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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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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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翁達傑文學獎、柯斯達年度最佳傳記處女作獎得主
柯斯達傳記獎、吉福德(Baillie Gifford)非虛構寫作獎、伯恩(Gordon Burn)文學獎決選
紐約客、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衛報、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外交事務、星期日泰晤士報、美國書評網年度最佳小說
描繪歷史如何形塑人的生命與政治的罕見作品,
充滿深刻感人的力量,在人性的甜美氣味裡聞得到血肉與希望,
在作者巧妙的鋪陳中,她的故事成了我們的故事。
在這本「時而辛辣詼諧,偶爾陰鬱悲傷……時而深刻動人」(紐約時報,史特拉舍)的回憶錄中,烏琵一邊回顧自己在巴爾幹半島共產世界的生活經歷,一邊反思「自由」的意義。「這本書讓歷史栩栩如生,充滿力道,令人難忘」(《垃圾場長大的自學人生》作者薇斯奧芙)。
蕾雅.烏琵在地球上最孤立的國家長大。那裡,共產主義理想正式取代了宗教。阿爾巴尼亞是歐洲最後的史達林主義根據地,幾乎無法造訪,幾乎無法離開。那是個排隊和匱乏之地,充滿了政治處決和祕密警察。但對烏琵來說,那裡就是家。那裡人人平等,鄰居互相幫忙,孩子未來都應該立志建立更美好的世界。那裡有團結與希望。
然而,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柏林圍牆倒塌一年以後,一切都變了。史達林和霍查的雕像被推倒;幾乎一夜之間,人們開始可以自由投票,穿自己喜歡的衣服,照自己的意思信仰宗教,再也不用擔心說話有人偷聽。可是工廠關閉了,工作消失了,成千上萬的百姓擠上船逃往義大利……。掠奪式的多層次傳銷最終讓國家破產,引發了暴力衝突。當一代人的願望成了另一代人的幻滅,當家人的祕密被揭發,烏琵發現自己開始質疑自由到底是什麼……
烏琵的出色文筆,讓她譜出一則生動熱鬧又成熟的故事,用思想深刻、新穎又有活力的眼光直視社會動盪,關照個人與政治的關係,思索有關自由的深刻問題:自由是什麼?為誰而存在?需要什麼條件?我們當中誰真正自由?
烏琵以敏銳的洞察力和機智,探索進步的極限與過去的重負,闡明了理想與現實間的距離,以及被歷史洪流阻擋的人們的希望與恐懼。
★齊聲推薦
沐羽|作家,《煙街》作者
阿潑|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洪世謙|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專任教授
胡芷嫣|專欄作家
哲學新媒體
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蔡適任|撒哈拉旅居作家、人類學博士
從那東方陣營崩毀重組的一九九○年開始,一個政治、經濟、自由的二手時代就席捲而來了。有一大群人需要急速解凍,狼呑虎嚥地學習,究竟西方乃至世界是什麼概念?東方陣營的自由和西方陣營的自由差異在哪?在那無數龐大的理論與歷史之間,個人體驗的重要性始終被文學所注目。《自由》從一九九○年代一個小女孩的眼眸中看出去,她在示威遊行群眾之間抱著一個無頭的史達林雕像,共產陣營的世界精神已被砍頭了,其後世界何去何從?蕾雅.烏琵以敏感細膩的批判角度,刻劃那段動盪日子的序曲。――沐羽|作家
★各界讚語
這是一本描繪歷史如何形塑人的生命與政治的罕見作品。烏琵真是一位出色又厲害的作家。在她筆下,她的故事成了我們的故事。――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
這是一則歷史巨變下的個人青春故事:意識形態、戰爭、失去、未知。這本書讓歷史栩栩如生,充滿力道,令人難忘。――薇斯奧芙(Tara Westover),《垃圾場長大的自學人生》作者
這本驚人又深深引發共鳴的回憶錄,敘述了在二十世紀最後一個史達林主義根據地瓦解前夕長大的經歷……這本書之所以令人難忘,是因為我們通過一個孩子的眼睛,看到了這個我們所知甚少的世界……烏琵在書裡動用了魔法:讓我從頭到尾都深深著迷。――哈克特(Laura Hackett),星期日泰晤士報
作者的敘事手法令人驚嘆,巧妙平衡了幽默、悲愴,以及對決定她過去的人與地的深情。她善於讓讀者沉浸在她童年時對「黨」毫不質疑的忠誠之中,同時對她現在知道那是暴政的體制保持著幽默批判的距離。――《柯克斯(Kirkus)》書評雜誌
這是一個獨特無二、引人入勝又發人深省的故事,描寫一位在激烈動盪時期的年輕生命……書中對霍查主義荒誕現實的絕妙描繪接連不斷,從一個孩子的角度點出了霍查政權的各種荒謬。烏琵完成了一項壯舉,以輕鬆幽默的方式凸顯出這些荒謬的殘酷……結尾更給我們上了關於「反省、道歉與學習」的重要一課,只因「人類從來不是在自己所選擇的條件下創造歷史」。――格蘭尼(Misha Glenny),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人們對霍查統治下的共產主義阿爾巴尼亞的生活知之甚少。烏琵這本書以驚人的手法將這個古怪世界及其遺緒呈現在我們面前。從餐桌上婉轉的雙關語到後共產主義的不確定和未實現的承諾,烏琵寫出了一本在動盪時代長大的感人回憶錄,同時對「自由」的真正含義提出了直率的質疑。――史都德曼(Frederick Studeman),金融時報
烏琵是文筆優美的作家,也是認真的政治思想家。在短短三百頁妙趣橫生的篇幅裡,烏琵時而辛辣詼諧(她對史達林主義和世界銀行同樣不假辭色),偶爾陰鬱悲傷,時而深刻動人……這本書絕對發人深省。――史特拉舍(Max Strasser),紐約時報
這本書除了對貧窮與返祖現象大開幽默玩笑,更遠不只敘述了一個我們不清楚或不關心的國家的歷史。如同烏琵和她的家人看著帝國崩潰,連同現實也一起瓦解,我們也生活在災難時代。過去一百年來庇護著我們的地緣政治確定性,不論是好是壞――美國、英國和最近的歐盟――都或多或少處於崩潰或衰敗。烏琵警告我們,這就是潰堤時的感覺。――奧洛林(Ed O'Loughlin),愛爾蘭時報
完全讓人手不釋卷……烏琵的回憶錄充滿了獨到觀察、政治的幽微,以及最重要的,幽默趣味。――傑弗瑞斯(Stuart Jeffries),衛報
這本書發人深省,挑戰成見,逼著我們思考當理想面對不完美的人與地會是如何,又怎樣從過去的廢墟中重獲新生。――納菲西(Azar Nafisi),《在德黑蘭讀羅莉塔》作者
在全世界都對阿爾巴尼亞不聞不問的時候,這本新傑作向我們展示了過去百年來,政治裡的人性真理……書裡揭露的真相一個接一個,關於家庭、關於國家,彷彿出自小說大師之手,可比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雖然嚴肅,卻又充滿趣味,充分展現作者的優雅、機智與誠實,絕對是成功的文學之作。――威倫茲(Amy Wilentz),《永別了,弗瑞德.巫毒》作者
烏琵的這部作品是繼費蘭特(Elena Ferrante)《我的天才女友》之後,我逼著家人、朋友和同事非讀不可的一本書……這本回憶錄實在引人入勝,對何謂自由有著深刻的反思。――斯科爾(Ruth Scurr),《旁觀者》週刊
引人入勝……極為有趣又深刻地描述了一個處於崩潰狀態的小國……讀起來實在暢快……這本書作為今年其中一部非虛構作品,絕對能贏得文學讚譽與暢銷佳績。――哈定(Luke Harding),觀察家報
這本書真是驚人之作。烏琵是天生的說故事高手,不只機鋒百出,還充滿生命力、溫暖與質感,是一本引人入勝、不時逗趣、辛辣、直指人心的傑作,也是我今年到目前為止讀到最棒的作品。――蘇吉克(Olivia Sudjic),《難民之路》作者
這是一本由很會說故事的知識分子寫的書,讓當代阿爾巴尼亞的生活歷歷在目。――郭尼克(Vivian Gornick),《多餘的女人與城市》作者
烏琵不僅是極具開創性的哲學家,更日益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公共思想家之一……這部出色的作品在個人層面打動人心,在政治層面開創新局。若將書中教訓謹記在心,便能獲得自由。――黑格隆德(Martin Hägglund),《此生》
這本書出自歐洲一流左翼思想家之手,所有參與抵抗政治(politics of resistance)的人絕不可錯過。――梅森(Paul Mason),《後資本主義》作者
這本精彩的成熟之作,可說是阿爾巴尼亞版的《垃圾場長大的自學人生》,同時又遠不只如此。――朗西曼(David Runciman),《民主會怎麼結束》作者
這是一本抒情的回憶錄,充滿深刻感人的力量,在人性的甜美氣味裡聞得到血肉與希望。――沙茲(Philippe Sands),《繩梯》作者
烏琵這本機智好讀的回憶錄,描繪了她在冷戰結束時的阿爾巴尼亞少女時代,對自由在我們當代的意義――它的誘惑、虛假的希望、失望和可能性――做出了精彩論述。――史東布里奇(Lyndsey Stonebridge),《新政治家》週刊
必讀之作。烏琵文筆極佳,既是回憶錄,又是成長小說,從非常個人的角度敘述了一個關於社會主義與後社會主義的故事,切中時弊。――哥德西(Kristen Ghodsee),《雅各賓(Jacobin)》雜誌
柯斯達傳記獎、吉福德(Baillie Gifford)非虛構寫作獎、伯恩(Gordon Burn)文學獎決選
紐約客、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衛報、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外交事務、星期日泰晤士報、美國書評網年度最佳小說
描繪歷史如何形塑人的生命與政治的罕見作品,
充滿深刻感人的力量,在人性的甜美氣味裡聞得到血肉與希望,
在作者巧妙的鋪陳中,她的故事成了我們的故事。
在這本「時而辛辣詼諧,偶爾陰鬱悲傷……時而深刻動人」(紐約時報,史特拉舍)的回憶錄中,烏琵一邊回顧自己在巴爾幹半島共產世界的生活經歷,一邊反思「自由」的意義。「這本書讓歷史栩栩如生,充滿力道,令人難忘」(《垃圾場長大的自學人生》作者薇斯奧芙)。
蕾雅.烏琵在地球上最孤立的國家長大。那裡,共產主義理想正式取代了宗教。阿爾巴尼亞是歐洲最後的史達林主義根據地,幾乎無法造訪,幾乎無法離開。那是個排隊和匱乏之地,充滿了政治處決和祕密警察。但對烏琵來說,那裡就是家。那裡人人平等,鄰居互相幫忙,孩子未來都應該立志建立更美好的世界。那裡有團結與希望。
然而,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柏林圍牆倒塌一年以後,一切都變了。史達林和霍查的雕像被推倒;幾乎一夜之間,人們開始可以自由投票,穿自己喜歡的衣服,照自己的意思信仰宗教,再也不用擔心說話有人偷聽。可是工廠關閉了,工作消失了,成千上萬的百姓擠上船逃往義大利……。掠奪式的多層次傳銷最終讓國家破產,引發了暴力衝突。當一代人的願望成了另一代人的幻滅,當家人的祕密被揭發,烏琵發現自己開始質疑自由到底是什麼……
烏琵的出色文筆,讓她譜出一則生動熱鬧又成熟的故事,用思想深刻、新穎又有活力的眼光直視社會動盪,關照個人與政治的關係,思索有關自由的深刻問題:自由是什麼?為誰而存在?需要什麼條件?我們當中誰真正自由?
烏琵以敏銳的洞察力和機智,探索進步的極限與過去的重負,闡明了理想與現實間的距離,以及被歷史洪流阻擋的人們的希望與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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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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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東方陣營崩毀重組的一九九○年開始,一個政治、經濟、自由的二手時代就席捲而來了。有一大群人需要急速解凍,狼呑虎嚥地學習,究竟西方乃至世界是什麼概念?東方陣營的自由和西方陣營的自由差異在哪?在那無數龐大的理論與歷史之間,個人體驗的重要性始終被文學所注目。《自由》從一九九○年代一個小女孩的眼眸中看出去,她在示威遊行群眾之間抱著一個無頭的史達林雕像,共產陣營的世界精神已被砍頭了,其後世界何去何從?蕾雅.烏琵以敏感細膩的批判角度,刻劃那段動盪日子的序曲。――沐羽|作家
★各界讚語
這是一本描繪歷史如何形塑人的生命與政治的罕見作品。烏琵真是一位出色又厲害的作家。在她筆下,她的故事成了我們的故事。――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
這是一則歷史巨變下的個人青春故事:意識形態、戰爭、失去、未知。這本書讓歷史栩栩如生,充滿力道,令人難忘。――薇斯奧芙(Tara Westover),《垃圾場長大的自學人生》作者
這本驚人又深深引發共鳴的回憶錄,敘述了在二十世紀最後一個史達林主義根據地瓦解前夕長大的經歷……這本書之所以令人難忘,是因為我們通過一個孩子的眼睛,看到了這個我們所知甚少的世界……烏琵在書裡動用了魔法:讓我從頭到尾都深深著迷。――哈克特(Laura Hackett),星期日泰晤士報
作者的敘事手法令人驚嘆,巧妙平衡了幽默、悲愴,以及對決定她過去的人與地的深情。她善於讓讀者沉浸在她童年時對「黨」毫不質疑的忠誠之中,同時對她現在知道那是暴政的體制保持著幽默批判的距離。――《柯克斯(Kirkus)》書評雜誌
這是一個獨特無二、引人入勝又發人深省的故事,描寫一位在激烈動盪時期的年輕生命……書中對霍查主義荒誕現實的絕妙描繪接連不斷,從一個孩子的角度點出了霍查政權的各種荒謬。烏琵完成了一項壯舉,以輕鬆幽默的方式凸顯出這些荒謬的殘酷……結尾更給我們上了關於「反省、道歉與學習」的重要一課,只因「人類從來不是在自己所選擇的條件下創造歷史」。――格蘭尼(Misha Glenny),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人們對霍查統治下的共產主義阿爾巴尼亞的生活知之甚少。烏琵這本書以驚人的手法將這個古怪世界及其遺緒呈現在我們面前。從餐桌上婉轉的雙關語到後共產主義的不確定和未實現的承諾,烏琵寫出了一本在動盪時代長大的感人回憶錄,同時對「自由」的真正含義提出了直率的質疑。――史都德曼(Frederick Studeman),金融時報
烏琵是文筆優美的作家,也是認真的政治思想家。在短短三百頁妙趣橫生的篇幅裡,烏琵時而辛辣詼諧(她對史達林主義和世界銀行同樣不假辭色),偶爾陰鬱悲傷,時而深刻動人……這本書絕對發人深省。――史特拉舍(Max Strasser),紐約時報
這本書除了對貧窮與返祖現象大開幽默玩笑,更遠不只敘述了一個我們不清楚或不關心的國家的歷史。如同烏琵和她的家人看著帝國崩潰,連同現實也一起瓦解,我們也生活在災難時代。過去一百年來庇護著我們的地緣政治確定性,不論是好是壞――美國、英國和最近的歐盟――都或多或少處於崩潰或衰敗。烏琵警告我們,這就是潰堤時的感覺。――奧洛林(Ed O'Loughlin),愛爾蘭時報
完全讓人手不釋卷……烏琵的回憶錄充滿了獨到觀察、政治的幽微,以及最重要的,幽默趣味。――傑弗瑞斯(Stuart Jeffries),衛報
這本書發人深省,挑戰成見,逼著我們思考當理想面對不完美的人與地會是如何,又怎樣從過去的廢墟中重獲新生。――納菲西(Azar Nafisi),《在德黑蘭讀羅莉塔》作者
在全世界都對阿爾巴尼亞不聞不問的時候,這本新傑作向我們展示了過去百年來,政治裡的人性真理……書裡揭露的真相一個接一個,關於家庭、關於國家,彷彿出自小說大師之手,可比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雖然嚴肅,卻又充滿趣味,充分展現作者的優雅、機智與誠實,絕對是成功的文學之作。――威倫茲(Amy Wilentz),《永別了,弗瑞德.巫毒》作者
烏琵的這部作品是繼費蘭特(Elena Ferrante)《我的天才女友》之後,我逼著家人、朋友和同事非讀不可的一本書……這本回憶錄實在引人入勝,對何謂自由有著深刻的反思。――斯科爾(Ruth Scurr),《旁觀者》週刊
引人入勝……極為有趣又深刻地描述了一個處於崩潰狀態的小國……讀起來實在暢快……這本書作為今年其中一部非虛構作品,絕對能贏得文學讚譽與暢銷佳績。――哈定(Luke Harding),觀察家報
這本書真是驚人之作。烏琵是天生的說故事高手,不只機鋒百出,還充滿生命力、溫暖與質感,是一本引人入勝、不時逗趣、辛辣、直指人心的傑作,也是我今年到目前為止讀到最棒的作品。――蘇吉克(Olivia Sudjic),《難民之路》作者
這是一本由很會說故事的知識分子寫的書,讓當代阿爾巴尼亞的生活歷歷在目。――郭尼克(Vivian Gornick),《多餘的女人與城市》作者
烏琵不僅是極具開創性的哲學家,更日益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公共思想家之一……這部出色的作品在個人層面打動人心,在政治層面開創新局。若將書中教訓謹記在心,便能獲得自由。――黑格隆德(Martin Hägglund),《此生》
這本書出自歐洲一流左翼思想家之手,所有參與抵抗政治(politics of resistance)的人絕不可錯過。――梅森(Paul Mason),《後資本主義》作者
這本精彩的成熟之作,可說是阿爾巴尼亞版的《垃圾場長大的自學人生》,同時又遠不只如此。――朗西曼(David Runciman),《民主會怎麼結束》作者
這是一本抒情的回憶錄,充滿深刻感人的力量,在人性的甜美氣味裡聞得到血肉與希望。――沙茲(Philippe Sands),《繩梯》作者
烏琵這本機智好讀的回憶錄,描繪了她在冷戰結束時的阿爾巴尼亞少女時代,對自由在我們當代的意義――它的誘惑、虛假的希望、失望和可能性――做出了精彩論述。――史東布里奇(Lyndsey Stonebridge),《新政治家》週刊
必讀之作。烏琵文筆極佳,既是回憶錄,又是成長小說,從非常個人的角度敘述了一個關於社會主義與後社會主義的故事,切中時弊。――哥德西(Kristen Ghodsee),《雅各賓(Jacobin)》雜誌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蕾雅.烏琵(Lea Ypi)
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理論教授及澳洲國立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為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目前在倫敦生活和工作。
譯者簡介
賴盈滿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科學哲學碩士,曾就讀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研究所,現專事翻譯。譯有《天才的責任》、《成功的反思》與《跳舞骷髏》等書。
蕾雅.烏琵(Lea Ypi)
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理論教授及澳洲國立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為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目前在倫敦生活和工作。
譯者簡介
賴盈滿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科學哲學碩士,曾就讀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研究所,現專事翻譯。譯有《天才的責任》、《成功的反思》與《跳舞骷髏》等書。
目次
第一部
1. 史達林
2. 那個烏琵
3. 四七一小傳
4. 恩維爾叔叔永遠離開了
5. 可口可樂罐
6. 馬穆阿策爾同志
7. 他們身上是防曬乳的味道
8. 赤軍旅
9. 阿梅特拿到學位了
10. 歷史盡頭
第二部
11. 灰襪子
12. 雅典來的一封信
13. 所有人都想走
14. 競爭遊戲
15. 我向來刀不離身
16. 這就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
17. 鱷魚
18. 結構改革
19. 別哭
20. 跟歐洲一樣
21. 一九九七
22. 哲學家只顧解釋世界,重點是改變世界
後記
致謝
1. 史達林
2. 那個烏琵
3. 四七一小傳
4. 恩維爾叔叔永遠離開了
5. 可口可樂罐
6. 馬穆阿策爾同志
7. 他們身上是防曬乳的味道
8. 赤軍旅
9. 阿梅特拿到學位了
10. 歷史盡頭
第二部
11. 灰襪子
12. 雅典來的一封信
13. 所有人都想走
14. 競爭遊戲
15. 我向來刀不離身
16. 這就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
17. 鱷魚
18. 結構改革
19. 別哭
20. 跟歐洲一樣
21. 一九九七
22. 哲學家只顧解釋世界,重點是改變世界
後記
致謝
書摘/試閱
一、史達林
我從來沒有思考過自由的意義,直到我抱了史達林。他比我想像得高多了。諾拉老師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分子和修正主義者老愛強調史達林個子小。明明他不比路易十四矮,可是他們從來不提路易十四的身高,這不是很怪嗎?總之,諾拉老師一臉嚴肅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分子老是犯這個錯,注重外表勝過真正重要的事物。史達林是巨人,而且他做了什麼比他個子高矮重要多了。
諾拉老師接著解釋,史達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眼睛會笑。真的嗎?他眼睛會笑?那是因為他嘴唇被臉上兩撇和善的八字鬍遮住了,所以你如果只注意嘴唇,就永遠看不出他是真的在笑還是怎樣。可是你只要一瞥他充滿智慧、洞悉一切的棕色眼眸,馬上就能分辨,對,史達林在笑。有些人不敢和你對視,心裡顯然有事想隱藏。史達林永遠直直看著你。只要他想,或是你表現良好,他眼睛就會笑。他總是穿著樸素外套和棕色鞋子,而且喜歡將右手放在外套左胸底下,彷彿摁著心窩,左手則常插在口袋裡。
「口袋裡?」我們忍不住問:「走路手插口袋不是很沒禮貌嗎?大人老是叫我們走路手不能放口袋裡。」
「那是沒錯,」諾拉說:「但蘇聯很冷,而且――」她補充道:「拿破崙也是一直把手插在口袋裡,就沒有人說他不禮貌。」
「不是口袋,」我怯怯地說:「是馬夾裡,那在當時是有教養的表現。」
諾拉老師沒有理我,直接想跳到下一個問題。
「而且他很矮,」我打斷她說。
「妳怎麼知道?」
「我奶奶跟我說的。」
「她跟妳說了什麼?」
「她跟我說拿破崙很矮,可是當馬克思的老師韓格爾,還是黑格爾,我忘記了,他在見到拿破崙之後,卻說他看見世界精神坐在馬背上。」
「是韓格爾,」諾拉老師糾正我說:「他說得沒錯。拿破崙改變了歐洲,將啟蒙運動的政治體制傳播出去。他是偉人,但史達林比他更偉大。要是馬克思的老師韓格爾見到史達林,當然不是看見他坐在馬背上,或許是站在坦克上吧,他一定也會說自己看見了世界精神。史達林啟發的人更多,不只歐洲,還有非洲和亞洲數百萬的弟兄姊妹。」
「史達林喜歡小孩嗎?」我們問。
「當然喜歡。」
「比列寧還喜歡嗎?」
「和列寧差不多。但史達林的仇敵老是隱瞞這一點,把他形容得比列寧更壞。因為對他們來說,史達林更強大,而且危險幾百倍。列寧只是改變了俄國,史達林卻改變了全世界。所以明明他和列寧一樣喜歡小孩,卻沒有人好好報導這件事。」
「史達林有和恩維爾叔叔一樣喜歡小孩嗎?」
諾拉老師遲疑不答。
「還是他比恩維爾叔叔更喜歡小孩?」
「答案你們都曉得,」她對我們溫暖一笑。
史達林可能真的喜歡小孩,小孩可能也喜歡史達林。但我敢說,百分之百肯定,就在那個濕淋淋的十二月午後,當我連跑帶跳從港口來到文化宮旁的小花園,我對史達林的愛也到達了最頂點。我汗流浹背,全身顫抖,心臟猛力狂跳,感覺就快從嘴裡迸出來了。我拚命跑了快兩公里才看見那座小公園。但當史達林出現在遠方,我就知道自己安全了。他穿著樸素外套和古銅色鞋子站在那裡,右手放在外套底下,彷彿摁著心窩,表情就和往常一樣莊嚴。我停下腳步,左右看了一圈,確定沒人跟著我,接著便走上前去抱住了他。我右臉貼著他的大腿,兩手吃力圍抱他的膝蓋,整個人埋進去像消失了一般。我努力克制呼吸,閉上眼睛開始數數。一、二、三。當我數到卅七時,耳朵裡再也聽不到狗叫聲,示威群眾鞋子踩在水泥地上的巨響也成了遙遠的回音,只有他們的口號偶爾在我周圍迴盪:「自由!民主!自由!民主!」
等我確定自己安全,便放開了史達林。我坐在地上,開始仔細打量他。他鞋子上最後幾滴雨水快要乾了,外套上的油漆也開始褪色。史達林就像諾拉老師形容的那樣,是個古銅色的巨人,手和腳都比我想像得還要巨大。我拉長脖子仰頭往上望,想確認他的上唇真的被八字鬍蓋住,而眼睛會笑。但我沒看到笑容,也沒看到眼睛、嘴唇,甚至八字鬍。史達林的頭被示威的流氓偷走了。
我摀住嘴,差點驚呼出來。史達林竟然被人砍頭了?這位留著和善八字鬍,早在我出生前就矗立在文化宮花園裡的古銅色巨人,韓格爾見到肯定會說他是站在坦克上的世界精神的偉人,怎麼會沒有頭呢?他們到底想要什麼?為何要高喊:「自由!民主!自由!民主!」那是什麼意思?
我從來沒思考過自由,因為沒有必要。我們很自由,甚至自由到我常覺得它很累贅,甚至很危險,就像那天一樣。
我沒想到自己會捲進示威裡。我對示威幾乎沒有概念。幾小時前,我還淋著雨站在校門口準備回家,心想要左轉、右轉,還是直走。我有決定的自由。每條路都各有麻煩,我必須權衡因果,思考可能的影響,然後做決定,而且知道自己之後可能會後悔。
那天我顯然後悔了。我自由選擇走哪條路回家,結果做了錯誤的決定。學校規定班上每天要有四個人當值日生,放學後留下來打掃,但男生通常會找藉口開溜,最後只剩下女生。那天輪到我和好朋友艾隆娜當值日生。平常我和她打掃完就會離開學校,路上遇到坐在街角人行道上賣葵花子的老婆婆,就會停下來問:「我們可以試吃嗎?妳賣的葵花子是有鹽還是無鹽?烤過還是沒烤過的?」聽到這話,老婆婆就會打開她帶來的三只袋子,裡頭是有鹽烤過的、無鹽烤過的和無鹽沒烤過的葵花子,而我們會每個都試一點。只要手上有點錢,選擇就很多。
之後,我們就會啃著葵花子左轉朝艾隆娜家走,然後用她掛在母親項鍊上、收在制服裡的生鏽鑰匙開門,而且那門有一點難開。接下來我們就得選擇玩什麼遊戲。十二月很簡單,因為全國歌唱比賽每年都是那時開始,所以我們會自己編歌,假裝去上全國節目。我負責寫歌詞、艾隆娜唱,有時我也會用大木匙敲鍋子當成打鼓伴奏。但最近艾隆娜對歌唱比賽沒興趣了,比較喜歡玩扮家家酒,因此常叫我放下廚房裡的鍋子,跟她一起待在父母親的房間,試別她媽媽的髮夾、穿她的舊婚紗、用她的化妝品,並且假裝替洋娃娃餵奶,直到中飯時間。這時我就得決定,是要順著艾隆娜的心意繼續玩扮家家酒,還是說服她一起去煎蛋。如果沒有蛋,那是要吃麵包沾橄欖油,還是只吃麵包。不過,這些都是雞毛蒜皮的選擇。
那天真正讓我左右為難的,是我和艾隆娜為了打掃教室吵了一架。她堅持我們兩個不只要掃地還要拖地,否則就別想拿到那個月的最佳清潔值日生獎。她媽媽很在意這個獎。我說我們都是奇數日掃地,偶數日掃地和拖地。今天是奇數日,所以只要掃地就好,既能早點回家,又還是可以拿獎。她說可是老師不那樣想,而且還提醒我上回就是因為打掃馬虎,才害我爸爸媽媽被叫到學校來。我說才不是因為我打掃馬虎,而是週一糾察隊發現我指甲太長了。她說那才不重要,總之打掃教室就是既要掃地又要拖地,否則就算月底拿到獎,感覺也是作弊。而且,她接著又用理所當然的語氣說,她都是這樣打掃家裡,因為她媽媽就是這樣做。我告訴艾隆娜,她不能每次都用她媽媽怎樣當理由,說完就氣沖沖離開了。我淋著雨站在校門口,心想艾隆娜是否有權期待所有人都對她好,就算她是錯的也一樣。我是不是應該假裝自己喜歡掃地和拖地,就像假裝自己喜歡玩扮家家酒那樣。
我從來沒有跟艾隆娜說,但我討厭扮家家酒,討厭去她媽媽的房間穿婚紗。我覺得穿死人的衣服或用對方幾個月前還在用的化妝品,把自己打扮成她,感覺很可怕。但扮家家酒是最近的事,而且艾隆娜一直期待妹妹出生,可以陪我弟弟玩。可是她母親過世了,剛生下的妹妹被送到孤兒院,只留下婚紗。我不希望艾隆娜因為我不肯穿那件婚紗或討厭髮夾而難過。當然,我有跟她說我不喜歡扮家家酒的自由,就像我有讓她自己一個人在教室拖地的自由一樣,沒有人可以阻止我。但我決定最好還是跟艾隆娜說實話,即使那會傷了她,也不要只為了讓她開心而說謊。
如果不是左轉去艾隆娜家,我就會右轉。那樣走距離最短,從兩條小巷接到大馬路,正對一家餅乾工房。但這裡又會有一個兩難,因為每天貨車快來的時候,總會有一大群放了學的小孩聚在這裡。如果我選擇右轉回家,就得加入「餅乾行動」。那是我們私下取的代號。我和其他小孩會沿工房外牆站成一排,焦急等待貨車出現,一邊留意門的動靜,一邊豎耳傾聽馬路上的任何異樣,例如腳踏車、馬或馬車經過的聲響。等著等著,工房的門會忽然打開,兩名貨車工人有如扛著地球的亞特拉斯(Atlas)扛著餅乾箱子走出來。這時會有一場小騷動,所有小孩一湧而上,大聲高喊:「貪心鬼呀貪心鬼,餅乾,餅乾,貪心鬼!」原本整整齊齊站成一排的小孩會自動分成兩隊,一群急先鋒伸手亂抓,努力攫住工人的膝蓋,另一群後衛衝到工房大門擋住去路。兩名工人拚命扭動下半身,免得被我們纏住,上半身則是肌肉緊繃,死抓住餅乾箱。但總會有一包餅乾掉出來,小孩就會開始你爭我搶。這時工房經理就會出來,手裡抱著一大堆餅乾,讓所有小孩開心滿意,解散離開。
我有右轉或繼續往前走的自由。如果我選擇右轉,就會遇到上面那些事。期待一個十一歲小孩繼續往前,不去討餅乾,也不去理會從工房開著的窗戶裡飄出來的餅乾香,不僅太過天真,而且也不合理,甚至不公平。期待她直接從其他小孩面前走過,絲毫不管他們質疑的目光,彷彿一點也不在意貨車就快來了,也同樣不合理。但一九九〇年十二月那個不幸下午的前一天晚上,我爸爸媽媽就是要我那樣做。這就是為什麼選擇走哪一條路回家會和自由扯上關係。
從某方面來說,我爸爸媽媽會那樣交代,是我自己不對。我不該像是拿到戰利品似的捧著餅乾回家。但那位新來的工房經理也有錯。她才上任不久,還搞不清楚狀況,誤以為小孩出現只是偶發事件,因此不像之前幾任經理只給每個小孩一塊餅乾,而是每人給一整包。我們察覺到情況有變,也意識到這對接下來幾天的「餅乾行動」可能會有什麼影響,因此沒有立刻把餅乾吃掉,而是趕緊將整包餅乾收進書包裡,趕緊離開。
我承認,我沒想到拿出餅乾、跟爸爸媽媽說餅乾是怎麼來的,他們會這麼大驚小怪,更沒想到自己被問到的第一件事是:「妳有沒有被別人看到?」我當然有被別人看到,而且不只是發餅乾的經理。沒有,我記不清楚她的長相。對,她大概四、五十歲。個子不高不矮,可能是中等身材。頭髮是黑色的,波浪捲,笑容很燦爛、很誠懇。這時,我爸爸忽然臉色發白,雙手抱頭從扶手椅上站了起來。媽媽則是轉身離開客廳,同時示意爸爸跟她一起去廚房。奶奶默默摸著我的頭,正坐在角落吃我給他的餅乾的弟弟察覺氣氛不對,停下嘴巴開始大哭。
他們要我答應以後再也不會在工房那裡逗留,或在外牆邊等候,而且要我開口,說我知道讓工人好好做事很重要,如果每個人都像我這樣,店裡很快就沒餅乾可賣了。互相,爸爸向我強調,社會主義就是建立在互相上。
我答應的當下,就知道自己很難做到。但這也難說,誰曉得呢?至少我得認真去試。於是隔天下午我選擇直走。我沒有右轉,沒有回教室等艾隆娜打掃完一起去她家玩扮家家酒,也沒有繞去拿餅乾。這一切只能怪我自己,因為所有決定都是我做的。我雖然盡了全力,卻還是在錯的時間出現在錯的地方。所有這些自由選擇的結果就是狗可能回來把我咬死,或是我被示威群眾亂腳踏死。
我當然不曉得自己會遇上示威,也不曉得會躲到史達林這裡。要不是我前陣子才在電視上看到其他地方的動亂,可能連眼前這一群人高呼口號,還有警察牽狗跟在一旁的奇怪景象叫做「示威」都不曉得。幾個月前(一九九〇年七月),數十名阿爾巴尼亞人翻牆闖入外國大使館。我想不透怎麼會有人想把自己鎖在使館裡。我們在班上討論過這件事,艾隆娜說曾經有一家人,兩男四女共六個兄弟姊妹,打扮成外國遊客溜進地拉那(Tirana)的義大利大使館,在裡頭的兩個房間住了五年,整整五年。還有一位叫做哈維爾.裴瑞茲.德奎利亞爾(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的遊客,他真的是來我們國家玩的觀光客。他跟翻牆闖進大使館的人談話之後,跟黨說他們想搬去義大利。
我搞不懂艾隆娜在講什麼,便問爸爸是什麼意思。「那些人是流莽,」爸爸說:「電視上有講過。」他接著解釋,流氓(hooligan)是外國字,阿爾巴尼亞文找不到翻譯,也不需要。這些人都是年輕小伙子,性格火爆,去看足球賽會喝得爛醉,然後開始惹麻煩,莫名其妙跟別隊支持者打架、焚燒旗子。他們主要是西方人,不過東方也有。但阿爾巴尼亞既不是東方也不是西方,所以沒有這種人,直到最近。
當我站在史達林身旁看著這一切,腦中閃過的就是流氓兩個字。假如他們是流氓,那他們翻牆闖進大使館、吼警察、破壞公共秩序或拿走雕像的頭,顯然就說得通了。 因為西方的流氓顯然會這樣做。或許他們偷渡來我們國家就是為了惹麻煩。然而,幾個月前翻牆闖進大使館的百分之百不是外國人。這兩群流氓有什麼相同點?
我隱約記得去年發生過一件事,好像叫做柏林圍牆示威。我們在學校討論過,諾拉老師說示威跟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對抗有關。他們都拿著鏡子照對方,但兩面鏡子都是破的,而且跟我們無關。敵人老是想推翻我們的政府,卻也老是失敗。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南斯拉夫和史達林決裂,我們便和南斯拉夫分手。一九六〇年代,赫魯雪夫放棄史達林路線,指控我們國家是「左派民族主義偏差分子」,我們立刻就和蘇聯斷交。一九七〇年代晚期,中國背叛了文化大革命,決定富起來,我們就和中國劃清界線。無所謂。雖然強敵環伺,但我們知道自己站在歷史的正確面。只要敵人威脅我們,黨就會愈強大,愈受人民支持。過去數百年來,我們對抗過強大的帝國,向世人證明了巴爾幹半島上的一個小國也有力量抵禦外侮。如今我們更是身先士卒,努力實現最困難的轉型,從社會主義自由進展到共產主義自由,從公正法治革命國家變成無產社會,讓國家功成身退。
當然,自由是有代價的,諾拉老師說。為了捍衛自由,我們一直孤軍奮戰。如今他們全都付出了代價,他們全都混亂失序,只有我們屹立不搖,並且將繼續成為領頭的榜樣。我們沒有錢也沒有武器,卻繼續對抗東方修正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的誘惑。我們的存在讓所有尊嚴不斷被踐踏的其他小國擁有希望。不僅有生活在公正社會的光榮感,更有無限感激,感謝自己無須面對世界其他地方所遭受的驚恐,孩童不會餓死、凍死或被迫工作。
「你們看這隻手,」說完,諾拉老師舉起右手,表情嚴厲往下說:「這隻手永遠會很堅強,永遠會反擊。為什麼?因為它握過恩維爾同志的手。大會過後,我好幾天沒有洗手,而且就算洗了,力量也永遠都在,永遠不會離開我,直到死亡。」
我想起諾拉老師的手,以及她幾個月前跟我們說過的話。我仍然坐在史達林銅像前的地上整理思緒,想找到勇氣起身找路回家。我試著回想諾拉老師說過的每一個字,回想她告訴我們她握了恩維爾叔叔的手,因此將永遠捍衛自由時,她眉宇間的驕傲與力量。我想像她一樣。我也必須捍衛自己的自由。我一定有辦法克服恐懼。我沒有握過恩維爾叔叔的手,也從來沒見過他,但史達林的腿或許也能給我力量。
我從來沒有思考過自由的意義,直到我抱了史達林。他比我想像得高多了。諾拉老師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分子和修正主義者老愛強調史達林個子小。明明他不比路易十四矮,可是他們從來不提路易十四的身高,這不是很怪嗎?總之,諾拉老師一臉嚴肅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分子老是犯這個錯,注重外表勝過真正重要的事物。史達林是巨人,而且他做了什麼比他個子高矮重要多了。
諾拉老師接著解釋,史達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眼睛會笑。真的嗎?他眼睛會笑?那是因為他嘴唇被臉上兩撇和善的八字鬍遮住了,所以你如果只注意嘴唇,就永遠看不出他是真的在笑還是怎樣。可是你只要一瞥他充滿智慧、洞悉一切的棕色眼眸,馬上就能分辨,對,史達林在笑。有些人不敢和你對視,心裡顯然有事想隱藏。史達林永遠直直看著你。只要他想,或是你表現良好,他眼睛就會笑。他總是穿著樸素外套和棕色鞋子,而且喜歡將右手放在外套左胸底下,彷彿摁著心窩,左手則常插在口袋裡。
「口袋裡?」我們忍不住問:「走路手插口袋不是很沒禮貌嗎?大人老是叫我們走路手不能放口袋裡。」
「那是沒錯,」諾拉說:「但蘇聯很冷,而且――」她補充道:「拿破崙也是一直把手插在口袋裡,就沒有人說他不禮貌。」
「不是口袋,」我怯怯地說:「是馬夾裡,那在當時是有教養的表現。」
諾拉老師沒有理我,直接想跳到下一個問題。
「而且他很矮,」我打斷她說。
「妳怎麼知道?」
「我奶奶跟我說的。」
「她跟妳說了什麼?」
「她跟我說拿破崙很矮,可是當馬克思的老師韓格爾,還是黑格爾,我忘記了,他在見到拿破崙之後,卻說他看見世界精神坐在馬背上。」
「是韓格爾,」諾拉老師糾正我說:「他說得沒錯。拿破崙改變了歐洲,將啟蒙運動的政治體制傳播出去。他是偉人,但史達林比他更偉大。要是馬克思的老師韓格爾見到史達林,當然不是看見他坐在馬背上,或許是站在坦克上吧,他一定也會說自己看見了世界精神。史達林啟發的人更多,不只歐洲,還有非洲和亞洲數百萬的弟兄姊妹。」
「史達林喜歡小孩嗎?」我們問。
「當然喜歡。」
「比列寧還喜歡嗎?」
「和列寧差不多。但史達林的仇敵老是隱瞞這一點,把他形容得比列寧更壞。因為對他們來說,史達林更強大,而且危險幾百倍。列寧只是改變了俄國,史達林卻改變了全世界。所以明明他和列寧一樣喜歡小孩,卻沒有人好好報導這件事。」
「史達林有和恩維爾叔叔一樣喜歡小孩嗎?」
諾拉老師遲疑不答。
「還是他比恩維爾叔叔更喜歡小孩?」
「答案你們都曉得,」她對我們溫暖一笑。
史達林可能真的喜歡小孩,小孩可能也喜歡史達林。但我敢說,百分之百肯定,就在那個濕淋淋的十二月午後,當我連跑帶跳從港口來到文化宮旁的小花園,我對史達林的愛也到達了最頂點。我汗流浹背,全身顫抖,心臟猛力狂跳,感覺就快從嘴裡迸出來了。我拚命跑了快兩公里才看見那座小公園。但當史達林出現在遠方,我就知道自己安全了。他穿著樸素外套和古銅色鞋子站在那裡,右手放在外套底下,彷彿摁著心窩,表情就和往常一樣莊嚴。我停下腳步,左右看了一圈,確定沒人跟著我,接著便走上前去抱住了他。我右臉貼著他的大腿,兩手吃力圍抱他的膝蓋,整個人埋進去像消失了一般。我努力克制呼吸,閉上眼睛開始數數。一、二、三。當我數到卅七時,耳朵裡再也聽不到狗叫聲,示威群眾鞋子踩在水泥地上的巨響也成了遙遠的回音,只有他們的口號偶爾在我周圍迴盪:「自由!民主!自由!民主!」
等我確定自己安全,便放開了史達林。我坐在地上,開始仔細打量他。他鞋子上最後幾滴雨水快要乾了,外套上的油漆也開始褪色。史達林就像諾拉老師形容的那樣,是個古銅色的巨人,手和腳都比我想像得還要巨大。我拉長脖子仰頭往上望,想確認他的上唇真的被八字鬍蓋住,而眼睛會笑。但我沒看到笑容,也沒看到眼睛、嘴唇,甚至八字鬍。史達林的頭被示威的流氓偷走了。
我摀住嘴,差點驚呼出來。史達林竟然被人砍頭了?這位留著和善八字鬍,早在我出生前就矗立在文化宮花園裡的古銅色巨人,韓格爾見到肯定會說他是站在坦克上的世界精神的偉人,怎麼會沒有頭呢?他們到底想要什麼?為何要高喊:「自由!民主!自由!民主!」那是什麼意思?
我從來沒思考過自由,因為沒有必要。我們很自由,甚至自由到我常覺得它很累贅,甚至很危險,就像那天一樣。
我沒想到自己會捲進示威裡。我對示威幾乎沒有概念。幾小時前,我還淋著雨站在校門口準備回家,心想要左轉、右轉,還是直走。我有決定的自由。每條路都各有麻煩,我必須權衡因果,思考可能的影響,然後做決定,而且知道自己之後可能會後悔。
那天我顯然後悔了。我自由選擇走哪條路回家,結果做了錯誤的決定。學校規定班上每天要有四個人當值日生,放學後留下來打掃,但男生通常會找藉口開溜,最後只剩下女生。那天輪到我和好朋友艾隆娜當值日生。平常我和她打掃完就會離開學校,路上遇到坐在街角人行道上賣葵花子的老婆婆,就會停下來問:「我們可以試吃嗎?妳賣的葵花子是有鹽還是無鹽?烤過還是沒烤過的?」聽到這話,老婆婆就會打開她帶來的三只袋子,裡頭是有鹽烤過的、無鹽烤過的和無鹽沒烤過的葵花子,而我們會每個都試一點。只要手上有點錢,選擇就很多。
之後,我們就會啃著葵花子左轉朝艾隆娜家走,然後用她掛在母親項鍊上、收在制服裡的生鏽鑰匙開門,而且那門有一點難開。接下來我們就得選擇玩什麼遊戲。十二月很簡單,因為全國歌唱比賽每年都是那時開始,所以我們會自己編歌,假裝去上全國節目。我負責寫歌詞、艾隆娜唱,有時我也會用大木匙敲鍋子當成打鼓伴奏。但最近艾隆娜對歌唱比賽沒興趣了,比較喜歡玩扮家家酒,因此常叫我放下廚房裡的鍋子,跟她一起待在父母親的房間,試別她媽媽的髮夾、穿她的舊婚紗、用她的化妝品,並且假裝替洋娃娃餵奶,直到中飯時間。這時我就得決定,是要順著艾隆娜的心意繼續玩扮家家酒,還是說服她一起去煎蛋。如果沒有蛋,那是要吃麵包沾橄欖油,還是只吃麵包。不過,這些都是雞毛蒜皮的選擇。
那天真正讓我左右為難的,是我和艾隆娜為了打掃教室吵了一架。她堅持我們兩個不只要掃地還要拖地,否則就別想拿到那個月的最佳清潔值日生獎。她媽媽很在意這個獎。我說我們都是奇數日掃地,偶數日掃地和拖地。今天是奇數日,所以只要掃地就好,既能早點回家,又還是可以拿獎。她說可是老師不那樣想,而且還提醒我上回就是因為打掃馬虎,才害我爸爸媽媽被叫到學校來。我說才不是因為我打掃馬虎,而是週一糾察隊發現我指甲太長了。她說那才不重要,總之打掃教室就是既要掃地又要拖地,否則就算月底拿到獎,感覺也是作弊。而且,她接著又用理所當然的語氣說,她都是這樣打掃家裡,因為她媽媽就是這樣做。我告訴艾隆娜,她不能每次都用她媽媽怎樣當理由,說完就氣沖沖離開了。我淋著雨站在校門口,心想艾隆娜是否有權期待所有人都對她好,就算她是錯的也一樣。我是不是應該假裝自己喜歡掃地和拖地,就像假裝自己喜歡玩扮家家酒那樣。
我從來沒有跟艾隆娜說,但我討厭扮家家酒,討厭去她媽媽的房間穿婚紗。我覺得穿死人的衣服或用對方幾個月前還在用的化妝品,把自己打扮成她,感覺很可怕。但扮家家酒是最近的事,而且艾隆娜一直期待妹妹出生,可以陪我弟弟玩。可是她母親過世了,剛生下的妹妹被送到孤兒院,只留下婚紗。我不希望艾隆娜因為我不肯穿那件婚紗或討厭髮夾而難過。當然,我有跟她說我不喜歡扮家家酒的自由,就像我有讓她自己一個人在教室拖地的自由一樣,沒有人可以阻止我。但我決定最好還是跟艾隆娜說實話,即使那會傷了她,也不要只為了讓她開心而說謊。
如果不是左轉去艾隆娜家,我就會右轉。那樣走距離最短,從兩條小巷接到大馬路,正對一家餅乾工房。但這裡又會有一個兩難,因為每天貨車快來的時候,總會有一大群放了學的小孩聚在這裡。如果我選擇右轉回家,就得加入「餅乾行動」。那是我們私下取的代號。我和其他小孩會沿工房外牆站成一排,焦急等待貨車出現,一邊留意門的動靜,一邊豎耳傾聽馬路上的任何異樣,例如腳踏車、馬或馬車經過的聲響。等著等著,工房的門會忽然打開,兩名貨車工人有如扛著地球的亞特拉斯(Atlas)扛著餅乾箱子走出來。這時會有一場小騷動,所有小孩一湧而上,大聲高喊:「貪心鬼呀貪心鬼,餅乾,餅乾,貪心鬼!」原本整整齊齊站成一排的小孩會自動分成兩隊,一群急先鋒伸手亂抓,努力攫住工人的膝蓋,另一群後衛衝到工房大門擋住去路。兩名工人拚命扭動下半身,免得被我們纏住,上半身則是肌肉緊繃,死抓住餅乾箱。但總會有一包餅乾掉出來,小孩就會開始你爭我搶。這時工房經理就會出來,手裡抱著一大堆餅乾,讓所有小孩開心滿意,解散離開。
我有右轉或繼續往前走的自由。如果我選擇右轉,就會遇到上面那些事。期待一個十一歲小孩繼續往前,不去討餅乾,也不去理會從工房開著的窗戶裡飄出來的餅乾香,不僅太過天真,而且也不合理,甚至不公平。期待她直接從其他小孩面前走過,絲毫不管他們質疑的目光,彷彿一點也不在意貨車就快來了,也同樣不合理。但一九九〇年十二月那個不幸下午的前一天晚上,我爸爸媽媽就是要我那樣做。這就是為什麼選擇走哪一條路回家會和自由扯上關係。
從某方面來說,我爸爸媽媽會那樣交代,是我自己不對。我不該像是拿到戰利品似的捧著餅乾回家。但那位新來的工房經理也有錯。她才上任不久,還搞不清楚狀況,誤以為小孩出現只是偶發事件,因此不像之前幾任經理只給每個小孩一塊餅乾,而是每人給一整包。我們察覺到情況有變,也意識到這對接下來幾天的「餅乾行動」可能會有什麼影響,因此沒有立刻把餅乾吃掉,而是趕緊將整包餅乾收進書包裡,趕緊離開。
我承認,我沒想到拿出餅乾、跟爸爸媽媽說餅乾是怎麼來的,他們會這麼大驚小怪,更沒想到自己被問到的第一件事是:「妳有沒有被別人看到?」我當然有被別人看到,而且不只是發餅乾的經理。沒有,我記不清楚她的長相。對,她大概四、五十歲。個子不高不矮,可能是中等身材。頭髮是黑色的,波浪捲,笑容很燦爛、很誠懇。這時,我爸爸忽然臉色發白,雙手抱頭從扶手椅上站了起來。媽媽則是轉身離開客廳,同時示意爸爸跟她一起去廚房。奶奶默默摸著我的頭,正坐在角落吃我給他的餅乾的弟弟察覺氣氛不對,停下嘴巴開始大哭。
他們要我答應以後再也不會在工房那裡逗留,或在外牆邊等候,而且要我開口,說我知道讓工人好好做事很重要,如果每個人都像我這樣,店裡很快就沒餅乾可賣了。互相,爸爸向我強調,社會主義就是建立在互相上。
我答應的當下,就知道自己很難做到。但這也難說,誰曉得呢?至少我得認真去試。於是隔天下午我選擇直走。我沒有右轉,沒有回教室等艾隆娜打掃完一起去她家玩扮家家酒,也沒有繞去拿餅乾。這一切只能怪我自己,因為所有決定都是我做的。我雖然盡了全力,卻還是在錯的時間出現在錯的地方。所有這些自由選擇的結果就是狗可能回來把我咬死,或是我被示威群眾亂腳踏死。
我當然不曉得自己會遇上示威,也不曉得會躲到史達林這裡。要不是我前陣子才在電視上看到其他地方的動亂,可能連眼前這一群人高呼口號,還有警察牽狗跟在一旁的奇怪景象叫做「示威」都不曉得。幾個月前(一九九〇年七月),數十名阿爾巴尼亞人翻牆闖入外國大使館。我想不透怎麼會有人想把自己鎖在使館裡。我們在班上討論過這件事,艾隆娜說曾經有一家人,兩男四女共六個兄弟姊妹,打扮成外國遊客溜進地拉那(Tirana)的義大利大使館,在裡頭的兩個房間住了五年,整整五年。還有一位叫做哈維爾.裴瑞茲.德奎利亞爾(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的遊客,他真的是來我們國家玩的觀光客。他跟翻牆闖進大使館的人談話之後,跟黨說他們想搬去義大利。
我搞不懂艾隆娜在講什麼,便問爸爸是什麼意思。「那些人是流莽,」爸爸說:「電視上有講過。」他接著解釋,流氓(hooligan)是外國字,阿爾巴尼亞文找不到翻譯,也不需要。這些人都是年輕小伙子,性格火爆,去看足球賽會喝得爛醉,然後開始惹麻煩,莫名其妙跟別隊支持者打架、焚燒旗子。他們主要是西方人,不過東方也有。但阿爾巴尼亞既不是東方也不是西方,所以沒有這種人,直到最近。
當我站在史達林身旁看著這一切,腦中閃過的就是流氓兩個字。假如他們是流氓,那他們翻牆闖進大使館、吼警察、破壞公共秩序或拿走雕像的頭,顯然就說得通了。 因為西方的流氓顯然會這樣做。或許他們偷渡來我們國家就是為了惹麻煩。然而,幾個月前翻牆闖進大使館的百分之百不是外國人。這兩群流氓有什麼相同點?
我隱約記得去年發生過一件事,好像叫做柏林圍牆示威。我們在學校討論過,諾拉老師說示威跟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對抗有關。他們都拿著鏡子照對方,但兩面鏡子都是破的,而且跟我們無關。敵人老是想推翻我們的政府,卻也老是失敗。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南斯拉夫和史達林決裂,我們便和南斯拉夫分手。一九六〇年代,赫魯雪夫放棄史達林路線,指控我們國家是「左派民族主義偏差分子」,我們立刻就和蘇聯斷交。一九七〇年代晚期,中國背叛了文化大革命,決定富起來,我們就和中國劃清界線。無所謂。雖然強敵環伺,但我們知道自己站在歷史的正確面。只要敵人威脅我們,黨就會愈強大,愈受人民支持。過去數百年來,我們對抗過強大的帝國,向世人證明了巴爾幹半島上的一個小國也有力量抵禦外侮。如今我們更是身先士卒,努力實現最困難的轉型,從社會主義自由進展到共產主義自由,從公正法治革命國家變成無產社會,讓國家功成身退。
當然,自由是有代價的,諾拉老師說。為了捍衛自由,我們一直孤軍奮戰。如今他們全都付出了代價,他們全都混亂失序,只有我們屹立不搖,並且將繼續成為領頭的榜樣。我們沒有錢也沒有武器,卻繼續對抗東方修正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的誘惑。我們的存在讓所有尊嚴不斷被踐踏的其他小國擁有希望。不僅有生活在公正社會的光榮感,更有無限感激,感謝自己無須面對世界其他地方所遭受的驚恐,孩童不會餓死、凍死或被迫工作。
「你們看這隻手,」說完,諾拉老師舉起右手,表情嚴厲往下說:「這隻手永遠會很堅強,永遠會反擊。為什麼?因為它握過恩維爾同志的手。大會過後,我好幾天沒有洗手,而且就算洗了,力量也永遠都在,永遠不會離開我,直到死亡。」
我想起諾拉老師的手,以及她幾個月前跟我們說過的話。我仍然坐在史達林銅像前的地上整理思緒,想找到勇氣起身找路回家。我試著回想諾拉老師說過的每一個字,回想她告訴我們她握了恩維爾叔叔的手,因此將永遠捍衛自由時,她眉宇間的驕傲與力量。我想像她一樣。我也必須捍衛自己的自由。我一定有辦法克服恐懼。我沒有握過恩維爾叔叔的手,也從來沒見過他,但史達林的腿或許也能給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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