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與多元：跨學科的思考(精)

臺灣雲林人，一九三九年生。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文學系哲學博士，現任交通大學外文系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著有：《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小說、歷史、心理、人物》、《比較文學與小說詮釋》、《文學與閱讀之間》。另編有中英文著作多種。

 

 

一九三八年生，臺灣省宜蘭縣人；國立臺灣大學文科學士及碩士，密西根州立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並兼任文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主任。曾經出版《0與1之間》、《記號學導論》、《人生小語》（一）～（七）、《記憶裏有一個小窗》、《文化‧哲學與方法》、《人性‧記號與文明》等二十幾部著作，以及譯述數種和其他散見各處之論著與散文甚多。

 

 

江西吉安人，一九三四年生於上海。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兼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著有《文學欣賞的靈魂》、《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中國哲學與現代化》、《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黃宗羲心學的定位》、《理想與現實的糾結》諸書。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後負笈美國，一九八○年獲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博士學位，現執教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著作有《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宣尼浮海到南洲》、《歷史探索與文化反思》、《上海道台研究》（英文）等多種。

 

 

廣東中山人，一九三八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文學士、碩士。一九六五年起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現為該校中文系高級講師。所撰學術論文及文藝評論，結集成書者有《文學的傳統與現代》、《寄生草》。編有《中國近代名家選粹──魯迅卷》等。

 

 

廣東南海人，一九五六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文學士及哲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學系。著有《思想激流下的中國命運──魯迅與「左聯」》、《文學與政治之間──魯迅‧新月‧文學史》及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1936等。編有《朱湘懷念集》。

 

 

美國伊利諾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後博士研究員，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高級講師兼系主任。專研現、當代中國文學及文化政治，論著發表於歐、美、星、港、臺、大陸之學術專著及期刊。

 

 

臺灣大學學士及碩士，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兼系主任。主要研究興趣為：倫理學、社會及政治哲學、歷史哲學及中國政治理論。著有《洛爾斯》、《當代自由主義理論》及發表多篇論文。

 

 

香港浸會學院英文系畢業，美國Redlands大學英美文學碩士，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高級講師，著有《現象詮釋學與中西雄渾觀》。研究範圍包括比較詩學、詮釋學、文學理論、科幻小說等。

「現代」一詞涵義豐富、複雜，甚至相互矛盾，相信對「現代」這一個課題稍有涉獵的人都有同感；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現代」的涵義互有出入。就以西方傳統言，二十世紀之前的現代性與笛卡兒「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主觀概念往往無法割捨；相反的，半個多世紀之後的後結構主義把以往工整、以自我為中心的宇宙觀加以全盤打翻，而這股反人文主義的主體觀，甚至把塑造意義的主動權，由個人的意識領域轉移至語言、論述或符號的體制中，這一來人如何看待自己，或看待他人與世界，其方法與結果都產生了極大的差異。這種歷史變化自有其發展的邏輯，而上述有關現代性南轅北轍的發展，顯而易見與西方啟蒙主義，及二十世紀之現象學、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之先後更替，也有其必然關聯。

 

就空間一軸而言，現代性在若干論者的眼中，無疑與文藝復興、科學革命，以及新教倫理、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甚至帝國主義各有息息相關的關係。舉例來說，中古世紀神本位的宇宙觀，把人定位於「存在的大鏈」(Great Chain of Being)上一個不高不低的位置，透過相當的靈修與善行，人自信可以瞭解生命的真諦，並將希望寄託於來世；可是經過科學革命之衝擊與新教倫理之洗禮，個人與自然的關係不再像以往那樣「有機」；人不得不自力更生，甚至反躬自問到底自我的真義為何，而人與自然的主從關係到底又是如何。這種分崩離析的現象，到了二十世紀更是變本加厲，而所謂虛無主義或現代主義中的種種異化現象，都與個人跟社會之脫節、脫序有相當的關聯。換句話說，如果發展的邏輯決定現代性成長的過程，人我（或人與社會）的動態關係也同樣塑造了現代性的型態。

 

而如果我們再循對此相對論的思考路線走下去，而回過頭來看中國的現代性，那麼我們勢必會獲得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不管談「現代」、「現代性」或「現代主義」，我們很難獲致一個一成不變的定義，甚至也很難看到一個明晰可見的整體。也正因如此，「多元」與「現代」廣義而言似乎成了同義詞。而在跨文化、跨學科的考察裏，多元這麼一個思考模式更有其方法論上的必要。

 

我們一般人談現代習慣把它當作傳統的反面，有人甚至還把它視為對傳統的否定（例：打倒孔家店），西方文學的現代主義也有「大分水嶺」(the Great Divide)的說法，認為現代迥異於傳統。其實西方的現代主義側重的往往略有不同，一般文學批評談西方現代主義往往看重語言的自主性；也就是說，語言自成一格，獨立於現實之外，再也不是現實的標籤。而在前衛作家手中，語言更成利器，用來顛覆資本主義、中產階級的價值觀。這種語言觀與較早的現實主義可以說大異其旨，並把語言與社會放在對立的兩極位置上。當然，歸根究底，語言雖說是個人的表達工具，但它免不了也是約定俗成的「公器」，這是一個不得不重視的問題；而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這種語言觀的變遷中，自我應該如何自處？是不是十九世紀的語言觀真束縛了個性，使其無法張揚？Ian Watt在The Rise of the Novel即指出，其實在現實主義的導引下，人也必須重新審視社會，並賦予外界個人（有別於人云亦云）之詮釋，而這種自由主義的認識論也正是小說興起之哲學基礎。如再往前推溯到中古世紀，人固然隸屬於一個有機、神本位的宇宙，但人生的目的，又何嘗不是小我的提升，希望盡量把人性美好的一面（如理性）加以發揚，而同時將不足取的一面（如物慾、情慾）加以抑制？這與二十世紀主體性的追求又有何區別？嚴格說來，二十世紀追求自我，到末了甚至落得自我喪失，作家筆下描繪出一幅幅失樂園之景象，豈是當初他們始料所能及？

 

文學的現代主義是一種語言主義，基本上質疑現代性或現代化，認為現代化把人帶進一個資本主義的夢魘中，因此亟須加以破解。可是現代主義往往無法自逃於資本主義無所不包的如來佛神掌，愈是實驗性強，愈離經叛道的作品，愈是為資本家所垂愛，並加以收購、收藏；往往弄得有些現代作家、藝術家哭笑不得，而等而下之的則更是扭怩作態，喪失了創新與獨立特行的立場，這又何嘗是現代主義當初的用意？後現代主義之所以背棄這種精英主義的語言觀，不妨視之為對現代主義的一種矯正。概而言之，談如此類側重語言的自主性固然是文學現代性的重點所在，但它與社會科學家所說的現代性相去甚遠；而社會科學家所關心的一些問題，如社會生活資本化、工業化、民主化、民間社會、公共領域等，都與文學的現代性有相當出入。由此可知，現代性的本質因各學科而異；不同領域之間，對現代性容有共通或相似之處，但觀念之轉移，往往牽涉不同的中介，不宜輕易視為等同。

 

上面簡略談到西方現代性的兩個層面：一、現代性（或非現代性）發展的邏輯，它與西方哲學史的進程緊緊相扣；二、現代性（或非現代性）與社會的動態關係。上面以文學為例，說明由於對社會現實的抗拒，現代發展成一種語言主義，而語言與現實遂分道揚鑣。底下我想談談兩個層面有無交會之地帶，而交會對人的自我認識又有何關係。我們再以文學為例。

 

吳爾夫(Virginia Woolf)曾經說過：「一九一○年十二月，或者差不多那個時間，人性變了。」這句話頗有危言聳聽之嫌，乍聽之下，似乎西方人到了二十世紀某一特定時刻發生了一項突變，前後判若兩人。不過真正爭議重點所在，倒不是突變之可能與否，而是突變發生的時刻。有人說現代的濫觴應追溯到十七、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也有人說現代的分水嶺應該定位於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而即使談狹義的現代主義，日期也是眾說紛云。即以英國為例，有人主張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即已揭開現代的序幕，不過也有人認為談現代恐怕要等到一九二二年喬依斯出版了他的《優力息斯》，而無獨有偶艾略特也同年發表了他的〈荒原〉。其實把現代的起點定在何時並不重要，更值得我們探討的是，不同的起點帶出什麼樣的現代；或是說得更具體一點，什麼樣的現代文學帶出什麼樣的現代性。Jonathan Rée以吳爾夫為例，說明現代小說如何透過語言來顛覆笛卡兒以來的主體觀。傳統小說著墨於現實世界，透過對外界的描繪，進而襯托出人物的主體，吳爾夫將此等作法譏之為「唯物主義」，因為它只重人的皮相，而不重其精髓。當然，這並不表示吳爾夫打算逃回到「唯心」的避難所；事實上吳爾夫的作品鍥而不捨，企圖表現的正是如何脫逃主體掛帥，或客體為重的困境。就以《燈塔之旅》為例，蘭西夫人一方面擔心形而上的問題，或人與人溝通之可能性等問題，可是另一方面她也操心一些日常的生活細節，如如何替人牽紅線，溫室該修理，賬單該付等等層次比較低的問題。吳爾夫提出一九一○年十二月，故作驚人之論其實背後更帶出西方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難題。從笛卡兒以降，大哲學家個個都以澄清主體的本質為主旨，而歷來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可以說是汗牛充棟。詹明信(Fedric Jameson)甚至引沙特的話，說一切哲學的研究都以「我思」(Cogito)出發，而這類研究最忌諱的便是泥足其中，無法自拔。詹明信討論過羅逖(Charles Rorty)、海德格、德勒支(Gilles Deleuze)、齊熱克(Slavoj Zezek)與泰勒(Charles Taylor)之後，結論與沙特相同，認為泛泛多談主體無益；不如討論主體的文本性，並配合不同脈絡，具體探討主體的不同結構功能（有別於主體位置），比方說研究主體如何塑造出有關數學或軍事的領域，循此途徑詹明信主張我們好好看看不同主體的運作模式，如說話的主體（關於這點Catherine Belsey在Critical Practice [ Methuen, 1980 ]有相當明確的論述）、看東西的主體、聽話的主體等等，可以說不一而足。而基於他馬克斯主義的立場，詹明信更進一步闡述阿圖塞的理論（認為人的主體往往透過社會對他的「叫喚」猛然自省而獲知），主張在現代社會中芸芸主體之中，最值得研究的莫過於所謂的「集體的主體」，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國民性格」。詹明信這種觀點當初提出之際，曾經引起相當大的迴響，而第三世界的學者認為詹文論點偏頗，大有欲將第三世界實質化(Essentialize)之趨勢，此地不擬討論。不過詹明信似有將主體移位至身份認同的層次，這倒是不失為可行之道。其他可以暫且不談，就方法論而言，原先談主體講意識、理念、理性，到了二十世紀早期現象學談意向性（胡塞爾）、詮釋或Being-in-the-world（海德格），甚至稍後的索緒爾或後結構主義者，把主體等同於語言等等，討論基本上都浮游於後設的層面。從我個人的工作經驗，在這個層次上不容易說明現代人如何應用主體，為自己定位，並向他人宣示他應用主體的策略，也不容易解釋弱勢族群如何透過主體的運作，來對社會作必要的「抗拒」(Resistance)。

 

從文學的觀點而言，人透過語言的中介而與社會歷史產生關係，到了我們這個時代順理成章，而產生了現代與現代性（嚴格說是循環論證）。而嚴格說來，其他的學科（如哲學或歷史）也或多或少，按其個別的認識論、方法論，甚至本行的行規，對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作不同的詮釋，並滋生不同的現代型態，與多元的面貌。而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現代」一詞恐非中國自古已有，金耀基、李歐梵談中國現代化即指出，我們以往有「古今」、「新舊」等分法，但傳統與現代之二分法顯然來自西方。這一來，外來的典範如何與本土的情況配合，倒更值得我們深思了。這個集子裏的八篇論文分別從不同的學術觀點（包括方法論、思想史、史學史、文學史、知識論與國際教育），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層面加以剖析。

 

何秀煌以抽絲剝繭的手法，將糾纏不清的現代加以一一釐清。他首先將「現代化之實」與「現代化之名」加以區分，讓讀者瞭解到：歷史的現代化是一回事，而論者如何表述或詮釋此一歷史現象又是另當別論。有此二分，讀者自不再迷信有實質主義這回事，並反而探討現代化之發展與生態。除此之外，我們使用語言描述現代，自不免對此現象作多元之再現(Represent)，而多元相互之間不免互有出入，甚至矛盾。也正因如此，現代本身有它不可避免的乏晰性，論據所至，何文中的現代其實已邁進到後現代的階段，而其中的若干論點與集子裏壓軸王建元有關後現代的解放論點，有前後呼應之妙。不過無可譯言，何文背後自有它嚴謹的方法論，分別對語言、理性規劃出一定的分析程序，相信如能一一加以展現，對我們研究現代的努力，必有正本清源之功效。

 

劉述先對胡適的評鑑除以學術的觀點為依據之外，另以當代後鑑之知，指陳胡適當初引進西方思潮之種種盲點與欠缺。劉文首先指出胡適引進理性與進步，不但本身與現代的若干基本精神有所違悖，而胡適雖然以整理國故為職志，但他對傳統與現代之整合，可謂力不從心，再說訓詁本身其實也無法達致明心見發的境界。寫到此地不禁要自問，到底這個集子的探討是否充分解及傳統與現代的互動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人文研究所的同仁目前正朝此方向推進，希望早曰能有具體成果面世。再說回到胡適，劉文指出，考據固然有所不足，而他的實證主義、大膽假設，甚至自由主義，不僅本身值得商榷，而證諸當代更是漏洞百出。歸根說來，要走現代化的路，也必須批判西方，但面對此弔詭胡適不幸卻懵然不知。

 

西方現代化的進程中暴露了相當的問題，梁元生對在美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全面評鑑即以此為出發點，認為西方的一切（包括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未必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終結。相反的，中國歷史的研究近年有本土化的趨向，由以往思想史、政制史的主流研究，轉移至目前區域或專題的探討。以往幾個階段的研究循三個基本路線進行：挑戰與回應、傳統與現代、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近年來的研究大抵作橫的劃切（如研究內陸與沿海之對比），或豎的分劃（如研究士紳、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此外，由於救贖的心理使然，近年來對婦女歷史的研究可謂方興未艾。總而言之，史學的發展，至此已揚棄大一統的夢想，論點與何文似亦有互相印證之妙。

 

我們上面說過，主體與社會之間永遠存有張力，而這種張力到了二十世紀可以說變本加厲，其中原因甚多，緒如知識之世俗化、社會結構之分化等，與此都不無關聯，而尤其重要的是「現代」的構造(Construction)，也就是論者（包括各領域專家與作家）對「現代」這個觀念的營造，它與歷史事實可能緊密結合，也可能若即若離，甚至產生黃繼持所說的「反撥」或「逆反」。根據黃繼持的看法，文學的現代性與國家的現代性並不同步；事實上，中國的文學主導整個社會的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模式有所出入。再說中國的現代化與西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西方思潮一時湧進中國，勢如決堤，這麼一來中國的現代化模式也就變得繁複多元，而演化的程式有異於西方。也正因如此，我們考察中國的現代化，自然而然須要配合歷史的脈絡來加以認識。根據黃繼持的看法，中國的現代性是開放的，而其中最值得一提是人的自覺，也就是人對真我的追求。不管這項真我是整體的還是割裂的，文人作家所追求的不外乎真，而求真之餘甚至不惜與社會潮流相左，產生上述的逆反現象。這篇論文企圖面面俱到來爬梳中國文學與社會現代化之間的動態關係，此地的複述顯然失之粗略，恐怕只能靠讀者自己去「親炙」了。

 

與五四相形之下，晚清的現代化，不論是型態或歷史都要來得清晰可辨。依王宏志的看法，晚清的文學帶極強的政治意味，而為追求體制外的救亡，有識之士遂「別求新聲於異邦」，透過翻譯西方文藝思潮，來從事啟蒙，提倡科學新知，甚至啟發愛國思想。讀者如能一氣呵成，把王文與上述的黃文加以貫串，想必能體會中國文學現代化之來龍去脈，並明白中國文學現代化，到底如何走上多元之不歸路。

 

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者常好以現實主義加以概括，這種寫史的作法，在大陸上可以說唯我獨尊。可是事實是否果真如此？譚國根即指出五四雖然側重個性之張揚，但嚴格而言，真正的現代性卻植根於後五四的懷疑論，而若干著名作家表面上看似以社會為導向，但內裏往往以個人為導向；不同的作家體會命運不可捉摸之餘，無不作各種內省尋求自我，解放自我，完成自我。這種說法頗具新意，並可能透露訊息，令我們依稀看到，儘管文藝政策定天下文壇於一尊，但是現代性主體的聲音不時會冒現於外。有關這方面更深入的探索，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上面簡述的六篇論文分別從文史哲不同的領域、觀點與方法來對現代的各種問題加以陳述，立論是好是壞只有留待讀者來裁決。不過六篇論文並陳於前，我們多少可以體會到，不同的學術領域，對資料的掌握、方法的應用、立場的陳述等等都有出入，並不是以往常說的「文史哲不分」那麼簡單。所謂學科，其定義乃是制度化的知識；用句通俗的話，各行有各行的行規。當然，這個集子多少代表一組人文學科工作者，經過一段相當時間的切磋，而獲致的成果──甚至不妨說是共同的成果，其中存有內在旁通互響的現象，這也是值得讀者加以體會的一點。

 

不管在東方或在西方，人文以往都處於相當崇高的地位，但隨著近兩三百年來科學、科技與商業突飛猛進，人文遂面臨日益式微的命運。而有識之士認為要糾正目前社會之亂象，唯有透過人文教育，將知識的本質與對待知識的基本態度重新加以體認、實踐。石元康以深入淺出的筆法，將人文教育與技術教育之區分加以界定，並引用哈柏瑪斯與歐克夏的看法，釐清知識的種類。我們對待知識除了分析之外，另應如何加以詮釋，或作價值判斷。石元康另指出，世界既經解咒，宇宙再無固定可循之軌跡，而理性也不能導引出價值來。根據哈柏瑪斯的理論，答案似乎就在於溝通行為。

 

至於溝通如何進行，王建元主張透過國際教育來做。他的出發點與其他人的看法有不謀而合，也有出入相當多的地方。他認為一元論或二元論都與現代世界脫節，而多元才是主流，不過他又認為許多值得我們加以三思的觀念（如整體性、理性與普同性）都是現代主義的劣跡。也正因如此，現代主義已經疲態畢露，無法解決當前的種種病態；他主張我們要邁進後現代主義，而為了跟以自我為中心的本體性來個一刀兩斷，我們的教育應該朝國際化的方向發展，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擺脫主體的專政，或客體的羈絆，並進入現象學所謂的意義這麼一個中間地帶。而在此中間地帶，學生可以自由走動，跨越邊界，甚至藉主（教師）客（學生）之易位，而重新檢視權威，並作平等的溝通。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成立於一九九一年，下設三個計劃，其中一組的研究題目為〈文化傳統的比較研究〉，主持人為劉述先，而第一期研究重點為現代性，參與人除劉述先之外，另有何秀煌、石元康、馮耀明、李翰林、周英雄、王建元、陳清僑、陳善偉、王宏志、黃繼持與梁元生等人，小組每月召開專題研討會一次，輪流由各組員作專題報告，由於各人學有專精，討論往往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這個集子代表第一期的部份工作成果，第二期研究傳統與現代的轉化關係，希望不久的將來也可以拿出成果來作個交代。本文集乃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傳統與現代」叢書一，往後我們還打算就此課題陸續出書，以便廣泛就教於國內外的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