已。這是師生二人共同的悲劇，這樣的悲劇更能使後人動容。
雖然如此，但曾、李二公留下的政治遺產對歷史的走向起到了正向效應。洋務運動給「東南互保」打下了基礎，也催生了立憲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