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茅檐常掃靜無苔,
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繞,
兩山排闥送青來。
──宋‧王安石〈書湖陰先生壁〉
在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哲人科學家當中,皮埃爾‧迪昂(Pierre Duhem, 1861-1916)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法國著名的物理學家、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家,是科學思想界一位至關重要的人物。他學識淵博,才幹出眾,論著豐碩,思想敏銳,影響深遠。作為一位卓越的思想大師和寫作高手,迪昂從大學二年級發表處女作起到早逝的三十二年間,共出版了二十二部(共四十二卷)著作、約四百篇論文,總計兩萬個印刷頁,而且這些出版物沒有一個是多位作者署名的(這與現代科學出版物眾多作者署名形成強烈的對照)。這些出版物是迪昂以縝密的思維、系統的敘述、雄辯的論證、精妙的風格鑄就的豐碑,經過漫長歲月的洗禮,它們今天依然是砥礪智慧的寶庫和啟迪思想的源泉,成為波普爾(K. Popper, 1902-1994)「世界3」中的永恒之物,源源不斷地給人類帶來無盡的恩惠。
「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迪昂的同胞、波爾多科學學會主席維茨(A. Witz)1919年5月1日在紀念文章中稱頌迪昂三十年來全心全意地投身於科學研究,作出了令常人難以想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他說:「迪昂的工作是龐大的,具有顯著的深度和驚人的多樣性。……後人將把迪昂列入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智者之中。」(UG, p.237)法國傑出的量子物理學家德布羅意(L. de Broglie, 1892-1987)在1953年對迪昂作了全面的評價:「皮埃爾‧迪昂是半個世紀之前法國理論物理學最有創見的人物之一。除了他的確實是十分卓越的嚴格科學工作──在熱力學領域是赫赫有名的──之外,他獲取了極其廣泛的物理數學科學的歷史知識,而且在對物理學理論的意義和範圍作了許多思考之後,他就它們形成了十分引人入勝的見解,在眾多論著中以各種方式加以闡述。因此,他這位優秀的物理學理論家和科學史家,也在科學哲學中享有巨大的聲譽。」德布羅意得出結論說:
皮埃爾‧迪昂作為一名不屈不撓的學者,在五十五歲時過早地去世了,他在理論物理學、科學哲學和科學史中留下了巨大的貢獻。他的嚴謹的科學研究的價值,他的思想的深邃,他的學識令人難以置信的淵博,使他成為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法國科學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AS,p.xiii)
但是,由於迪昂不合時宜的政治觀點,深厚而虔誠的宗教信仰,使人敬畏的科學才幹和學術成就,正直坦蕩的品德和獨立不羈的個性,以及種種客觀原因,他生涯坎坷,命運多舛,一生很不得志。雖然在他生前,馬赫(E. Mach, 1838-1916)、萊伊(A. Rey, 1873-1940)等人也曾提及和討論過他的思想,但總的說來,它們被一道無形的緘默之牆阻隔,致使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忽視、被遺忘。難怪迪昂的傳記作者雅基稱迪昂為「不適意的天才」。在法國,遲至1932年才出版了一本研究迪昂的專著。1936年,迪昂的女兒海倫(Hélène Pierre-Duhem, 1891-1974)在姑母瑪麗(Marie-Julie Duhem, 1862-?)的幫助下,撰寫並出版了一本傳記《博學的法國人:皮埃爾‧迪昂》此時此刻,在英語世界,對迪昂的思想還幾乎沒有什麼反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隨著實用主義的興盛和維也納學派成員移居美國,迪昂開始逐漸引起美國學術界的注意。1941年,當洛因格(A. Lowinger)完成他的哲學博士論文《皮埃爾‧迪昂的方法論》時,他依據的全是法文文獻,當時關於迪昂的英語文獻幾乎還是空白。1950年代初,隨著奎因(W. V. O. Quine, 1908-)有影響的論文〈經驗論的兩個教條〉的發表,迪昂的整體論思想開始引起人們的興趣。1954年,迪昂的經典科學哲學名著英譯本《物理學理論的目的和結構》出版,標誌著迪昂的思想正式進入英語世界。不過,這個時期比較全面、比較深刻的研究成果似不多見,以致米勒(D. G. Miller)在迪昂逝世五十週年發表的紀念文章還冠以「被遺忘的智者:皮埃爾‧迪昂」。
進入1980年代,對迪昂的關注和研究漸趨活躍。這裡有三件事值得一提。第一,自《保全現象》英譯本於1969年出版後,迪昂的主要著作《力學的進化》、《宇宙體系》(節譯本)、《靜力學的起源》、《德國科學》的英譯本相繼問世。第二,雅基教授通過對迪昂原始文獻的廣泛研讀和實地考察訪問,完成了資料翔實的迪昂傳記。該書於1984年初版,1987年重印,在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第三,1989年3月,在美國弗吉尼亞工學院和州立大學舉行了題為「皮埃爾‧迪昂: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的學術會議。與會的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以及其他對迪昂感興趣的人,對迪昂的思想和著作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會後,《綜合》雜誌於1990年分別以「作為科學史家的迪昂」和「作為科學哲學家的迪昂」出版了兩期專輯。這也許是近百年來研究迪昂的最高峰。歷史是公正的,邏輯是永恒的。歷史和邏輯終於等到了迪昂!
在中國,在1980年代之前,對迪昂的研究完全是一片空白,根本無人問津。留心的學人至多也只不過是從列寧(V. I. Lenin, 1870-1924)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聽說有這麼一個被錯譯為「杜恒」的人的,這種錯譯在新近出版的權威性的列寧著作版本中依然如故,從而在學術界和理論界繼續造成不應有的訛誤和混亂。
其實,列寧對迪昂的生平、工作和思想基本上一無所知,頂多也只不過是一知半解。他甚至連迪昂的國籍也未搞清楚,誤以為迪昂是「比利時人」(WP, p.309)。他武斷迪昂是「哲學唯心主義」,「一旦談到哲學問題的時候」「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不可相信」(WP, pp.310,349)。事實上,列寧的這些斷言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只要對迪昂的思想認真地作點研究,就不難發現它們是軟弱無力的。遺憾的是,列寧的有關論斷至今仍被某些人視為金科玉律,以訛傳訛的著述如汗牛充棟,因此本書的一個附帶任務就是要像拙作《馬赫》和《彭加勒》那樣,也順手清掃一下奧吉亞斯牛圈。
我是在1980-1981年間作碩士論文〈彭加勒與物理學危機〉時首次接觸到迪昂的,並在論文中有所涉及。1981年,我在處女作中評論了以馬赫、彭加勒(H. Poincaré, 1854-1912)、迪昂、奧斯特瓦爾德(W. Ostwald, 1853-1932)、皮爾遜(K. Pearson, 1857-1936)為代表的批判學派的歷史作用、哲學根源和歷史歸宿,並首次公開將「杜恒」正名為「迪昂」。數年之後,我才騰出手來,再次涉及到迪昂。由於資料不足,僅寫了兩篇論文。恕我孤陋寡聞,這也許是當時國內學者僅有的研究迪昂的專論,盡管現在我對它們並不十分滿意。在此之前,在我的建議和關照下,還翻譯、發表了國外有關辭書上的「迪昂」條目,從而使學術界對迪昂的概況較早有所了解。
在撰寫本書前,我搜集到較多的關於迪昂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獻資料,對迪昂的文本和話語作了認真的解讀和嚴肅的思考,基本上把握了迪昂思想的語境和脈絡。我將力圖在恢復歷史、理解歷史的基礎上,再現活生生的歷史。我希望讀完本書的讀者能夠領略作為一個科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迪昂的嚴格、廣博、敏感的精神,也能夠窺見這位早已作古的人──一個大寫的平凡的人──的比較完整的形象。
法國科學家和哲學家帕斯卡(B. Pascal, 1623-1662)說得好: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思想形成人的偉大。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由於思想,我們囊括了宇宙;沒有思想,人就無異於一塊頑石或一頭畜牲。科學家是創造思想的,像迪昂這樣的哲人科學家更是雙倍乃至多倍地創造思想。基於這種考慮,我企盼本書的撰寫和出版,能再次引起國人對於哲人科學家現象的研究和關注。
我是從1980年代伊始著手研究像彭加勒、馬赫、愛因斯坦(A. Einstein, 1879-1955)等大科學家的科學思想和哲學思想的,對他們思想之敏銳、深邃和超前時代深有感觸和體會。後來,當我讀到賴興巴赫(H. Reichenbach, 1891-1953)關於科學與哲學、關於科學家的哲學思想的論述時,自然而然地引起我的強烈共鳴。尤其是他的「在通向哲學領悟的道路上,科學家是路標的設置者」的精闢見解,更令我拍案叫絕、擊節稱賞。以此為契機,我寫成了全面論述(正名、特點、作用)哲人科學家的學術論文。當時,我稱哲人科學家為「作為科學家的哲學家」或「科學思想家」,並以英語合成詞philosopher-scientist作為譯名。此後,我私下已有所悟,於一年後正式改用「哲人科學家」的稱呼。
近年在研讀有關文獻時,我發現早在賴興巴赫之前,有人就有言在先。馬赫在《認識與謬誤》(1905)中論述「哲學思維和科學思維」時這樣寫道:「科學思想以兩種表面上不同的形式呈現出來:作為哲學和作為專門的研究。哲學家力求盡可能完備、盡可能綜合地使他們自己與事實的總和發生關係,這必然使他捲入在從特殊科學借用的材料上從事建設。專門科學家起初只關心發現他的較小事實領域的道路。然而,由於事實在某種程度上總是以短暫的智力目的而任意地、強有力地定義的,因此這些邊界線隨科學思想的進展不斷地漂移:為了他自己的領域的取向之緣故,科學家最終看到,必須考慮其他專門的探索結果。顯然,專門探索者按這種方式也共同地通過所有專門領域的一體化對準總的圖像。由於這至多只能不完善地獲得,因而這種努力便導致或多或少地皈依哲學思維。」馬赫指出,像柏拉圖(Plato,前427-347)、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前384-322)、笛卡兒(R. Descartes, 1596-1650)、萊布尼茲(G. W. von Leibniz, 1646-1716)等這樣的「最偉大的哲學家也打開了專門探索的道路」,而像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牛頓(I. Newton, 1642-1727)、達爾文(C. R. Darwin, 1809-1882)等這樣的「科學家也大量地提出了哲學思想,盡管他們未被稱為哲學家」。馬赫明確地看到:
在我們的時代,再次存在著這樣的科學家:他們並未全神貫注於專門研究,而是尋求更為普遍的指導路線。霍夫丁(Höffding)恰當地稱他們是「哲學化的科學家」philosophizing scientist),以便把他們與本來的哲學家區別開來。如果我認為他們中的兩人奧斯特瓦爾德和海克爾(E. H. Haeckel, 1834-1919)是起點,那麼他們在他們自己領域中的重要性肯定是無可爭辯的。
顯而易見,馬赫在這裡借用的「哲學化的科學家」,與我們所說的「哲人科學家」其指稱是相同的。石里克(M. Schlick, 1882-1936)在〈哲學的轉變〉(1930)一文中也寫道:「如果在具有堅固基礎的科學當中,突然在某一點上出現了重新考慮基本概念的真正意義的必要,因而帶來了一種對於意義的更深刻的澄清,人們就立刻感到這一成就是卓越的哲學成就。大家都同意,例如愛因斯坦從分析時間、空間陳述的意義出發的活動,實際上正是一項哲學的活動。」石里克進而斷言:
科學上那些決定性的、劃時代的進步,總歸是這樣一類進步:它們意味著對於基本命題的意義的一種澄清,因此只有賦有哲學活動才能的人才能辦到;這就是說:偉大的科學家也總是哲學家。
馬赫和石里克從不同的視角切入問題,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結論,這也許是人的心靈的溝通和一般文化發展的產物。有趣的是,我幸運地看到,海峽對岸的林正弘教授也在學術研究中得出如下的卓識:
筆者一直相信科學史上偉大科學家的著作中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探討他們的哲學思想不但有助於科學史的研究;在哲學方面,對知識論的研究工作也會有意想不到的啟發作用。哲學家對知識的結構、性質、可靠性及限制等等固然能夠作非常抽象而深入的分析;但是,科學家畢竟是真正從事追求及建造知識的人,他們對知識的見解是研究知識論的哲學工作者不應忽略的。然而,科學家通常不像哲學家那樣有意地提出一套完整的知識論或哲學體系。他們的哲學觀點往往隱藏在其科學理論的背後或零散地出現於科學著作之中。如何把這些哲學觀點抽繹出來,整理成有條理的學說,應該是科學史家或科學哲學家的工作。
正是出於類似的動機,十五年來,我分出大半時間和精力,以批判學派和愛因斯坦等哲人科學家為研究對象,撰寫了八部專著並發表了五十餘篇論文。我還主編了一套《哲人科學家叢書》,第一批共七本已於1993年12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我還想主編一套《哲人科學家譯叢》,擬把哲人科學家的科學哲學著作譯介給國內。這一設想因經濟方面的緣由目前難以在大陸實施,不知正弘兄能否協力合作在海峽對岸開闢出一片新天地?我期待他今年9月由英返臺後能鼎力相助,使我們共同的夢想變為現實。
我的這些已作的或擬作的工作的外在目的,也是十分清楚的。我想通過這些切切實實的工作,力圖發掘出哲人科學家的思想精髓,揭示出他們的精神氣質,企望達到展示哲人風範,傳播科學思想,普及科學方法,弘揚科學精神,理解科學價值的初衷,從而讓作為一種文化的科學逐漸駐足國人的自覺意識乃至潛意識,塑造國人的新精神和新人格,促進人的現代化。我還考慮到,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必將是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整合的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缺乏的恰恰是科學文化這一半,極需要盡快加以彌補。作為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締造者和承載者的哲人科學家若能進入國人之心靈,無疑將會加速這一彌補和整合過程。至於哲人科學家研究的內在學術價值,那是自不待言的,這是我十年如一日潛心於案頭的主要精神支柱。在當今這個無序加浮躁的社會轉型時期,「文化快餐」隨行就市,「文字垃圾」滿地堆積,一大幫寫手像攤煎餅似的「碼」出「立等可取」的漢字符號串。在這個盛行一次性消費的商業社會裡,連像樣的報紙也一本正經地高談闊論「人才市場」(怎麼總使人聯想到牲口市場)和「感情投資」(連純潔而神聖的愛情也得用金錢作尺度)。而對此情此景,我之所以能處之泰然、安之若素,除了對精神家園的守望和對永恒價值的信念外,一半是學人的良知,一半是個人的興趣。
盡管當今我對學術情有獨鍾,但是當初走上哲學研究這條道路卻十分偶然。1964年上大學時,我學的是物理學。在「史無前例」的十年文革期間,既荒廢了學業,也未做出什麼值得永久回味的事業,頂多只是幹了一些具體的技術工作。1977年,從報上欣聞于光遠教授招收自然辯證法(現亦稱科學技術哲學)專業研究生,我便倉促備考,有幸於翌年在二十取其一的競爭中考取,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現亦稱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在這裡,我打下了學術研究的基礎,從1981年正式步入學術研究的道路。
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我與哲學結緣乍看偶然,但是也不是沒有一點必然性因素。我出生在農家,從小就背負起家庭的生活重擔,學習條件自然較差,然而家鄉的古老山水和人文氛圍畢竟哺育了我。我的故鄉地處關中平原中部,這裡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是周秦漢唐的京畿,曾有過昔日的輝煌和榮光。近代以降,它雖然日漸式微,但是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餘蓄和遺風無疑一息尚存。記得童年時代,那時人口絕沒有現在這麼多,廣闊的原野還有一種原始而古樸的氣息。雨過天晴,遠眺終南山(秦嶺支脈)巍然屹立、歷歷在目,使人不能不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在夕陽斜暉之時,北望莽莽渭河灘外,渭北高原上的漢家陵闕縈繞在蒼茫的暮靄之中,使人頓生思古之幽情。夏夜在戶外,躺在地上的葦蓆上納涼,仰望繁星如織的夜空,辨認北斗七星、南斗六郎和天河兩岸的牽牛、織女星,不時激起深深的敬畏之情和無限的遐想。暑日在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鋤草、澆水,辛苦異常而僅得溫飽,不能不叫人思索人生在世到底有何意義。現在看來,這些與宇宙、自然、歷史、人生有關的疑慮和思考,都與上中學時才聽到的「哲學」這個名詞有牽連。但是要對它們作出明晰的回答,卻是何其之難!
既然人近中年皈依學門,那就只有甘於寂寞,方能修成正果。為此,我以「六不主義」自律,即不當官浪虛名,不下海賺大錢,不開會耗時間,不結派費精力,不應景寫文章,不出國混飯吃。對「六不主義」當然不能機械地理解。比如說,不開會指的是不開那些無意義的、形式主義的會議,有內容的、有興味的學術會議還是要適度參加的,順便還可以放鬆一下,消除長期坐冷板凳的疲勞。不出國不是說閉關自守,而是說出去後決不幹那些與學術無關的純粹賺錢事。這樣的「生活形式」也許單調、清苦,但是一旦研究成果問世,精神上自有一番樂趣。面對官場的勾心鬥角和商海的爾虞我詐,學術研究倒是適合我的志趣和心性,也使我獲得了最珍貴的內心自由和獨立性。
當我提筆寫《迪昂》時,我只聽命於心靈的呼喚和讀者的心願。我希望能寫好它,也企盼讀者能喜歡它,當然我也坦然地歡迎同行的中肯批評。不管反應如何,我可以告慰讀者的是,我沒有偷工減料,也沒有隨波逐流,更沒有譁眾取寵。我是在記下九個筆記本的外文資料的基礎上,通過自己的頭腦思索寫就的──這就是一切。
眼下在大陸,「跨世紀」一詞成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什麼跨世紀藍圖,跨世紀項目,跨世紀人才,……時值世紀之交,跨世紀的事情多一點也是尚在情理之中。不過我總懷疑,是否有那麼多的「跨世紀」的東西?它們一個個都名副其實?盡管我向來不願人云亦云地亂用時髦詞,但是我不能不認為,由劉振強先生策劃,由傅偉勳和韋政通教授主編的《世界哲學家叢書》,確實是一項真正的「跨世紀工程」──一項將要延續到二十一世紀的宏大的學術工程。這項工程的最終完成,將會在中國學術史和出版史上聳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汝若不信,請拭目以待!
李 醒 民
1995年5月29日于北京中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