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細膩精湛的文字，描寫一位抑鬱的菲律賓青年在台灣漁船上受虐的故事⋯⋯突顯了移工面臨的嚴峻現實——《台北時報》（Taipei Times）
左韓瑞對人際權力的互動觀察有如人類學家。——《關鍵評論》（The News Lens International）
小說家可以進行的最困難的練習之一就是從另一種文化角度寫作⋯⋯台北，加拿大出生的記者和作家左韓瑞在他的新小說《移民漁工血淚記》中巧妙地完成了這一壯舉。——Jeremy Olivier（台北美國商會）
左韓瑞的最新著作《移民漁工血淚記》是一部關於窮人中最窮的人的淒涼、令人心碎的小說。這是一本出色的讀物。——Leticia Mooney（作家）
左韓瑞的第三部小說《移民漁工血淚記》既雄心勃勃又極其謙虛，它的雄心是為台灣受剝削的農民工發聲，「為改變他們的世界做出貢獻」；它的謙虛在於講述了一個菲律賓移民工人黎剎的直截了當的故事，他遇到了在台灣漁船上工作的純粹恐懼。——Nicholas Haggerty（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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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剎，一個以納沃塔斯市立公墓為家的年輕人，日夜與死亡者為伍，但他有很多夢想。他與他的母親住在一間窄小的陵墓裡，白天以照料墳墓賺取微薄的收入，但每當他從馬尼拉灣岸邊遠眺時，他可以感覺到──在地平線更遠的地方，有一個充滿機遇的世界。
如果他能找到一條出路，也許，他可以想辦法，以某種方式，為他自己和他的母親掙得更好的生活，甚至贏回他小女兒的母親的心，使他的小家庭脫離貧窮。但如何實現呢？
黎剎聽說在一個很遠的地方──台灣──捕漁船隊上有工作機會。幾個星期之後，他發現自己已匆匆抵達一個新的世界，站在一艘老舊、船殼鏽跡斑斑的漁船甲板上，成為幾個新手船員中最年輕的成員。
夢想迅速轉為夢魘。黎剎很快發現，在台灣漁船上的生活完全不是他所聽到的那樣，賺大錢、寄錢回家給母親和孩子的想法已然無望。他和他的同事接收到的訊息很清楚：努力工作，我們給什麼你就拿什麼，要感恩，以及最重要的，保持沈默。
在一個喜好凌虐的船長的壓制下，黎剎為自己的生命抗爭。他會像公墓內數不清無人認領的遺骨那樣，成為一個無名的死者？抑或，黎剎會在最嚴峻的情況中找到希望？
《移民漁工血淚記》是台灣成千上萬捕魚船隊漁工中一個菲律賓漁民的故事，它翔實地描繪出全世界的移民勞工──存在於公眾視線之外的人──所面對的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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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描述菲律賓年輕人黎剎，在馬尼拉都會區的墓地貧民窟長大，為了擺脫貧困想方設法，以移工的身分加入台灣漁船隊。
一到台灣，黎剎就落入陷阱成了受害者。這些移工陷阱不只存在台灣，更猖獗世界各地。
他的護照被仲介扣留，他的船長非常嚴苛，而且會施虐，依照合約，如果黎剎在海上不幸身亡，船長有權直接將遺體丟入海中。
至於薪資，實際領到的數字也遠遠低於當初資方承諾的金額。黎剎很快就知道自己別無選擇，他只能冒著餓死或被虐致死的危險，在船上像奴隸般賣命，或是逃逸到台灣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島上。

（本書英語版的所有收益捐給二個為台灣移工盡心盡力的團體：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與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

作者簡介

左韓瑞（ J.W. Henley）
自由作家、記者、劇本作家及音樂家，加拿大人，二○○五年定居台北後往返緬甸、菲律賓、中國、古巴等地擔任記者撰述報導，二○一二年成為自由作家，長年關注人權、社會、環境等議題。閒暇時，與朋友共同組成的重金屬搖滾樂團不僅玩票排練，偶而更舉辦公開演出。二○一五年為電視節目「台灣製造大解密」撰寫劇本獲金鐘獎科學節目獎。出版小說有《Sons of the Republic》（暫譯：共和國之子）、《不三不四》（Bu San Bu si）。

林靜華
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一九八○年榮獲「圖書著作」金鼎獎。曾任歐洲日報編譯組副主任，現為自由譯者。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
一人傷則眾人傷
汪英達／桃園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政策處中心主任

左韓瑞的精彩文筆鮮活、深刻且真實的描繪了移工的血淚，並提醒我們看到：移工既不是聖人，也不是罪犯，他們都是一個一個有著各自的故事、各自的生活重擔、大部分被資本主義的體制剝削、壓迫、不得不出國工作，好讓自己和家人能有機會獲得更好生活的人，一如我們很多人一樣。我們更不該忘記，扣在他們肩膀上的各種制度上的不平等，讓他們無法良好的受到法律的保障、讓他們承受各種不公平的差別待遇、讓他們不能、不敢、不易提問、投訴，這本身就充滿不公不義，也讓我們的國家、社會、產業蒙羞。
一個進步、文明、保障人權的國家，應該儘量讓在這個國家生活、工作、就學的所有人都獲得同樣平等的保障與權利，而移工人權的狀況，往往就是評鑑一個國家人權的最好指標之一。在台進七十萬移工當中，絕大多數都有因為必須繳納高額仲介費而有債務拘束，許多人都無法持有自己的護照，很多人行動受限，轉換工作的權利也被法律嚴格限制，這些其實都嚴重違反了多項國記得公約與指標。從各種國際的指標來看，移工當中的許多人其實都是強迫勞動與人口販運的被害人。
與移工接觸二十多年、負責庇護中心八年來，我深切的看到：移工受到制度性的剝削與歧視，一直沒有顯著而具體的改善：遠洋漁工和家戶移工依然被排除在勞動基準法之外，薪資遠低於基本工資，休假、工時也全無保障；遠洋漁工的保障依舊由並無足夠專業與人力的農委會漁業署負責；女性移工各種與懷孕、生產、養育嬰幼兒的母職權利依然不被保障；移工從國外到國內，多半仍須自己負擔龐大的仲介費與服務費，並因此形成債務拘束，與公平聘僱、道德聘僱的世界潮流完全背道而馳；加班費常被嚴重短少；除了被國外品牌或稽核機構監督的公司之外，製造業雇主零付費，甚至跟仲介長期索取回扣，讓移工負擔全部費用；許多移工依然難以自己保管身份證明文件和所有相關文件等，這些各方面的問題，很多都經由各民間團體長期、多次反應，但絕大多數的問題與情況，多年來都未獲得顯著改善，我們距離真正民主、保障人權的標準，還有非常長的一段路要走。
這麼多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因為來我國工作而受到剝削、欺騙、與各種不法的對待，這是我們共同的恥辱。徹底根除強迫勞動與人口販運、以公平聘僱的方式聘僱移工、讓各項移工相關法令政策逐漸修正，讓每一位移工都能真正平權，在台灣作為一個真正完整的人，是我和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的使命，但其實也是我們每一個人共同的責任。
美國非常老牌的世界工人工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著名的座右銘說：「一人傷即眾人傷」（An injury to one is an injury to all）。讓我們把常常蒙蔽了我們雙眼的國族、種族、文化、宗教藩籬扯掉，看到在不同的膚色與藩籬之下，我們都是人，而一人傷，則眾人傷！唯有讓公平、公義在國內工作、居住、生活的所有人身上貫徹，我們才真正有資格說我們活在一個自由、民主、注重人權的國家。

序

這不是我的故事。顯而易見，我不是一個來自菲律賓的移民工人，我不是生長在馬尼拉貧民區，雖然我訪問過許多地方，將一些住在馬尼拉公墓與貧困地區的當地居民視為我的朋友、同謀及合作者。我確實赴海外工作，在廿二歲那年離開我的國家，但我不是受到脅迫，也不是基於經濟上的需要，或我的家鄉缺乏機會而出走。我這樣做是因為我有幸可以做這種選擇。我的出生背景是加拿大白人中產階級，我的母系是烏克蘭血統，我的父系是英格蘭與荷蘭血統。我不曾貧窮，從未被剝削，也沒有嘗過飢餓的滋味，或因為我的膚色或護照上的國家名稱而被人利用或遭到歧視。然而，這個故事找上了我。
更正確地說，應該說這個故事是別人告訴我的，一個叫賈絲敏．波南．桑切斯的婦女告訴我的。那是二○一五年初，一個我不認識、當時也沒有任何共同朋友的女性，透過臉書發了一通訊息給我。她在《台北時報》網站上看到我的名字。當時我在《台北時報》上每週分享一篇音樂專欄，每當輪到由我來填補藝術版後面近半版面時，我通常報導和我的工作室風格一致的金屬與龐克音樂。賈絲敏是一位照顧長者的看護，她說她來台灣工作之前，曾在她的菲律賓老家表演過龐克樂，因此她想和我見面聊聊。起初，我不很清楚她想聊什麼，也許是音樂吧，我想。她只是要求我下個星期日到台北火車站，在寬敞的大廳內與她見面。我很好奇，就答應了；到了那個星期日，我走出公寓，很快就被引介到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火車站等待我的不僅僅是賈絲敏，還有她的一群女性朋友，總共至少有十來個。那裡聚集著來自印尼、泰國、越南，和菲律賓的移民工人，數以千計不同年齡的男男女女享受著他們每週一天的假期。我後來才得知，他們是相當幸運的少數族群，每隔七天可以享受一天的自由。賈絲敏和她的朋友並不是真的想聊天，看護和家庭傭工都希望她們的故事被聽到和講述。由於我的背景是金屬與龐克樂團歌手、音樂會發起人兼作家，賈絲敏覺得也許我有一點反骨精神，認為我應該是這個傾聽與敘述的人。
這幾位女性一個個向我傾訴她們的心聲，陳述她們遭受虐待、剝削、心碎和屈辱的故事。她們說她們的薪資要扣掉食宿費，但她們卻只能睡在光禿禿的地板上，冬天也許只有一條毯子禦寒。她們說她們的護照被雇主或仲介非法沒收，以致她們想離開也無法自由離去；說夜晚她們被她們的雇主鎖在房間內。她們讓我看到這樣的事實：亦即在法律眼中，她們被視為二等人，比台灣人和大部分是白人的白領外籍人士低下。我發現，這些東南亞「移民工人」所得到的國家機制的保護遠遠不如我。這些機制允許我，一個西方外籍人士，可以相對自由地更換工作，在不受影響的情況下辭職，必要時還可以針對嚴重侵犯我的權益的事提出訴訟。但我得知，賦予我的這些特權都沒有對他們開放，或者對他們而言更困難，甚至更危險，只因為他們來自什麼地方，以及他們的出生地區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和地球上的大多數人一樣，種種這些都讓他們有深深的無力感。
當他們訴說時，這些遭遇聽著都讓人心碎，更別提大聲說出來，尤其是對一個陌生人。但他們以勇氣、尊嚴和決心這樣做。他們的人數給了他們力量，聚在一起彼此相互支持。他們相信這是一個開始──一個使他們最終從明顯無力對抗的系統爭取權力的手段。這是他們個人革命的開始，他們希望我將它記錄下來。
我被他們的勇敢和他們的革命精神感動。當根據他們的回憶所做的特別報導在二月播出時，點閱次數多達數萬次。是的，這是一個開始，一個小小的開始，但儘管如此，這是第一步，是朝向某種改變邁出的第一步。這種需要改變的東西，說好聽一點是嚴重缺失，說難聽一點是天生惡意──制定法律，或者缺少法律，導致台灣的外來移民勞工，移工，處於一種沒有身分、沒有名姓、遭人排擠，遠離視線，進而無人關心的境地。
在隨後的幾個月和幾年中，有更多的故事傳開來，一件在台灣──這個我稱之為第二故鄉的美好國家──發生的可怕事件。從會見大多數是照顧老人與體弱多病者的女性看護與家庭傭工中，我也逐漸熟知許多男性移工的故事──漁工和工廠工人回憶他們被當作人身動產買賣，被他們的雇主視為比人還不如的東西。
隨後在刊物上發表的專題報導，在台北、香港以至美國造成的衝擊各不相同。點閱率搖擺不定，評論上下波動。我想找出一種方式來造成更大的影響。這時我忽然想到一個點子：我可以把我聽過的所有故事──所有那些深陷現代契約奴役的故事──寫成一本書，一本植根於移民日復一日在這個世上艱困生活的殘酷事實的小說。所有那些願意讓自己被聽見的話，我可以將它們轉換成另一種形式，透過複合字元的方式表達出來，吸引全世界的注意。但我應該這麼做嗎？因為，這畢竟不是我的故事。
我做了一番深思。顯然，寫這本書的最佳人選，理應是那些經歷過與台灣的男、女移民勞工相同的考驗而倖存的人。但就這點，在這本書出版時，這樣的一本書──一本專門報導台灣移民勞工困境的書──尚未問世。也許有一天它會出現，到那一天它應該會成為暢銷書。但因這一天還沒到來，於是本著對移工界男男女女的同情與尊敬，我決定由我自己來書寫，並且將全部收益捐贈給移民勞工倡議團體，進一步推動他們在法律之下享有平等權。
這不是我的故事，但我已盡我所能如實、深入地書寫它。身為男性作家，我決定最好是以男性的觀點來書寫，編排一名男性──名叫黎剎──的故事。黎剎的成長環境在馬尼拉大都會的納沃塔斯市立公墓（我在嘗試新聞工作期間也曾訪問過這個地方），他前往台灣加入捕魚船隊。以男性為主角是一種道德選擇，讓我至少可以在性別認同上，以最接近自己的角度來書寫。
此外，我想講述一個漁夫的故事，因為這些人在為自己和家人謀生時面臨巨大的危險，他們也許幾個月或幾年都見不到一次面。即便在已開發國家，漁民都是最危險的工作之一。根據英國海事與海岸警衛署公布的一項研究，漁民因工作死亡的可能性，比在陸地上從事被視為最危險工作的人高出六倍。加上對危險的忽視程度，以及世界各地和漁民移工的管理法規關係密切的官僚主義去人性化，這個數量多達數十萬人的群體，每一個人每次出海都極有可能喪命。儘管海洋變化莫測，悲劇不能完全避免，但只要掌權者將那些出海捕魚──有時長達數月──的漁船上的男人（有時是女人）多以人看待，少將他們視為人力資本，他們也有和任何人一樣值得保護的生命，他們的風險就可以降低。
我希望，我對那些講述他們的故事、為這本書奠定基礎的人的真心關切，能照亮未來的篇章。我只能對他們的勇氣感到謙卑與敬畏，希望這些文字有助於改變現狀，使他們的世界變得更好。我用鍵盤打出這些文字，但它們不屬於我，它們是移工們的心聲，我有幸認識的一群最堅強的人。這是他們的故事，而我──我們──現在將它傳遞給你。接受它，分享它，加入他們的革命。我們在一起會變得更好，但最好是我們來自不同角落的獨特故事都能被知道和被理解。

左韓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