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魅：臺灣後殖民書寫的野蠻與文明

從臺灣文學看臺灣社會歷史的文明與野蠻變遷
重思文明銘寫於野蠻之作，跟隨文字與影像復返迷魅思考

王德威、梅家玲撰文推薦
王鈺婷、朱惠足、李育霖、林妏霜、詹閔旭、劉紀蕙、鄭毓瑜等學者作家一致推薦

國立臺灣文學館2021年臺灣文學傑出博士論文獎、臺灣中文學會第九屆四賢博士論文獎第三名

本書關注臺灣文學與歷史文本中「野蠻」一詞概念遞變的系譜，尤其置諸殖民現代性情境下與所謂「文明」呈現的對峙。野蠻的指稱，伴隨外來者的視線，成為帝國藉以迻譯、區分他者，排除或治理的話語政治；而歷經清治、日治被視為「化外之地」、「蕃地」的臺灣，既呈現與東亞殖民主義接觸的問題性，也帶來具體的戰爭、文化衝突。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描繪的歷史天使，以背對過去、襲捲進未來之姿，質疑著現代名之「進步」的風暴，他疑問歷史是統治者的歷史，「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錄」；沿此，重新追問「野蠻」，不僅為指出「文明」的自我辨識、常立基將他者銘刻為野蠻的歷史過程，同時欲指出其與野蠻暴力的毗鄰，亦即文明內蘊的野蠻性。對文學藝術而言，更重要的是，當代創作者如何以書寫，重新爭議統治者銘寫的記錄，即思考殖民歷史的從屬者（the subaltern）如何可能發聲？

在本書中，將聚焦幾個歷史事件環節，包括1914年太魯閣戰爭，1930至1931年賽德克族以傳統儀式起事反抗日殖民者的霧社事件，隨之遺族遭致鎮壓、屠殺與移住川中島，1942年日本因應太平洋戰事而徵募原住民高砂義勇軍前進南洋，以及戰後蘭嶼延續殖民體制而陷於被犧牲的地位，引爆為1988年達悟族人發動第一場反核廢料貯存場的抗爭運動。這幾個相互鑲嵌的歷史時空，呈現二十世紀臺灣所歷經接觸地帶（contact zone）上，語言以至文化慣習等交混或隔閡、野蠻與文明的重要論題。論及的作者含括小說家、後殖民作者、原住民作家、歷史書寫、生態書寫者等，他們共同呈現一種面對盤踞的現代性啟蒙思維的反思，進而分別以復返傳統性、迷魅、神話、另類歷史等，形成本書嘗試指出與現代理性祛魅相對的復魅（re-enchantment）之姿：復返與自然、土地連繫的嶄新野蠻思維，呈現諸樣的歷史。

李時雍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侯氏家族獎學金研究員，並曾任副刊、文學雜誌、出版社主編。著有散文集《給愛麗絲》，主編《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2023年度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推薦序一／王德威

推薦序二／梅家玲

緒論：野蠻與文明
一、「蕃異」野蠻
二、殖民現代性的陰影
三、話語政治與考掘學

第一章、從屬者的戰爭‧一九一四‧太魯閣
一、最後的殖民地戰爭
二、以啟山林
三、「他們只是落後，我們卻是野蠻。」
四、番人之眼
五、驅魔
六、重繪「空白之域」

第二章、裸命和餘生‧一九三一‧川中島
一、二次霧社事件
二、成為「野蠻人」
三、從馬赫坡到川中島
四、回歸「神祕之谷」
五、原初的激情
六、裸命的敘事學

第三章、接觸地帶‧一九四二‧南洋
一、國的人類
二、皇國青年
三、俘虜島
四、接觸地帶
五、殺死森林的那場戰爭
六、祖靈歸返

第四章、驅逐惡靈‧一九八八‧蘭嶼
一、驅逐蘭嶼惡靈
二、夏曼‧藍波安的復返
三、「次等人」安洛米恩與達卡安
四、何謂文明？
五、航向世界的島嶼
六、新野蠻主義

結語‧二○一五‧花蓮
一、復魅，與二十一世紀臺灣文學
二、Mata nu Wawa

後記

參考文獻

第一章
從屬者的戰爭‧一九一四‧太魯閣
太魯閣之役作為日治一九一○年代「五年理蕃計畫」的一戰，不僅動員的武裝探險與軍警部隊屬最大規模，戰前從事蕃地偵察與地圖繪製工作，一九一四年五月由佐久間左馬太總督親率，自霧社、花蓮港分道夾擊內外太魯閣；同時，也標誌著日本領臺前期與原住民領域的衝突戰，如新城、威里、七腳川事件以至太魯閣的小結，原住民「化外之民」的存在，盡納入帝國版圖的治理內，曾被視為「在我國領土上橫行的野獸」（安井勝次語），進入了文明開化與同化的階段。
這場理蕃之役，隨戰爭報導、復命書與隨軍攝影出版的寫真帖，呈現出殖民官方欲宣傳「文明征服野蠻」的觀點；理蕃總督佐久間因戰而傷導致隔年病歿的消息，同樣成為政治宣傳、神格化的特殊符徵。除此之外，差異的、屬從屬者的敘事，唯隱微傳遞於原住民的口傳中。
後殖民理論學者史碧娃克曾提出的著名提問：「從屬階級能發言嗎？」引領我們關注再
現從屬階層主體的困難性。臺灣「後山」的太魯閣歷經不同時期的空間象徵與漫長戒嚴狀態，連帶其中的人文歷史陷於消音。一九八○年代，隨山岳古道踏查及書寫如楊南郡、原住民文學如瓦歷斯‧諾幹，以至約二○○○年的後殖民小說施叔青、朱和之等路徑復返而展開。其中，施叔青「台灣三部曲」的《風前塵埃》，擇以花蓮吉野移民村與灣生後裔為敘事焦點，重返蕃地界線上複雜的種族關係，辯證殖民戰爭標舉的「文明性」與「野蠻性」；又因其表現的臺日觀點充滿曖昧，而將這段太魯閣戰爭的歷史，帶至文學爭議與論述的視域中心。
相對統治者的文字，這些文學的書寫既呈現白睿文所謂「遲來的回應」，歷史的創傷，歷經政治的壓抑，爾後有如心理機制般復返；另一方面也明顯可見戰爭並未曾於一九一四年終止，所謂「從屬者的戰爭」，既是面對「文明」相對峙抵抗的「野蠻」、文字
相對口傳，亦總是敘事的戰爭。

一、最後的殖民地戰爭
一九一四年的「太魯閣戰爭」，是日本治臺期間所發動最大規模、也是最後的「殖民地
戰爭」。
擘畫者佐久間左馬太（一八四四─一九一五），長州藩人，日本著名軍事將領，年輕時
曾於一八七四年的牧丹社事件，以陸軍中佐身分參與出兵征臺，與原住民有過實際作戰經驗；一九○六年，接任第五任臺灣總督，是時平地漢人的武裝抗日已大致被鎮壓平定，他一改前期殖民政府對原住民採取的綏撫態度，轉而將治理重心，積極延伸至蕃地：擴增理蕃機關、推動「隘勇線前進」政策，在邊界，派駐警察和隘勇，設置地雷、火器及電網，限制物品交換，以圍堵山林。
太魯閣環山面海，東鄰西太平洋、以西綿延著中央山脈，界域內，多有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崇山峻嶺，立霧溪等流域橫亙其中，湍急處將地勢下切成峽谷和絕壁。太魯閣族（Truku）原居於今南投縣仁愛鄉一帶，過去是為賽德克亞族群一支，約莫十七、十八世紀，受限生存空間的日益縮減，陸續向東遷移，翻越能高山、合歡山，來到木瓜溪與立霧溪沿岸耕地。
後山，因藏有豐饒的礦產林木資源，一直以來，即為日商及殖民政府掏金覬覦的所在，
多次藉故征伐，卻礙於險峻的地形、並屢遭太魯閣族頑抗，而始終無功而返。重大的衝突始自一八九六年的「新城事件」，族人為報復駐紮日軍侵犯部族女性，起而攻擊新城分遣隊監視哨，殺害十三名軍人。一九○六年另一起「威里事件」，則起因於樟腦開採的糾紛。一九○八年底至一九○九年初，勞役問題引發「七腳川事件」，南勢阿美族人遭致日方強勢鎮壓，終被迫集團移住，喪失的居地，成為日後的吉野移民村。
七腳川事件後，佐久間的理蕃事業由恩威並施的「甘諾政策」（使之甘心承諾），轉向威壓的軍事討伐階段，一九一○年，並擬定「五年理蕃計畫」；而太魯閣戰爭作為「五年理蕃驗計畫」的軍事實踐，便是一連串長期衝突的總和。
一九一四年五月，佐久間左馬太親自擔任討伐軍司令官，率軍隊自霧社出發，經合歡
山、奇萊北峰，向東推進，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則任討伐警察隊總指揮，率領警察隊自花蓮港登陸，復沿塔次基里溪（即立霧〔Takkiri〕日文漢字音譯）、三棧溪、木瓜溪，分三路向西進攻。總共動員軍警人伕逾一萬一千多人，夾道包圍內、外太魯閣，相對於太魯閣族九十餘社，人口僅約八千九百多，且多數為婦孺等非作戰人力，日軍以絕對懸殊的兵員，三個月間，佔領蕃社、焚毀家屋、迫使部族歸順，歸順者包括多年領導抵抗的總頭目哈鹿閣‧納威（Harug Nawi），又其中族人傷亡者難以計算。戰事至八月間已近尾聲，各部隊陸續解隊，舉行凱旋儀式。
佐久間左馬太雖取得戰爭勝利，卻未完成原定橫斷至花蓮港的路程；六月二十六日，在西拉歐卡夫尼（セラオカフニ）一帶的崎嶇山徑上，遭致了突襲，失足墜落二三十公尺餘的坡底，昏迷多時。《臺灣日日新報》遲至六月三十日才發布〈佐久間總督負傷〉一訊：「佐久間總督。二十六日午前九時視察戰線。過『沙老科利』社東北斷崖。岩石崩壞墜跌。頭部顱頂及後腦均受傷裂。……」可見對其遇襲一事，報端幾無著墨。而據後續報導，他先留在西拉歐卡夫尼司令部療養，恢復良好，八月十九日「凱旋」返回臺北。五年理蕃計畫完成後，佐久間於次年四月三十日卸任在位十年的總督一職，回到故鄉仙臺。一九一五年八月，《臺灣日日新報》傳來仙臺消息〈佐久間伯薨〉：「前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伯。自掛冠歸去。靜養於仙臺故鄉。不圖四日午上。突起腦溢血病。頓陷危篤。是夜遂薨於私邸」。此時，距太魯閣戰爭結束不過一年。
但在太魯閣族人的口傳中卻另有說法，佐久間實則在墜崖當時身亡；只是作為負有「理
蕃總督」名號的司令官，於征伐原住民戰役最烈之際遇襲，其死訊被官方刻意地隱瞞了。
以理蕃聞名的「總督之死」，標誌了多層意涵。日本殖民地史學者近藤正己將殖民政府對漢人及原住民的討伐，俱視為「戰爭」的一種，而非僅治安問題；他指出，相較戰爭一貫所指，係發生於主權國家之間，「殖民地戰爭」的概念，使臺灣實質上仍處於「準戰時」的狀態，並影響著總督府的軍隊配置、軍事行動、內治與面對外部的關係。而太魯閣戰爭結束後，一九一九年，總督府官制修改，臺灣軍司令官回歸隸屬於天皇，「從制度上來看，臺灣總督不再有軍隊統率權，也可以視為殖民地戰爭的終結。」
佐久間所代表的理蕃戰爭階段，轉進接下來的文明同化時期，開鑿道路，深入山林，曾布設軍事的隘勇線，轉換為警備駐在所、蕃童教育所、蕃產交易所、現代醫療衛生所，制度延續，及至一九三○年爆發了霧社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