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1952-1997）
原籍四川渠縣，1952年生於北京。1959年入學，1966年因文革停課。1969年5月到雲南隴川插隊，後來，又轉到山東牟平插隊。1974年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廠當工人。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1984年入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所，獲碩士學位後，遊歷了歐洲和美國各地。1992年後志於自由撰稿。1997年4月11日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於北京。其作品被譽為「中國當代文壇最美的收穫」。

序

有些讀者會把「未來世界」當作一部科幻小說，我對此有一些不同意見。寫未來的小說裡，當然有很多屬於科幻一類，比如說威爾斯（Wells, H. G.）的很多長篇小說，但若把喬治・奧威爾（Orwell, G.）的「一九八四」也列入科幻，我就不能同意。這是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在「一九八四」中並不是主題。我們把寫過去的小說都叫作歷史小說，但卡爾維諾（Calvino. I）的小說「我們的祖先」裡，也毫無真實歷史的影子。有一些小說家喜歡讓故事發生在過去或者未來，但這些故事既非對未來的展望，也非對歷史的回顧，比之展望和回顧，他們更加關注故事本身。有了這點區別，我們就可以把奧威爾和卡爾維諾的作品從科幻和歷史小說中區別出來，這些作品可以簡單地稱之為小說。我想，這個名稱就夠了。
我喜歡奧威爾和卡爾維諾，這可能因為，我在寫作時，也討厭受真實邏輯的控制，更討厭現實生活中索然無味的一面。假如說，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批判現實的話，小說家憎惡現實的生活的某一方面就不成立為罪名。不幸的是，大家總不把小說家看成知識分子。起碼，和禿頂的大學教授相比，大家總覺得他們不像些知識分子。但我總以為，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
敏銳的讀者可能會說，我寫這些，無非是要說明，我寫的是小說、我是知識分子。我的用意就是如此。有一種文藝理論以為，作品應該「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但我以為，起碼現實生活中的大多數場景是不配被寫進小說裡的。所以，有時想像比摹寫生活更可取。至於說到知識分子，我以為他們應該有些智慧，所以，在某些方面見解與常人是不同的。我是這樣想的。至於「未來世界」能不能使讀者體會到這些想法，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於北京

書摘/試閱

我舅舅上個世紀（二十世紀）末生活在世界上。有件事我們大家都知道：在中國，歷史以三十年為極限，我們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我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歲，所以他的事我就不大知道──更正確的說法是不該知道。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筆記、相片，除此之外，我還記得他的樣子。他是個膚色黝黑的大個子，年輕時頭髮很多，老了就禿了。他們那個時候的事情，我們知道的只是：當時燒煤，燒得整個天空烏煙瘴氣，而且大多數人騎車上班。自行車這種體育器械，在當年是一種代步工具，樣子和今天的也大不相同，在兩個輪子之間有一個三角形的鋼管架子，還有一根管子豎在此架子之上。流傳到現在的車裡有一小部分該管子上面有個車座，另一部分上面什麼都沒有；此種情形使考古學家大惑不解，有人說後一些車子的座子遺失了，還有人提出了更深刻的解釋──當時的人裡有一部分是受信任的，可以享受比較好的生活，有座的車就屬於他們。另一部分的人不受信任，所以必須一刻不停地折磨自己，才能得到活下去的權利，故而這種不帶座子的自行車就是他對肛門、會陰部實施自殘自虐的工具。根據我的童年印象，這後一種說法頗為牽強。我還記得人們是怎麼騎自行車的。但是我不想和權威爭辯──上級現在還信任我，我也不想自討沒趣。
我舅舅是個作家，但是在他生前一部作品也沒發表過，這是他不受信任的鐵證。因為這個緣故，他的作品現在得以出版，並且堆積在書店裡無人問津。眾所周知，現在和那時大不一樣了，我們的社會發生了重大轉折，走向了光明。──不管怎麼說吧，作為外甥，我該為此大為歡喜，但是書商恐怕會有另一種結論。我舅舅才情如何，自然該由古典文學的研究者來評判，我知道的只是：現在紙張書籍根本不受歡迎，受歡迎的是電子書籍，還該有多媒體插圖。所以書商真的要讓我舅舅重見天日的話，就該多投點資，把我舅舅的書編得像點樣子。現在他們又找到我，讓我給他老人家寫一本傳記，其中必須包括他騎那種沒有座的自行車，並且要考據出他得了痔瘡，甚至前列腺癌。但是根據我掌握的資料，我舅舅患有各種疾病，包括關節炎、心臟病，但上述器官沒有一種長在肛門附近，是那種殘酷的車輛導致的。他死於一次電梯事故，一下子就被壓扁了，這是個讓人羨慕的死法，明顯地好於死於前列腺癌。這就使我很為難了。我本人是學歷史的，歷史是文科；所以我知道文科的導向原則──這就是說，一切形成文字的東西，都應當導向一個對我們有利的結論。我舅舅已經死了，讓他死於痔瘡、前列腺癌，對我們有利，就讓他這樣死，本無不可。但是這樣一來，我就不知死在電梯裡的那個老頭子是誰了。他死時我已經二十歲，記得事。當時他坐電梯要到十四樓，卻到了地下室，而且變得肢體殘缺。有人說，那電梯是廢品，每天都壞，還說管房子的收了包工頭的回扣。這樣說不夠「導向」──這樣他就是死於某個人的貪心、而不是死於制度的弊病了。必須另給他個死法。這個問題我能解決，因為我在中文系修了好幾年的寫作課，專門研究如何臭編的問題。
有關歷史的導向原則，還有必要補充幾句，它是由兩個自相矛盾的要求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學的研究、討論，都要導出現在比過去好的結論；其二是：一切上述討論，都要導出現在比過去壞。第一個原則適用於文化、制度、物質生活，第二個適用於人。這麼說還是不明白。無數的史學同仁就因為弄不明白栽了跟頭。我有個最簡明的說法，那就是說到生活，就是今天比過去好；說到老百姓，那就是現在比過去壞。這樣導出的結論總是對我們有利的；但我不明白「我們」是誰。
我舅舅的事情是這樣的：他生於一九五二年，長大了遇上了文化革命，到農村去插隊，在那裡得了心臟病。從「導向」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太過久遠，故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後來懷才不遇，作品發表不了。那時候他有四十幾歲，獨自住在北京城裡。我記得他有一點錢，是跑東歐作買賣掙的，所以他就不出來工作。春天裡，每天下午他都去逛公園，這時候，他穿了一件黃色燈芯絨的上衣，白色燈芯絨的褲子，頭上留著長長的頭髮。我不知道他常去哪個公園，根據他日記的記載，彷彿是西山八大處，或者是香山一類的地方，因為他說，那是個長了一些白皮松，而且草木蔥蘢的地方。我舅舅的褲子膝蓋上老是鼓著大包，這是因為他不提褲子。而這件事的原因又是他患過心臟病，假如束緊褲帶就會喘不過氣來。因為這個緣故，他看上去很邋遢。假如別人知道他是個大作家，也就不會大驚小怪，問題就在於別人並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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