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產偵探旅行團

威權時期的「不當黨產」
如何藏在隨處可見的地方，影響我們的生活？
透過史料檔案穿越時空、探訪古今
原來「不當黨產」離我們這麼近？！

中廣、帝寶、救國團、梅屋敷、新世界……
從企業到古蹟，原來都可以是威權提款機

這是一本歷史書，也是一本旅遊書。
寫的是湮沒在時空和史料中的不義祕聞，
走的是追求民主和轉型正義的漫漫長路。

走在台北街頭，作為交通樞紐的「北車」周邊，自日本時代以來即是商辦匯集、繽紛喧鬧的都會中心。旁側有國父史蹟館的日式建築與花園，為都市帶來一抹古典與綠意。走遠一些，來到昔日瀰漫濃厚書香的重慶南路，以及有「電影街」盛名、堪稱台灣流行文化聖地的西門町……這些知名的觀光景點或文化地景，已是你我熟悉的日常。

但鮮為人知的是，這些現存的空間、建物或企業單位，以及它們前世的身分，甚或已遭拆毀湮滅的塵埃記憶之中，存有許多威權時期「不當黨產」的歷史線索。這些威權的遺緒，在複雜的產權轉移與時空變換中，逐漸模糊面目，並以有形無形的模樣滲透在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至今仍持續佔據全民資產，造成不公平的政黨競爭，影響民主社會與民眾生活。

本書由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策劃，邀集台灣文史專業研究者執筆，透過詳實的考證和生動的故事，介紹重大不當黨產的來龍去脈，揭開生活中隨處可見或已經不見的不當黨產祕史與遺跡，還原被隱蔽竄改的真相。

拿起好奇的放大鏡，成為歷史的偵探，踏上這場挖掘不當黨產，還財於民、清理記憶的文史之旅吧！

不講不知道，講完嚇一跳的不當黨產「不思議」：
★國庫通黨庫，黨庫通內褲，連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邀日本馬戲團來台演出，竟收黨費又收賄？
★黨國生財一點訣，「轉帳撥用」大挪移
★認識異性要經過「黨國」認證的管道？
★超商的中廣門市，居然不在中廣旁邊？
★匪諜財產進口袋，特務辦案黑吃黑？
★戰後影院整修完畢，國民政府「規碗捀去」

【本書特色】
 以詳盡的文史研究為基礎，透過活潑的故事筆觸，呈現不當黨產的緣由與產權變化過程。
 穿越時空、古今對照，透過日常生活的觀察，延伸補充台灣文學、歷史與文化觀點，理解不當黨產的歷史遺緒與影響。
 豐富的史料與檔案圖像，詳盡的資料出處，精彩的書寫轉譯，引領讀者們加入挖掘、關心不當黨產的行列。

【挺身推薦】
　李茂生（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朱宥勳（作家）
　Nagee（圖文漫畫作者）

 這些透過不正義手段獲取的黨產，不僅是黨國一體的體制下獨裁政權斂取財物的道具而已，其更是宰制國民思想與行動的機制。從救國團、新世界、中廣到正中書局，在在刻畫著這些歷史。──李茂生（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 透過這些故事，可以讓人們更貼近認識不當黨產如何形成，以及在黨產形成過程中，站在民主憲政的角度又有哪些不當甚至不法的狀態。透過這種以史料、檔案為基礎的科普性的推廣，相信有助於更多國人的認識不當黨產的歷史意義，並且在此一歷史記憶的基礎上，支持不當產的追討，同時也避免這樣的事情再次在台灣發生。──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 那些在我們沒有意識時，就寫入心底的「記憶裡的不當黨產」，唯有透過我們的自我思索，才能逐漸釐清……「無形黨產」的漸次清消，更是每個人只能自己面對的「判決」。《黨產偵探旅行團》可以是最好的起點。──朱宥勳（作家）

《黨產偵探旅行團》集結了專業的文史工作學者教授考察和整理，揭錄了不義黨產的脈絡。把財產歸還給應當所屬的個人和單位，是善良正直勇敢的台灣人必然選擇的道路。──Nagee（圖文漫畫作者）

策劃｜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台灣在過去威權統治時期，執政黨以悖離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實質法治國原則方式取得財產，以其不當優勢競爭地位，致使其他政黨無法與之公平競爭，極度不利民主政治的發展。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是《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的主管機關，成立宗旨為調查及處理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利用其獨佔的領導地位，對國家資源和相關個人財產的所有、分配，進行操控和扭曲的現象。如有以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實質法治國原則方式取得的財物，將追徵或命其返還，以落實轉型正義、健全民主政治，並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作者｜鄧慧恩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獲國藝會獎助、教育部文藝獎、打狗鳳邑文學獎、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台灣歷史小說創作獎助等多種獎項，作品散見各報章媒體。著有學術論著《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歷史小說《亮光的起點》獲得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歷史小說獎。

作者｜陳秀玲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女性文學、創傷敘事、疾病書寫、自然書寫等相關主題，曾獲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優秀論文奬。著有散文集《搖晃的天堂》。

作者｜白春燕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博士論文《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新劇運動系譜（1921-1936）》獲2021年國立台灣文學館傑出博士論文獎。譯書《心悅臺灣》（四方田犬彥原著）。

作者｜蔡佩家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曾任台北啟明學校國文與社會科專任老師。曾獲台南文學獎，研究領域為性別研究、女性文學，目前的興趣是台灣戰前的文化運動以及歷史小說的改編與書寫。

作者｜陳宇威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學士，主修文學與創作，副修性別研究。擅長街舞與次文化觀察，曾任美國娛樂臉書粉專Geek-Base/Screen Fandom寫手，現為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推薦序】
對，這個是，那個也是──記憶裡的不當黨產
／朱宥勳（作家）

位於重慶南路上的「東方書局」，一直是我童年裡最愉悅的回憶之一。那時候還在修讀師培學分班，努力從代理教師「升級」為正式教師的母親，必須在寒暑假期間赴台北上課。年輕的母親想必有過苦惱：把生活自理能力低落的小學生我留在家裡一整天，顯然太過冒險；但若要帶著我去大學課堂「旁聽」，又難保年幼的我不會因為無所事事而搗亂起來。
最後，她的選擇是「東方書局」。我至今清楚記得她的叮嚀：「你在這裡看書別亂跑，我們午餐時間會合。」
於是，「東方書局」成了我的安親班。我在書櫃之間遊晃，因為書名或封面隨意抽下一本書，再隨意翻幾頁。喜歡就讀下去，不喜歡就放回書櫃。因為沒有大人在旁，所以毫無「這本書圖太多了、沒營養」的壓力；因為沒有作業期限，也不會因為要寫「心得感想」而壞了胃口。多年後想來，那應該是我作為一名文學創作者、文學愛好者的啟蒙時刻──我是在那些隨意的假期裡，體會了閱讀的純粹愉悅的。
但我沒想到，我會在這本《黨產偵探旅行團》裡，再次遇到東方書局。（如果你跟我有類似的童年回憶，或者也讀過黃書皮的「亞森．羅蘋」系列，千萬不可錯過本書第八章〈榮町通的時代疊影〉……）原來，東方書局對面的「正中書局」是不折不扣、被黨國徵用的不當黨產；而我所熟悉的東方書局，也承載了一段台灣知識分子與黨國文化政策迂迴競合的歷史。
讀《黨產偵探旅行團》的過程，最令人驚訝感嘆的，恐怕就是不斷浮現的「啊，這個是，這個也是……」瞬間。所謂「不當黨產」，並不只是被國民黨所強佔的土地、公司等有形財產，更是這些機關事業、歷史地景所輻射出的種種生活面向。它可能是你青春期常常聚會的KTV、是聯考前夕去過的K書中心、是第一次和異性共舞的營隊活動、是課本裡說過的「國父行館」……也可能是你遊蕩過數十回的重慶南路書店街。
在法律定義上，每一分不當黨產都可以詳列出清單與價碼，釐定出國民黨所強佔的財產多寡。然而，這些「財產」在整個戒嚴時期，卻又不斷以其事業營運，參與了台灣人的生活，滲透進我們每一個人的記憶裡。本書第二章〈愛國青年養成所〉引述了吳叡人極其傳神的、形容救國團的一句話：「我們認識女孩子要經過『黨國』認證的管道，要唱他們認證的歌，玩他們認證的遊戲，最後還要留下他們塑造的美好記憶。換句話說，救國團甚至壟斷了我們的青春。」讀完本書之後，我們或許更會喟嘆：被壟斷的何止青春？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若不受不當黨產之不潔痕跡沾染處，恐怕是所剩無幾的。
無形記憶的無孔不入，正可反過來證明黨國之貪婪無所節制。但也正因為有形黨產與無形記憶交纏難分，這個議題也常充斥著反動的修辭：當我們訴求清算不當黨產、清理歷史脈絡時，總有人會「感覺」自身的青春記憶受到冒犯，而有毫不理性的對抗意識。近一年多來，我因為工作的緣故，每週至少要經過台北市林森南路上的「婦聯會」門口一次，每週都要被它所張掛出來的種種字條、布條、文宣給震驚一次。那是多麽集鄉愿、暴力與愚蠢於一身的實體，簡直應當作為一種負面的無形文化遺產而記錄下來，通通送進歷史博物館之中。
而這本黨產會策劃的《黨產偵探旅行團》，正可視為一次紙上的黨產歷史特展。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鄧慧恩教授，率領陳秀玲、白春燕、蔡佩家、陳宇威等研究者完成了本書，從文史的角度切入，向讀者述說這些有形黨產的無形記憶。黨產之所以成為黨產，並不是「生來如此」，它們往往是日治時期已經存在的公、私產業，但在日本戰敗投降、中華民國接收／劫收的程序裡，從國家財產被陸續「轉帳撥用」成為國民黨的私產。
鄧慧恩教授等執筆的研究者們，採取了「講古」的角度，詳細考證這些「黨產」的前世今生，讓我們看到「黨產是怎麼成為黨產的」──它們曾有的輝煌與意義，它們被覆蓋乃至於被竄改的記憶。在這樣的框架底下，全書八篇文章都有頗為嚴整的體例，引述了大量的文獻來重建歷史現場。但從寫作上來說，我更喜歡的卻是某些紀錄片式的、匠心獨運的細節編排。比如第三章〈台東警察斧柾生的台北紀行〉從一名日本警察的記述開始，寫出了日治時期的警察會館，如何在戰後成為「清洗日本文化」的演說比賽場地，歷史變幻的諷刺一覽無遺；或者在第五章〈立足帝寶不是夢〉的結尾，神來一筆地以仁愛路上的7-11「中廣門市」收束全文：「明明，這附近就沒有中廣。」這些精巧筆法，都使得《黨產偵探旅行團》脫離了冷硬的學術書，而多添幾分非虛構文學的韻味。
而在讀畢全書之後，我們或許也能開始進行自己記憶裡的「不當黨產清理工程」。能數算的財產，可以由法院判賠、歸還給國家；不義的遺址，能夠拆除或者保留成為歷史的印記。但那些在我們沒有意識時，就寫入心底的「記憶裡的不當黨產」，卻唯有透過我們的自我思索，才能逐漸釐清。雖則「有形黨產」的賠還還有漫長的法律攻防要走，但「無形黨產」的漸次清消，更是每個人只能自己面對的「判決」。《黨產偵探旅行團》可以是最好的起點。

【作者序】
翻開書頁，展開一趟黨產的小旅行
／鄧慧恩（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理解我們所處的環境，也許每個人心裡都有許多地圖圖層。
有人是以特色咖啡館的分佈圖作為抒壓的脈絡，有人是以美食餐點的駐在點作為東西南北的方位辨識，巷弄內的獨立書店是許多人心裡的泊港處，博物館、公園、車站、那條街、彼段路，構成了人們心裡的生活區域，一層又一層的圖層套上觸目所及的一切，我們以為那就是我們的城市，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地方。
然而，我們所看到的，真有那麼簡單嗎？
以不當黨產的存在圖層來檢視我們所處的地理環境、生活秩序，也許將揭開另一種不同的體驗。以這樣的發想展開探索，資料極其豐富也極為匱乏，過程極為有趣也極為枯燥，這是一個迂迴卻又直接的遊戲，是一趟驚險無奇的旅行。這些看似矛盾的敘述，都是因為不當黨產目前存在的特質而起：它無所不在，能證明其存在的證據卻斷裂不全，因此身影常是幢幢鬼影，形體搖搖欲墜。建物、土地、公司、廠房變成不當黨產的目的性如此明顯，毫不遮掩，然而手段是疊床架屋，煞有介事，現今讀來，躲藏在公文、信件的字裡行間的算計與模擬，即便經過了那麼多年，依然被貪婪、不義領軍，大搖大擺地走了出來，引得旁觀的歷史不禁發笑─於是，當我們走在我們以為肉眼所見的城市、街道上，這裡、那裡、上面、旁邊、後面原來都是不當黨產，它們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本書中便提到：日治時期的警察會館變成了補習街上的屈臣氏；承載日本和台灣過往歷史的日式旅館梅屋敷，變成了國父史蹟紀念館；台灣放送協會的財產被「轉帳撥用」為中國廣播公司，然後幻化為一般百姓買不起的豪宅旁，一間便利商店的門市名稱；多座戲院變成了西門町由國際品牌進駐的戲院商業大樓；救國團變成了提供青少年能親近山林原野、擴大社交圈的健康形象，實地裡，校園監控、思想控制當然是他們的主要工作。
選定書寫題目後，我邀集幾位研究者與我各自執筆，試圖讓這些議題從種種資料中現身，不但出現在不當黨產委員會進行的調查法律資料、追徵價額裡，也置回歷史脈絡中，與文字接線，讓一個一個的主題輪廓清楚些，再多說點話，讓我們能揣想一下，如果它們沒有變成不當黨產，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非常謝謝參與本書寫作的研究者對我提出的提議，也就是讓文學、歷史能在不當黨產的議題處理上不缺席，落實在當代議題中，因為這幾位執筆者的認真和投入，才能在多次改稿、討論中完成書寫，在此向執筆者致謝。
本書內容為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委託朗活文化有限公司執行的「不當黨產議題延伸之轉譯」委託研究勞務採購案而改寫，作為計畫主持人，要感謝諸位審查委員的意見，以及林聰賢委員與我多次的討論：黨產議題如何能以更貼近公眾的文字來書寫，透過文字實踐將研究轉化為「大眾讀物」的過程，這是本研究案成形的起點，對我個人而言，更是很大的收穫。許有為委員在談笑間化嚴肅議題為平易近人而親切的功力，啟發了進行本案時的諸多靈感。再者，廖斯泙、廖健凱、藍逸丞、王惟聖研究員的支援和諮詢，是莫大的助力。最後，也相當感謝前衛出版社協助出版事宜。
我要特別謝謝幾位朋友：聽我說完中廣的故事就「變」出黑膠資料來一起研究的林太崴、慷慨分享天外天劇場資料與照片的李宜芳，還有在疫情猛爆時忙得不可開交，還是撥空挖出照片來分享的朱家煌醫師。王子碩、王佐榮在圖片授權的協助，聊天時彼此打氣，是度過低潮的良方。也感謝朗活文化的徐元先生對於本研究在日文史料的判讀協助，在研究案進行期間，他再三提示要提供讀者瞭解黨產議題的歷史脈絡，回應社會對瞭解不當黨產的需求，他兼具了初代讀者與鞭策者的角色。
書寫過程中有幾次的口訪或田野調查，時常聽到一句不約而同的話：不當黨產的追討，早就該做了，現在都已經嫌晚了。回顧我自己在閱讀台灣文學、檢視歷史時，也時有延遲之感。
在一個熱得不得了的夏日，我跟著大家走了一趟台北城中，中山南路和忠孝東、西路拉出軸線，裡頭的林森南路、青島東路、濟南路、仁愛路畫出棋盤格，人權教育會提到的不義遺址、不當黨產處址座落其間，一個早上步行可到之處，形成了一面「尋寶圖」，我忍不住想著，遲到固然遺憾，繞路也無妨，至少，跨出了腳步。
現在，翻開書頁，就能以讀者／偵探的身分參加我們的黨產旅行團，只要願意，隨時可以出發，展開一趟黨產的小旅行。

推薦序
　生與死的權力治理――黨國體制與反抗的間隙｜李茂生
　黨產研究的推動與普及化的意義｜薛化元
　對，這個是，那個也是――記憶裡的不當黨產｜朱宥勳
　追求公平正義的漫長旅途｜Nagee
作者序
　翻開書頁，展開一趟黨產的小旅行｜鄧慧恩

Vol.1
　尋找黨產與它們的產地：
　黨產研究之父傅正與「自由中國」的抵抗／陳秀玲

Vol.2
　愛國青年養成所：
　救國團與台灣人的威權青春／蔡佩家.

Vol.3
　台東警察斧生的台北紀行：
　尋找被消失的警察會館／白春燕

Vol.4
　坐擁飛機，也飛不出黨國隻手遮天：
　台中富商吳子瑜的天外天愛國換產錄／鄧慧恩

Vol.5
　立足帝寶不是夢：
　中廣的「寶」地接收記與廣播心戰史／鄧慧恩

Vol.6
　照亮歷史的微光：
　台灣的火柴記憶與「台火」的不當沒收始末／鄧慧恩

Vol.7
　西門町影史漫遊：
　日產戲院「新世界大樓」的前世今生／陳宇威

Vol.8
　榮町通的時代疊影：
　從大倉本店到正中書局的黨產變形記／鄧慧恩

Vol.3
台東警察斧生的台北紀行：尋找被消失的警察會館
／白春燕

走在台北車站附近熱鬧的街頭，你會想到什麼？
作為台灣的代表性都會區，台北從日本時代就以「島都」的姿態，與殖民母國的「帝都」東京遙相對望。而隨著時代發展，從其他縣市因著林強〈向前行〉的歌聲召喚，離鄉背井來到這裡「拍拚」（phah-piànn）的人們，在這裡寫下新的時代篇章。直至今日，跨越時代、國界和族群，被簡稱為「北車」的台北車站及其周邊區域，也因而承載了相當發達的政商發展史，以及層次更為豐富、複雜的族群記憶與經驗。
如果你是「五、六年級」生，北車附近的街路對你而言，可能是課後補習的聚集地。一間一間的補習班林立於一級商業鬧區，來自名校或追求名校的學生魚貫而入，所謂的「青春」，似乎是往前再跨一步就能看見的海闊天空，但名為「文憑」的那一步，對許多人而言，很緩慢，也很沉重。
若你是九○後的新生代，你或許會有一條習慣的路線，從Kmall 到五鐵秋葉原，這裡有一整層的戰略高手，Nova逛完了就順便來看看。
再年輕一點的你，可能正是風靡於韓流的全球一億粉絲之一員。不想只聽空耳，而要真正聽懂KPOP 或看懂韓劇，你或許就在這附近上韓文課，剛學會「歐巴」（오빠）怎麼寫，看到大樓外的韓星廣告，怦然心動之餘，揚起更多自信支持你的「推」。
但阿公阿媽那時候的台北長什麼樣子，在這附近又曾經發生過什麼事，可能不是那麼多人在意了。
然而，他們那個時代，隱藏在這座城市紋理當中的百年記憶，包含曾經存在但卻消失的人事物，其實仍可能對現在的我們造成一些幽微但長遠的影響。
從台北車站出發，我們從日本時代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說起，帶大家跨越時空，尋找一個消失在都市空間和歷史記憶當中，若留存至今可能成為超熱門打卡景點的好地方。

▍日治時期的「大人」

現代人普遍將警察視為「為民服務」的公僕，也是法律的執行者，甚或是「除暴安良」、「維護正義」的「人民褓母」。但台灣人從日治時代開始，習慣稱警察為「大人」，而且形象甚為殘暴。
雖然具有執法權力，奉公值勤、操守嚴明的警察並不是沒有，但日本帝國對於殖民地嚴格統治的權力，是透過處在體制最末端、與台灣百姓唯一有接觸的殖民者──基層警察──予以展現，也因此，殖民地遭受的帝國之惡，都以「警察之惡」的形象表現出來，成為對民眾無所不在的壓迫。無怪乎民間長期有用「警察來了！」、「叫警察來掠！」等等的話語哄嚇小孩的「傳統」，人們私底下也流傳著鄙相（phí-siùnn）警察為「臭狗仔」、「四腳仔」的蔑稱。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名作〈一桿稱仔〉也對警察有相當細膩的描寫。故事中的「大人」毀壞主人公「秦得參」賣菜用的秤仔，處以拘禁罰款，逼得秦得參殺警後自殺，實在是名符其實的「真的慘」（tsin tit tshàm）。在賴和眼中，法律是貫徹平等的存在，若法律成為一己之私的工具，或是帝國之眼與殖民者權力的執行者，恣意刁難，那麼法律便失去其真正的意義，讓人民不得不起身反抗。
但警察也不是省油的燈。相較於日本本地警察負責一般行政事務，台灣的警察大人在例行工作之外，因為被賦予了監控、管理殖民地人民的任務，因此要負責更多和民眾生活切身相關的管理工作，例如戶口調查、鴉片取締、理蕃及保甲等，都在大人的職掌範圍內。
一九二五年，台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展示的「南無警察大菩薩」海報，正說明了台灣警察的工作內容有多複雜。這張海報以千手觀音的形象比喻救助百姓的台灣警察，左手持劍用以打擊犯罪、維持治安；右手繞著一串唸珠，從事疫病預防、救助救護、蕃人授產（指導原住民生產技術）等民生經濟相關的工作。由此可知，為了達成帝國賦予的這些神聖任務，台灣警察必須學習各式各樣的技能，堪稱十八般武藝樣樣都會。如此斜槓又萬能的程度，堪比當今的小七店員，令人驚嘆。

甲：大人啊，阮查某人對昨昏暗略略仔發熱的欵，此早起不食飯倒在睏不起來，請汝大人一次來去看覔咧好否？
警：好，參汝來去看覔，汝做前行。
（中略）
警：汝敢能較艱苦了嗬！此枝挾置胳下孔裡。
乙：好喇，大人啊，彼是甚貨呢？
警：此枝叫做體溫器，此枝挾置得著人的身軀有熱抑無熱，若是有的時節，看有若熱，如此不即能知影症頭的輕重。
（中略）
甲：大人啊，此號症頭是彼號時行的歹症頭抑不是？尚看有要緊抑無要緊呢？請給我知咧。
警：好，在伊的正手旁馬面彼裡，有生一粒粒仔，看彼個就是鳥鼠仔症了，汝亦所知此號歹症頭麼？得確著與康健的人遮斷即能使得。

這段會話內容出自一九一四年的《語苑》，以村民向衛生警察求助病症診斷的問答作為練習情境。對話以漢字呈現台語，一旁附上以日語片假名拼寫的台語讀音及聲調標記，下方則有日文翻譯，格式非常類似現在學習英文或日文的中英、中日對照讀本或教材。
我們在百年後看到這些文獻上的台語文，雖然有些熟悉，但覺得吃力的部分或許更多，何況是當時操日語的警察。然而，「台灣話」還是日治時期第一線基層警察首要必須學會的語言。為了讓警察具備和台灣百姓溝通的能力，不管是警察學校「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的必修課程，還是《語苑》、《台灣警察時報》等雜誌刊物，都能看到學習台灣話的單元或課程內容。
有趣的是，這些會話教學通常不解釋文法，書中所舉的都是一大段可能發生的情境或臨時派上用場的對話，讓警察們在類似場景或對話時，不用太多思考就能現學現賣、隨機應變。這樣的設計，或許也在「暗示」警察大人們，不得已的話，不如就直接硬背起來吧？
因為日語的發音和聲調都相對單純，日本人其實不擅長學習發音或規則複雜的外語。面對台灣話的七聲八調、文音白讀，這些日本人警察死背硬記台灣話的過程，想必也是付出了相當的時間和心血！
除了語言學習和各種管理工作，當時的警察還要身兼衛生和防疫人員。因為在日本領台初期，台灣還是充滿痢疾、瘧疾、鼠疫（ベスト，譯為百斯篤）等風土疾病的瘴癘之地，當時因病而死的人數比戰死還多。二○一九年末至今，COVID-19 病毒肆虐全球，對日常生活造成許多衝擊和影響，我們或許稍能體會當時台灣人面對致死率極高的「百斯篤」時，是如何的惶惑不安。
當時警察的防疫作法是，使用村民不曾見過的體溫器（體溫計），從病人腳踝的腫脹顆粒（淋巴發生腫塊是典型鼠疫症狀）判斷是否患了「鳥鼠仔症」（niáu-tshí-á-tsìng）。若確定罹病，處理方式和今日相去不遠：病患直接隔離，病人穿過的衣物、用過的器物、被褥等，全部都要清潔消毒。
警察為了做好防疫工作，不但要具備傳染防治的衛生常識，還必須充實判斷鼠疫病症的醫學知識，幾乎是一個移動的在地衛生所。每當村民發現家人身體不適時，第一時間求助的對象不是醫生，而是警察。由此也可窺知，村民雖恐懼於「大人」的威權，但也深知「大人」能夠幫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大小事。

▍警察會館宿泊記

了解日治時期殖民地警察的十八般武藝後，也許大家會好奇，這些能力到底如何養成？成為一個殖民地警察，要經過多少課程或進修？
一八九八年，台灣總督府設置了「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作為警察、監所人員訓練機關，提供成為警察必要的「初任教養」課程。成為正式警察之後，仍然必須接受州廳或練習所提供的「補充教養」進修課程。進修課程還有分新任警察的「初任教養」，及定期進修的「特科教養」兩種。定期進修課程則有衛生講習、保安講習、蕃地醫務講習、本島語及蕃語講習等。
簡而言之，儘管經過重重訓練，「大人」們還是必須回到台北的「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在職進修，哪怕是被分派到遙遠的鄉下。不過，這也成了外地警察在公務之餘體驗台北都會生活的好機會。以往到台北差勤的外地警察，大多下榻於日本人經營的日式旅館，但自從「警察會館」在一九三○年十二月一日開館後，大家多了一個住宿的新選擇。
一位任職於後山台東的日本人警察「斧柾生」，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天，獲得了前往台北出差進修的機會。清晨六點，他已抵達台北火車站，心想等一下就要入住警察會館，心中湧上一股既期待又不安的情緒。
期待的是，他聽說落成不久的警察會館，是一座美侖美奐的洋式建築，設施齊全，而且住宿費用便宜，值得體驗看看；但他也有聽到一些負評，說警察會館有門禁時間，而且只能從正門出入，管制相當嚴格。結果，大部分鄉下地方來的警察多半聞之卻步，最後還是選擇入住一般旅社，圖個差旅期間的輕鬆自在。
但在出發之前，斧柾生接受同事的要求，返回台東之後要跟大家分享這趟住宿的「開箱」感想。這下子，警察會館這一趟是勢在必行了。
頂著長途旅行的勞累，斧柾生為自己安排一個小確幸：他招了一台人力車，連人帶行李一起載到警察會館大門口，付給車夫五錢車資。但當斧柾生抵達目的地之後，他可能會覺得這五錢給得有點心疼，因為車程非常近。警察會館位於明石町一丁目三番地（今南陽街十五號），距離台北車站不到五百公尺，只要走台北車站正前方的表町通（今館前路），在還未到盡頭的新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之前的路口左轉，即可到達。發生這個滑稽的小插曲之後，他才赫然想起去年曾在《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看過警察會館的地圖，光看地圖覺得警察會館距離台北車站似乎頗遠，親自走上一趟才知如此之近──早知道，就用走的！
這棟氣派的警察會館是由台灣警察協會所興建，目的是為了紀念昭和天皇服喪三年期滿後，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進行的即位大典，是當時日本內地及台灣本島眾多「御大典紀念事業」的其中一項。台灣警察協會希望警察會館能夠改善警察的工作條件，以此提高工作效率，因此整棟建物從外到內，顯然經過相當精心的設計和規劃。
斧柾生站在會館外頭，細細觀察這幢建築：警察會館的外觀是一棟乳褐色磚造的三層樓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外牆貼著小口型磁磚，腰帶以洗石子裝飾，確實氣宇不凡。作為台灣殖民地警察的代表，這棟警察會館也以摩登現代的外型與權力符號的象徵，成為台灣總督府展示殖民台灣的功績之一，在《始政四十周年台灣博覽會記念　台北遊覽案內圖》當中，也能看到警察會館的相片與台灣總督府等知名建築物影像並列。
斧柾生望著眼前玄關大門的豪華氣派，完全不能和以前住過的旅館相提並論，一陣猶豫之後，才終於鼓起勇氣踏門入內。但可能是時間尚早，工作人員頗少，只見一位有著蘋果般紅通通臉頰的少女在打掃環境。
斧柾生向少女詢問有沒有空房，少女回答說應該有，但要問負責的「伊東主任」才知道。斧柾生無法馬上得到答案，心裡有點嘀咕。
過了不久，少女口中的「伊東主任」趕忙過來打招呼，為方才的服務不周道歉，表明因開張不久，人員訓練還不夠充分，但請把這裡當作自己家，好好地放鬆一下。
但斧柾生沒有為難這位主任，因為這位名為「伊東俊勇」的主任，就是他在練習所學習時的上司。伊東原本在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擔任書記兼任舍監，為了接任警察會館主任一職，他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以七等高等官的階級自願離職。他也向斧柾生說，自己就住在鄰接會館的「主任宿舍」，正要全心全意經營會館呢！
接著，斧柾生被帶到三樓客室，他解下行囊，環視房內四周，床鋪、浴衣看起來都是全新的，房間似乎尚未有人住過，榻榻米散發著獨特而新鮮的氣味。伊東主任離開後，他打算洗個澡，去除昨日一整天的舟車勞頓，無奈浴室的熱水要等到傍晚才會供應，只好前往附近的錢湯梳洗。洗完澡的斧柾生全身舒暢，整個人精神起來，回到會館一樓的食堂吃午飯。飯後，他看了看時間，警界的正式餐會要等到晚上，正好有整個下午的空檔。於是，他決定到附近知名的「大倉本店」晃晃，採購要帶回台東的伴手禮。
……
透過台東警察斧柾生的這篇珍貴記述，我們穿越時空，造訪了現今已不存在的警察會館，也隨著他的旅程體會到台北銀座的榮景。但這趟時空之旅，也留下了更多的疑惑和懸念：這棟位於台北市中心，留到今天可能變成博物館或文資景點的警察會館，後來怎麼了呢？
斧柾生如果曾經站在會館頂樓的空中庭園，以身為日本帝國警察為榮，那當時的他大概無法想像，會有那麼一天，日本帝國成為戰敗國，警察這個身分的權力與榮耀，一夕之間失去了意義。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日本天皇宣告戰敗的「玉音放送」三個月後，警察會館直接成了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執行委員會（即「省黨部」）辦公處，協助政府展開接收及宣慰救濟等工作。該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翼中，取代了前警察會館主任伊東俊勇，成為這裡的新主人。
二二八事件發生兩年後，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警察會館二樓的「大講堂」已更名為國民黨省黨部的「大禮堂」。在這裡，正在進行一場由《中央日報》籌辦的台北市高中小學「本省籍國語演說比賽」。當天的《中央日報》社論提到舉辦活動的初衷，是希望在文化意義上「成為異族附庸」的同胞能對於「本國文化優美博大悠久的高明的特性，有深切的自覺」。這篇文章一手抨擊日本殖民的文化和軍事侵略，另一手檢討不能說流利國語、寫通順國文，甚至還只能操日語的同胞。然而，這場戰後的「國語運動」與日本時代相比，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警察會館的現址，如今已不見當時輝煌的建物，而是一家藥妝店矗立原地，成為許多人途經台北車站周邊，採買日常衛生用品，女孩試用新彩妝，或情侶朋友相約見面的熱門地點。你我匆匆路過，在絢爛的城市燈火照耀之下，鮮少人知道在都市叢林的疊影中，埋藏著什麼樣的歷史和故事。作為台灣人受難的紀念物與共同的財產，在國民黨以佔用或轉售的方式非法取得的過程中，煙消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