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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出空間」與「敬畏」作為公共領域價值的基礎:對於臺灣政治價值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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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出空間」與「敬畏」作為公共領域價值的基礎:對於臺灣政治價值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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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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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比不正義更壞的是一個人自己的正義」,因為正義不夠謙卑。

身處於臺灣,我們敏感到臺灣社會的問題,人們生活的主流價值帶動著社會脈動中的趨勢,如果我們察覺到這個趨勢的方向有所偏差,我們有責任將它導往正確的方向。

「愛臺灣是民粹還是民主?」
「對於政治人物而言,道德責任與政治責任要相提並論。」
「要化解民粹與菁英主義或維護法律正義的兩端,就需喚醒對於羞恥心的察覺」
「如何從菁英政治轉為民主政治,但不致落於民粹主義」

本書企圖以羞恥、畏怯、敬畏、自我謙卑、尊重等等情感來抑制集體之愛的民粹式情感,以重建臺灣的政治價值。集體之愛不能作為共同的理想,也不能作為通往共同理想的條件。相反的,要對集體之愛抑制,才能通往共同的理想,抑制集體之愛卻是依靠羞恥、敬畏,以及「讓出空間」。
……集體之愛可從私領域帶入社會,但卻不宜自我膨脹地帶入公共領域。我們要問,何以產生了這種自我膨脹,以致民粹無法對於政治生活有所貢獻?無論作為來自大地存有的一種情感生命,集體之愛或是助長執政者的權勢,或是以群眾運動與執政者對抗,都不宜忘記自己和持反對立場者常有著共同的理想,而自己對於此理想的實現是力量有限的,因而必須和反對者相互形構,進而協調合作。若缺乏這種自覺,集體之愛就很容易無限上綱、自我膨脹,逾越了本來可對於政治生活有所貢獻的位置……

本書前半部的學術概念討論是為了對於現實議題的探究打好基礎,概念在分析時有著明確的導向:價值的根源是什麼?它何以和海德格與鄂蘭的良知概念有關?而這兩者又如何和內在與外在的羞恥,以及繼續發展出的敬畏感與讓出空間相關?從而當我們在面對集體的情緒,也就是民粹式的情感時,就能對之做有力的批判反思。


 

作者簡介

汪文聖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退休暨兼任教授,德國曼次大學哲學博士,主要致力於胡塞爾、海德格、鄂蘭,與呂格爾的研究,時而與中國哲學對照比較,並思考現象學與現實社會的關係。2019年出版了《現象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胡塞爾、海德與鄂蘭的倫理、政治與宗教哲學》專書,近年致力於「敘事的理論與實務」的研究。今呈現於讀者面前的對於臺灣政治價值的反思,則是延續之前較理論性的《現象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來檢視我們的「生活世界」,特別是所倚以為重的「政治世界」的實際問題。

目次

人文新猷叢書總序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 黃冠閔
致 謝
前 言
第一篇 從海德格來看價值的探源與建立
第一章 以信賴、實效或價值對人事物的判定與當真
第二章 價值的根源是什麼?
第三章 價值是什麼?
第四章 海德格論價值的可能缺失
第二篇 從鄂蘭公共空間作為價值基礎對於臺灣政治價值的省思
第五章 鄂蘭對於傳統的良知的擴展
第六章 公共空間作為價值的基礎
第七章 對於臺灣社會政治價值的觀察
第八章 敬畏何以成為民主政治的前提
第三篇 「讓出空間」蘊含的「敬畏」何以作為公共空間的價值基礎?
第九章 儒家談外在之善與敬畏
第十章 羞恥的自我省察與社會性的綜合
第十一章 從羞恥的自我屈辱對於「讓出空間」的解析
結 語
參考資料

書摘/試閱

前 言
針對香港於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發生的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的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2月13日起針對政府宣布修訂《逃犯條例》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中文大學的彭麗君教授於2020年出版了《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這是由其英文原著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Umbrella Movement(原譯:「雨傘運動及之後的香港」)翻譯過來的。書中幾次提到臺灣在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發生的太陽花運動,明確地指出香港的佔領和臺灣的太陽花運動皆由類似的抗中情緒所引發。不可否認的,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中發展至今的香港與臺灣,對於中國大陸在文化、政治與經濟上即便亦有不同的同化的要求,「一些人感到有必要保護自身的集體歷史、生活方式和語言」卻是相同的。繼而,該書對於香港的警示,同樣也適用於臺灣:這些人基於自身保護意識所具備的本土情感,「也會易於被仇外的意識形態所用。我們必須堅定批判任何排他主義,還有一些宣揚『自己人』為優先去對抗『外人』的文化整全論,但同時,我們也要正視文化身分的正當性」。
我擷取彭麗君在這裡對於香港的現況、原因以及展望的論點,認為這是全書的扼要之處,且可恰當地比之於臺灣目前的現況。我根本上贊同也頗欣賞彭麗君賦予佔領香港城市運動背後的深義:她主要從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港譯:阿倫特)的思想來揭示運動的意義與反省香港的何去何從。至於我這本小書固然不是針對太陽花運動,而是拉高到對臺灣的政治價值進行反思,但卻可從這些實際的運動出發來省思問題。
顯而易見的是,自從後蔣經國時代,臺灣政黨政治的本土化傾向愈形強勢,政治人士也漸訴諸本土情感,所謂「本土情感易於被仇外的意識形態所用」在臺灣乃司空見慣的事,而畢竟太陽花運動只是一個例子,去反抗中國大陸在文化、政治與經濟的「同化」的要求。彭麗君基本上在鄂蘭重視個人差異、多元性,但又可形成共同體(community)的思想下,對於香港偏於民族主義的建制者與偏於本土主義的異議者,訴求在對抗中協商,乃至於相互合作(247-252)。我在這樣的思想理念上向建立政治價值更需要的「讓出空間」與「敬畏」去尋求根源。另外,彭麗君雖警示了我們「本土情感易於被仇外的意識所用」,但她對於政治人物本身的素養卻未做進一步反省,這或許和香港法治的成熟度有關。相形之下,在臺灣卻見到政治人物往往利用本土情感以仇外,繼而從中撈取自身的政治利益。我在深入反省政治價值中,提出的「敬畏」之情所源自的「羞恥」感即可在這方面對於政治人物有所批判與期許。
對於訴諸本土情感以保護香港自身,彭麗君幾次提到這是一種集體的情緒。集體的概念和前述的共同體不同,後者謀求自由與平等、民族主義與本土主義的調和,而集體就是片面地不
只單單為本土主義者所群聚,也單單為民族主義者所集結。這兩者都可能形成民粹主義。誠如彭麗君不願在民粹主義的框架去看香港的未來,而訴諸鄂蘭的重視每個個體,我也在從理論的論述轉至實務的省思時,借助鄂蘭對於臺灣政治環境中民粹主義的批判作為出發點,當然這裡包括偏於所謂獨派與統派兩方面可能出現的民粹主義。
作為哲學研究身分的我,無法像彭麗君一樣有著文化研究的訓練背景,從而很細緻地將香港運動予以描述與分析,並連結到鄂蘭的思想去。但我希望在較哲學性地省思臺灣政治價值當中,時或連結與對照,也試著去深化彭麗君的研究。畢竟香港與臺灣有相近之處,我的這樣連結與深化,可以讓較理論的陳述有些實務的印證,讓本書從學術概念的討論更去接近於對現實議題的探究。
我在本書前半部的學術概念討論是為了對於現實議題的探究打好基礎,概念在分析時有著明確的導向:價值的根源是什麼?它何以和海德格與鄂蘭的良知概念有關?而這兩者又如何和內在與外在的羞恥,以及繼續發展出的敬畏感與讓出空間相關?從而當我們在面對集體的情緒,也就是民粹式的情感時,就能對之做有力的批判反思。
的確,習於對問題做本質性深究的人大概會和我一樣的思考:身處於臺灣,我們敏感到臺灣社會的問題,人們生活的主流價值帶動著社會脈動中的趨勢,如果我們察覺到這個趨勢的方向有所偏差,我們有責任將它導往正確的方向。但驅動這個方向的原因是什麼,應該首先被釐清,故我們似乎必須要比較徹底地從價值這個概念的反省開始。鑑於在社會上多數人們甚至不去反省自己生活所依據的價值標準,他們只是在譬如受到某某權威人士影響而信賴什麼,或是以某物是否有實效性來做判斷的依據。因而在本書:
第一篇第一章,我要對這幾個判斷的依據做點說明。我將更深入地借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哲學去反省價值的根源是什麼,以避免即便在注意到生活的價值時,卻被現成既有的、已不合時宜的價值所規定。海德格在批評這種可稱為意識形態的價值觀之下對於價值概念本身做些批駁,進而去尋及更根本地為生活所據的生命本質。其實他在這裡即在尋找價值的根源。而我將提出一個「匱乏」的概念,連接到海德格所強調的存有論的良知概念,強調價值的根源是在生命裡察覺到真正匱乏的東西,從而在生命的實然困頓處,去感受應往哪個方向去走,這是我在第二章要處理的主題。但我不排斥從海德格探討得到的價值根源,可以再看價值是什麼,我也不免俗地在第三章就所謂的真善美聖與科技等的價值概念來看海德格可能呈現給我們什麼樣的面貌。事實上以這幾個面貌來觀察,也不是偶然或任意的,海德格本身也恰恰對於它們提供了一些答案,至少是一些方向。在這裡要先強調,即海德格已注意到「世界」這個概念,他所處理的價值問題是和人不脫離所生活的世界緊密相關的。在
接著第四章裡,我將檢討海德格哲學所建立之價值的缺失,主要是面對公共性問題時並不成熟或恰當,這也導致海德格本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迷惑與困頓,以及他之為世人所詬病之處。
第二篇第五章就承續此一問題往他的學生鄂蘭去過渡,而在參照她的政治哲學觀點之下,提出公共空間作為價值基礎的訴求,指出鄂蘭承續海德格所重視的世界概念,擴延為公共空間的意義,在此之上發展出有別於傳統的良知概念。第六章我依然來看善美聖與科技等的價值,這是從鄂蘭以公共性為基礎來觀察的。我提出了「讓出空間」作為存有論的公共空間,再開展出「授予空間」的行為,這裡有著海德格思想的背景。在本書前半部對於哲學理論爬梳的前提下,第七章具體地去問臺灣價值的問題,主要放在政治的領域。我一方面呼應龍應台鑑於鄂蘭所警示的,民粹式的集體之愛可能對於臺灣有什麼傷害,但另一方面提出我們不應只是以理性來面對此問題,而更要訴諸一種正確的情感來應對,而這是讓集體之愛回到其該有的地位,能抑制其自我膨脹的一種情感。故在第八章就以畏怯的情感作為民主政治的前提來討論,這其實和前面討論的良知概念有所相關。我鑑於現象學家黑爾德(Klaus Held)將鄂蘭本以私密性關涉到的羞恥,轉為一種和尊重相連接的畏怯概念,進而將這個畏怯的正面價值,關涉到「讓出空間」與「授予空間」所需的敬畏的情感。其中提到吉兒.洛克(Jill Locke)近著討論羞恥暴露於公私領域間的衝突中,但最後要訴諸於一種健康的羞恥,這將關連到我所提的尊重與謙卑概念。我又特別提到外在之善的問題,指出屬於此問題的悲劇運氣固然造成人們更大的悲痛,但卻可激發出正面的力量,以預告後續要討論的羞恥如何可激發出諸如自我謙卑、敬畏與尊重的正面力量。
第三篇第九章回溯中國哲學孟子與荀子的羞恥與榮辱概念,提到安靖如(Stephen C. Angle)的「進步儒學」(Progressive Confucianism)概念。安靖如在重視外在之善的觀點下,修正牟宗三的坎陷之說成為「逆向坎陷」,並在「禮」作為連結內聖與外王的論述中,從尊敬闡發出尊重與敬畏的意涵,這和我所發揮的畏怯、敬畏、尊重在建立公共空間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呼應。本章並從新儒家唐君毅的人生體驗中,獲得其如何超克榮辱、如何由私到公領域,以及如何面對超越者而心存謙卑與敬畏的啟發。第十章針對前面從內在自我要求的不足或只顧及外在他人的眼光分別對於羞恥的不同解讀,藉著查哈威(Dan Zahavi)對羞恥的討論,做出應該對二者綜合的結論。此外,我並整理查哈威在論述羞恥中所涉及的正面意義,以及他對於羞恥(shame)和屈辱(humiliation)的區分。第十一章處理羞恥在悲劇運氣中激發的正面力量,這乃藉著柏瑞斯(Virginia Burrus)從基督教徒對於羞恥的自我屈辱中提煉出具創造性的心靈力量,以及她審視當代的多元社會如何以暴露羞恥來應對不可避免的羞恥,從中激發出諸如愛的創造性力量。這呼應著我從自我謙卑、敬畏所激發的「讓出空間」作為存有論的公共空間,進而作為建立公共性的前提。
結語中我特別強調,柏瑞斯在基督宗教的背景下詮釋羞恥如何反映出人的有限性,以至於人們在上帝面前自覺謙卑,我則論述著運氣或悲劇命運使羞恥、畏怯更成為一種敬畏,讓人在自覺於內在道德與外在與人和諧的匱乏中深感渺小與謙卑。這就完成了我全書企圖以羞恥、畏怯、敬畏、自我謙卑、尊重等等情感來抑制集體之愛的民粹式情感,以重建臺灣的政治價值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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