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精)(附贈藏書票)

★錢穆珍藏精裝系列　附贈典雅藏書票★

一代國學大師、史學權威──錢穆

經典著作全新改版

連繫交織漢、唐、宋、明、清

宏觀展現出歷代政治得失

大師級的制度史經典之作

人力從何而來？政府經費從何而來？政府組織如何架構？中國史上的歷朝歷代如何開展？錢穆先生從制度史的角度，娓娓道來，繪出一幅公家機關的歷史進程。

錢穆先生說，任何一個制度，決不會有利無弊，也不會有弊無利，所謂得失、利弊，須根據實際狀況判定。每個時代的政策，都是當時的政府針對當下的情況所制定，同時也回應了上一個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問題。錢穆所寫的制度史，既討論了每個時代的決策因素，也探究了中國政府的演變過程。政治得失，正是人們面對時代變動時所作出的決斷，在瞬息萬變的現代，我們更需要檢視過去千年來的前人，如何決斷、如何執行、如何互動、如何處世。

本書提要鉤玄，專就漢、唐、宋、明、清五代治法方面，有關政府組織、百官職權、考試監察、財經賦稅、兵役義務，種種大經大法，敘述其因革演變煩。宏觀千古之利弊，指陳萬代之得失。

【本書特色】

1.本書曾獲選「108年度公務人員每日一書」。

2.從不同時代的制度切入，帶領讀者了解中國政府千年演變。

3.整理複雜的制度史，思考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理解行政的精妙。

【全新設計藏書票】

以精緻線條與圖騰拼貼的山河，呈現國學大家錢穆之文人氣質，而其思想之影響源遠流長、綿綿不絕。

「人之生命乃天地大生命中一小生命，如川流中一水滴，故其生命實在孤獨處。」

──錢穆

 錢穆（1895～1990年）

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年十八即任小學教師，歷中學而至大學。先後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等校任教。1949年，赴港創辦新亞書院。曾先後獲香港大學、美國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1967年，來臺定居，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並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1986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

賓四先生治學，大抵以史學為核心，廣涉諸經諸子之學，從而擴及中華學術與思想文化諸多領域；其中又以理學最為深刻，自云「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其成就，直接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之變遷。畢生心力鑽研中國古典文獻，即使晚年苦於眼疾，仍著作不輟，冀以喚醒中華民族文化之靈魂，儼然為晚清以來，力抗西方文化洪流之中流砥柱。所著《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秦漢史》、《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朱子新學案》等八十餘種，俱享譽中外學術界。

錢穆作品精萃序

錢穆先生身處中國近代的動盪時局，於西風東漸之際，毅然承擔起宣揚中華文化的重任，冀望喚醒民族之靈魂。他以史為軸，廣涉群經子學，開闢以史入經的嶄新思路，其學術成就直接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之變遷，展現出中華傳統文化的輝煌與不朽，並撐起了中華學術與思想文化的一方天地，成就斐然。 三民書局與先生以書結緣，不遺餘力地保存先生珍貴的學術思想，希冀能為傳揚先生著作，以及承續傳統文化略盡綿薄。

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迄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多年間，三民書局總共出版了錢穆先生長達六十餘年（一九二三～一九八九）之經典著作—三十九種四十冊。茲序列書目及本局初版日期如下：
中國文化叢談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中國史學名著 （一九七三年二月）
文化與教育 （一九七六年二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 （一九七六年六月）
國史新論 （一九七六年八月）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一九七六年八月）
中國歷史精神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一九七七年二月）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一九七七年五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 （一九七七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 （一九七八年一月）
黃帝 （一九七八年四月）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一九七八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一九七八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 （一九七九年七月）
歷史與文化論叢 （一九七九年八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 （一九八○年三月）
湖上閒思錄 （一九八○年九月）
人生十論 （一九八二年七月）
古史地理論叢 （一九八二年七月）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一九八三年一月）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一九八三年十月）
中國文學論叢 （一九八三年十月）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秦漢史 （一九八五年一月）
中華文化十二講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莊子纂箋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朱子學提綱 （一九八六年一月）
先秦諸子繫年 （一九八六年二月）
孔子傳 （一九八七年七月）
晚學盲言（上）（下） （一九八七年八月）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一九八八年一月）
論語新解 （一九八八年四月）
中國史學發微 （一九八九年三月）
新亞遺鐸 （一九八九年九月）
民族與文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一九九○年一月）
莊老通辨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二○二二年，三民書局以全新設計，將先生作品以高品質裝幀，隆重推出珍藏精裝版，沉穩厚實的木質色調書封，搭配燙金書名，彰顯國學大家的學術風範，並附贈精美藏書票，期能帶領讀者重回復古藏書年代，品味大師思想精髓。
謹以此篇略記出版錢穆先生作品緣由與梗概，是為序。

三民書局
謹識
東大圖書

序

 我很早以前，就想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一則我認為政治乃文化體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國，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負，一向著重修齊治平。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絕不該忽略中國傳統政治。辛亥前後，由於革命宣傳，把秦以後政治傳統，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因於對傳統政治之忽視，而加深了對傳統文化之誤解。我們若要平心客觀地來檢討中國文化，自該檢討傳統政治，這是我想寫中國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再則我認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纔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換言之，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後，人人言變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視了制度，好像祇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會隨制度而轉變。因此祇想把外國現成制度，模倣鈔襲。甚至不惜摧殘人事來遷就制度。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舊傳統，舊文化。我們試問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與此一民族之文化傳統有關聯，而祇經幾個人的提倡，便可安裝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絕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歷史經驗論，任何一制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制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變。歷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當前的現實制度，也何嘗不如是。我們若不著重本身人事，專求模倣別人制度，結果別人制度，勢必追隨他們的人事而變，我們也還得追隨而變，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實中國歷史上已往一切制度傳統，祇要已經沿襲到一百兩百年的，也何嘗不與當時人事相配合。又何嘗是專出於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專制黑暗四字來抹殺？這是我想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但由於國家大局之動盪，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寫的，感到比這一部書更重要的也還有，因此此書終於沒有寫。民國四十一年三四月間，承何敬之先生要我在戰略顧問委員會講演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但講期只有五次，每次祇限兩小時，又為旅途匆促，以及其他條件，並不能對歷史上傳統制度詳細陳述，精密發揮，祇擇漢、唐、宋、明、清五代略舉大綱。本來想再就講演紀錄把在講演時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補。不幸講演完成，我即負傷養病，在此期間，沒有精力對此講稿，再事改進。祇得就原紀錄稿有與原講義旨走失處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潤飾了。將來若償宿願，能寫出一部較詳備的中國政治制度史，則屬至幸，而此書得以搶先呈教於讀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並在此致謝何先生之美意。若無何先生這一番督命，連此小書，也不會有倉促完成之望的。此稿初成，在民國四十一年八月我在台中養病時。嗣後總政治部來函，請寫一本「研究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代的兩稅制，明代的賦稅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資料補入，較原稿稍微充實，然恐尚多疏漏謬誤，切盼讀者之指正。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八月錢穆於香港

嚴格說來，要到秦漢纔是中國歷史上正式有統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國，祇可說是一種封建的統一。直要到秦漢，中央方面纔有一個更像樣的統一政府，而其所轄的各地方，也已經不是封建性的諸侯列國並存，而是緊密隸屬於中央的郡縣制度的行政區分了。因此講中國傳統政治，可以徑從秦漢講起，以前暫略不論。秦代祇是漢代之開始，漢代大體是秦代之延續。所以秦代暫亦不講，而祇講漢代。現在專說漢代政府究是怎樣組織的？我們要看政府的組織，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職權分配。在此方面，我亦祇想提出兩點來加以申說。第一是皇室與政府之職權劃分，第二是中央與地方的職權劃分。我們知道：秦以後，中國就開始有一個統一政府，在一個統一政府裏，便不能沒有一個領袖。中國歷史上這一個政治領袖，就是皇帝。這皇帝又是怎樣產生的呢？在中國傳統政治裏，皇位是世襲的—父親傳給兒子。若用現代政治眼光來衡量，大家會懷疑，皇帝為什麼要世襲呢？但我們要知道，中國的立國體制和西方歷史上的希臘、羅馬不同。他們國土小，人口寡。如希臘，在一個小小半島上，已包有一百幾十個國。他們所謂的國，僅是一個城市。每一城市的人口，也不過幾萬。他們的領袖，自可由市民選舉。祇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曠場上，那裏便可表見所謂人民的公意。羅馬開始，也祇是一城市。後來向外征服，形成帝國。但其中央核心，還是希臘城邦型的。中國到秦、漢時代，國家疆土，早和現在差不多。戶口亦至少在幾千萬以上。而且中國的立國規模，並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結。漢代的國家體制，顯與羅馬帝國不同。何況中國又是一個農業國，幾千萬個農村，散布全國，我們要責望當時的中國人，早就來推行近代的所謂民選制度，這是不是可能呢？我們若非專憑自己時代判斷，來吞滅歷史判斷，我們應該承認皇位世襲，是中國已往政治條件上一種不得已或說是一種自然的辦法。況且世界各國，在歷史上有皇帝的，實在也不在少數。我們不能說，中國從前不用民主選舉制，而有一個世襲的皇帝，便夠證明中國傳統政治之黑暗與無理性。在封建時代，本來有很多家庭有他們世襲的特權，這些皆所謂貴族。但從秦漢以後，封建制度早已推翻。單祇皇室一家是世襲的，除卻皇帝可以把皇位傳給他兒子外，政府裏便沒有第二個職位，第二個家庭，可以照樣承襲。郡太守不能把郡太守的職位傳給他兒子，縣令不能把縣令的職位傳給他兒子。這已是政治制度上一項絕大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