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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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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又名《吳子兵法》,是戰國初期著名的法家與軍事家吳起傳世的兵法著作,早在戰國時期就和《孫子兵法》齊名,在先秦諸兵書特別是《孫子兵法》的基礎上有不少新的發展,其中提出的戰略、戰術、治軍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宋朝時更為武舉試者必讀之書。本書原文依據《百子全書》本,詳為校勘注譯,各篇均重新標點分段,有助讀者閱讀理解。書後並蒐集有與吳起及《吳子》相關的資料輯要,讀者可以藉此對今本《吳子》的思想與作者問題有進一步的認識。
作者簡介
注譯者:
王雲路,中國古典文獻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古漢語、訓詁學、詞匯學方向的研究。現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古籍研究所副所長,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訓詁學會副會長。代表作有《中古漢語語詞例釋》《漢魏六朝詩歌語言論稿》《中古漢語詞匯史》等。曾獲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教育部優秀社科成果獎等多項獎勵。
王雲路,中國古典文獻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古漢語、訓詁學、詞匯學方向的研究。現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古籍研究所副所長,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訓詁學會副會長。代表作有《中古漢語語詞例釋》《漢魏六朝詩歌語言論稿》《中古漢語詞匯史》等。曾獲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教育部優秀社科成果獎等多項獎勵。
序
導 讀
《吳子》相傳為戰國時吳起所著。《韓非子‧五蠹》篇曰:「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可見《吳子》一書自古即與《孫武兵法》齊名,早在戰國末就已流行民間。《漢書‧藝文志》記載《吳子》共有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記為一卷,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則記為三卷。現存《吳子》只有六篇,即〈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可見《吳子》在流傳過程中大部分亡佚了。
《吳子》一書的作者是誰,歷來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人認為作者是吳起;有人認為是吳起的門人或幕僚筆錄而成;有人認為是戰國時人掇拾成編的;清代以來有人認為是後人偽托或雜抄而成的。要完全弄清這個問題絕非易事,這裡僅談幾點看法。
第一,《吳子》的作者當是吳起。吳起(?~前三八一年),衛國人,是戰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初任魯將,大破齊軍。繼任魏將,「擊秦,拔五城」,戰功卓著,被魏文侯任命為西河守,吳起在西河二十三年,整軍備武,使魏國成為當時一個強大的諸侯國。魏文侯死後,吳起受到舊貴族的排擠離間,被迫來到楚國,楚悼王重用吳起為令尹,吳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 之士。」「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使楚國又成為諸侯國中的強者。西元前三八一年,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被亂箭射殺。《史記》中有〈孫子吳起列傳〉。今本《吳子》中有些內容,與《史記》中的一些記載相吻合。如吳子曾在他的老師曾子(據郭沫若考證,曾子指曾申而不是曾參,見《青銅時代‧述吳起》)門下受業,因而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吳子》一書在論述治軍時,常涉及「仁」、「義」、「禮」、「教」等儒家學說。《史記》中記載吳起在魏、楚等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明法審令」、「廢公族疏遠者」等,這與《吳子》主張「以治為勝」、「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見〈治兵〉)的觀點相一致。《史記》中記載吳起曾與魏武侯有過一則對話:「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這與《吳子‧圖國》篇中所論及的道、義、禮、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的思想是相通的。《史記》記載:「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吳子‧治兵》篇曰:「與之安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名曰父子之兵。」這種愛兵、施恩於士卒的思想在兩書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因而可以說《吳子》是吳起在繼承前人兵法的基礎上,對以往戰爭和他自己戰爭實踐的經驗總結,現存六篇,從其記載的內容看,當是吳起在魏時所著。
第二,今本《吳子》六篇很可能已不是《史記》、《漢書》中所著錄的《吳起兵法》的原貌,把它看作為《吳起兵法》的部分內容是可以的。首先,《吳子》流傳甚廣,歷代人都研讀這部書,並不斷進行加工整理,因而語言較為淺顯易懂;其次,《吳子》中有些內容是他人或後人加上去的。比如〈圖國〉篇記述吳起「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勵士〉篇記述吳起作戰的經過:「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這些都與對話記錄式的文體有所不同,也不像吳起自書的語氣。因而明人胡應麟曰:「《吳起》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戰國人掇其議論成篇,非後世偽作也。」此亦可為一說。
第三,認為《吳子》是後人偽托的說法根據不很充分。
宋代的一些學者如晁公武、王應麟等都認為《吳子》為吳起所撰,明代的宋濂在《諸子辯》中也明確肯定:「《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清代以來的一些學者開始認為《吳子》是偽書,如姚鼐、姚際恆、章太炎以及郭沫若等,茲對其論據作一簡要分析。姚鼐說,魏晉以後才以「笳笛」為軍樂,吳起在其著作中不可能寫出「夜以金鼓笳笛為節」的話。前面已經提到,《吳子》中有後人添加的內容,〈應變〉篇中的「笳笛」應該屬於這類情況。需要指出的是,戰國末或秦漢間成書的《六韜》中已有「夜則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的描寫,說明「笳」用於軍隊的年代,並不像姚鼐說的那麼晚。姚際恆《古今偽書考》認為《吳子》「其論膚淺,自是擬托。中有『屠城』之語,尤為可惡。」黃雲眉《古今偽書考補正》也有相同的看法。其實,〈圖國〉篇中「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的「屠城」,並非屠殺城中百姓之義,而是攻陷敵城之義,不能僅從字面來理解。在〈應變〉一篇中,吳起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這些語句可以為「屠城」一語作注。郭沫若《青銅時代‧述吳起》認為:「今存《吳子》實可斷言為偽。以筆調覘之,大率西漢中葉時人之所依托。」如前所述,《吳子》與《孫子兵法》一樣,早在戰國後期就已廣為流傳,兩漢時仍然風行於世,西漢司馬遷在《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記載說:「天子(指漢武帝)嘗欲教之(指霍去病)孫、吳兵法。」東漢班固在《漢書》中多次提到孫、吳兵法;南朝宋史學家范曄著《後漢書》,在〈馮衍列傳上〉載錄了馮衍向東漢名將鮑永提出「觀孫、吳之策」,即閱讀孫武、吳起的兵書的建議,可見從戰國以來,一直到東漢,《吳起兵法》不僅沒有失傳,而且還得到了軍事家和有識之士的重視。「西漢中葉時人之所依托」的論斷恐怕難以成立。也有學者如章太炎認為《吳子》為「六朝人偽托」。從三國時人賈翊曾給《吳起兵法》作注以及諸葛亮〈後出師表〉、《三國志》裴注引王沈《魏書》、《世說新語‧識鑒》和《晉書‧李玄盛傳》等典籍中記載的兵家學習和運用「孫吳兵法」的大量史實來看,這一說法同樣是值得商榷的。
總之,關於本書的作者問題,還有待作進一步的研究。我們的初步看法是,現存的《吳子》一書源於吳起,但經過了歷代的加工潤色,已非原貌。但不管是誰所著,都是前人留下的寶貴遺產,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
《吳子》一書中所反映的軍事思想內容很豐富,概括起來有這樣幾點:
一是「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戰略思想。吳起認為:政治和軍事具有內在聯繫,二者必須結合起來加以考察,不可偏廢。他一方面強調,必須在國家和軍隊內部實現協調和統一時,才能對外用兵,指出國家如有「不和於國」、「不和於軍」等「四不和」時,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強調必須加強國家的軍事力量,提出要在強大的常備軍的基礎上,組建和訓練一支精悍的能攻善守的骨幹武裝。這就是吳起「文德」與「武備」兼重的戰略指導思想。
二是知己知彼,隨機應變的戰術思想。吳起繼承了孫武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思想,強調通過調查研究,掌握敵情,反對主觀臆斷。在〈料敵〉篇中強調了了解和分析敵情的重要意義,並且具體指出了有八種情況可以毫不遲疑地與敵交戰,而處於六種情況下的國家,則不可輕易與之作戰。吳起強調作戰時將帥必須根據敵情和天時、地利等情況的變化,採取隨機應變的戰略戰術。在〈應變〉篇具體論述了在倉猝遇敵、敵眾我寡、敵據險堅守、敵斷我後路、四面受敵以及敵人突然進犯等情況下的應急方法和取勝的策略。
三是「以治為勝」、「教戒為先」的治軍思想。〈治兵〉、〈論將〉和〈勵士〉三篇主要闡述了吳起的治軍思想。他認為,軍隊能否打勝仗,不完全取決於數量上的優勢,重要的是依靠隊伍的質量,提出了兵「不在寡眾」,「以治為勝」的著名主張。軍隊質量高的標準是:要有能幹的將領,有經過嚴格訓練的兵士,有統一的號令,有嚴明的賞罰。吳起注重選拔「良將」,重視將帥的作用和謀略,強調好的將帥應有優良的品質和作風。他十分重視部隊的軍事訓練,認為這關係到戰爭的勝敗。提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訓練方法,以提高實際作戰能力。
《吳子》(《吳起兵法》)早在戰國時期就和《孫子兵法》齊名,在先秦諸兵書特別是《孫子兵法》的基礎上有不少新的發展,是一部較有價值的兵書,對後世影響很大。宋神宗年間,《吳子》被官方列入《武經七書》,頒行武學,為武舉試士者所必讀,頗受重視。現有英、日、法、俄等文字譯本。
這個譯注本的原文,採用《百子全書》(掃葉山房一九一九年石印本)本,並以《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本武經七書》本《吳子》參校,改正個別明顯的錯字。各篇下均重新標點、分段。
《吳子》相傳為戰國時吳起所著。《韓非子‧五蠹》篇曰:「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可見《吳子》一書自古即與《孫武兵法》齊名,早在戰國末就已流行民間。《漢書‧藝文志》記載《吳子》共有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記為一卷,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則記為三卷。現存《吳子》只有六篇,即〈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可見《吳子》在流傳過程中大部分亡佚了。
《吳子》一書的作者是誰,歷來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人認為作者是吳起;有人認為是吳起的門人或幕僚筆錄而成;有人認為是戰國時人掇拾成編的;清代以來有人認為是後人偽托或雜抄而成的。要完全弄清這個問題絕非易事,這裡僅談幾點看法。
第一,《吳子》的作者當是吳起。吳起(?~前三八一年),衛國人,是戰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初任魯將,大破齊軍。繼任魏將,「擊秦,拔五城」,戰功卓著,被魏文侯任命為西河守,吳起在西河二十三年,整軍備武,使魏國成為當時一個強大的諸侯國。魏文侯死後,吳起受到舊貴族的排擠離間,被迫來到楚國,楚悼王重用吳起為令尹,吳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 之士。」「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使楚國又成為諸侯國中的強者。西元前三八一年,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被亂箭射殺。《史記》中有〈孫子吳起列傳〉。今本《吳子》中有些內容,與《史記》中的一些記載相吻合。如吳子曾在他的老師曾子(據郭沫若考證,曾子指曾申而不是曾參,見《青銅時代‧述吳起》)門下受業,因而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吳子》一書在論述治軍時,常涉及「仁」、「義」、「禮」、「教」等儒家學說。《史記》中記載吳起在魏、楚等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明法審令」、「廢公族疏遠者」等,這與《吳子》主張「以治為勝」、「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見〈治兵〉)的觀點相一致。《史記》中記載吳起曾與魏武侯有過一則對話:「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這與《吳子‧圖國》篇中所論及的道、義、禮、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的思想是相通的。《史記》記載:「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吳子‧治兵》篇曰:「與之安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名曰父子之兵。」這種愛兵、施恩於士卒的思想在兩書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因而可以說《吳子》是吳起在繼承前人兵法的基礎上,對以往戰爭和他自己戰爭實踐的經驗總結,現存六篇,從其記載的內容看,當是吳起在魏時所著。
第二,今本《吳子》六篇很可能已不是《史記》、《漢書》中所著錄的《吳起兵法》的原貌,把它看作為《吳起兵法》的部分內容是可以的。首先,《吳子》流傳甚廣,歷代人都研讀這部書,並不斷進行加工整理,因而語言較為淺顯易懂;其次,《吳子》中有些內容是他人或後人加上去的。比如〈圖國〉篇記述吳起「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勵士〉篇記述吳起作戰的經過:「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這些都與對話記錄式的文體有所不同,也不像吳起自書的語氣。因而明人胡應麟曰:「《吳起》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戰國人掇其議論成篇,非後世偽作也。」此亦可為一說。
第三,認為《吳子》是後人偽托的說法根據不很充分。
宋代的一些學者如晁公武、王應麟等都認為《吳子》為吳起所撰,明代的宋濂在《諸子辯》中也明確肯定:「《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清代以來的一些學者開始認為《吳子》是偽書,如姚鼐、姚際恆、章太炎以及郭沫若等,茲對其論據作一簡要分析。姚鼐說,魏晉以後才以「笳笛」為軍樂,吳起在其著作中不可能寫出「夜以金鼓笳笛為節」的話。前面已經提到,《吳子》中有後人添加的內容,〈應變〉篇中的「笳笛」應該屬於這類情況。需要指出的是,戰國末或秦漢間成書的《六韜》中已有「夜則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的描寫,說明「笳」用於軍隊的年代,並不像姚鼐說的那麼晚。姚際恆《古今偽書考》認為《吳子》「其論膚淺,自是擬托。中有『屠城』之語,尤為可惡。」黃雲眉《古今偽書考補正》也有相同的看法。其實,〈圖國〉篇中「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的「屠城」,並非屠殺城中百姓之義,而是攻陷敵城之義,不能僅從字面來理解。在〈應變〉一篇中,吳起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這些語句可以為「屠城」一語作注。郭沫若《青銅時代‧述吳起》認為:「今存《吳子》實可斷言為偽。以筆調覘之,大率西漢中葉時人之所依托。」如前所述,《吳子》與《孫子兵法》一樣,早在戰國後期就已廣為流傳,兩漢時仍然風行於世,西漢司馬遷在《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記載說:「天子(指漢武帝)嘗欲教之(指霍去病)孫、吳兵法。」東漢班固在《漢書》中多次提到孫、吳兵法;南朝宋史學家范曄著《後漢書》,在〈馮衍列傳上〉載錄了馮衍向東漢名將鮑永提出「觀孫、吳之策」,即閱讀孫武、吳起的兵書的建議,可見從戰國以來,一直到東漢,《吳起兵法》不僅沒有失傳,而且還得到了軍事家和有識之士的重視。「西漢中葉時人之所依托」的論斷恐怕難以成立。也有學者如章太炎認為《吳子》為「六朝人偽托」。從三國時人賈翊曾給《吳起兵法》作注以及諸葛亮〈後出師表〉、《三國志》裴注引王沈《魏書》、《世說新語‧識鑒》和《晉書‧李玄盛傳》等典籍中記載的兵家學習和運用「孫吳兵法」的大量史實來看,這一說法同樣是值得商榷的。
總之,關於本書的作者問題,還有待作進一步的研究。我們的初步看法是,現存的《吳子》一書源於吳起,但經過了歷代的加工潤色,已非原貌。但不管是誰所著,都是前人留下的寶貴遺產,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
《吳子》一書中所反映的軍事思想內容很豐富,概括起來有這樣幾點:
一是「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戰略思想。吳起認為:政治和軍事具有內在聯繫,二者必須結合起來加以考察,不可偏廢。他一方面強調,必須在國家和軍隊內部實現協調和統一時,才能對外用兵,指出國家如有「不和於國」、「不和於軍」等「四不和」時,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強調必須加強國家的軍事力量,提出要在強大的常備軍的基礎上,組建和訓練一支精悍的能攻善守的骨幹武裝。這就是吳起「文德」與「武備」兼重的戰略指導思想。
二是知己知彼,隨機應變的戰術思想。吳起繼承了孫武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思想,強調通過調查研究,掌握敵情,反對主觀臆斷。在〈料敵〉篇中強調了了解和分析敵情的重要意義,並且具體指出了有八種情況可以毫不遲疑地與敵交戰,而處於六種情況下的國家,則不可輕易與之作戰。吳起強調作戰時將帥必須根據敵情和天時、地利等情況的變化,採取隨機應變的戰略戰術。在〈應變〉篇具體論述了在倉猝遇敵、敵眾我寡、敵據險堅守、敵斷我後路、四面受敵以及敵人突然進犯等情況下的應急方法和取勝的策略。
三是「以治為勝」、「教戒為先」的治軍思想。〈治兵〉、〈論將〉和〈勵士〉三篇主要闡述了吳起的治軍思想。他認為,軍隊能否打勝仗,不完全取決於數量上的優勢,重要的是依靠隊伍的質量,提出了兵「不在寡眾」,「以治為勝」的著名主張。軍隊質量高的標準是:要有能幹的將領,有經過嚴格訓練的兵士,有統一的號令,有嚴明的賞罰。吳起注重選拔「良將」,重視將帥的作用和謀略,強調好的將帥應有優良的品質和作風。他十分重視部隊的軍事訓練,認為這關係到戰爭的勝敗。提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訓練方法,以提高實際作戰能力。
《吳子》(《吳起兵法》)早在戰國時期就和《孫子兵法》齊名,在先秦諸兵書特別是《孫子兵法》的基礎上有不少新的發展,是一部較有價值的兵書,對後世影響很大。宋神宗年間,《吳子》被官方列入《武經七書》,頒行武學,為武舉試士者所必讀,頗受重視。現有英、日、法、俄等文字譯本。
這個譯注本的原文,採用《百子全書》(掃葉山房一九一九年石印本)本,並以《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本武經七書》本《吳子》參校,改正個別明顯的錯字。各篇下均重新標點、分段。
目次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附 圖
導 讀
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附 錄
吳起與《吳子》相關資料輯要
附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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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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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起與《吳子》相關資料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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