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名著(精)(附贈藏書票)

 ★錢穆珍藏精裝系列　附贈典雅藏書票★
一代國學大師、史學權威──錢穆
經典著作全新改版

來上一堂國學大師的史學名著選讀吧！
大師錢穆領進門，一窺中國史學的堂奧！

 ▍上古史書的真偽考證
秦始皇焚書坑儒，導致三代經書大批佚失，漢代學者所得到的今文經與古文經，何為偽？何為真？《尚書》作為中國史上最古老的史書，其中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多少又是後人偽造的呢？

▍太史公的嶄新體例
太史公司馬遷寫《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從此開始了將人物放置在歷史中心的全新觀點。事實上，以人為中心的思想並不是司馬遷所首創，而是承繼周公、孔子的史學傳統，正是因為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才能夠成一家之言。

▍歐陽修的治史義法

歐陽修治《新五代史》，不同於《舊五代史》，其筆法更能夠彰顯五代十國的時代特徵，被譽為兼顧《春秋》之嚴謹義理，以及《史記》之高簡文章。歐陽修以「嗚呼」作為開頭，嘆而不贊，道出了亂世的無奈與黑暗。

本書為賓四先生之講堂實錄，將中國歷代史學名著，擇精語詳，加以獨到之灼見鎔鑄而成。有如選修了一整年的課程，錢穆精選中國史學名著二十餘種，深入淺出地剖析其學術價值、體裁選擇、治史得失，從其中得見古人為學之真，以及著史、考史、評史之不易。惟不單講述史學名著，舉凡為學之方、治史之道無不散見書中，更見其殷殷期勉之意。不僅可以與賓四先生一同閱覽眾史書，更可以了解錢穆的史學方法與歷史哲學，進行一場橫跨千年的史家對話之旅。

【本書特色】

1.本書為錢穆先生的講堂實錄彙集而成，有如上了一堂大師級的史學名著選讀
2.本書用語平實，無論是歷史系師生或是一般大眾，皆可以享受國學大師的經典風采

【全新設計藏書票】
以精緻線條與圖騰拼貼的山河，呈現國學大家錢穆之文人氣質，而其思想之影響源遠流長、綿綿不絕。
「人之生命乃天地大生命中一小生命，如川流中一水滴，故其生命實在孤獨處。」

──錢穆

錢穆（1895～1990年）

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年十八即任小學教師，歷中學而至大學。先後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等校任教。1949年，赴港創辦新亞書院。曾先後獲香港大學、美國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1967年，來臺定居，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並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1986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

賓四先生治學，大抵以史學為核心，廣涉諸經諸子之學，從而擴及中華學術與思想文化諸多領域；其中又以理學最為深刻，自云「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其成就，直接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之變遷。畢生心力鑽研中國古典文獻，即使晚年苦於眼疾，仍著作不輟，冀以喚醒中華民族文化之靈魂，儼然為晚清以來，力抗西方文化洪流之中流砥柱。所著《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秦漢史》、《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朱子新學案》等八十餘種，俱享譽中外學術界。

錢穆作品精粹序

錢穆先生身處中國近代的動盪時局，於西風東漸之際，毅然承擔起宣揚中華文化的重任，冀望喚醒民族之靈魂。他以史為軸，廣涉群經子學，開闢以史入經的嶄新思路，其學術成就直接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之變遷，展現出中華傳統文化的輝煌與不朽，並撐起了中華學術與思想文化的一方天地，成就斐然。

三民書局與先生以書結緣，不遺餘力地保存先生珍貴的學術思想，希冀能為傳揚先生著作，以及承續傳統文化略盡綿薄。

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迄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多年間，三民書局總共出版了錢穆先生長達六十餘年（一九二三～一九八九）之經典著作—三十九種四十冊。茲序列書目及本局初版日期如下：

中國文化叢談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中國史學名著 （一九七三年二月）

文化與教育 （一九七六年二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 （一九七六年六月）

國史新論 （一九七六年八月）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一九七六年八月）

中國歷史精神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一九七七年二月）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一九七七年五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 （一九七七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 （一九七八年一月）

黃帝 （一九七八年四月）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一九七八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一九七八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 （一九七九年七月）

歷史與文化論叢 （一九七九年八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 （一九八○年三月）

湖上閒思錄 （一九八○年九月）

人生十論 （一九八二年七月）

古史地理論叢 （一九八二年七月）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一九八三年一月）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一九八三年十月）

中國文學論叢 （一九八三年十月）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秦漢史 （一九八五年一月）

中華文化十二講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莊子纂箋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朱子學提綱 （一九八六年一月）

先秦諸子繫年 （一九八六年二月）

孔子傳 （一九八七年七月）

晚學盲言（上）（下） （一九八七年八月）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一九八八年一月）

論語新解 （一九八八年四月）

中國史學發微 （一九八九年三月）

新亞遺鐸 （一九八九年九月）

民族與文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一九九○年一月）

莊老通辨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二○二二年，三民書局以全新設計，將先生作品以高品質裝幀，隆重推出珍藏精裝版，沉穩厚實的木質色調書封，搭配燙金書名，彰顯國學大家的學術風範，並附贈精美藏書票，期能帶領讀者重回復古藏書年代，品味大師思想精髓。

謹以此篇略記出版錢穆先生作品緣由與梗概，是為序。

三民書局 
謹識
東大圖書

自序

我在民國五十八至五十九、五十九至六十這兩年間，曾為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開設「中國史學名著」一課程。第一年由聽講者隨堂筆記，意欲彙集各本成一講義，乃其事甚難。一則所記詳略互異，並有共同所缺，欲為補入，亦復追憶無從。第二年仍開此課，戴生景賢來旁聽，攜一錄音機，堂下照收錄寫出，由我刪潤，遂成此稿。故此稿乃一年之講堂實錄。每堂必標一講題，然亦有前講未畢，後講補述，此稿皆一仍其舊。亦有前後所講重複，並有一意反復申明，辭繁不殺，此稿均不刪削。亦多題外發揮，語多誡勸，此稿皆保留原語。雖非著述之體，然亦使讀者誦其辭，如相與謦欬於一堂之上。最先本有通論讀書為學方法一堂，戴生未加錄音，今亦不為補入。然各講時申此意，讀者可自參之。

錢　穆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孫中山先生誕辰後一日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今天我們要講到下邊范曄的《後漢書》和陳壽的《三國志》。這兩書，後人把同《史記》、《漢書》合稱「四史」。在十七史、二十四史中特別受人看重的就是這四部。我沒有查過「四史」一名究竟什麼時人才提出，可是我們可想見，漢有前漢、後漢，既有所謂「兩漢」，讀了《前漢書》，自會讀到《後漢書》，因此班孟堅的《前漢書》和范曄的《後漢書》就常成為我們同時並讀的書，這就成《前後漢》，或稱《兩漢書》，因此就有人把《史記》和《兩漢書》併在一塊稱「三史」，這是歷史正史裡開頭的三部，這也很自然。但照成書年代講，則《後漢書》在後，《三國志》在前，寫《三國志》的陳壽是晉代人，而寫《後漢書》的范曄則是劉宋時代人。此兩書又有很多重複的地方，如董卓、袁紹這許多人，《三國志》裡有，《後漢書》裡也有。因此讀《後漢書》的人定會去讀《三國志》。又且《三國志》裡的蜀漢，國號也叫「漢」，是漢的宗室，有人認為要到蜀漢亡了才算漢代全體亡了，所以讀《兩漢書》的人自會再去讀《三國志》，恐是因於這些理由。讀歷史的，讀了《史記》、《漢書》，就會再去讀《後漢書》與《三國志》。至於《晉書》，要到唐代人才寫定下來，並且從漢到晉中間自然有個分別，告一段落了。或許正為這些理由，學歷史的人開頭一口氣就會讀四史。讀了四史以後，或許沒有經歷讀全史，於是喜歡治唐代的讀《新》、《舊唐書》，喜歡治宋代的讀《宋史》，喜歡治明代的讀《明史》，不一定要從《史》、《漢》以下一起讀，這是一點。又有第二點，無論讀那一代的史，總該先懂正史那一個大體例，這就定要先通了《史記》、《漢書》，才能來讀下邊的。而讀《史》、《漢》的定會繼續陳、范兩史，這已如上所說，因此從來學歷史的人，基本都是先讀《史》、《漢》，或四史，最好《史》、《漢》一起先讀，讀了《史記》不讀《漢書》還不夠，《漢書》才是斷代史的第一種，但讀《漢書》不讀《史記》也不夠，因許多大體例都由《史記》定下。至於今所要講的《後漢書》與《三國志》，實際上已沒有什麼特殊可講的。因它們都超不出《史》、《漢》這個大範圍、大體例。照此一點講，《史記》、《漢書》是創造的、特出的，而《後漢書》、《三國志》則只是摹倣、因襲的。固然《後漢書》、《三國志》裡也沒有對《史記》、《漢書》變動的地方，《史記》、《漢書》裡只有講經學的〈儒林傳〉，而沒有講文學的〈文苑傳〉，到范曄《後漢書》就有，這不是前面闕了，乃是歷史演變，古代還沒有專門所謂文章之士這一行，在《漢書‧藝文志》裡只有辭賦家，而《漢書》亦沒有〈文苑傳〉。如此之類，尚待我們講了大的，小的自會看。所以我們只說《後漢書》、《三國志》是因襲，只《史記》、《漢書》是創造，開闢了史書一個新體例，但《後漢書》、《三國志》兩書也有一個特別共同之點，應該在此提出來一講。
先講陳壽的《三國志》。《三國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別的。陳壽是晉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經學上有「傳」有「記」，史書則無，但因陳壽《三國志》敘事較簡，篇幅不多，而當時的史書則已特別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講三國史的都採來注在陳壽書裡。因此我們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見很多到今已失傳的史書，在裴松之時尚存，到以後南北朝長期大亂，及到唐代，很多書都看不見了，幸而在裴松之《注》裡有，差不多有一百幾十種書。而裴松之對於這許多書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經書裡僅是解釋字義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講裴《注》，大體可以分成六項：一、「引諸家論，辨是非」，這屬史論方面的。二、「餐諸書說，核譌異」，一件事有兩說以上不同，他「參諸書說」來校核其「譌異」之所在。三、「傳有所事，詳委曲」，這些事陳壽《三國志》裡有，或者太簡單，中間委曲的地方，他來詳細地補注。四、「傳所無事，補闕佚」，在陳壽《三國志》裡根本沒有這件事，他補進去。五、「傳所有人，詳生平」，《三國志》裡有這人，可是生平不詳，他補進了。六、「傳所無人，附同類」，《三國志》裡根本沒有講到這個人，他就把這人附在同類人的傳裡。所以裴注比陳書不曉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陳壽《三國志》以外，同時還有一兩百部書，裴松之無不把來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從頭到尾自成篇段。此種史注，前無其例，而此下也更無後起，所以裴《注》很特別。後來凡讀《三國志》的，無不兼讀裴《注》，而且陳《志》、裴《注》總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陳壽寫《三國志》時，這一時期的史書，裴松之看過的就已有一兩百部，現在拿來一比較，陳壽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進的，有些是理論正確，事情重要，並不全出陳《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