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新論(平)

河南濟源縣人，民前五年生。燕京大學畢業。後赴法國巴黎大學深造，得文學博士學位。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曾赴新加坡講學六年。著有《紅樓夢研究》、《文學新論》、《文學與生活》、《陶淵明評論》、《杜甫作品繫年》、《詩經通釋》、《詩經研究》、《文學欣賞新途徑》、《文學研究新途徑》、《怎樣寫好國語文實驗報告》等著作。

二十年後來讀自己二十年前舊作，頗有隔世之感；同時，又感到欣慰。欣慰的是自己沒有停滯不前，繼續研究，且頗有進步。就拿「詩經」研究來說，那時只發現「詩經」是「士」這一類人物所寫，想不到二十年後，發現是一個作者，而且是尹吉甫一個人的自傳。透過他的自傳，讓我們曉得周宣王三年到周幽王七年這五十年間的史事。我將三百篇重新作一編排，重新作一解釋，完成了拙著「詩經通釋」與「詩經研究」兩部著述（此二書均由水牛出版社印行）。二十年前是「意識決定一切」在領導我，二十年後仍是「意識決定一切」來領導我，使我發現了別人所不能發現的。西語說「良好的開始，成功就有了一半」，四十年來的經驗，讓我更加相信這句話是真理。因為路子走對了，走一步有一步的成就，走一步也可以作為下一步的基礎，日積月累，自然就有結果。這部書裡「歌謠時期」一章，自然是粗疏的發現，但就由此發現作基礎，一步一步又發現了作者尹吉甫，這樣使「詩經」整個面目為之改觀。我不敢說這種發現就是真理，最低限度，發現了前人許許多多的錯誤，而致以後研究「詩經」的人不再走錯誤的道路。

 

二十年後來溫二十年前舊作，感到自己的總路線不僅沒有改變，而且加深。比如我原給文學下的定義是「凡作者的意識用意象來表現，而表現時以文字為工具的，謂之文學」。當初指出文學有三種要素：一是意識，二是意象，三是文字。現在對文學有了加深的了解，定義改為「凡作者的意識用意象來表現，而表現時有其特定對象，並以文字為工具的，謂之文學」。經二十年來的研究與師大同學們的討論，現今認為有六種要素：一是作者，二是意識，三是意象，四是表現，五是對象，六是文字。這樣對文學的全面才可認識，也可解決文學上的一切問題。

 

唯一遺憾的是我在初版自序說：「從民國三十七年的秋季，我決定一個十年的讀書計劃。在這十年內，我想完成六部著作：一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二是「三百篇研究」，三是「屈原研究」，四是「陶淵明評論」，五是「杜甫研究」，六是「金瓶梅詞話研究」。二十七年來，真正完成的只有三部：一是「陶淵明評論」（亦由東大圖書公司印行）、二是「詩經通釋」、三是「詩經研究」，而「杜甫研究」僅完成「杜甫作品繫年」的大半，其他都還沒有動手。此中原因並不是由於懈，而是真正鑽進學問後，才知道求「真知」之難！我已是望七的人，不敢再有什麼計劃了，祇求上帝保祐，使我身體健康，走到那一步就算那一步，只要是在求「真知」也就滿意了！

 

此書最後「民生史觀文學論」原分上、中、下三章，今改為六章：即歌謠時期、宗經時期、詠懷時期、傳奇時期、平話時期與結論。逭樣與上章「中國文學史分期的嘗試」正相連接，給讀者的印象較為清楚。原有「毛澤東文藝路線的批判」一章整個刪去，因為這一章擺在這裡好像不倫不類。其他改動之處尚多，不克一一列舉，但整體看來，比初版時要完整得多，尚請讀者鑒諒指正！

 

「書評與文評」的作者沈謙君給此書作最後一校，免去許多錯誤，深為感激，誌此不忘。

 

民國六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李辰冬序於臺北。

 

 

從民國三十七年的秋季，我決定了一個十年的讀書計劃。在這十年內，我想完成六部著作：一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二是三百篇研究，三是屈原研究，四是陶淵明評論，五是杜甫研究，六是金瓶梅詞話研究。我所以要寫這幾部著述，是想證明我二十年來一直相信的一句真理──「意識決定一切」。我相信：意識決定文學的內容與形式；意識決定文學的價值；意識決定表現的技巧；意識是美感與共鳴的基礎；最後人類意識的組合是文藝作品的最大功用。我由意識，給陶淵明的作品編了一個繫年；由意識掘出了陶淵明的血統、家庭、思想、友朋、個性以及由這些原素組成他的個人意識；由意識，給陶淵明勾出了一個時代，並且認清了他與同時代作家的異同，以及他在那一時代中的地位；由意識，確定了陶淵明在人類的心靈上起了怎樣的影響，換言之，也就是他對人類有什麼樣的價值，以及他能以影響某些人與不能影響某些人的原因。尤其重要的，是說明了什麼是美感與共鳴的基礎，這是美學上的一個重大問題。由意識，闡述了陶淵明是用怎樣的技巧來表現他的意識以及他的藝術造詣；最後，由意識，決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這是我研究陶淵明的成果。由於這部書的鼓勵，使我大膽地來從事更廣大的嘗試園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寫作。同樣，由意識，我給中國文學史重新分了五個時期：一是歌謠時期（即一般所謂的詩經時期），二是宗經時期（從屈原到曹植），三是詠懷時期（從阮籍到李白），四是傳奇時期（從杜甫到文天祥），五是平話時期（從關漢卿到劉鶚）。由意識，我來解釋為什麼要用這樣的五個名稱。由意識，我來分析這五個時期的社會背景。由意識，我來說明各個作家的不同面目以及他與同時代或另一時代作家之所以異同的原因。由意識，我來指出這五個時期的文學特徵。最後，由意識，推斷中國新文學的將來。將中國文學發展史完成後，我再從事三百篇、屈賦、杜詩、金瓶梅詞話等的研究。文學史是史的陳述，追究文學所以演變的原因以及它的演變法則，其他五部研究，每部代表一個時期，從橫剖面的深入以與史的發展相印證。這六部作品完成後，我想對於文學，不論縱剖面或橫截面，或許有相當的認識，那時再寫一部文學理論的書，將這六部書中的原理法則綜合起來，作一有系統的陳述，對文學可能不會再說外行話了。

 

這部理論研究的完成，本來放在最後；可是現在因為時勢的需要，提前了寫作。近些年來我讀了一點書；然愈讀書，使我寫作的膽量愈小。我現在遵從一個原則：就是不說一句沒有根據的話。總是先集了許許多多的證據，然後再在這些證據上得一個結論。這樣的寫法，將文章寫成考據文了；考據文是不受人歡迎的。惟為當前的需要，又不能不將文章寫得通俗些。就在這通俗與深入上，使我十分苦惱。幾次我想毀了諾言，停止這部書的寫作；但事實的需要，又逼得非寫不可。我就在這收集證據而又刪去證據的苦惱下，完成了這部書。我不希望有什麼新的見解，祇盼望不要離開證據而說話。然為通俗起見，已將證據刪去了十之八九。這些年來我讀的都是中國書，所以一切結論，都從中國的文學作品中得來；對西洋作品，盡可能不提，因為不十分知道的我不敢再提了。

 

在這部書的完成中，我第一要感謝的，就是虞君質與梁實秋兩位先生。君質先生的學問見識，使我非常欽佩，這部書如能免去許多重大的錯誤，是受他的指正。我的文章，不經過他看是不敢發表的。實秋先生是領導我走向文學理論道路上的人。民國十六、七年間，他在新月上發表的理論文章，都給我很大的影響，我之決定研究文學理論，就由這時起。三十八年到台灣後，我所寫的如「陶淵明評論」、「中國文學發展史」，都經過他的指導。尤其是這部「文學新論」，化去他的寶貴時間更多。其次，沈剛伯、蘇雪林、謝冰瑩、蔣碧薇、高仲華、田伯蒼、鄭因百（騫）、趙友培諸先生或給我以鼓勵，或給我以正誤，都應誌之不忘。這部稿子的修改，不下七次，而內子王志敬是一位喜好整潔的人，每次改正後，她都給我重抄一遍，使我非常感動；可是最後一次改正時，她病了，她的至友趙承芬小姐，用娟秀挺拔的字，將這部二十萬字的稿子重新又寫一遍，更使我感激不盡！

 

最後，要特別感謝的，還是張道藩先生；如果沒有他的鼓勵，這部書不會現在來寫的。還有一點必得感激他的，就是：三十七年以前，我曾從事了幾乎十年的文化運動。在這十年內，我很少讀書，可是增進了我不少的人生經驗。我深深體會到「胸中懷湯火」（阮籍語），與「冰炭滿懷抱」（陶淵明語）的滋味；同時我也真正知道了什麼樣的人才是陶淵明說的「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的「諸少年」，與「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的「狂馳子」。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才能寫出好的作品；欣賞文藝的人，如果沒有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也就無法欣賞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的作者的作品。這十年的生活經驗，使我回頭再讀文藝作品時，體會出了以往所體會不出的意境。因此，省悟到以往我所瞭解的文藝理論都是僵死的，不能與有機的人生相配合。我們讀書人所能讀到的，本來都是死書。書是人生的記錄，人生本來是有機的：是動態的，是連續不斷的，然一記錄在紙上的時候，即與人生斷絕，就變成靜態。我們讀書的人所能讀到的，祇是這些與人生脫節的記錄。這些記錄是可以靜態來處理的，所以把動態的記錄往往變成了靜態的研究；以靜態來研究文藝理論，儘管有一貫的見解，而實際上是變了質。倘若我對文藝稍能有見，就由我能回到動態來看原是動態的作品。這種以動觀動的認識，是由這十年來生活的經驗得來。十年來沒有好好讀書，是我的一種損失；然能得到新的觀點來研究文學，我認為足可補償這種損失而有餘。這部作品就是這種新觀點的試驗。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四月李展冬序於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