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疑：對話當代文學心靈

書名中所謂「有疑」並非尖刻批判或挑剔滋事，而是理想的文學讀者應具備之基本態度――帶著疑惑之心反覆閱讀，享受思考帶來的喜悅及困頓，繼而能向文本與作者有效提問，持續一場又一場未完的對話。

本書繼《台灣新詩史》之後出版，可視為作者對文學閱讀、思考與研究的重新安頓，即終於放下文學史撰寫者的顧慮乃至焦慮，回到一個理想的「文學讀者」位置。
全書分為三輯，第一輯「文心和詩魂」論楊牧、洛夫、蔡文甫、陳芳明、龔鵬程、劉梓潔，其人其詩其文其編，另有七篇對經典詩作的細讀。第二輯「從文學長河到島嶼內外」，涉及年表、年鑑、詩刊、編輯、菲華等文學議題，共同交集則始終都是吾島台灣。第三輯「書與人的對話」，從品評作品到提問作家――瘂弦、羅智成、陳黎、陳義芝、鴻鴻、蘇紹連、羅任玲、封德屏，每一位都是值得長期追蹤與持續關注之對象，也反映出當代文學心靈的豐美繽紛。

楊宗翰
 
一九七六年生於台北，曾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副教授，現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台灣詩學學刊》主編、中華民國筆會秘書長。
主要研究領域為現代詩學、出版編輯、台灣文學、華文文學。著有專書《有疑：對話當代文學心靈》、《破格：台灣現代詩評論集》、《逆音：現代詩人作品析論》、《異語：現代詩與文學史論》、《台灣新詩評論：歷史與轉型》、《台灣現代詩史：批判的閱讀》、《台灣文學的當代視野》。二〇二二年出版與孟樊合著之《台灣新詩史》，二〇二三年出版個人詩集《隱於詩》。
 
主編《穿越時光見到你：36場歷史縫隙的世代對話》、《話說文學編輯》、《大編時代：文學、出版與編輯論》、《交會的風雷：兩岸四地當代詩學論集》、《淡江詩派的誕生》、《血仍未凝：尹玲文學論集》、《台灣文學史的省思》、《文學經典與台灣文學》。與師友合編《台灣一九七○世代詩人詩選集》（與陳皓合編）、《輕裝詩集》（辛鬱遺作，與封德屏合編）、《與歷史競走：臺灣詩學季刊社25週年資料彙編》（與林于弘合編）、《逾越：台灣跨界詩歌選》（與徐學合編）、《跨國界詩想：世華新詩評析》（與楊松年合編）等。另曾策劃「台灣七年級文學金典」、「馬華文學獎大系」、「馬森文集」、「菲律賓‧華文風」、「林燿德佚文選」等系列出版品。

自序
以提問，持續未完的對話


本書是我第七部專著，也是自淡江中文系轉赴北教大語創系任教後首部研究專書。與前作《破格：臺灣現代詩評論集》相較，雖已間隔三年卻仍口罩不離身，思之感慨極深。所幸新冠疫情已告終，世界與個人至此都應該也必須重新安頓。這本《有疑：對話當代文學心靈》繼《台灣新詩史》之後出版，當可視為我對文學閱讀、思考與研究的重新安頓，即終於放下文學史撰寫者的顧慮乃至焦慮，回到一個理想的「文學讀者」位置。寫詩史，需要海量閱讀及博採眾說；寫《有疑》卻可寬宥自己的偏食與挑書，也不用太在意或偽裝成何等客觀中立。所謂「有疑」並非尖刻批判或挑剔滋事，而是理想的文學讀者應具備之基本態度―帶著疑惑之心反覆閱讀，享受思考帶來的喜悅及困頓，繼而能向文本與作者有效提問，持續一場又一場未完的對話。
我本好發議論，唯皆因愛而生。這次能夠藉著書寫契機，跟深愛過的眾多當代文學心靈對話，實屬幸運。依此態度將全書分為三輯，第一輯「文心和詩魂」論楊牧、洛夫、蔡文甫、陳芳明、龔鵬程、劉梓潔，其人其詩其文其編，無一不是我所鍾愛。本輯中七篇「精品細讀共解詩」，原為替二○二○年起陸續出版之《理想的讀本：國文》系列而寫，略經修改與調整體例後收入本書。第二輯「從文學長河到島嶼內外」，涉及年表、年鑑、詩刊、編輯、菲華等文學議題，共同交集則始終都是吾島台灣。第三輯「書與人的對話」，從品評作品到提問作家―瘂弦、羅智成、陳黎、陳義芝、鴻鴻、蘇紹連、羅任玲、封德屏，無論今日距離是遠是近，他們每一位都是我長期追蹤與持續關注之對象。感謝那些豐美繽紛文學心靈的存在，讓我這樣一個喜好提問的讀者，總是不缺閱讀動力與對話目標。

楊宗翰

目次

自序 以提問，持續未完的對話

輯一 文心和詩魂
一人即成學――博大精深的楊牧
（附：）楊牧的文學遺產
因為洛夫的緣故
像他這樣一個副刊編輯――蔡文甫與《中華日報》
像他這樣一個學者――試說陳芳明
吾師經世有奇哀――再說龔鵬程
（附：）像他這樣一個老師――試說龔鵬程
像她這樣一個同代人――閱讀劉梓潔
精品細讀共解詩（一）――論陳千武與〈信鴿〉
精品細讀共解詩（二）――論林亨泰與〈風景〉
精品細讀共解詩（三）――論詹冰與〈水牛圖〉
精品細讀共解詩（四）――論紀弦與〈狼之獨步〉
精品細讀共解詩（五）――論周夢蝶與〈還魂草〉
精品細讀共解詩（六）――論白萩與〈雁〉
精品細讀共解詩（七）――論里爾克與〈豹〉

輯二 從文學長河到島嶼內外
台灣新詩一百年：編年記事
台灣新興詩刊的在野特質
詩，是縱橫的凝結――不能遺忘的《縱橫詩刊》
批判現實、對話大眾與轉向本土――《陽光小集》的時代意義
走向文學編輯之道
文學年鑑，所為何事？――以台灣為例
菲華文學中的台灣因子
故事如何開始――菲華新詩與台灣現代文學


輯三 書與人的對話
他們在副刊寫作――瘂弦編《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
十年磨劍，教皇歸來――羅智成詩集《透明鳥》
文字魔術師的驕傲／焦慮――陳黎詩集《我／城》
抒情與敘事最美好的結合――陳義芝詩集《掩映》
凝視現實的街頭詩學――鴻鴻詩集《暴民之歌》
開挖詩路的人――蘇紹連詩集《非現實之城》
不要害怕安靜――羅任玲詩集《一整座海洋的靜寂》
文訊的保母，文學的女兒――封德屏文集《荊棘裡的亮光》

代後記 評論作為一種創作：與《幼獅文藝》談「何謂書評」

引用書目

本書作者編著書目

一人即成學―博大精深的楊牧

受國際漢學界高度重視
在〈周作人論〉中，楊牧寫道：「周作人是近代中國散文藝術最偉大的塑造者之一，他繼承古典傳統的精華，吸收外國文化的精髓，兼容並包，體驗現實，以文言的雅約以及外語的新奇，和白話語體相結合」、「五十年來景從服膺其藝術者最眾，而就格調之成長和拓寬言，同時的散文作家似無有出其右者。周作人之為新文學一代大師，殆無可疑」。這篇文章是身為編輯的楊牧，特別為《周作人文選》所寫的緒言。文末所言，尤當留意：「周作人是一個相當完整的新時代的知識分子，一個博大精深的『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不難看出編者既表達對這位新文學前輩的推崇，也彷彿寄寓了對同為作家的自己之期許。
〈周作人論〉寫於一九八三年，彼時四十三歲的中年楊牧一邊擔任台大外文系客座教授，一邊投入詩、散文、評論、翻譯的經營，替讀者擘造一座又一座文學之真與美的殿堂。二十部詩集、十六部散文、十部論述與六部翻譯，他一生以文字形塑出的豐碩成果，於國內堪稱「景從服膺其藝術者最眾」，視楊牧「之為新文學一代大師，殆無可疑」。他在各類文體創作上的成績，被譯為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瑞典文、捷克文、荷蘭文、義大利文等不同語文出版，並曾榮獲詩宗社詩創作獎、吳魯芹散文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中山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國家文藝獎、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紐曼華語文學獎、瑞典蟬獎等國內外殊榮，是少數受到國際漢學界高度重視的台灣作家。接受西方文學，融會中國經典，根植台灣本土，楊牧無疑正是完整的新時代知識分子，一個博大精深的「文藝復興人」，其作品持續給予各地讀者無窮的啟發與暗示。

古詩詞的神韻和新章法的抒情
本名王靖獻的楊牧，一九四○年九月六日出生於東台灣的花蓮，自幼徜徉在奇萊山、木瓜溪、花東縱谷與太平洋的懷抱。十五歲尚在花蓮中學高級部就讀時，他便開始以早期筆名「葉珊」於《現代詩》、《藍星》、《創世紀》、《野風》等刊物發表新詩。一九五九年九月楊牧先考上東海大學歷史系，次年九月再轉入外文系，期間印行了首部個人詩集《水之湄》。雖掛名由藍星詩社出版，實際上是他自己編選，請妹妹楊璞幫忙校對、雕塑家楊英風設計封面，最後交給父親經營的印刷廠，在家鄉花蓮印製成書。一九六一年，年方廿一的青年詩人以八首作品入選由瘂弦與張默主編的《六十年代詩選》。編者寫道：「無疑的，葉珊是我們最有才華和最令人喜愛的詩人……每一個少年人對於神、自然、生命和愛情所作的驚奇的詢問，所得到的便是像葉珊的詩
那樣的答覆。」古詩詞的神韻和新章法的抒情，年少易感的詩人，筆下已流露出不為「婉約」二字所拘牽之特質。
東海外文系畢業後， 他赴美留學， 先後取得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與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柏克萊時期的「 葉珊」 著作頗豐， 共出版了文集《 葉珊散文集》 （ 一九六六） 、譯作《 西班牙浪人吟》（一九六六）、詩選集《非渡集》（一九六九）、第三部個人詩集《燈船》（一九六六）與充滿費解隱喻的第四部個人詩集《傳說》（一九七一）。

從苦悶憂愁步向凝練含蓄
一九七二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一來詩人結束了自一九六六年起在柏克萊的求學生活，展開全新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生涯。二來他捨棄了舊筆名「葉珊」，首度啟用新筆名「楊牧」於《純文學》雜誌第六十二期發表〈年輪〉。此作後又結集為揉合散文與詩篇的創作集《年輪》（一九七六），獲得首屆詩宗獎的〈十二星象練習曲〉亦溶入其中。創作於一九七○年的〈十二星象練習曲〉長達百行，以戰爭、死亡、性愛交織出一座龐大的象徵體系。彼時他尚在柏克萊加大攻讀學位，該校正是反戰運動的重要陣地，抗議美國政府介入越戰甚力。詩人卻礙於是外籍學生，自忖「無論我於情如何介入，於法我不得申訴」，遂有借助參戰男子口吻訴說之〈十二星象練習曲〉。此作援十二天干的時辰連綴與十二星象的空間挪移為線索，以詩記錄了令青年們充滿困惑的年代，卻也留下多處難以通達解釋的罅隙。《年輪》一書可謂總結了詩人在柏克萊與西雅圖兩地間的顧盼、覃思與猶疑，在形式與文體上之實驗堪稱前衛。就內容而言，《年輪》迄今仍充滿許多值得深掘的細節，如學者紀大偉就從其中〈一九七二〉這章，注意到當代所認知的「同性戀」概念是如何在七○年代台灣作家筆下顯影。
到了西雅圖時期的「楊牧」詩風丕變，從苦悶憂愁步向凝練含蓄，並更多地欲以文字介入現實、叩問社會、寄託期待。以詩而觀，這個階段他共繳出《瓶中稿》（一九七五）、《北斗行》（一九七八）、《禁忌的遊戲》（一九八○）、《海岸七疊》（一九八○）四部詩集與一部現代詩劇《吳鳳》（一九七九）。譬如〈讓風朗誦〉，便很能代表他如何將前期之停滯及困頓，翻轉為流動與溫暖：「那時你便讓我寫一首／春天的詩，寫在胸口／心跳的節奏，血的韻律／乳的形象，痣的隱喻／我把你平放在溫暖的湖面／讓風朗誦」。愛情不能口說無憑，在胸口寫詩乃成最好見證。「心跳的節奏，血的韻律／乳的形象，痣的隱喻」二句當是想像詩歌與身體結合，讓抽象的愛高度形象化起來。楊牧向來嫻熟以聲響及節奏控制來推進詩篇，並藉此將中、長篇作品加入敘事及戲劇因子。如《傳說》一書中〈延陵季子掛劍〉，詩人首度嘗試以「戲劇獨白」（dramatic
monologue）作詩；至《瓶中稿》所錄〈林沖夜奔〉寫悲劇英雄林沖落草為寇，內容取材自《水滸傳》，形式援引元雜劇，並依關目結構分為四折。以混聲交響、觀點替換來逐步推進的〈林沖夜奔〉，可謂一新當代中文抒情詩之面貌。

以理性冷靜抗拒咆哮激情
一九七八年楊牧在回台期間偶然認識夏盈盈，隔年十月便在台灣舉行婚禮，一九八○年相偕赴美生活。新婚與迎接長子出生，讓楊牧的抒情詩面貌完全改變，全本幾乎皆屬情詩的《海岸七疊》最是明顯。那些生命中無法排遣的苦悶，終因這位「你是我們家鄉最美麗／最有美麗的新娘」（詩作〈花蓮〉）獲得緩解。此時楊牧的詩文中，洋溢著前所未見的堅定自信與溫潤可親。但詩人身分之於楊牧就是廣義的知識分子，應當以理性冷靜抗拒咆哮激情。八○年代之後，楊牧長期來回台、美與香港三地，對社會乃至於政治的關懷雖愈發明顯，卻幾乎不曾以直白語言書寫詩篇，而將其全數留給專欄文字（如《交流道》即是藉隨筆寄語抒懷）。他恆常保持理解同情，心向永恆純淨之地，散文集《搜索者》（一九八二）承續了《柏克萊精神》（一九七七）的入世情懷，並延展出對人情事理的通透洞悉。
楊牧嘗提倡「寫一篇很長很長的散文」，並欲打破散文的體式限制及文類界線。《搜索者》及其後的自傳體散文《奇萊前書》（二○○三，合《山風海雨》、《方向歸零》和《昔我往矣》三部為一）與《奇萊後書》（二○○九）俱為他的信念實踐與創作高峰。至於楊牧之晚期風格，最可見於四本詩集《時光命題》（一九九七）、《涉事》（二○○一）、《介殼蟲》（二○○六）與《長短歌行》（二○一三）。其中呈現了對時間的焦慮、對遺忘的憂懼，以及盼望尚友古人（陶潛、韓愈），並將「心之鷹」與「獨鶴」皆化為抒情自我的象徵。晚期的楊牧詩篇，有著對風騷傳統的繼承與對希臘精神的嚮往，思想與技巧皆上達另一高度，也等同帶給讀者最多的挑戰。
作為一名文學教育家，楊牧著有寫給青年的十八篇書信體散文《一首詩的完成》（一九八九）。《傳統的與現代的》（一九七四）、《文學知識》（一九七九）、《文學的源流》（一九八四）、《隱喻與實現》（二○○一）等書，則多集自他的文學研究與評論文字，其中可見讀書治學之態度，亦有「為文學辯護」的豪情。學者楊牧的研究著作不以量取勝，而是面向甚廣，所談橫跨古今到東西、台灣與中國，筆鋒所帶之識見與感情，今日學院內盛行的「學報體」遠不能及其十分之一。總的來說，楊牧在各類文體創作、評論與翻譯上的成績，絕對足以稱為「一人即成學」―前一位「一人即成學」的代表作家是余光中，可惜晚近「余學」研究在域外似乎比本地還要興盛，不禁令人感嘆。

台灣的，也是世界的
但我以為「楊牧學」若要求其完備，尚有兩個區塊仍待補上：一是楊牧的辦學擘畫，二是楊牧的編輯事功。前者關乎一名當代作家兼人文學者，如何全力參與香港科技大學與台灣東華大學的院系籌設，目標規劃、師資延聘、課程設計……在在皆有可觀；後者涉及楊牧罕為人知的「編輯家」身分，其實他從一開始便自編每部作品集，後來更多次把著作修訂重編，以成定本。赴美留學時楊牧與林衡哲合編二十四部志文版「新潮叢書」，目的是要造就「一套完全由國人動手著述的好書，而不是亦步亦趨的翻譯品」。一九七六年他與友人創辦洪範出版社，凡屬洪範文學叢書或譯叢，摺口處之作者介紹及內容說明，幾乎都由楊牧親撰。他又好以編者身分，替洪範之五四新文學名家選集寫長篇導論，往往可收一錘定音，確認歷史地位之效。今日讀者一眼可辨
的「洪範體例」，也是出自楊牧之規範與編輯葉步榮之執行，才會誕生並維持長久。他曾擔任東海大學校刊《東風》與《現代文學》第四十六期「現代詩回顧專號」主編，並替《聯合報》副刊審閱過現代詩投稿。這位「編輯家」的編輯行為、守門人角色及對文學典律的影響，還留有太多值得探索之處。楊牧是台灣的，也是世界的。楊牧學應該是最本土的，卻也可以是最跨區域、跨文化的。楊牧奉獻一生心力，終能達到「一人即成學」；吾輩當以不斷細讀，反覆詮解，盼能更多地認識到楊牧之博大精深。
【附：楊牧的文學遺產】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發的三月，西方文化中代表著不吉利的十三號星期五，傍晚傳來詩人楊牧辭世消息。我一向不喜歡稱人「大師」，因為這稱呼顯得太輕易、廉價且經常貶值；不過楊牧確實是台灣文學史上一號人物，某些部分甚至堪稱是頭號人物。近幾年我們損失了太多文學史上的一號人物：從二○一七年一月的羅門、九月的李永平、十一月的鄭清文、十二月的余光中，到二○一八年三月的李敖與洛夫，二○一九年一月的林清玄、十二月的林良……每一位人生謝幕時都喚起了讀者多少喟嘆與無盡回憶。但我總以為斯人離世，感傷難免，要緊的是能否理解作家留下的文學遺產（Literary Heritage），辨識出其欲引領之方向，與嘗試澆灌於世之養分。
楊牧生前出版了二十部詩集、十六部散文、十部論述與六部翻譯，作品曾被譯為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瑞典文、捷克文、荷蘭文、義大利文等不同語文出版，確實是極少數受到國際漢學界高度重視的台灣作家，甚至被媒體報導為「台灣最有機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後者未免太過了些，顯然既不了解諾獎提名／得獎差距與文化政治角力，也不認識心懷永恆聖殿、持守恭謹虔敬的作家楊牧）。但我所說的文學遺產，已超過這些可見之出版品與榮耀，而比較接近一種示之於眾的人格典型。楊牧逝世次日的《聯合報》副刊上，我撰文主張楊牧允為當代台灣的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其地位堪稱「一人即成學」，並對「楊牧學」之臻於完備，提出幾點個人建議。該篇言猶未盡，此處我還想說：與近年間辭世的幾位台灣文學史上一號人物相較，論讀者數，他不是最多；論難懂處，他恐怕居冠。楊牧從來就不是好讀的首選、可親的名家；但就算是一九七二年以前的舊筆名「葉珊」時期，他都不曾因讀者調整自己的步伐。
唯這並非說詩人刻意擺出一副書寫者的忸怩作態，而是我以為楊牧跟讀者間的「隔」，也是其人格典型的部分呈現。生於日本統治台灣末期的東海岸花蓮，幼時見證國民政府倉皇東渡，及長於大度山完成大學學業，隨後長期離台赴美，從碩博士生至擔任大學教席。美國校園反越戰時，他一介外國學生自知「於情如何介入，於法我不得申訴」；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島內發生林宅血案，他在激憤下罕見地迅速完成〈悲歌為林義雄作〉，寄回台灣後「報社版都排好了，可是登不出來，我就在香港登」。6此詩能再次「返鄉登台」，得要等到一九九三年《聯合文學》慶祝發行第一百期，由總編輯初安民特別選刊並寫道：「這首編輯含蓄著淚發排的詩作，我們推薦，並且一起思考。」此作後來也沒有收入八○年代任一部個人詩集中，一九九五年詩人自編《楊牧詩集Ⅱ：一九七四―一九八五》，方將其歸入「有人」一卷。
對美麗島事件及林家被滅門的反應，讓〈悲歌為林義雄作〉成為楊牧此生難得的，出自於憤懣當下以詩回應。長年身居學院的他，書齋顯然比街頭更適合其馳騁，甘為一名守望者而不當行動家。作家楊牧刻意持守的「隔」，不僅是對於讀者，而且及於事件―這讓他比別人多出覃思默想的「空間」，沉浸東西方傳統文學則讓習於尚友古人的他拉出了「時間」。或許就是這寶貴的時空距離，讓楊牧作品裡的隱藏作者普遍呈現「不在場的在場」，散發出罕見於其他當代台灣作家的文學魅力與閱讀體會。
他的人格典型當然不僅止於此。繁如星斗的文字、孤獨深邃的心靈、堅持對真與美及希臘古典的探索、化「心之鷹」和「獨鶴」為自我象徵……這些無疑都是楊牧的一部分，卻也只是一部分的楊牧。因為他不是只會以文學創作者身分鼓勵他人應該涉世，自己更長期以文學教育家跟文學編輯家身分領銜涉事。後兩種身分是迄今「楊牧學」研究最欠缺的區塊，亟待有識者填補。楊牧曾投入十餘年光陰積極辦學，一九九一年他參與香港科技大學的創建，一九九六年又受邀回到故鄉新成立的國立東華大學，擔任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一職。二○○二年七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通過成立中國文哲研究所，首任所長也是楊牧，一直到二○○四年十二月才卸任。位於花蓮壽豐的東華大學佔地逾兩百公頃，也因為他提倡「追求自由」學風，成為台灣第一所上下課沒有鐘聲的大學（令人思及他年少時向老師請假，理由就是「苦悶」兩字）。這樣的人格典型成功吸引了不同世代的師生奔赴洄瀾，他還引進歐美的駐校作家制度，並禮聘到李永平、李勤岸、須文蔚等才具殊異的師資。自草萊初闢到開啟盛世，楊牧正是台灣創作人才流派中「東華幫」的首任掌門。第三代如宋尚緯、曹馭博等人的文學養成及詩歌創作，依然可見師公楊牧的影響印跡。
出版編輯比起設校辦學，絕對花費楊牧更多時間與精力。因為從第一本書開始，楊牧就是自己著作的編輯，連廣西師大出版社簡體版《楊牧詩選》都是由他自選自編。沒有楊牧的擘畫與堅持，就不會誕生志文出版社「新潮叢書」跟洪範出版品之「洪範體例」。他還曾耗十五年磨一劍，把過往以中原為中心的唐詩選，帶入現代的、台灣的、受過英美文學訓練而成的編輯視野，遂能催生出一部有著閩南味、椰樹與木棉的《唐詩選集》。辦學與編輯雖各據一端，卻也都是楊牧人格典型的一部分顯影―既是絕對浪漫，亦不或忘現實。
他對中國大陸的態度也該一提。楊牧自己寫過，早年曾受中國作家協會之邀赴陸，旅途所見跟心中期待落差甚大，從此斷了再訪念頭。其實二○一三年他為了文學紀錄片《朝向一首詩的完成》，還是應邀去了北京並舉辦公開活動，只是不知他對此行、對中國有何新想法？與另兩位同在仙界的詩人余光中、洛夫相較，作品在陸只有零星出版的楊牧，當地讀者實在說不上有全面性認識。他們熟悉的「楊牧」，是曾任《星星》詩刊主編的四川詩人，兩人除了筆名外並無一處相同。但在台灣的社會運動或街頭抗爭現場，參與者可能會自發朗誦一二九行〈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卻始終聽不到一句洛夫或余光中。倘若這是青年一代的選擇，沒有理由不該尊重。新世代對楊牧人格典型的景仰，恐亦與他曾堅定抵抗「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附庸、邊緣或延續」之說有關。在〈台灣詩源流再探〉一文中，楊牧寫道：「這將近四百年的源流，孕育出我們獨異於其他文化領域的新詩，生命因為變化的環境而常新，活水不絕。它保有不可磨滅的現代感（modernity），拒絕在固定的刺激反應模式裡盤旋；它有一種肯定人性，超越國族的世界感（cosmopolitanism），擁抱自然，嚮往抽象美的極致」、「我們使用漢文字，精確地，創作台灣文學。」誠可謂是一錘定音，足令惶惑之人警醒。楊
牧以一生完整示範，如何汲取漢語傳統，接受西方文學，植根本土經驗，創製出一部部屬於台灣，也屬於世界的作品。他留下的文學遺產固然甚多，以上啟示，必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