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國境線（上）：邱永漢小說傑作選

以文學見證動盪的時代
以小說記錄臺灣人的心靈

「下次投胎，千萬別生在殖民地。
不管是多麼貧困的小國也沒關係，一定要擁有自己的政府。
如此一來，你就能放心地把政事交給政治家，不必再為政治日夜煩憂。」

――邱永漢，〈客死〉


閱讀歷史，能讓我們瞭解過去，但閱讀文學，才能讓我們親身感受過去，感受那些真實的生命與情感。
《看不見的國境線：邱永漢小說傑作選》收錄了臺裔日籍作家邱永漢最重要的十六篇中短篇小說，這些故事寫的皆是歷史洪流裡臺灣人的記憶。
在一九四〇至六〇年間，這座島嶼先後經歷殖民統治的暴力，政權更迭的動盪，還有社會族群的創傷。時局令知識分子們錯愕失望，逼得有志青年與平民百姓遠走他方，人人最終只能努力在殘酷的現實夾縫求生。邱永漢以文學封存了這樣時代，也紀錄下臺灣人在命運關頭的種種抉擇以及心靈面貌。
此外，書裡收錄作品皆寫作於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間，並且是以日文寫作、發表於日本，不受當時臺灣白色恐怖的出版審查所箝制，可謂四〇年代至戰後白色恐怖的第一手見證，彌足珍貴。


「本書所呈現的，是邱永漢另一面――在夢想與現實、故鄉與世界、群體幸福與個人實現之間被擠壓、追趕而徬徨飄移的敏銳靈魂――文學家邱永漢。」
――張文薫（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邱永漢是現實主義者。好就是好，壞就是壞。這個世界是由人的利害關係所構成的，因此人會背叛人。他要傳達的就是這樣的價值觀。也正因此，在邱永漢的作品中，看不到「留白」、「疑問」與「煩惱」。和太宰治這種東煩惱西煩惱、最後發現「人生是謎」，兩手一攤放棄回答的小說家不同，邱永漢在所有的故事中，都描繪了細節與結局。他的小說也可以稱為某種「紀錄文學」，在我這樣的報導文學作家看來，是非常發人深省、且討人喜歡的風格。」
――野島剛（作家／資深媒體人）

作者簡介

邱永漢（一九二四―二〇一二）

本名邱炳南，歸化日本後改名為邱永漢。臺裔日籍作家、實業家、經濟評論家﹑經濟顧問，一生足跡橫越東亞，遍布臺灣、日本、香港與中國等地，閱歷極為豐富。
邱永漢出生於日治時期的臺南，父親為臺南商人，母親為日本人。小學畢業後負笈臺北，就讀臺北高等學校，與李登輝、王育德等人同期。高等學校時期的邱永漢就已展現濃厚的文藝氣息，曾發行個人雜誌《月來香》，並參與臺灣文藝家協會，於西川滿主持的文藝雜誌上發表詩作。畢業後，因擔心殖民地出身難以憑藉文學安身立命，選擇到東京帝國大學就讀經濟學部。戰後一九四六年，邱永漢旋即返臺，卻於隔年經歷二二八事件，並因而投身參與臺灣獨立運動，為了躲避國民黨追緝，逃亡至香港。
一九五四年，他在日本文學雜誌《大眾文藝》上發表處女作〈偷渡者手記〉，這是以王育德的經歷為題材寫作的小說，也可說是戰後相當早期就寫到二二八事件與臺灣人曲折處境的作品。以此為契機，邱永漢立志成為小說家，並從香港移居東京，之後長居日本。
一九五六年，邱永漢三十一歲時，以小說《香港》獲得直木賞，更是該獎史上第一位非日本籍獲獎者。在數年的文學小說創作之後，邱永漢開始將精力轉向股票投資並因此致富，而在日本享有「賺錢之神」、「股神」等美譽。之後在臺灣，他也創辦《財訊》雜誌，成立永漢日語、永漢國際書局等事業。其畢生著作高達四百六十種，類型橫跨經濟評論、投資理財、社會評論、亞洲地緣與文化評論、飲食與旅行散文、小說等。

譯者簡介

李彥樺 一九七八年出生。日本關西大學文學博士。曾任臺灣東吳大學日文系兼任助理教授。從事翻譯工作多年，譯作涵蓋文學、財經、實用叢書、旅遊手冊、輕小說、漫畫等各領域。現為專職譯者。
li.yanhua0211@gmail.com

導讀序：跨得過／跨不過的國境線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副教授 張文薰

本書作者邱永漢，本名邱炳南。一九二四年生於臺南，比也是臺南出身的文學家葉石濤大一歲、比作家黃靈芝大四歲。與他們不同的是，邱永漢逝於東京之前的人生，住過臺北、香港、日本、中國。在日本的知名度堪比王貞治，被譽為「金儲けの神様」（賺錢之神），出過《成功的法則》、《邱永漢教你和錢打交道》、《社長學讀本》、《金錢不可怕，一怕就與成功絕緣》等極為聳動的暢銷投資術著作，也被理財專家奉為師尊。投資範圍涉足餐飲、房地產、股票、生技、教育等領域，中山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叉口的永漢大樓、天廚菜館等都是他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經營的事業。本書所呈現的，卻是這狂傲自負股神的另一面――在夢想與現實、故鄉與世界、群體幸福與個人實現之間被擠壓、追趕而徬徨飄移的敏銳靈魂――文學家邱永漢。

紫色草花盛開於骨骸散曝的古墳，被拋棄在漫染著魚塭藻綠土地的少年，走在正午的路上。牛車。牛車。鈴聲在澄澈的青空下遠去。車塵的氣息竟疊上你的容顏，在朱欒樹下啜泣。我停下腳步，不再邁開。你的歌聲在白晝之月邊迴盪。

這是一九三九年的散文〈廢港〉，當時他還叫邱炳南，年方十五歲，文章已經刊登在臺灣第一流的文藝雜誌《文藝臺灣》。身為臺北高校學生的他，同時在學生雜誌《翔風》、《月來香》寫作，《翔風》上還有他的同鄉同學王育德的文章。邱炳南題名〈四面月光〉、〈九天玄女〉、〈雨愁〉、〈米街〉、〈戎克〉的作品中，夜色、月光籠罩下夢境與意識泛流，無依的少年在鳳凰木、榕樹、牛車、砲臺的風景中，走向無邊的前方。孤單的心靈不時遭遇孤寂與死亡威脅，唯有呼救「媽祖啊、九天玄女啊、天公啊」，讓旗幟、紅轎、香爐等民俗意象交織出救贖的安全網。
以現代主義式的視線凝視臺南在地的事物，藉由不連續的詩化語言表現出日常的倦怠，現實意識的飄移――豈不是厭世文青的標準模式？只是這些作品由純熟日語寫成，戎克船、媽祖廟、安平就洋溢一番異國情調。
臺南文青邱炳南，如何成為東京賺錢之神邱永漢？這是臺灣研究者的好奇，更是東亞近代史的主題。
東山彰良小說《流》在二○一五年獲得直木賞，當代臺灣文學讀者相對陌生的邱永漢、陳舜臣才以日本的「臺灣之光」被再度提起。其實這三位作家與臺灣的關係、國族屬性都有差異，一律貼上臺灣標籤，恐怕只是渴望被世界認同的臺灣社會的自我滿足。戰前是殖民地日本人的邱炳南，戰後轉為被剝奪日本國籍的走私者邱永漢。耽美文青的蛻變過程，正是在血統、土地、身份、族群的種種界限的交錯中，意識到個人在「看不見的國境線」之前，只能積極跨越或墜落的一段旅程。
本書原題「見えない国境線」（看不見的國境線），收錄包括〈偷渡者手記〉、〈濁水溪〉、〈檢察官〉、〈香港〉等讓邱永漢在一九五○年代日本文壇一舉成名的中篇，主要描寫日本舊殖民地臺灣出身者的戰後人生。這些作品加上〈客死〉、〈看不見的國境線〉、〈刺竹〉裡的角色多有所本，是邱永漢的同時代人。加上〈頭顱〉、〈石頭〉、〈傘中的女人〉等改寫中國南方志異的傳奇故事，以及〈華僑〉、〈惜別亭〉、〈故園〉等華人遷居、離散的短篇。
本書原以日文寫作、在日本出版，故事的重要角色卻都沒有最狹義定義的「日本人」。這看似奇特的現象，如果放在日本大眾文學的脈絡中就並非不可理解。舊殖民地、古典傳奇、大航海時代都是日本大眾文化嗜好的題材。經濟學出身的邱永漢是可以一手寫作、一手下單的天才；他的得獎作品，精準符合戰爭反省風潮與大眾讀者的需求，相當於經過市場調查設計出來的商品。
身為臺北高校、東京帝大畢業的學歷精英，見證同學師友的歷史轉折與個人成敗，由邱永漢記錄「二十世紀臺灣知識分子的悲哀所化成的結晶」（〈序〉），當然有其合法性。只因為出身殖民地，「從來沒有決定自己要怎麼做的權利」（〈香港〉）、「（我的）命運向來掌握在其他人手裡。這種命運遭他人掌控的感覺，總是激發我的反抗心態」、進而向無法理解「像這樣的屈辱」（〈偷渡者手記〉）的日本人控訴，這些任務都符合文學反殖民的後世期待，大多臺灣文學也都出現相似的情節。
然而更重要的是，小說家邱永漢所捕捉到的悲哀，是在無法擺脫的被追趕焦慮下，理想主義者與現實的對峙過程中，臺灣人（華人）對於「國境線」的自覺。
本書首篇〈偷渡者手記〉的主角與其兄皆是畢業於東京大學的臺灣菁英，戰後遭受恐怖迫害，哥哥被殺，因而回到日本生活，卻因為不再具有日本國籍而可能被強制遣返，正向法官主張合法居留的權利。「偷渡者」這種非法身份，正透露臺灣人在戰後東亞情勢中的荒謬處境。原本醉心劇團的文藝青年，察覺「我們臺灣年輕人沒有人能夠避免染上政治色彩」。最尖銳的是他控訴「不想接受政治庇護」，因為政治庇護的是外國的政治犯，而主角原本也是日本人。
畢業於東大、哥哥從法、弟弟學文的一對兄弟是邱永漢作品的常見角色，熟悉近代史的讀者當然可以對號入座，但更重要的是，這滿懷熱忱卻不幸遇害的哥哥，是身處歷史變動關鍵期理想主義者的象徵。〈濁水溪〉中主角的好友德明、〈客死〉中的青年志民也都是這種人格類型。他們不與現實妥協，先是與主角辯論著「臺灣的前途是『階級問題』或是『民族問題』？」以及種種身份選擇行為的理由，試圖釐清「臺灣人昨天還是戰爭的共犯，今天卻躋身勝利者的行列」、「許多違反常識的事情都即將化為現實」（〈濁水溪〉）這一時代的各種荒謬。後來再以落難遇害，提醒主角此地不能再留，引發「他正遭人追捕，逃走是他現在唯一的目的。為何自己會遭人追逐捕？為什麼只能逃走？……他既沒有殺人，也沒有奪人財物，卻必須不斷逃命，這就是戰後臺灣的現況」（〈香港〉）的危機意識。
〈濁水溪〉的德明是臺日混血，並能看出「日本人不過是阿伊努人、中國人、朝鮮人與南洋原住民的混血人種」這超越日本帝國單一起源説的現實，以及得出「所謂的血緣，其實是一種生活在共同土地上的意識」的共同體觀點。但在容不下德明臺灣獨立理想的險峻情勢中，主角「我」先是選擇走私，「成為金錢的惡鬼，掌握足以撼動政治的龐大財力」，遊走在蘇澳、淡水等沿岸港口，放眼走私中繼站香港，並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發出「我好想住在一個沒有國家、民族這些問題的地方」的吶喊，終究出逃。
〈濁水溪〉主角在東京時已經出逃過一次，為了躲避徵兵離開有師友照顧的東京，當他燒掉父母的合照出奔，卻產生「我只要假裝跟他們一樣就行了，一點也不奇怪，絕對不會遭人起疑。我心裡這麼說服自己，心情卻有如失手殺了人，背後永遠有著看不見的影子緊緊跟隨著」的恐懼。無論在有精神支持的東京，或在有親情圍繞的故鄉，所有嚮往自由、獨立的臺灣知識份子，都會在國境線變動的過程中面臨被追趕的惡夢，不得安居。
「或許他真正的祖國，並非如今蹂躪著他故鄉的國民黨所統治之國，而應該是一個沒有國境線的國家」。這是給「他」的建議，那麼「我」真正的祖國在哪裡呢？祖國是必需品嗎？邱永漢滑溜溜轉進股市，沒有人能從他的訪問或回憶中獲得答案。

夜晚的臺南街上相當冷清。我獨自走在有著媽祖廟與關帝廟的郊區巷弄之內。不知何處飄來了燒香的氣味。昏暗的街燈下，香腸店裡的老人正忙著將豬肉塞進豬腸裡……遠方正不斷傳來悽涼的胡琴聲。
甘蔗葉在南風吹拂下不住搖擺，沒有一刻平靜，有如藍色的海面。大浪剛過，小浪接踵而至。來自頭頂上的陽光將這副景象照得熠熠發亮。乾裂的鄉間小路上有兩道牛車的車輪印，深深地陷入泥土中。到處是碩大的牛糞，上頭飛舞著金頭蒼蠅。

這兩個段落，都是〈濁水溪〉主角出逃之前，對於故鄉臺南的回望。這裡不再是月光下停滯、蒼白的廢港了。乾涸土地上的牛車印承載著苦難，視線的盡頭是通往真實世界的炫亮海洋。

序



我很久沒寫小說，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我是小說家。有一次，臺灣的雜誌刊登了我的短篇作品〈戰敗妻〉的譯文，某朋友的夫人偶然間讀了，竟對我說「有位小說家跟您同名同姓呢」。
「小說」顧名思義，是一種小題大作、說西道東的行為。不論是精神上還是時間上，若非行有餘力，實在沒辦法幹這件事。人生中若有某個時期全心全意地投入於寫小說，意味著這個時期的自己唯有以這樣的手段才能表現出內在的心象。站在這樣的角度來看，收錄於本書中的諸篇作品都可說是我的青春時代的紀念碑。
這幾篇小說之中，我最早完成的是〈偷渡者手記〉。已故的明治大學教授王育德是我的高中同學，他在二戰結束後從臺灣經由香港偷渡至日本，就讀於東京大學的研究所。後來他的夫人及女兒以觀光名義來到日本與他團聚，但第三次申請延長居留卻遭到駁回。一旦妻女拿不到簽證，就會遭強制驅逐出境，王育德只好以自己是偷渡者一事向東京警視廳自首。只要藉由自首獲得特別居留許可，家人自然也能得到日本居留權。沒想到天不從人願，一審跟二審的判決結果都是「強制驅逐出境」。
剛好就在這個時期，原本住在香港的我搬到了東京，從王育德口中得知這件事。在過去日本統治的時代，臺灣雖然只是殖民地，但我跟王育德畢竟都曾經是日本人。日本戰敗之後，我們被迫成了日本人眼中的外國人，但我跟王育德如今又成為國民政府追緝的對象。我們從不奢望日本政府照顧我們的生活，我們只是想在日本的國土角落覓得一塊小小的棲身之所。我決定訴諸輿論的力量，助他一臂之力，於是我寫了〈偷渡者手記〉這篇小說，刊登在長谷川伸先生所經營的雜誌《大眾文藝》上。王育德將這篇小說上呈給法官過目，成功獲得了居留許可。我的小說在這件事裡到底有無尺寸之功，我無從求證，只能說在這篇小說背後確實有這麼一段插曲。
〈華僑〉這篇作品則是「ALL新人盃」的投稿之作。曾協助我在《大眾文藝》上刊登〈偷渡者手記〉的西川滿先生（前《臺灣日日新報》文藝部主編、《文藝臺灣》負責人）為了考驗我的實力，問我願不願意投稿此獎，我答應了。九百多篇投稿作品中，只有五篇進入決選，我這篇是其中之一。五位評審委員之中，尾崎士郎跟小山糸子對我投了贊成票，但其他三位投了反對票，所以我沒有獲獎。不過有位瞭解內情的人士對我說，我的作品一來是從香港投稿，二來使用了專業作家愛用的滿壽屋稿紙，在初選記者之間相當受到矚目。這或許確是實情，而我身為寫作的門外漢，第二篇作品就差點獲獎，雖然功敗垂成，卻讓我有了莫名的自信。就是這篇作品，讓我產生了成為職業作家的野心。由於主角名叫龍福，原作品名取作〈龍福的故事〉，但在發行單行本時，曾照顧過我的檀一雄先生建議改為〈華僑〉。
當時的我雖然不成氣候，好歹算是個反抗國民政府的革命運動家，內心巴不得想要借助輿論的力量。〈客死〉這篇作品描述的是日治時代積極抗日的文化運動（臺灣總督府禁止臺灣人參政，只能以這種名稱掩人耳目）元老級領袖林獻堂對國民政府的施政感到悲憤不已，搬到東京後終身不再返臺的故事。
〈濁水溪〉是我回到東京後的第一篇作品，在長谷川伸先生主導的《大眾文藝》上以每期一百張稿紙的份量連載了三期。作品完成之後，我寄了一份給當時已是流行作家巨擘的大學學長檀一雄先生，數天之後得到了「我協助你發行單行本，請與我聯絡」的回應。後來我才知道，檀先生原本對我這篇小說不抱期待，但他正在構思一篇以臺灣為舞臺的小說，想從我的小說中擷取一些靈感。沒想到一讀之下，他竟然看得欲罷不能，將整篇小說從頭到尾讀完了。不久之後，檀先生帶著我到他的老師佐藤春夫先生的府上拜訪，素昧平生的佐藤先生也稱讚我的小說，說我的小說「合格了」。後來我接納了檀先生的建議，刪去了這篇小說最後約一百張稿紙份量的內容，發行了單行本。這篇小說入圍了第三十二屆直木賞，但沒有得獎。
〈檢察官〉寫的是王育霖的故事，他是前面提過的友人王育德之兄。二戰結束後，蔣介石派到臺灣的官員及軍人可說是極盡貪汙跋扈之能事。曾在日本東大法學部求學的王育霖基於一股義憤填膺的衝動，揭發了當時新竹市長將美軍捐贈的奶粉據為己有的弊案。沒想到此舉不僅讓他丟了檢察官工作，還在二二八事件的混亂時期遭人帶走，就此下落不明。這整件事的殘忍暴虐程度，遠遠超越了最近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正是這件事讓我下定決心離鄉背井，過起流浪異鄉的生活。
〈濁水溪〉落選之後的隔年，上半年度的直木賞入圍作品裡沒有我的作品，評審委員之一的木木高太郎先生還特地在選後評論中提到：「為什麼沒有邱永漢？」因為這個緣故，我的作品〈香港〉於昭和三十年下半年度入圍，最後與新田次郎先生的〈強力傳〉同獲第三十四屆直木賞。我是史上第一位住在日本卻不具日本國籍的外國人獲獎者。評審委員中的大佛次郎先生對我的作品最是讚譽有加，這點也讓我頗感意外。
獲得文學獎的最大好處，在於從此將被當成能夠獨當一面的作家。但這樣的效果，在我身上卻看不到。在那些大雜誌社、大報社編輯們的潛意識裡，認為我的小說沒有一篇是以日本人為主角，像這樣的小說絕對無法成為日本人茶餘飯後的讀物。因為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向我邀稿的編輯可說是寥寥可數。但我並沒有為此氣餒，繼續孜孜不倦地寫我的小說。除了《狡猾如神》、《西遊記》、《女人的國籍》等長篇作品之外，〈惜別亭〉以下的幾則短篇都是我在懷才不遇的新進作家時代所寫的作品。
〈惜別亭〉這篇作品，靈感來自於我在報紙角落看到的一則不起眼的小文章。上頭寫著：在新加坡，屋裡死過人的房子會租不出去，因此貧窮的房客若已不久於人世，會被房東趕走。有人於是專門將房子租給這類垂死的窮人，反而大賺了一筆。
〈毛澤西〉描述的則是大批難民為了躲避共產黨的迫害而湧進香港的真實事件。香港的報紙刊登了這麼一則趣聞：有個沒有執照的報紙小販被警察逮捕了，到了法庭上，英國籍的法官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人回答：「毛澤西。」法官忍不住笑了出來。我將這件事寫成了一篇小說。
〈頭顱〉、〈傘中的女人〉、〈石頭〉的靈感來自於廣東省的民間傳說。我會寫下這幾篇小說，全是因為我在香港結髮的妻子是廣東人。〈太公望〉則是因為我住在香港的那段日子，閒暇之餘閱讀中國古典文學，從中獲得了靈感。
至於〈冗長的戰爭〉，我自認為這是一篇幽默小說。在我離開臺灣之後，蔣介石敗給了共產黨而逃至臺灣。為了防守臺灣，他開始實施徵兵制度。臺灣人在日治時代曾以志願軍的立場受日軍徵調，當時的臺灣人在入伍時皆高舉日本國旗，高唱「替天討伐不義」的陸軍軍歌歌詞。如今掌權者換成了國民政府，臺灣人不知變通，竟然在入伍的時候依樣畫葫蘆，幹起了相同的事情。來自臺灣的友人對我說了不少這類軍隊生活的趣聞，只要是對從前日本軍隊生活有所瞭解的人，得知這些事都會捧腹大笑吧。
〈看不見的國境線〉是這本小說集的標題之作。我剛到香港時雖然身無分文，但後來賺了些錢，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房子。有一段時期，我把自己家的二樓租給了一位剛從北京來到香港的美國籍老婦人。那是位舉止端莊高雅的老婦人，跟一個女兒相依為命，那女兒卻是中國人，怎麼看都不像她的親生女兒。我跟老婦人有了些交情之後，有時她會隨口聊起一些往事，我將這些往事寫進了故事裡。
〈刺竹〉這個故事裡充塞著我心中的煎熬與悲痛。主角遭人抹黑為共產黨，不得不東逃西竄。這個人雖然不是我，但其境遇與我自己的陰暗過去頗有相似之處。若要加以比喻，這個故事就像是二十世紀臺灣知識分子的悲哀所化成的結晶。寫了這則短篇小說之後，我請剛結識不久的檀一雄先生過目，當時檀先生因在奧多摩遭落石擊中而住院療養，他讀了之後讚不絕口，對我說：「光是這篇小說，就讓我認定你有資格當個小說家。」
好了，以上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我向來不喜歡回首從前的往事，因此不想再多談。我的作品擁有多少價值，希望諸位讀者能夠自行判斷。我這些遭人遺忘的小說能夠再次呈現在讀者面前，多虧了林泉舍的國分光洋先生。他對於我這些作品異常關心，積極引薦給新潮社，才讓這些作品得以集結成如此精美的短篇集。在此向國分光洋先生及新潮社內負責此書出版的初見國興先生再次致上感謝之意。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吉日
邱永漢

作者序
推薦序：跨得過/跨不過的國境線（文・張文薫）
偷渡者手記
華僑
客死
濁水溪
檢察官
故園

濁水溪

我一直是個孤獨的男人。雖然有妹妹，但她小我五歲，所以我從小就沒有能夠一起遊玩的朋友。八歲的時候，我被送進了內地人就讀的學校。父親在故鄉當過二林街長，後來又當上臺中州會議員，我就讀內地人的小學既是他的興趣，也是他的驕傲。班上五十幾個學生，只有三個是臺灣人。身為臺灣人的我一直遭到排擠，沒人願意跟我交朋友。我個性內向，打架也不拿手，但學校成績不錯，某學期曾被班上同學選為班長。級任導師卻似乎認為不該讓本島人對內地人發號施令，因此讓當選副班長的內地人當班長，而把我降級成為副班長。不過我對這件事並沒有任何不滿，畢竟我的性格內向又陰沉，不擅長發號施令。而且讓內地人聽我的指令做事也覺得有些彆扭，能夠不用當班長，我自己也鬆了口氣。
小學畢業後，我又基於父親的興趣，為了就讀內地人相當多的臺北一中而借住於臺北的親戚家。這段中學時期對我而言充滿了不舒服的回憶。內地學生對本島學生的侮辱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寥寥可數的幾個本島人成了辱罵及集體暴力的對象。小學時的老師還算公正，但到了中學，連老師也對我們抱持歧視心態。其中最惡劣的是軍事教練的教官，明明軍事教練是我相當拿手的科目，但每次一拿到成績單，這科的分數總是五十九分，下頭畫了一道紅線。依當時的標準，五十分以下才算不及格，但若有四科以上只拿五十到五十九分，就會遭留級。我一打聽，才知道所有臺灣學生的分數一律都是五十九分。那個老退役上尉教官的綽號叫佐助，他的觀念似乎是「臺灣人不能當兵，沒資格拿高分」。
幾個臺灣學生皆痛罵老上尉教官的差別待遇，對他極度厭惡，我則是不滿這科紅字會拉低學校成績的平均分數，對升學造成不良影響。像老上尉教官這種人，可說是典型住在殖民地的內地人。我心裡當然也厭惡他，但我打從一開始就看開了。從小在農村長大的我，看過了太多類似的例子。好比任職於臺灣農村的內地巡查，不僅可以拿到六成的加俸，而且日常生活幾乎不用花一毛錢。除了可以上米店免費拿米之外，上市場買肉買菜，全都不必給錢。那個內地巡查總是會假惺惺地問一聲：「多少錢？」把手伸進口袋，假裝要掏錢。肉販、菜販只能說：「不用了，下次再拿。」他聽了就會說一聲：「好。」然後笑著轉身離開。有一次，那個內地巡查到遠方出任務，他的妻子一個人上市場買肉，肉販收了她的錢。內地巡查回來後，還對著肉販諷刺：「原來我一不在，豬肉就值錢了。」我從小生長在這樣的環境裡，一直抱著這世間本來就不公平的觀念。
中學三年級的時候，有個本島學生遭內地學長毆打了一頓，原因只是兩人在路上相遇，本島學生沒有對內地學長敬禮。那個本島人被打得非常慘，有兩、三天無法來學校。幾個本島學生認為那內地學長實在太過分，決定向他報復，還問我願不願意加入。
「你們做這種事，一定會被退學。為什麼不跟老師說？」
「跟老師說也沒用。想馬上解決這件事，就要讓他嘗嘗我們的厲害。」
「我不幹這種事。」
我斷然拒絕。
「你還算是臺灣人嗎？」另一個同伴咄咄逼人地問我。
「我當然是臺灣人。」
「既然是臺灣人，怎麼能不幫臺灣人？」
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雖然心裡很想直斥其非，但我的口才不算好，而且這幾個人都在氣頭上，根本無法訴之以理。
「他媽的！你這廢物，就繼續捧日本人的卵葩吧！」
幾個同伴以各種難聽的字眼咒罵我一頓後，就離去了。
聽說後來他們好幾個人埋伏在學校前的植物園裡，偷襲了那個學長。他們將那個學長反手綁在大王椰子樹上，把平日的不滿情緒全發洩在他身上。結果一如我的預期，帶頭的兩個臺灣學生遭退學，其他四人則停學一星期。我沒有參與這件事，所以沒有受罰，但從此臺灣同伴都把我當成異類，我變得更加孤獨。他們叫我書呆子，我充耳不聞，只是專心讀我的教科書。雖然軍事教練的成績一直是五十九分，但讀完四年級的時候，我順利考上了臺北高校。
高校的風氣又與中學不同。以四十人為一班，文組班級的臺灣人只占大約五人，理組班級的臺灣人則有十五人左右。那是因為文組大學畢業後很難找到工作，但理組可以當醫生養家活口，所以絕大部分臺灣人都進了理組。
我故意選擇了文組，因為我並沒有在入學前就盤算好將來的出路。理由很簡單，一來我的家庭環境讓我不必煩惱出路的問題，二來我不知為何就是不喜歡醫生這個職業。高校教師裡的高知識分子比中學教師多，正義之士及人道主義者也不少。尤其是教授東洋史的教師，一到任就屢屢在課堂上批評殖民地政治。如此大膽的行徑，可說讓當時的我開了眼界。這是我第一次聽見內地人說出了我們的心裡話。想當然耳，我們臺灣學生都對他景仰崇拜。
不久之後，我變得經常往這個年輕歷史教師的家裡跑。當時已爆發蘆溝橋事變，日本將臺灣當作南進基地，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公學校的學童被迫穿和服、改日本姓名。如果不改日本姓名，就無法參加升學考試。因為這項政策，短時間之內出現了大量連日語也說不好的滑稽日本人，可說是奇態百出。
「不愧是總督府那些蠢材想出的主意，他們真的以為這樣能做到皇民化嗎？」
歷史教師有著濃密的毛髮，說話時眉毛微微抖動。他不僅討厭公務員，也討厭那有如學習院制服的公務員服裝，一回到家中通常會把衣服脫光，只穿著一條兜襠布。
「皇民化這種事真的有可能做得到嗎？」我問。
「倒也不是做不到，但必須花上相當漫長的時間，而且得澈底改變政策，讓本島人相信當日本人比較好。上次我跟一位經常到大陸經商的本島人聊過，他對我說，日本人的身分在中國大陸比臺灣人方便多了。這讓我深深覺得只要能讓臺灣人覺得當日本人比較吃香，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老師，但你這番話只是空談，你自己知道不可能實現，對吧？」
他只能苦笑。
類似的話題永遠沒辦法得到結論，最後的結果都是一起上大稻埕的鬧區，喝上一杯五加皮酒，再配上一碗熱氣騰騰的排骨湯。
在高校上過歷史課的臺灣人，或多或少都接受了他的洗禮。這可說是踏出「叛逆者」之路的第一步。雖說即使沒受這個洗禮，在某些意義上我們早已是叛逆者，但通過這道窄門之後，我們便開始對「叛逆才是正義」這個違反常理的觀點深信不疑。我當然也不例外。遇到了寬大的對待，忍不住就會得寸進尺。
西洋史的教師恰好與東洋史的教師完全相反。每當遇上四大節的日子，這個老教師就會別上三等瑞寶勳章。他在講解列強的殖民地爭奪史時，總是會先提到西班牙、葡萄牙的侵略，以及英國、法國、荷蘭的暴政，最後說上這麼一段：
「這可是我親眼看到的事。在法屬印度支那，當地百姓只要看到一百公尺外有汽車駛來，就會趕緊逃到道路外躲避，直到汽車通過。因為就算被撞了，也完全得不到賠償。相較之下，日本的殖民政策實在太仁慈了，你們這些本島人一定要心懷感謝才行。要是對日本政府的做法不滿，我建議你們到法屬印度支那瞧一瞧。」
我們臺灣學生大多坐在同一區。每當聽老教師這麼講，我們就會面面相覷，每個人的眼神都在訴說著：
「這個老糊塗，該進棺材了！」
但所有教師之中，最受我們歡迎的是英語教師羅德。我們對他的喜愛勝過所有日本教師。他是個美國人，有著高瘦的身材及一頭褐色毛髮，年紀約莫三十歲。專門研究日本歷史，日語說得非常流利。他很討厭內地學生，卻與我們臺灣學生相處融洽。有些性格蠻橫的內地學生會在英語會話課堂上主張日本精神的優越性，與他針鋒相對。有一次，羅德聳了聳肩，說道：
「上個星期天，我參觀了一座位於古亭町的寺院。那是一座古老的小寺院，我在那裡遇上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我問她，這是什麼宗的寺院？曹洞宗嗎？還是臨濟宗？小女孩想來想去，沒有回答我，我又問了一次，最後她對我說，啊，我知道，這裡是臺北州。」
羅德這番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他趁機拿起課本，繼續上起了課。
我們心中都抱持著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自己受到欺壓，因此在我們眼裡只有敵人與朋友這兩種人。只要是對我們釋出善意的人，就會受到熱烈愛戴。羅德從不曾邀約我們，但我常跟其他同伴一起到他家玩，他總是會喜孜孜地歡迎我們。羅德的家裡只有兩張椅子，他總是會把椅子讓給我們坐，自己則坐在床上。那張床安置在榻榻米上，只有床墊而沒有床腳，床上隨時放著英日及日英兩本辭典。當我們聽不懂他說的話時，他就會翻開英日辭典，指著上頭的單字讓我們看；若我們有話不知該怎麼表達，他則會將日英辭典遞給我們，要我們查出英文單字。對於英語能力不足的我們而言，這是最方便的溝通方式。
但是我們從不跟他談論政治，因為我們並沒有傻到以無謂的問題帶給他困擾。即使沒有說出口，也能心領神會。
有一天，我到他家拜訪，發現他在收拾行李。
「我要回美國了。」
「咦？」
我忍不住尖叫。聽說他擔任教職是簽了三年契約，如今才過了兩年而已。
「為什麼突然要走？」
「我要回舊金山的大學教書，臺灣已經不行了。」
「老師走了，我們會很寂寞。」
「我也很寂寞。」他舉起雙手，裝出哭泣的動作。「不過我會再回來的，也歡迎你到美國來玩。」
當時局勢已愈來愈緊張。南京成立了以汪精衛為首的魁儡政權，日軍在南進基地臺灣推動全島要塞化，稱臺灣為「不動的航空母艦」。我心裡猜想，或許正是如此危急的情勢，讓這個對時事極為敏感的美國人決定離開。
經常圍繞在羅德身旁的學生約有十人，我們在大稻埕一家名為蓬來閣的日式餐廳為他舉行了送別會。他在席上對我們說，他一輩子都不會忘記臺灣的美好，大家聽了皆是一陣感傷。這讓我想起了那個年輕的東洋史教師不久前遭徵召入伍，我們也曾為他送行。比起因失去一個同情我們的人而感到難過，其實我心中更強烈的是一股憐憫之情。畢竟他口口聲聲批評侵略戰爭，一旦接到了那紙紅單，還是得提著日本刀上戰場，那是多麼矛盾的一件事。到頭來，他也是個日本人。既然是日本人，與我們之間就有著一條無法跨越的命運界線。相較之下，羅德與我們之間多了一股人性的親近感。
「老師，我們來唱臺灣的歌吧。」我說道。
「請。」
同伴之一取出名為弦仔的樂器，拉了起來。

雨夜花　雨夜花
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見冥日怨嗟
花謝落土不再回

大家都配合著弦音高歌。唱完一輪之後，又從頭響起相同的旋律。唱著唱著，我感覺心情愈來愈激動。但並非只有我一人。從眾人的歌聲，我聽得出來大家也都哭了。我親眼看見一名同伴臉上淚水直流。
唱完了歌，眾人紛紛拍手，我眼前一片模糊，隨時會掉下淚來。
〈雨夜花〉這首歌，是以在夜晚承受著風雨的花朵，來形容女人的美貌及轉眼即逝的青春。那酸甜惆悵的旋律，長年來受到臺灣民眾深深喜愛。但是爆發蘆溝橋事變之後，企圖稱霸中國大陸的日本人開始徵調臺灣人作為搬運彈藥的軍伕，有日本人以這首歌的曲子寫出了〈榮耀軍伕〉這套歌詞。

綁起紅色肩帶　我們是榮耀軍伕
多麼開心啊　我們是日本男兒

日本當局企圖在臺灣推廣這首歌，卻反而讓原歌詞〈雨夜花〉風靡全臺，連內地人也朗朗上口，政府這才趕緊下令禁止再唱這首歌。每當我們唱這首歌的時候，總是會感受到一種心如刀割的痛楚，因為在那歌詞中隱含著臺灣人明明與大陸同胞有著相同祖先，卻必須與其敵對的悲哀。
羅德或許是受到感動，臉上那副無框眼鏡也沾上了水氣。
「好悲傷的歌，我也快哭了。」他低聲說道。
宴會結束後，羅德獨自先離開了。因為要是讓日本人知道我們為羅德舉辦宴會，恐怕羅德跟我們都會惹上麻煩。我們繼續留在店裡，配合著弦音，又唱了一次〈雨夜花〉。大家愈唱愈感傷，都不禁嚎啕大哭。
羅德離開臺灣，從橫濱搭船回他的祖國去了。不久之後，我聽到不知來自何處的傳聞，說他其實是遭政府當局驅逐出境。
暑假的時候，我回到臺中鄉下一看，連當年就讀的小學也變成了兵營。社會氣氛愈來愈緊張，即使是專心準備東大入學考的我，也感覺得出來不久之後將有大事發生。
當我聽見太平洋戰爭的宣戰聲明時，我正在開往日本內地的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