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走日本二千哩：從北海道的極北端到九州佐多岬，一場裡日本徒步之旅（在臺發行20週年紀念版）

人一生至少要有一次這樣的「大壯遊」!!
用最原始的旅行工具，雙腳，
一步一腳印，
從北海道的極北到九州極南端
縱長2000哩，
實心體驗日本質樸的民情風味……
 
一個在日本住了七年、說著一口流利日語的英國人，唱起日本的經典民謠和演歌，往往讓在場聽眾拍手叫好又嘖嘖稱奇！由於對日本的熱愛，也熟悉日本的歷史文化，因此本書作者亞蘭．布斯決定來一場縱走日本的「壯舉」。

這段旅程從北海道的極北端宗谷岬，往南直抵九州的佐多岬，縱長2000哩、長達一百二十八天；徒步的路線儘量沿著海岸線道路、城鎮的偏遠郊區行進，非不得已才走入城市。晚上留宿的不是青年旅館便是小村裡的民宿，在居酒屋裡跟當地人一起喝酒、跳舞，或穿著過小的浴衣、腳踩木屐一拐一拐的去泡湯。有時索性睡袋一攤戶外睡將起來。旅行的率性卻也讓布斯偶有悲慘不堪、哭笑不得的遭遇。

途中，布斯雖然說著流利日語，也十足的入境隨俗，但還是常常成為大家指指點點的對象，要找住宿地方，旅館主人還會用盡各種方式"拒絕”讓他住宿，比方：「你不會說日語」，天曉得此刻他們正用日語交談著呢！「今天的晚餐是生魚片，外國人不敢吃的……」，哈，布斯其實最愛吃的是「沙西米」了……這些待遇雖然會讓他沮喪、感覺孤單寂寞，但也有許多素昧平生淳樸的村民視他如家人朋友，讓他內心充滿溫馨感動。

亞蘭．布斯透過溫暖又幽默的筆觸，寫景詳實、寫情動人心弦，呈現的是日本最不一樣的風情韻味。
 
【名家媒體讚譽】
文筆流暢，見聞廣博，其見解透徹儼然如諾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以及V.S.奈波爾之流旅行名家的優異傳統。他的真知灼見與精確記憶，令人讀之栩栩如生。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布斯對於日本庶民生活之了解，堪稱精湛不凡。
——《紐約時報書評》
亞蘭‧布斯的日本之旅敘述親切又貼近事實，對於路上的奇遇皆能提供非凡的見解。
——奈吉爾‧巴利（Nigel Barly），《天真的人類學家》（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作者
布斯悲憫又敏銳的觀察力，使他擠身於一流旅行作家之列，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柯克斯書評》
亞蘭‧布斯給了我們一本令人難忘、美麗異常的書。
——《亞洲華爾街日報》
一本讓人獲益良多的書。
——《經濟學人》

亞蘭．布斯Alan Booth
出生於英國倫敦東區，十歲時就已熟讀莎士比亞作品。就讀伯明罕大學主攻戲劇，畢業後，應聘於倫敦莎士比亞中心，兼任演員和中心主任。
1970年，布斯前往日本研究能劇。旅居日本後，布斯對能劇逐漸喪失興趣，反而被日本所強烈吸引，同時也發現自己的寫作長才。二十年來，他定期為數本在日本發行的英文刊物撰寫有關日本電影或社會政治議題的評論性文章。
在進行徒步旅遊日本時，他已旅居日本七年，說著一口流利的日語，也娶了一個日本妻子；對於日本民謠與演歌更是朗朗上口，每每讓日本人嘆服不已!
1993年，布斯不幸因結腸癌去世。他的另一本著作《日本秘境之路》(Looking for the Lost:Journeys through a Vanishing Japan，馬可孛羅出版)。


廖素珊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州雙子城校區比較文學研究所肄業。現專事翻譯，譯作有《日本驚奇》、《香料群島之旅》、《高更》等書。

【第一章】邊遠前哨

宗谷岬一家拉麵店的大門上，高懸著兩隻喇叭，每隔五分鐘就會播放一首歌：

浮冰融化，春風拂拂
薔薇綻放，海鷗嚶鳴
海洋遠處異國輪船的蒸汽
真教宗谷岬人們喜出望外

風雪退勢，寒冬已遠
蝦蟹正在近海中雀躍
人們敞開心扉
大海也在宗谷岬澎湃

六月底，雨季正酣，大半個日本潮濕而陰沉。但是日本四島最北的北海道卻在熱浪下乾烤。海面不見絲毫波濤或漣漪，一片亮藍刺眼，像柳橙廣告中的海洋。宗谷岬的居民在必要時刻，才會走到熾熱的陽光下活動。他們多半懶散地坐在門口陰影處，看著一對對蜜月新人一陣瞎忙，試圖透過投幣式望遠鏡，望穿厚達四十三公里的海上熱氣，遠眺與拉麵店僅有一水之隔的俄羅斯。四個年輕摩托車騎士身著亮晶晶的黑色皮衣，大汗淋漓，坐在一家餐館門外的桌旁。他們一手敲桌打拍子，一手趕開可口可樂瓶子邊緣的蒼蠅，傾聽喇叭大聲播放的蝦蟹之歌，盯著不遠處四輛嶄新的本田機車。離摩托車停放的地點不到一碼處，就是日本國土的北方終點——北緯四十五度三十分，與義大利米蘭、黑海北岸克里米亞半島（Crimea），以及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Portland）的緯度相同。
落日西盡，蒼蠅紛紛飛回山丘，喇叭傳出一陣爆裂靜電雜音後，歌聲嘎然而止。北方的傍晚稍顯涼意。從我落腳的民宿門口望去，可見粉紅色海面上的捕蝦船，遙遠又凝止不動，宛如火柴棒般。
「你明早要幾點起床？」民宿老闆問道。他個頭高大，講話直率，滿臉鬍鬚，手裡撥弄著登喜來打火機。
「我不知道，七點吧。最好早一點動身。」
「要趕巴士嗎？」
「不是，我要徒步。」
「要走很遠嗎？」
「整個日本那麼遠。」

整晚，狂風直吹進宗谷岬的民宿房間，讓我輾轉難眠。強風從火爐煙囪呼嘯而入，鳴叮作響，彷彿一窩鳥兒在唱歌：靈巧的日本小鳥將煙囪當成擴音器，啁啾不止。翌晨，老闆給我一條小棉質手帕，上面印有北海道地圖。他解釋，萬一我走錯路，手帕便可派上用場。他小心翼翼地打開手帕，在右上角用印章蓋上民宿的地址與電話號碼。
「今天是幾號？」他扯高嗓門問廚房裡的妻子。
「二十八號喲。」妻子喊回來。
他全神貫注地將另一個橡皮章沾上印泥，在地址的正下方整齊蓋上「六月二十八日」，然後後退一步，仔細端詳。不過他還是不滿意，所以又在日期下面用紅筆寫了一行小字：「七點出發」。
就在此時，隔壁的喇叭開始大鳴大叫，我重新綁了三或四次靴帶。
「今天是二十九號。」我想起來。
「二十九號呀！」民宿老闆大吼一聲，用原子筆猛塗日期的最後一個數字，再潦草寫上新數字，結果糊成一團。
「我老婆是個笨蛋。」他咕囔低聲說。
遙遠的終點
在東京的最後一晚，一群日本友人為我餞別。九點左右，其中一人已經醉醺醺地靠在居酒屋的牆上，下巴黏著一小塊烤雞肝。儘管如此，他還是插進談話。「算步數，」他建議，「從北到南一路計算所有的步數，這樣你就會知道總共有多少步。」
「我幹嘛要知道呢？」
「你可以用這個來寫一本書呀。要寫一本介紹這種旅行的書，怎麼可以不曉得自己走了多少步呢。」
「可是我有地圖和指南針，道路標示也會告訴我……」
「聽我的話，算步數。我這輩子還沒碰過曉得從宗谷岬到佐多岬總共有多少步的人。我打賭從來沒有人算過。你絕對會是第一個。」
說完不久，他就呼呼大睡，烤雞肝還黏在下巴上。兩三個朋友合力抬起他，走向一輛計程車，司機只看了他一眼，就像車尾著火般揚長而去（東京計程車司機不大願意搭載醉漢——譯注）。
我並未計算自己行走的步數，但是我盡可能計算我行走的公里數。在那個特別的第一個早晨，海洋閃耀奪目，我沿著海岸走了十五公里。
沿岸的零星村莊裡，房舍牆壁與屋頂原本漆上原色，如今已被西伯利亞海風帶來的鹽份漂成淡粉紅和淺綠色。牆壁以三夾板或廉價錫板搭成，漆成厚木板色，片片波浪狀鐵板組成屋頂。西南方，越過遠方的稚內（Wakkanai），壯麗巍峨的利尻山（Mt. Rishiri）矗立在外海，兀自成島，山巔還覆蓋著些許皚皚白雪。一座漁人倉庫的紅色大門敞開，屋內地上堆著已死的大章魚。我向一位穿和服、戴呢帽的老頭道聲早安。「您辛苦了。」他回禮道。
晌午，開始轉往內陸田埂，在翠綠耀眼的稻田間走了十八公里。炙熱的陽光遍灑在碧藍色筒倉與荷蘭式穀倉屋頂上。一個女人戴著白色頭巾，操作牽引機，忙著將乾草成堆排排開，整齊得像棋盤方格。男人用耙叉把乾草耙成堆，向我招招手，嘴裡叼了根香菸。
下午三四點左右，我的嘴乾得像沙紙，路邊的空啤酒罐開始讓我口渴難耐。天氣酷熱乾燥。卡車轟隆碾過，揚起的臭風反而顯得濕潤宜人。北海道是日本第二大島，人口卻最為稀少，僅占全國百分之五，密度大約是每四英畝的土地才有一個人。於此島的北隅踽踽而行，經常數小時只見到烏鴉的蹤跡。傍晚，一輛牽引機經過，年輕司機停下車，一語不發地遞給我一瓶柳橙汁。我站在馬路中央將它一口飲盡。牽引機發出低沉的咕隆聲，司機低頭對我咧嘴笑了笑。
「你是哪一國人？」
「英國人。」
「啊，很不錯呀。」
「沼川（Numakawa）還有多遠？」
「過下個山頭就到囉。」
看著我喝完柳橙汁，他滿意地拿回瓶子，發動隆隆的引擎上路，轉進田野。向晚的微風開始在草地上吹起陣陣漣漪。等真正抵達沼川時，我已經翻過了五座山頭，繞過八個大彎。我坐在一家日式旅館（ryokan）的玄關台階上，一連灌下兩瓶啤酒，總算才有力氣解開靴子。老闆娘在一旁張大眼睛，高興地拍手叫好，女服務生站著咯咯猛笑，喘不過氣來。

日本社會裡，充滿了讓人們無法晏起的各式絕招：例如，在天剛破曉時，就把人嚇得滾下床墊的叭叭警笛聲，沿海村落的霧笛此起彼落地響起，或是喇叭大放如〈櫻花，櫻花〉和〈波蓋上校〉這類流行歌曲。在沼川，有一組電子鐘能夠精確模仿英國國會大笨鐘的噹噹報時聲。如果這些聲音仍然吵不醒你，放心，還有伴著小學生魚貫上學的〈起錨歌〉進行曲。旅館老闆小幡（Obata，音譯）先生在沼川小學任教。他說服我，要我在翌晨離開沼川時，順道繞去學校一趟，跟他的學生們露個臉。等我走抵那所迷你單層木造校舍時，〈起錨歌〉的旋律早已停歇，因為學校位於農莊僻處，拐這一個彎，就花了我一個小時。不過從小孩子們突然從嘰喳的喧鬧，變成目瞪口呆和屏氣噤聲的反應看來，絕對值得多磨這麼一點靴底。小幡先生班上只有四個學生：三個六歲大的男孩和一個七歲大的女孩，全瞪大眼珠，坐在板凳上，咕嚕咕嚕地看著老師介紹這位來自外太空的生物。
「小朋友，這位是來自英國的英國人。阿和，你知道英國在哪裡嗎？」
「很遠很遠。」
「你能不能在地圖上找到這個地方？」
老師將一個破舊的金屬地球儀移到教室前方，四個小鬼忐忑不安地圍著它轉來轉去。
「不對，阿和，那裡是沙烏地阿拉伯，這裡才是英國。」小幡老師的指頭輕點在冰島上面。他的背往後一挺，雙臂如風火輪般揮舞著，傳授學生地理知識。
「昨天這個外國人走了三十三公里的路，從宗谷岬來到這裡。阿和，宗谷岬在什麼地方？」
「很遠很遠。」
「對。今天這個美國人要走到豐富（Toyotomi）。小良，豐富在哪裡？」
「很遠很遠。」
「然後他要一路走過全日本喲。」
「哇……」
「你們覺得他會走多久呢？」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六個月。」
「五年啦。」
這時，我感到兩隻腳丫傳來陣陣刺痛。在孩子們輪流試提過我的背包後（只有那個小女生提得起來），我在教師休息室喝了杯綠茶，不理會坐在一旁暗自嘻嘻笑得抑不可止的校長，就迫不及待地朝豐富出發。
初夏烈陽灼灼，照耀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在戴白色頭套的挖水溝婦人身上，在被牽引機軋軋疾駛而過逼開的那條棕色大蛇身上，也在我身上。我在頭上包著一條天藍色毛巾，雙手因曬傷而浮腫了一倍，皮膚逐漸由深紅轉為紫紅。半路，我向一個農家要水喝，他們端來綠茶和點心，並建議我找醫生看手傷。蓊鬱林間的蒼蠅成群圍在我臉上，久久不散。我脫下靴子和襪子，將腳浸入一條溪流中，溪水清涼，轉眼間就被溪裡的小蟲叮出滿腿血斑。
傍晚抵達溫泉勝地豐富，鎮上只有一條灰塵滿布的寂寥街衖和十數家老舊旅館。我已累得寸步難行。頭兩天，我走了六十多公里，一路在毫無蔽蔭的曠野中，頂著空前的熱浪前行。路上唯一的陰影往往是在人們漠然臉孔的凹凸處。我一跛一跛地從旅館走到公共澡堂。旅館給我一雙方形木屐（下︹geta︺），比我的腳丫小了一吋半，而且還使腳丫痛上加痛。我那狼狽模樣倒是讓澡堂的女服務生開心不已。
「你們看，這個外國人走路一跛一跛的。早就跟你說過，他們不會用木屐走路。」
真好，澡堂幾乎沒人。一大片灰色火山岩彷若圍牆般，屹立在寬大的瓷磚浴池中央，將池子分隔成男湯和女湯。石頭上緩緩湧出光滑的暗綠色天然熱泉。澡堂服務生周到地提供了一張網子，好用來舀掉浮在水面上的蚊蠅死屍。但是我渾身疲憊又嚴重曬傷，顧不了那些蚊蠅，只能癱坐在瓷磚池邊浸泡兩腳。將近一個小時裡，我蹣跚來回於浴池和冷水龍頭之間，不斷用塑膠小盆接滿冰水，澆在曬傷的臉和脖子上。
旅館的菜色少得可憐，女服務生又板張臭臉。房間四壁蕭然，必須不斷投入百圓日幣的銅板才能收看黑白電視機。翌晨我離開時，旅館外，四、五十位老先生拄著柺杖，危危顫顫地登上兩輛大巴士。隔壁旅館的喇叭放送著〈驪歌〉。旁邊一輛小貨車呼嘯駛過，車子的背後有一行醒目的黃色英文字：「幸福即將來臨」。

四海之內皆兄弟
十點到十二點之間，幌延（Horonobe）車站對面的小餐廳裡冷冷清清。但十二點一到，立刻擠滿客人，到了一點鐘，又恢復了空蕩光景。旅程的第三天上午，我咬緊牙根，走了十二公里的煤渣路。現在，我坐在小餐廳裡，喝著冰涼的札幌啤酒，心中委實舉棋不定。我在東京舒適的環境中仔細計畫出來的這份行程，和地圖上工整的鉛筆編號，都在鞭策著我繼續上路，完成壯舉。但我身上的水泡、曬傷、腳趾頭關節、腳背、腳底的肉球、腳踝、膝蓋、大腿和小腿後肌抽痛不已，加上札幌啤酒在肚內作祟，讓我實在很想留在幌延休息一天。我在三點一刻作成了決定。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內，我流連在幌延的小公園裡，悠閒橫躺於一棵標有清楚說明的樹下，看著小孩子手拿馬鈴薯片，餵著籠子裡的初生「斑比」（bambi，自狄士尼時代以來，日文「小鹿」的代稱）。
我住進的那家旅館樓下食堂的牆上，掛滿蒸汽火車噗噗冒著白煙，穿越峽谷的照片，以及一幅發黃的米勒（Millet，一八一四至一八七五年，法國自然主義時期的田園畫家——譯注）〈晚鐘〉複製畫。食堂裡擺著一些供人選購的貝殼項鍊墜飾。老闆女兒仔細地在每個墜飾內黏上一塊布面。旁邊還擺了一面塑膠鏡子，上面橫漆著「旅遊為您帶來微笑」幾個字。不過，我隨即發現，人口四千六百的幌延最主要的觀光景點是酒吧，總共有二十二家。那天晚上我邊跛邊逛，走進第三家酒吧，裡面有一台很棒的古董級生啤酒冷卻機，媽媽桑不停地在其中加入冰塊，還有一台高齡二十年的沃利澤（Wurlitzer）點唱機。大型彩色電視裡，一個紅鬍子美國摔角手正拿著一張場邊座椅，猛力砸在一個名叫「強人小林」（Strong Kobayahsi）的日本摔角手身上。
我點了一瓶生啤酒，才剛要喝，身旁就傳來「哈囉，請，請，哈囉」的聲音。一個禿頭男子笑容滿面地站在我身邊，替我斟了一杯陳年山多利威士忌。
「你太客氣了，」我趕緊說，「我不喝威士忌，我只喝啤酒或清酒。」
「哈囉，請。你，哈囉。」
男子大剌剌地從皮夾裡拿出一張千圓鈔票，放在櫃檯上，要媽媽桑拿來啤酒和一碟花生。這種好事偶爾會發生，也沒有抗議的必要，於是我欣然接受招待。
男子笑容可掬地拿出名片，以為外國人看不懂漢字，向我解釋說，他姓小川（Ogawa），是此鎮的公共工程主管。他堅持要與我共飲，並帶著我離開櫃檯，走到角落的一張桌子旁，和他的同事們坐在一起。四個年輕人穿白襯衫、打領帶，另一個年紀較大的男人則穿著沾有污泥的長統靴與工作服。歐吉桑站起來想給我一個擁抱，卻摔趴在桌上，打翻了兩杯威士忌和一只冰桶。他踉蹌坐下，卻坐空而跌了個四腳朝天，然後他從桌子底下慢慢地爬出來。這時，一旁的人扶他起來，拍拍他身上的灰塵，領他走向門口。他帶著酒意邊微笑邊鞠躬，又撞翻了吧台上的一盤魷魚乾。到了門口，他轉身向大家揮手告別，不小心碰掉了花花公子月曆。他終於被攙扶著離開，一路呵呵笑著走進夜色。
我和男子相互舉杯敬酒。電視裡，紅鬍子美國摔角選手扯住強人小林的頭髮在繞圈子。點唱機裡，保羅．安卡（Paul Anka）正高歌著〈黛安娜〉。除了這些噪音以外，吧台裡一片悄然。我後來才得知，原來那個歐吉桑是鎮公所書記。
「感謝你光臨幌延。感謝你參觀我們的斑比。」
「這是一個寧靜的小鎮。」
「這是一個平靜的小鎮哪，」小川先生慎重地提出修正。「我每年要去東京三次，回來都得耳鳴。幌延非常平靜，鎮裡有二十二家酒吧和一隻斑比，而且，全世界的人都要努力做朋友。請問府上在哪裡？」
「倫敦。」
「啊，原來如此。請問是倫敦的哪一帶呢？」
「雷登史東（Leytonstone，位於倫敦東部——譯注）。」
「了不起的小城！英國與日本有許多共通點：你們有女皇，我們有天皇；我們都有眾多的島嶼和悠久的歷史。美國人無法真正了解我們，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你認為雷登史東願意跟幌延結為姊妹鎮嗎？我們有一隻斑比喔，還有其他東西。」
「我可以問問看。」
「四海之內皆兄弟，這是很重要的喔。」
紅鬍子美國人用摔角場的圍繩纏住小林的脖子，並將日本裁判拋出場外。小川先生輕拍我的背。
「外國人在幌延很少見哩，」他說，「這是個乾淨的小鎮，平靜的小鎮。我們盡最大的努力。我們盡量提供居民最好的，有孩子們的斑比……」
「還有二十二家酒吧。」
「讓我們為促進全世界和平，」小川先生舉起酒杯，「乾一杯。」
我們暢飲了整整八大杯啤酒和兩瓶山多利威士忌。就這樣，我度過了在北海道的第四個夜晚。的確，為促進世界和平，我連花生的錢都沒付。我們離開的時候，為時尚早。小川先生告訴我，剛剛那些同事中，有些人已從昨晚一直喝到今晨五、六點（幌延的酒吧不受營業法規限制︹日本營業法規規定風化場所只能營業到午夜零時——譯注︺）。明天鎮公所有項重要大事，一場本地對抗利尻隊的棒球賽，所以今晚大家最好提早休息，少喝點酒，免得明早精神不濟，出盡洋相。我們勾肩搭背地離開酒吧。紅鬍子美國人早被小林痛扁得血流滿面，抬出摔角場，滿場觀眾歡呼喝采。

雨中徒步
熱浪結束。天空變成豆腐色，雨滂泊而下。我在接下來的六天中一路冒雨前行，走在荒涼的海岸公路上，還好沿途有零星的巴士候車亭可以棲身。用波浪鐵皮板搭成的簡陋車亭搖搖欲墜，泥地上長出蕁麻，鏽跡斑斑的牆上釘著英日文對照的標語：「願和平普降地球」。從鐵皮上的小洞，可以看到灰暗的海水，緩緩沖上這塊遙遠的北方海灘。趁著海面平靜，我脫去衣服下水，愈游愈遠，直到可以轉頭看見龐然壓頂的利尻山。山峰絲絲白雪逶迤，宛如溝壑裂縫。
第五天吃午飯的拉麵店裡，弱不禁風的老婆婆掌廚兼做服務生。她每次出來招呼客人，都要先脫掉在廚房穿的乾淨拖鞋，換上髒兮兮的塑膠涼鞋，才肯在店裡的水泥地上走動。她把端碗的托盤先放在櫃檯上，身體靠著門柱，直接用腳穿或脫鞋，因此她的速度也跟著變慢。在人滿為患的午餐時間裡，慢吞吞的服務往往讓顧客失去耐心。
「喂！我的麵呢？」
「怎麼搞的，老太婆？」
「快來收拾這張桌子呀。」
「妳不倒水給客人嗎？」
「開罐啤酒要半個鐘頭嗎？」
「你游了泳啊？」老婆婆不敢置信地倒抽一口氣。一點鐘的時候，店裡客人已經散去，她撲通地坐下來吃醃黃瓜配飯。今天的晨間氣象預報還在說，連在十四個緯度遠的南方，九州南端的海水溫度都嫌太冷，不適合游泳。
「英國的海水跟這裡差不多。」我解釋。
「好勇敢啊。」老婆婆嘖嘖稱奇。
明治冰淇淋的送貨員進來補貨時，我正在吃最後一口麵。「所有的英國男人，甚至連魚販，都打領帶。」他告訴我。
「你真的是英國人嗎？」老婆婆嘆口氣。「英國是不是比美國更遠？去一趟要多久？要花多少錢？」
冰淇淋送貨員在冰櫃裡補完了貨，倚在放置冰棒的櫃前忙裡偷閒，擺出一副對世界瞭若指掌的模樣，對幾個國家發表高見。
「在那邊有哪些國家哪？」老婆婆困惑地指指窗外的海面。
「俄羅斯，」送貨員如數家珍，「韓國、中國……」他想了一下又說，「保加利亞。」
在我離開前，他告訴我，北海道的漁夫如何代表了日本人民的性格。「外國的漁夫捕魚時，只撈他們能賣的魚，把其他的魚丟回海裡，」他說明，「但是日本漁夫會一直捕撈到船滿為止，根本不管這些魚最後可能必須以半價出售。我們日本人是工作狂，我們要嘛不做，要做就做得徹徹底底。」老婆婆與送貨員都點了點頭，表情嚴肅。
也許日本漁夫的趕盡殺絕，正是北海道著名的鯡魚幾乎絕跡，鯡魚船近年來必須改撈蝦蟹的原因之一。蝦蟹生意平凡普通，但捕鯡人的輝煌往昔，卻烙印在北海道最著名的民謠裡：
問海鷗，鯡魚來否。
海鷗回答：我是天空的飛鳥——
去問海浪吧。

旅程第六天仍霪雨不斷，我從綿密雨幕中辨識出前方的一大片高山，其中的最高峰仍然覆蓋著一層灰色暗沉積雪。我手上這張七年前出版的地圖裡，有一條路沿著海岸繞過群山，不過地圖上的英文索引警告，此路「車輛通行困難」。後來我才知道，這個警告說了等於沒說，因為這條路根本尚未建造。我決定避開這些高山，等抵達留萌（Rumoi）之後，再轉向內陸。但是到留萌還要走上三天，而雨勢毫無緩和的跡象。我拉緊連在厚夾克上的帽子向前邁進，雨水依舊無孔不入，靴子、衣服、柏油路面的隙縫都不放過。汨汨的水也滲入了巴士候車亭的鐵皮頂，最後變成污濁的黃鉛色液體，流入海中。
有時我會停在小店休息，打聽到下個村莊還有多遠。然而有些時候，特別是老闆年事已高時，她會說不曉得還有多少公里，只知道大概還有一里或一里半。「里」（ri）是舊時日本用來計算距離的單位，今日的路標和地圖早已棄用，再過十年就會從日語中消失。換算起來，一里相當於三點九二七公里。然而我後來才實地了解，里的意義並不在此，一里代表一個挑擔的人，在一小時內所能行走的山路距離。公里是為了機械用途而發明，里卻是一個完全為人所設計的計算單位，它也因此注定要走入歷史。今天，我們用數字和嗶聲來計時，距離也必須是十進位才能計算，否則就不是距離。
在空曠的遙遙長路上，經常一走幾個小時，遇不到半個可以攀談的人。偶爾會有一輛車顛簸經過，車輪翻起鬆散的小石礫，沿著路面凹痕滑行前去。我經過幾處懸壁，一群工人站在裝有落石防護網的高處幹活，他們瞪著下方的我，彼此交頭接耳不知說了些什麼。頭幾天，路上的孤店成為唯一的訊息來源。而避風棚、休息站和點心亭，民宿和旅館，則交織成北海道偏遠的北部海岸，人民如何度日的真實景況。
我解下背包走進一家小店。中年老闆娘正在看十八吋彩色電視螢幕上的午間猜謎節目。她用遙控器選台，電視螢幕的右下角還有一個黑白小螢幕，讓她能同時收看其他頻道。她的店裡只賣口香糖、冰淇淋、汽水、餅乾，和用玻璃紙包好的紅豆饅頭。
「沒有啤酒？」我抱怨道。
她不賣啤酒，但她相當同情我的處境，到她那台巨大的三門冰箱裡搜來搜去。
「什麼人生啊！」她感嘆地說，「現在已經十二點十分，你是今天唯一上門的客人。在這裡開店真是沒有道理哪，漁夫和農夫自己都有車子可以開到稚內或留萌去買東西。我們這些窮人的日子真是難過喔。」猜謎節目被數位手錶廣告打斷時，她又嘆了一口氣。
在我逗留的另一家小店後頭，一位老婆婆綻放出非常可愛的微笑，整張臉神采飛揚。我在買蘋果的時候瞥見她。她很瘦小，有個難看的駝背，就坐在一台別人送給她的大型電子編織機前面；這是一台電腦化的新型編織機，只要插入一張卡片，立刻就能織出一塊座墊套子來。這個傴僂老婦一臉驕傲神情，坐著對我微笑，要我看看編織機。
第七天雨勢一度稍停，我沿著依舊冷清的海岸公路往前，看見一隻老鷹正在啄食烏鴉的內臟。來到一個村莊的大街，一個穿深色和服，頭上包著圍巾，牙齒早已掉光的老婆婆直直朝我走過來。她突然伸出雙臂，繞在我的脖子上，把我拉得彎下身子，我嚇了一大跳。她將臉頰貼到我的臉頰上，問我住在哪裡。
「東京。」我一說完，她瘦弱的身軀用盡全力地緊緊摟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