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歷史：胡秋原選集第一卷(平)

湖北省黃陂人，民國前二年生。國立武昌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肄業；曾任國立暨南大學、國立復旦大學教授，湖北省立法委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及政工幹校教授，創辦《中華雜誌》及《季刊》。現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著有《唯物史觀藝術論》、《歷史哲學概論》、《近百年來中外關係》、《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中國英雄傳》、《復社及其人物》、《中西歷史之理解》、《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文藝復興與超越前進論》、《文學藝術論集》、《西方文化危機與二十世紀思潮》等書。

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選集。我的文章，都是我的思想之表達，我想在此序中略述我的思想之由來與變化，以供閱者之一助。

 

一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我以亞洲大國迭遭列強侵略。鴉片戰爭以後，有英法聯軍以及俄國在東北強占我廣大領土，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至二十世紀第一年有八國躑軍，接著在此前後列強在中國畫分勢力範圍，進行瓜分。接著日俄兩帝在中國大戰，並自行處分中國領土。二十世紀以來，在日、俄、美三帝侵略、玩弄之下，中國人遭遇之悲慘，實全世界所未有。首先，日本自民國三年進兵山東至民國三十四年投降止，公然要「征服支那」，連續軍事進攻三十一年之久。除了濫肆屠殺、日夜轟炸、強姦婦女、掠奪物資文物之外，最慘極人間的是擄掠壯丁至日本為奴工，及以中國抗日人士之人體作細菌戰試驗，然後對我作傷寒、霍亂及鼠疫之戰爭。

 

其次是蘇俄。俄國革命成立蘇聯後，宣言同情中國民族獨立之要求，放棄沙俄對華不平等條約。他是有其世界革命或世界征服之計畫，而想利用中國人為工具的。而苦於列強侵略的中國人喜其能以平等待我，視之為俠客或救星。雖然紅軍進據外蒙，他仍能成立中共為第三國際之支部，並使孫中山改組國民黨，行聯俄容共政策。國共分裂後，史達林力謀報復。除杜撰中國是「封建社會」之理論，要中共進行土地革命，然後在蘇聯無產階級領導下不經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外，又與日本勾結；其在西元一九二九年發動中東路戰爭，亦鼓勵了日本九一八之攻擊。及受德日軸心之威脅，乃一面片面將中東路賣與日本，一面對華高唱國共合作。抗戰之初，他對我確在空軍方面有所援助，然他在貿易上由我獲得許多廉價貴金屬，並使中共成立了兩個軍。以後並悄然兼併唐努烏梁海，利用新疆回漢衝突，迫盛世才與其訂立強取新疆權利密約多種。德蘇戰爭中，蘇聯大敗，盛世才將這些密約向中央報告，使史達林大為痛恨。及德軍在史達林格勒大敗，蘇俄即公開攻訐中國「作戰不力」，製造中俄緊張，為其大勒索之伏筆。一九四五年二月三巨頭雅爾達會議，除瓜分德國、東歐外，又有雅爾達密約，同意史達林恢復一九○四年以前帝俄在滿洲之權利以及外蒙獨立之要求，為其對日參戰之條件。原子彈降落日本後，蘇俄對日宣戰，不費一彈占領東北。除搶劫強姦，公然劫走東北工業設備之外，又以所得日人武器武裝徒手進入東北之林彪部隊並加訓練，終於擊敗前往接收之國軍，並打出關外，奠定了中共在內戰中勝利之基礎。

 

沒有蘇聯的援助，不會有中共政權，這是中共與蘇聯都公關承認已久的。所謂援助，不僅是物質的、軍事的、外交的，尤其是精神的。這便是馬列主義與蘇聯所欽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共政權也是蘇聯進行冷戰的產物，甚至可說，列寧成立第三國際，即是蘇聯對西方諸帝冷戰之開始。中共政權成立之次年，史達林即要求其成立「抗美援朝志願軍」參加韓戰。除造成百餘萬的傷亡之外，尚須以米、麥、牛、羊送到蘇聯償還軍火債務，而這些軍火是德蘇戰爭中，美國援蘇軍火之剩餘，而中國老百姓則大批被迫吃草根、樹皮，乃至活活餓死。這引起中國人民對蘇聯的憤怒和對中共之不滿，而毛澤東則發動「反右運動」加以鎮壓。繼因進攻金門及對美作戰問題，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發生爭論，赫氏同意協助中共發展原子武器，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並給中共一座反應爐，同時對中共多方勒索。既而後悔，對原子計畫多方拖延，故意誤導，終於提出管理中共海軍要求，為中共拒絕，蘇聯乃廢止「國防新技術協定」，撤回所有蘇聯顧問，一時大陸工業陷於癱瘓狀態，甚至在一九六○年已發生中俄邊境衝突。於是中共與蘇聯之十年蜜月告一結束，開始理論鬥爭。中國科學家之努力不僅恢復了工業上機械的運轉，而且在一九六四年原子試爆成功，並進而發展人造衛星。這使毛澤東貪天之功，自以為「天才」，發動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誅鋤異己，整個大陸陷入恐怖亂鬥之中。中共原子試爆之成功亦使蘇共恐懼和忌恨，屢動禍心，欲對中共核子設備進行核襲，加以摧毀。至是見大陸內鬥猛烈，遂發動珍寶島戰與塔城戰爭，以作試探。中共不僅強烈反擊，而且自此稱蘇聯為「新沙皇」和「社會帝國主義者」了。於是尼克森乘機與中共勾結，而布列茲涅夫仍欲對中共進行核戰，希望美國同意。此事為季辛吉所拒。布氏又欲以傳統戰分裂中國之西北，於是蘇聯於一九七九年發動阿富汗戰爭，蓋欲由帕米爾進攻新疆。這使俄帝陷入泥沼，一如美帝之在越南（阿富汗游擊隊曾得中共與美國之援助亦公開之秘密）。布氏在其死前曾向中共表示和平之願望，然直到戈巴契夫上臺並於一九八九年到北京道歉，才開中俄關係之新紀元。

 

最後看看美國。在十九世紀歐洲諸帝侵略中國時期，美國雖享「利益均霑」的不平等條約之利益，但未曾（或尚無力）主動的進攻中國，加之還有蒲安臣以美國外交官於任滿後代中國出使各國訂立平等之條約，以及美國教士如林樂知等同情中國之言論，使中國人對美國另眼相看。實餘上，美國對華政策有其高明處，而拙劣處更多。所謂高明如參加八國聯軍，同時發表門戶開放宣言；首先退還庚款，辦理教育，培養了許多中國菁英。所謂拙劣，他並無一個長期目標，如很多人所想像的。他只是臨時應付，而且是極現實的向強者讓步；而且中國對他的好感，反而增加他對中國人的優越感，認為中國人可廉價應付，隨意利用，結果不僅害到中國，也害到他自己。例如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他曾頻頻對日抗議，而終於訂立石井藍辛協定，承認日本在滿洲有其特權。華盛頓會議中他提出九國公約，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然僅空言，而無實際。九一八大變發生後，他曾大聲疾呼制裁日本，而僅以「不承認主義」而終。及日本發動盧溝橋戰爭，他還以中立法案中之「現款自運」條款供給日本以汽油、廢鐵之戰略物資，直到一九四一年始以五千萬美元援華，較之援俄之天文數字，真九牛之一毛。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始承認中國為盟國。以「歐洲第一」之故，對中國戰場僅以空運及十四航空隊維持中國軍隊之士氣，牽制日軍。他派來史迪威訓練新軍為援印之用，而不顧當時日本打通大陸走廊計畫（即所謂「一號作戰計畫」）下中國戰場上之危險。繼而又聽信太平洋學會之宣傳，要求中國將軍事指揮權交與史氏，此被中國拒絕，自不快於心。此時史達林正多方迎合羅斯福（如解散第三國際），而羅氏之子亦稱史達林為「約叔叔」。於是有雅爾達會議。除瓜分德國、東歐而外，另有雅爾達密約，犧牲中國為蘇俄對日參戰之條件。羅斯福死，美國政府在羅氏皮包中發現此項文件，於六月間通知中國依照彼等密約，簽訂中蘇友好和平條約。這條約不僅使中國正式放棄外蒙，而也註定中共在內戰中的勝利和國民黨的失敗。戰後美國派馬歇爾來華調解國共內戰。史達林、毛澤東均已成竹在胸，而國民黨猶不知其地位之險惡，以為半年內可以擊敗中共，而文武大官之貪污，使人心迅速喪失，加之無節制的通貨膨脹，只有加速其崩潰。民國三十八年初蔣總統引退，李宗仁代，政府遷廣州，四月，所派的和談代表為中共扣留，八月，美國發表「白皮書」，「勾消中國」，然猶希望「第三勢力」之出現，亦有占領臺灣之計畫。李宗仁飛其後，總統復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欲承認而不可得，始聲明繼續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共抗美援朝，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中共為「侵略者」，美國派軍事代表團來臺，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民國五十二年，甘迺延曾欲與蘇聯共同空襲中共之核子試驗設備，為赫魯雪夫所拒，此事尚在蘇聯、美國商量核襲中共核子設備之前。珍寶島事件後，美國與中共恢復華沙會談。至民國六十年，季辛吉秘密訪問大陸，美國宣布贊成中共入聯合國，繼而中華民國被逼退出聯合國，同年，美國宣布將釣魚臺交與日本，「臺灣地位未定」。翌年，尼克森飛北京，發表上海公報。日本則迅速廢止中日和約，承認中共，而又派椎名來臺，要求繼續經濟交流。此時美國與中共還只有「連絡」關係。在「關係正常化」的口號下，一九七九年一月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先期派人來臺通知「絕交」，而又由其國會通過其國內法之「臺灣關係法」為繼續利用及干涉臺灣之根據。到了一九九○年，在柏林圍牆推倒後，東歐要獨立了，冷戰結束了，蘇聯也在崩潰中了。此時美國不僅認為中共已毫無利用價值，而且他還是冷戰的最佳新對象，因為過去對蘇聯冷戰所用的一套正好利用來對付中共。而臺灣這個地方大可利用，是對蘇冷戰中還沒有的。於是一方面以人權問題、軍售問題、奴工產品之貿易問題對中共施加壓力，支持達賴喇嘛與民運人士對中共攻訐，鼓勵英港政府製造糾紛，又鼓勵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諸國爭南海群島主權。而對於臺灣，則他們早己製造理論，說臺灣民族、文化與大陸不同，鼓勵臺獨建立「全新而獨立的國家」，並勸國民黨進行「本土化」。民國七十七年以來，公開要求臺灣之「大陸熱」降溫，增加對臺軍售，尤其是鼓勵臺灣重新進聯合國為一「政治實體」，而這也是有意刺激中共。一切的一切，可以總括為他們的一個口號：「拆散中國」，即不許中國統一、再建和復興。這是與過去日本帝國主義完全相同的。

 

這是我的時代中國的國際環境。

 

二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向為亞洲「上國」。一百五十年間英、法、帝俄、日本、德國以及二十世紀日本、蘇俄、美國的侵害和侮辱，當然要使中國人思考外患之由來，並研究救國之道。這是一百五十年來中國人思想和行動的主要動機。簡言之，這有下述之潮流。在鴉片戰爭之前夕，中國思想界有三派：一為漢學派（如阮元），二為宋學派（如方東樹），三是經世派，此可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鴉片戰爭以後，魏源基於他對漢代應付匈奴之策的研究，提出兩大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以夷制夷」。開始以夷之「長技」在船砲，我們建設海軍。甲午一敗塗地，則又以為夷之「長技」是政法，乃有變法與革命之相爭。西太后在戊戍政變以後又闖下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大禍，國人絕望於清廷，乃有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之建立。而袁世凱以尊孔為名，進行帝制。於是有「新文化運動」，即以夷人之技，無所不長，尤其是科學民主；而中國文化，尤其是孔子之學根本不適於現代生活，應全部拋卻。此即後來之全盤西化運動。歐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西方列強支持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國人悲憤之中，爆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這是中國全國性的國民運動。他喚起全國的愛國熱忱，也使中國政府拒絕簽字於凡爾賽和約，並且打倒了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但如何外抗強權，不僅科學民主不能救急，而且當時西方列強都是袒日的。五四運動也使當世兩大勢力重視中國之將來。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簽訂九國公約，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然而僅止於空言。而革命之蘇俄，則列寧不斷派人來華連絡，宣言同情中國民族運動，並願放棄帝俄時代不平等條約。他除成立中國共產黨外，又軍援孫中山先生使其改組國民黨，並行聯俄容共政策。其後雖在北伐中國共分裂，國民黨走向西化或美化，但俄化運動亦因國民黨聯俄容共與北伐而擴大基礎。俄化運動可說是認蘇俄共產主義才是「最新文化」，也可說是認為夷之長技在馬列。亦如毛澤東斬釘截鐵所：「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無論西化派或俄化派，其原始動機皆出於救國之心，是毫無問題的。而結果是不僅都沒有解決中國問題，而且造成兩派之相爭和長期內戰，以及中國在美俄二超強之冷戰中之分裂，而且在世界冷戰終結後依然妨礙中國人之統一復興，形成中國之新的危險。

 

「以夷制夷」也造成可怕的後果。首先，李鴻章之以俄制日，幾乎造成瓜分之禍。民國以來，我們在外交上有聯日、聯美、聯俄諸派，其始亦出於「以夷制夷」之心，然國力不如人，先變為「依夷制夷」，繼而在外人利誘威脅及對西方文化與馬列主義之自卑感中，變為親日派或知日派，親美派或親俄派，而成為外國人「以華制華」之工具了。就此而言，經世派是失敗的。這原因不是經世之宗旨不正確，而在他們學問不足，只知憑一時所見的外人長處作為立國目標，既不研究夷人長技之由來，亦不研究世界形勢的實際。而智與力皆不如人，還想以夷制夷，是未免太不度德量力了。

 

在這過程中，漢宋兩派如何呢？他們對西化、俄化兩大主流，有的表現了輔助作用，有的表現了糾正作用。康有為以漢學今文派宣傳變法，而章太炎則以古文經學贊揚革命。至新文化運動以後，胡適以漢學有他所了解的科學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並一度贊成全盤西化。錢玄同則以科學方法就是疑古，且頻廢止漢字。顧頡剛遂考證夏禹為蟲，否定古史。肯定中國文化.與其相抗者，最早有梁漱溟、張君勱，繼而有馬一浮、熊十力。他們大抵據宋學立論，形成了現在的新儒學派。大體言之，他們是主張溝通中西文化的，也有傾向社會主義的。馮友蘭亦曾唱新理學，後來變為俄化派了。

 

三

 

我生於民國前二年，即一九一○年。我生活的時代，是歐帝退卻，日本對我瘋狂進攻，蘇俄利用日本進攻而侵略，美國利用日俄侵略而侵略的時期。而國人救國思想，則是西化主義、俄化主義兩大潮流鬥爭，終使中國陷於內戰和分裂時期。我與我的前輩和同時的同胞一樣，一生日夜思考的是國家的出路。我也曾受二化主義的影響，但自始至終，我是反潮流者（民國以來除西化、俄化兩潮外，還有一個短期的西化別派──法西斯潮流）。回想起來，原因有二：

 

一是思想的出發點。我少年時代記憶尚鮮之事，是五四運動傳到黃陂之時。我當時還是國小學生，老師們勉勵我們長大了要打倒日本。先父是當時全縣父老推舉出來的勸學所長，他在聖廟前面泮池的三面牆壁上將二十一條全文漆成拳大的字，使經過的人都要看看。民國十年，他創辦前川中學。這原是紀念二程的。但先父和我們的國文、歷史老師教同學們為人為學之模範，是明末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諸儒。先父每週一對同學訓話，要義是人格、學問為救國之本。反覆叮嚀的是人格修養、科學研究以及救國志氣三事。這三點，我曾在民國十三年《前川第一屆同學錄序》（我第一篇印刷文章）中加以簡述。多年來我在《中華雜誌》上所提倡的人格尊嚴、民族尊嚴、學問尊嚴實由於此。凡有背於三大尊嚴之義者，自為我不取。

 

 

二是研究和論證的方法。西化派、俄化派都是以一時中西文化之優劣勝敗，或者西方與蘇俄之一時情況或宣傳，作為自己立國的千秋大計。我認為中國出路問題應在人類長期歷史中看各民族發展的情形，世界文化進步的趨勢，了解自己地位、需要和條件，決定自己努力的目標和手段。這在開始，是無意的；後來因新的見聞以及國家和世界之重大事變，我逐漸使我的研究和論證趨於嚴密。在數十年讀書思考過程中，我的歷史哲學經過三期的變更：一九三一年《唯物史觀藝術論》及〈中國社會──文化史草書〉以來為先超越期；一九三五年及《歷史哲學概論》以後為超越前期；一九五三年我寫完《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時，我亦完成「理論歷史學」之格架，自是以來，為超越後期。茲略述三期變化情形如下：

 

(1)當初我原準備學習理工報國。在中學時，除對國、英、數，動、植、礦物學，物理、化學功課用功外，也看課外書。當時學校定有北京、上海報紙，《東方》、《學生》等雜誌，北大、南高的《國學季刊》和其他出版物。我還由上海通信圖書館通信借看當時新出版物。此外又由《國語文類選》等書閱讀新文化運動早期文章。前川創辦之年，中共立黨，民國十三年我畢業之時，國民黨改組，孫中山先生北上，共黨小冊子和《三民主義》也到學校圖書館了。民國十四年我到武昌準備投考武昌大學之時，孫中山逝世，五卅慘案發生，《新青年》出版列寧紀念專號，整個空氣在變了。我考入武大後，先讀理預科。我忙於大代數、解析幾何習題、化學實驗，有暇仍看課外書。此時我已接受唯物史觀了。不久，北伐軍和國民政府來到。此時西化派刊物只有《現代評論》，而俄化派除了《新青年》、《嚮導》、《中國青年》之外，還有創造社之《洪水》等。然武漢政府在政治上，除了收回英租界使人心振奮之外，對內鬥爭亦漸起，甚至商店的店員也要對店主鬥爭，人心普遍不安。繼而有上海清黨，寧漢分裂，長沙馬日事變，武漢分共，南昌暴動，全國亦在大亂之中。這使我對政治發生惡感，此時武大沒有很好的理化教授，我開始看西方文學譯本，尤其是俄國文學，並且在民國十六年下學期進了中國文學系。此時我心中發生一個問題，如何以唯物史觀說明文藝思潮的變化？沒有人能答覆這個問題。後來看見《蘇俄文藝論戰》譯本，在其附錄一文中說到俄國樸列汗諾夫是首先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從此我記住這個名字。這年十二月半，武漢發生桂系軍人的恐怖，捕殺武大學生。我倖免於難，逃到上海進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此時上海正是百家爭鳴之時。西化派有新月書店，異軍突起的俄化派是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革命文學或普羅文學。我在《北新》雜誌上發表〈革命文學問題〉（這是我第一篇刊於全國性雜誌的文章）表示反對的意見。繼而我看到樸列汗諾夫《論原始社會藝術》的譯本，我寫了〈文藝起源論〉。但階級社會的藝術如何呢？我在內山書店看到樸氏的書數種，但看不懂。五三慘案後，我寫了《日本侵略下之滿蒙》和兩本關於民族運動的小書，得到一點稿費，便到東京。我曾說，我到日本是為了找樸列汗諾夫的。我學好日文之後，便蒐集所有樸列汗諾夫著作之日文、英文譯本及有關書籍寫《唯物史觀藝術論：樸列汗諾夫之研究》。至此我才知道樸列汗諾夫是「俄國馬克斯主義之父」，列寧等皆其後學。所謂有關書籍包括《馬克斯恩格斯全集》，自奧古斯丁、伊本‧卡爾東以來的種種歷史哲學，藝術哲學和重要文學藝術作品。繼而我又譯了佛理采的《藝術社會學》。《唯物史觀藝術論》是我對我在民國十六年提出的問題（如何以唯物史觀說明文藝思潮之變遷）之解答，而寫完此書以後，我自覺我已有一個一貫的思想體系或哲學了，我自稱為「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益以此自喜。民國二十年友人王禮錫先生創辦《讀書雜誌》，我開始在上面講文藝史方法論，繼以我的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由埃及開始，講世界文藝思潮的發展。那時在世界經濟大恐慌中，馬克斯主義大為流行。我所謂馬克斯主義主要指唯物史觀。我的馬克斯主義由樸列汗諾夫來，我從未接受列寧、史達林的馬克斯主義。

 

我在民國十九年初考入早稻田大學並補得官費。二十年暑假中我歸國省親，九月中旬到上海已買好船票東渡繼續學業，而在上船前一天，九一八之訊震動世界了。我考慮了大半天，決定拋棄文憑和官費，留在上海賣文度日。我以稿費所得創辦《文化評論》，提倡反日。又痛感當時左翼作家聯盟把持文壇，唯國民黨以民族文學與其對抗，無黨派的自由個人幾無立足之地，我提倡文藝自由。當時在日寇進攻之下，國共仍在激戰之中，國民黨亦有寧粵之爭，一般人都焦慮中國之前途，或中國往何處去。先是國共分裂後，蘇俄即有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之論爭。他們要以此決定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史達林派說中國是封建社會，所以要實行土地革命，然後在蘇聯無產階級領導下不經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但尚有實本主義說，亞洲生產方式說，不過被史達林展迫下來了。《讀書雜誌》發起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引起廣泛的重視，王禮錫先生屢次催我表示意見。我說，我還要翻翻二十四史有關食貨資料。於是我才以我所謂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研究中國歷史。我提出「專制主義論」，即秦漢以來之中國不是蘇俄所謂封建社會，而是相當於西方十五至十八世紀之專制王政社會。這是在早期資本主義起來以後，國王憑藉都市力量削平封建貴族而成立的。我還說到宋代文化已達西方文藝復興水準，西方到一六○○年才趕上中國。然何以中國的專制主義時期較歐洲長達五倍之久呢？當初我將原因歸於三次的游牧民族之入侵，使中國社會經濟遭遇三次的後退與復原（五胡、金元、滿清）。繼而應用此一理論寫〈中國社會──文化史草書〉（至六朝止）。在西方進入工業革命後，中國才落後了。中國之出路是工業化、民主化，先發展民族資本，然後進入社會主義。這也是我參加福建事變的立場。上面我說我由歷史研究中國出路開始是無意的，即我所說「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原是用於研究文藝思潮，不是為研究中國出路而想出的。

 

(2)我的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又在我西游及游俄後而一變。福建事變失敗後，我逃到香港，一九三四年初被英港政府逮捕驅逐，只有向外國流亡。我經由印度、埃及而到義大利及法、英、德諸國。我看見印、埃兩文明古國比中國還要殘破。而此與歐洲之繁華不僅是對照的，亦是有因果關係的。我遊覽各國博物館看世界文化之演進，各國文化霸權之興替，後來定居倫敦，每日到大英博物館補生平未讀之書。我也由報紙，參觀，及有限交游了解當時歐洲與世界之大勢。一件驚心觸目的事是自由主義在其故鄉或母國的西歐與英國，在布塞維克與法西斯蒂左右夾攻之下已經奄奄一息了。那時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為德國總理，莫索里尼於一九三五年入侵阿比西尼亞，獨裁氣燄薰天，英國人不僅對印度自背自由之原則，而且也有法西斯蒂運動起來，法國也一樣。這也無怪其然。他們崇拜權力，而希特勒似乎渾身都是權力。另一方面，英國「左書俱樂部」也吸引青年，法國還有人民戰線運動。而後來左右兩派在西班牙展開戰爭。一九三四年末，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王明邀請我到莫斯科，協助他們辦《救國時報》和《全民月刊》，宣揚全國團結抗日。抗日係我素願，當然答應，因此留在莫斯科一年有半。我除了譯述日本報紙有關侵華資料，分析日本侵華政策，撰寫抗日文章之外，當然也研究蘇俄制度和政策。蘇俄在經濟上比西方落後不足奇，使我驚奇者，是史達林崇拜，莫斯科大審，買東西動輒要排長龍不知浪費了多少時間，共幹的專橫與對人民態度之惡劣；特別使我反感者，是在紅軍博物館中外蒙古已在蘇俄版圖，又他為了出賣中東路，竟妙想天開，以歡迎梅蘭芳、胡蝶至俄以塞國人之口。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對我無意中流露俄人的優越感，而在黑海，我遇到許多韃靼人（蒙古後裔）表示對俄人不平等待遇的憤慨。我覺得蘇俄所行的不是馬克斯主義，但他是世人公認其為馬克斯主義的，因此，我必與馬克斯主義告別。我認為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與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是一個東西，唯更缺乏效能，這是一種最獨占的國家資本主義，使共產黨為總地主和資本家。為了反日，我們必須聯俄，但他的社會主義是中國絕不可行的。正在漢奸殷汝耕幹「冀東自治」之時，一天夜晚，我傷國運之可悲而不成寐，又想到上述種種，我忽然想到民族先於階級，馬克斯以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是根本錯誤；又想到西方人雖已埋葬自由主義，但人類文化畢竟是以自由之增進為目的。我覺得必須對我的思想重新整理。我想世界學問有兩極。一為原理之學，即哲學。二為變化之學，即史學。我想以新自由主義為我的哲學。自由主義以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為核心，二者是人能創造文化的基本能力。新自由主義者，是要將自由之義擴張於人人國國，非任何人種、階級之特權。我將我的變化之學稱為文化史觀。馬克斯之唯物史觀實為技術史觀，我以為文化包括技術、制度和學藝，三者皆可影響社會與文化之變動；而三者之調和與衝突，則影饗社會之安定與動亂，以及進步之遲速。究極言之，三者之原動力，畢竟是人的觀念與思想，此自由思想與思想自由之所以必要。一部人類歷史即各民族以其文化成就登場之運動會，各民族之地位，亦時有先後。而在強權之世，一旦落後，即有亡國滅種之危險。

 

今天日本的侵略，已威脅到整個民族之生存。我之所以被侵略不是因為資本主義過多，恰恰是由於資本主義之發展遠不如他。救國之道，除了利用廣土眾民與其長期作戰外，就是要在後方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供給抗戰需要，而絕不可實行社會主義，廢止私有財產。今日民窮財盡，整個國命在日人威脅之下時，尚有什麼私產可廢或階級鬥爭可談乎？然一旦抗戰勝利，中國重工業百分之九十皆在東北，收回以後將使中國發展一種新型的資本主義了。想到這一切，我不覺大叫起來。因為我過去講的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不過將西方人的兩種學說，或西方人與俄國人的兩種意識形態合併起來，現在我才有我自己的思想了。次日，我寫成一文〈論歷史與哲學〉，後來作為《歷史哲學概論》序文。我又在《救國時報》上寫〈抗日就是一切，一切歸於抗日！〉開始說到我思想的變化，即放棄馬克斯主義，主張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共產黨所辦的報上竟能刊出我提倡資本主義的文章，可見當時莫斯科中共是忠於統一戰線，而理論水準是很高的。此文我後來加以擴充，即戰時出版的《中國革命根本問題》。民國二十五年我到歐洲與中共康生等發起歐洲華僑抗日運動。這年冬天，經美國返國，適遇西安事變，便暫在美國停留下來，並與華僑及美國人士進行反日運動。我覺得當時美國敢於批評德日，與歐洲人向軸心國低頭大不相同，我期待美國能代表新的西方文化。盧溝橋的砲聲一響，我立即回國。到香港與十九路軍將領應最高統帥「共赴國難」之召，同赴南京。在抗戰最初二年，我並無參加實際抗戰工作機會，我在漢口辦《時代日報》，又承成舍我先生半賣半送我一套機器，使我到重慶後，除賣文外還能開一印刷所，出版《祖國》。《時代日報》與《祖國》皆以鞏固統一，抗戰到底；法治科工，富國強兵」十六字為宗旨。抗戰以前，我生活的社會是學校和出版界，又七年在外國，對中國所知甚淺。抗戰回國，我才更深入的接觸中國社會、人民和各方面人物。我感到老百姓都支持抗戰，傳統派亦然，西化派對抗戰無興趣，俄化派擁護抗戰，然別有所圖。又抗戰回國後，我才有系統的讀四部之書，尤其是經史。我深感中西文化並無根本的不同，而中國文化在科學、民主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而在人文主義方面尤有甚高成就。我又認為中國史書中所說「鑑往知來」，「通古今之變」，「知治亂興衰之故」，「因革損益」，「因史立法」這些觀念，都非常有價值。我認為中國文化雖一時落後於人，然後來居上是歷史上常有之事，如西方文化也曾落後於中國甚久。今天中國的出路是復興中國文化。保守復古固然錯誤，西化、蘇維埃化（或「馬克斯主義中國化」）亦是錯誤。復興中國文化之要義有二：一是發揚民族主義，二是研究科學技術。我除了讀古書之外，也重看孫中山先生的著作，我覺得他實在博學深思。當時政府力行統制經濟，愈統制物價愈漲，公教人員叫苦連天。而國民黨是相信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我通看孫先生的言論後，認為民生主義實在是一種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說「經濟方面由手工業的生產過渡於資本制的生產」。他再三的不斷的說，「中國受外國壓迫，追究原因，還是由於中國工業不發達」，「要發達中國工業，便應倣效德美的保護政策」。他主張國營民營並進，尤具遠見。當我為文提出這些為人所忽視的論點時，我受到任卓宣、羅隆基諸君的批評，這些批評，都是由學理立論的。而汪精衛在紀念週大發雷霆，並命一人出來在中央黨部控告我。此時陳獨秀先生出來為我辯護，並忠告國民黨說，胡秋原提出的問題值得國民黨鄭重討論。國民黨的《藝文週刊》也便討論這個問題，控案由周佛海以調停之詞了事。兩個月以後汪精衛逃到河內降敵，這件事才完全過去。民國二十八年後，戰事更緊張而艱苦，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發生了，我進了國防最高委員會，主持精神總動員之事；繼而我參加國民參政會，任《中央日報》副總主筆，更為忙碌。我要寫文章分析國際情勢和戰局，以及我們應有興革等實際問題，我打算繼《歷史哲學概論》寫的「世界史略」無暇動筆，但我縮小範圍，寫「中國思想史」。我以為先秦之學，以孔子為一大聚散，上監三代，下開諸子。先秦以後，又以兩漢為一大聚散。近人每以漢代尊儒，為學術不進之原因；又多袒護今文而忽視古文；尤多以《尚書孔安國傳》為偽書。而根據我的研究，諸子之學，並未絕於漢代。墨家之學，流入今文；道家之學，流入古文。今文雜於讖緯，不如古文之實事求是。一二八後我寫〈中國社會──文化史草書〉時，即認為古文多民權之說。至是更知其果然。閻若璩以孔傳經文均見他書所引《尚書》古經，為其為偽書之證，我以為如將孔傳《古文尚書》看作輯佚之書，則閻氏偽書之證，恰恰是不偽之證，其能流傳，絕非自魏晉以來，一千四百年間中國儒者皆是文盲，必待閻氏始發此秘。又五胡六朝之世，佛道與儒學爭長，亦互相影響。至於隋唐，古文代今文為儒學正統，然二氏仍在民間擴大其勢力。安史亂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學術發生大的變化。在文學上，古文運動與白話文運動同時起來，反對駢體文學；而在思想上，則一方面由注疏解放，一方面對二氏獨立，對五經作自由的合理的解釋。此皆以韓愈為中心。另一方面，則由劉秩、杜佑在史學上，由帝王善惡記述或正統閏位之辨轉入制度因革之研究。雖然唐末五代又見軍閥與宦官之亂政，然印刷術之發達與書院講學之風，開闢宋朝之文治時代。自范仲淹、胡安國開風氣之先，有二程、朱熹、陸九淵之哲學，浙東及馬端臨之史學，蘇頌、沈括、秦九韶之科學，以及畫院中精緻寫實藝街，均早已達到西方文藝復興之水準。宋代文化由蒙古人傳入歐洲，才推進了西方文藝復興。自此至於明初，中國文化技術猶領先世界。此由鄭和航海之遠達非洲，可以證明。然中國文化自此逐漸停滯了。十六世紀王陽明出來大放光輝，發動一個思想解放運動。而西方在十七世紀科學革命後更突飛猛進，趕上和超過中國。遏去我曾以蠻族三次入侵為中國落後之原因。至是我以為重大關鍵是閉關與航海。朱元璋即位以來，即以家天下之心，定下八股閉關政策，且廢丞相之制，造成太監專政；至嘉靖而徹底閉關。而西方則在鄭和航海事業停止以後，葡萄牙的亨利王子獎勵航海，於是有哥倫布之發現新大陸與葡萄牙人繞好望角而東來。西方之科學、武器、資本主義以及中產階級，都是在航海競爭中發展起來的。一六○○年利瑪竇來到北京。許多人以為當時西方科學已較中國進步，實則各有短長，此至近年李約瑟之書更證實此點。不過此時中國政治已經腐敗至極，一個文盲太監（魏忠賢）竟能操生殺予奪之權，滿清亦圖征服中國。此時徐光啟、東林諸人起來，二者也是合作的。魏忠賢殺東林黨人後，復社一批青年起來講經世之學。此即（張溥）、陳（子龍）、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諸儒，他們代表中國學術之最高成就。然不等到他們發生力量，在流寇之亂中，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了。而一位與他們關係密切的鄭成功在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驅逐荷籣人收復臺灣，表示當時中國人的船砲並不遜於當時海上之雄的荷籣。自此以後，雖然中國學術還能對萊布尼茲和啟蒙學派發生影響，然到了工業革命和法國革命，中國是瞠乎其後了。於是便有鴉片戰爭以來的國恥。此後我介紹了四個人；龔自珍、魏源、馮桂芬、鄭觀應。我曾將討論中國思想史文章編成《經學與理學》一書，我說經學、理學是中國學問兩大宗，然實際上如李二曲所說：「吾儒之學，以經世為宗。」我又以為，復興中國文化，當由王陽明及明末諸儒出發。很多人說明末諸儒是王學之反動，或以王學為玄學，此實大誤。有了王陽明之思想解放，才有明末諸儒光芒四射之書。《經學與理學》稿曾寄上海大東書局，不久，上海內戰，此稿不知下落。但其大意我曾在〈述學上熊十力先生書〉中的幾首俚詩中述及。而若干結論，採入《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及《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中者不少。

 

 

民國三十二年，我已與英美訂平等新約。而史遠林在擊退德軍後開始攻訐中國「作戰不力」。我也憂慮國共內戰。但我以為，太平洋戰爭後，日本必敗，我國必勝，只要蘇俄、中共的武力不致合流，即皆不足為患。而全國統一建國的熱心，亦必能使國共皆不敢為戎首。我對中國前途是無限樂觀的。因此，雖然忙於寫作，廢寢忘食已到了影響健康程度，我仍然精神百倍。《祖國》雖然因印刷所中了敵人炸彈而不久停刊，但正中書局的葉溯中先生願意助我出版《民主政治月刊》。我主張集中全國人才，成立舉國一致政府，召集制憲國民大會，討論憲法，然後依據憲法，成立憲政政府。當時「政治民主化」、「單隊國家化」的口號甚為流行，倘能如此，中國就可和平統一，進行建國大計了。

 

不料在日本投降前一月，我以一個偶然機會知道中蘇正進行談判，此將犧牲外蒙古乃至東北一權利。我大為震駭，認為此將使蘇俄與中共軍事合流，不僅八年血戰之功廢於一旦，而且前門出狼，後門進虎，國將不國了。我不揣人微言輕，寫了一個備忘錄，寫信與最高統帥、宋子文和王世杰，主張停止中蘇談判。答覆不得要領。不得已我在八月五日發表了一個個人聲明，反對中蘇談判，寄了幾份與各報社以及參政會幾位元老。結果是最高統帥下令免本兼各職，參政會諸元老亦無回音。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消息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全文同時公布。此時我知道有雅爾達密約了。我想中蘇條約比二十一條還要嚴重。然二十一條在當年引起五四運動，而中蘇條約竟皆無動於衷，這可見現實主義已經使大家只顧眼前利害，不顧原則，也就不計明日利害了。再想到我當時的新自由主義仍以功效主義為價值判斷標準，雖然在「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之下加了「最長久」的規定，依然有墮入功效主義危險。我覺得義利之辨和康德的責任與良心的道德觀才是對的。我曾欣賞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但他與史達林簽訂雅爾達密約出賣中國，我認為過去對美國估計是不足的。我覺得我的歷史哲學必須重新考慮，而中國與世界也都在大變之中了。

 

(3)抗戰勝利以後，蘇俄軍隊與中共軍隊都進入東北，內戰大起。蘇俄不斷在四外長會議中干涉中國內政，並出兵白塔山，製造伊寧事變。我與許多朋友發起和平運動，斥責蘇俄干涉中國內政。中共固然不理，國民黨且派人勸我不要談和平。我在憲法頒布後參加立法委員競選。民國三十七年立法院集會時，我曾提案，說第二國難已來，要求檢討局勢，改革軍事政治，院會不了了之。結果是國民黨政權之崩潰比我預料的還快。三十八年四月南京陷落。五月，我目擊林彪部隊進入武漢。觀其種種舉措，我認為將一代不如一代。六月我逃到香港，日夜思考中國至於今日之由來，以及復興之可能性和道路。我深感中國至於今日，與其責備軍閥官僚，不如責備知識分子。他們救國有心，不幸學問不足。我寫了《中國之悲劇》，說西化派否定中國固有文化造成精神真空，才使俄化的共產主義乘虛而入。於是中國人就自動的變為美俄冷戰的代理人。蘇俄一時占在上風，所以有「一面倒」之說了。然則中國的出路何在呢？這一面要看世界局勢的變化，一面看中國知識分子之覺悟與中國一般人民之努力。不久韓戰發生，美俄直接對抗。我由兩國的歷史及當前內外形勢，寫了《俄帝必亡論》。至於中國，我認為必須有新的思想起來，才能代替共產主義。

 

這只是我的初步見解。我還須給以學問的論證。我蒐閱我已隔離十年的外國書籍；例如東比、索羅金、阿特加講歷史哲學並對西洋文化反省的書，其次是狄爾泰以來，新康德派、邏輯實證派、現象學派以及佛蘭克福派關於史學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爭論，謝勒、曼罕知識社會學和阿佛萊‧韋柏的歷史、文化社會學，以及美國帕森斯關於麥克斯‧韋柏的介紹和所謂構造功能派社會學；其次是比利時皮連芮、荷蘭輝靜加、英國巴拉克羅關於歐洲史新研究，克留且夫斯基與維納茨基等的《俄國史》，法國格魯塞的《中華帝國之興起與光輝》與《歷史之總計》，美國顧理雅的《孔子與中國之道》，英國李約瑟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之紀念碑的鉅著。我看了德國歷史派曼芮克一文，說史學必須對價值判斷與因果說明都能提出答案。於是我又重讀康德三批判書和胡塞爾的著作。

 

在我且讀且思之中，我想到曼氏提出的兩大問題皆先須解決人是什麼的問題。我提出「人是創造文化的動物」。文化對自然而言。人類是一種生命，高級生命，他們有生下來的自然狀態，如家族、語言、原始工具（如用樹枝或擲石頭對抗野豬）、村落、部落，部落間交換作物、通婚或戰爭，這也便形成一定的風俗習慣。他們也有較一般動物更高的記憶力，因而將事物連絡起來的思考力。於是他們之中年老的人或聰明的人運用其思考力對種種自然狀態的工具加工（將石頭打磨）；將風俗習慣規則化、制度化.，乃至將回憶想像畫成圖畫，或者在高興或悲傷之時將語音拉長，變為歌謠；也有人對天地現象、人類由來以其想像編成神話，或者有人在實際經驗中發現療傷止痛的藥物……。語言與思考力互相促進，結果共同的語言之使用促進民族之形成，而思考對人類自然狀態之不斷加工，促成三大文化構造之形成：技術、制度、學藝。人類文化是保護人類生命，並給之以安樂且為萬物之靈，並使其繼續創造文化的。基於此義，我以為價值判斷必基於康德提出的目的論，即生命與文化之目的，生命之光昌與文化之進步。

 

歷史上的因果關係應如何解決呢？人類文化不僅是在其部落中產生的，而且是在其更大的自然環境中產生，而又與其外圍的文化不同的部落、國家或遲或早發生和平與戰爭之交涉的。森林或草原，海洋或河川的地理，對外交通是否便利或水旱之災，外部鄰近國家之文化狀態與和戰關係，都要對一民族或國家之文化創造提供發展之方向以及有利與不利機會。

 

然人類創造了文化，也就創造了歷史。成文歷史至今不過五千餘年，然工具、武器、住宅、宮殿等等都留下年代的標記。而這也就使歷史成為文化史，而文化的盛衰進退，也便在歷史上留下記錄。這記銶也就保持了人類社會的記憶力與思考力。歷史與文化既然都是人造的，人類也便能依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在自己文化的基礎上，針對時勢的需要，進行適當的因革損益。

 

由此可見，人類歷史上的因果關係是非常複雜而又不斷變動的。一方面，一民族文化有與其自然狀態能否適應的問題（如技術是否落後，人口之增殖，食物之不足，或部落間之衝突）；或者這些文化構造本身能否正常履行其功能問題（如賦稅刑法是否公平，官吏是否廉能）；或者，隨時勢之變遷，一國文化能否對先行狀態加以改進。另一方面，一民族文化的內部構造與其外部構造（自然環境、國際關係）常在互動關係之中。這種互動關係，又因世界交通之促進，而更為增加而增強。然無論國內的、國際的新情勢需要解決之時，一國之人可能意見相同而迅速解決；而亦可能因不同意見相持不下而互相鬥爭，變成內戰（如中國）。即使原因相同，結果並不相同。所以歷史上的因果關係與自然科學上同因生同果的原則是不相同的。不可否認歷史上的因果關係，不過這種關係常在變動之中，所以歷史的變化是有多種可能的。又歷史上原因都是通過人力進行的，都是人為的，也就是人力可以改變的。正如伍子胥說「我能覆楚」，申包胥說「我能存楚」。因為事在人為，歷史並無規律、法則可言。歷史既有多種可能結果，我們自應選擇最佳結果，這就是價值判斷之重要了。

 

由於人類歷史上因果之網是牽連廣泛的，而人類之經驗也是不斷增加的，研究歷史必須在整個歷史發展中看各民族文化之興衰，對各民族文化之形成作比較研究，了解其得失興衰之故，也就可以了解我們中國人在世界史中的地位，進而博通世界上的經驗知識，於是才能談出路問題。

 

在我解決了價值判斷問題和史學學問方法問題以後，我將二者合起來，稱為文化批評的理論，為我的哲學的一大主要部分。將文化批評在歷史上展開，我稱之為「理論歷史學」，此即研究世界史的變形，中西俄的歷史與文化，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與中國問題。我應用理論歷史學在民國四十二年寫成《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的古代篇。結論是應對自己文化進行因革損益，創造新中國文化。另一說法是「超越傳統主義、西化主義、俄化主義而前進」。這口號雖是在民國五十一年正式提出，實際上在抗戰時期和三十八年到香港後就談過的。

 

 

這是我自一九三一年《唯物史觀藝術論》到一九五三年《古代中國文化典中國知識份子》關於歷史哲學觀念變化之由來與經過。這也是一個因革損益的過程，過去兩期的想法，仍有保留於第三期者。至於第三期之較詳說明，見於本集諸文。

 

四

 

我生活於我國家、我同胞最不幸的時代。我無其他才能報效我偉大而不幸的祖國，只有多讀深思，寫出文章，意在喚起同心，共同努力。六十多年來，大概寫了二千多萬字。除已印成書本者外，單篇文章也準備印成若干類編。十多年前，周玉山先生就曾為我編成一本文選，交某書店印行，該書店停業，遂作罷論。今年周先生再提此議，我提供了一些文章。周先生說他已與東大圖書公司商量好，以五十萬字為宜，乃由他再精選一次，始成此集。這都是理論性的文章。他選得甚好，而且承他親自校對，特誌謝忱。

 

我寫此長序，乃欲告我讀者，文中所說不論大家覺得對與不對，是我在國家憂患之中讀書七十年辛苦得來，而且是在國家與世界大亂之際一而再，再而三沈痛反省得來。

 

前面我說此是第一次文選。此是因為最近北京、武漢友人都有信來，要為我出文選。我準備以編年體為北京編一本，依分類──除哲學、文學、史學外，加上國際政治與中國問題，為武漢編一本。我預料有許多文章在大陸未便刊出，我預備將大陸不便刊印的自印一集。但四集將各自獨立，無重複者。唯不知何日可完也。

 

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於臺北新店中央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