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思潮(精)

生於江蘇南京市。1985年獲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嗣後留復旦大學哲學系任教，任「復旦大學理論工作者聯合會」首任會長。1988年應聘任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副教授，並任上海《思想家》雜誌主編。1989年起，歷任美國波士頓學院訪問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民主中國》雜誌主筆、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人女學部協調人。現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兼執行主席。出版專著《懷特海哲學演化概論》、《新自由論》、《懷特海》等，主編《中國大陸當代文化變遷(1978-1989)》，並發表了各類論文。傳記分別收人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主編《世界名人傳記辭典》及（Who's Who知識分子卷》等。

陳奎德先生的《煮酒論思潮》結集了他近十幾年來討論當代思想與文化問題的論文。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一九八九年以後他旅居美國期間撰寫的，祇有極少數是中國大陸時代的作品，最早的一篇是一九八二年在《復旦學報》上發表的〈當代科學的新思潮──耗散結構的啟迪〉。

 

奎德的專業是哲學，最初從西方哲學入手，早年曾寫成關於懷特海哲學的專題研究。本書所收入的早期論文也主要集中在西方現代哲學的領域之內。奎德的專業訓練雖始於西方哲學，他的根本關懷卻很早便傾向於為中國思想和文化尋求新的出路。所以他在一九八七年所寫的〈「人對自然」與「自然的人」〉一文中，已開始討論中西自然觀的異同。這樣看來，他在一九八九年以後密切注意中國大陸上種種新思潮的起落決不完全是時勢造成的；他的哲學精神自始便貫注在這一方面。事實上，在八○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奎德也是一位有力的推動者和參與者。據蘇紹智先生的回憶，奎德早就以「思想解放」聞名；一九八九年三月他在上海創辦的《思想家》是一個既有份量又具潛力的學術刊物。正因如此，他當時在北京準備召開的「《思想家》首發儀式」才遭到了官方的禁止。（見《十年風雨》，第二九八～九頁）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今天奎德的基本立場與其說是「思想解放」，毋寧說是「思想開放」。「思想解放」是對於八○年代大陸知識界的一般描述語；其中「解放」兩字專有所指，即相對於官方的意識形態而言。思想越能脫出這個意識形態的束縛便越「解放」。奎德當年擺脫馬列主義的思維架構一定比其他的人更為徹底，因此才贏得了「思想解放」的稱號。但「思想解放」祇是一個短暫的過程，「解放」以後的思想仍將發展成某種類型。據我的瞭解，奎德的思想斷無可疑應該劃入開放的一型。他自然有自己的中心宗旨，但是卻能對各種不同的知識領域和立場互異的思想流派保持著一種開放的態度。無論以視野廣闊、觀察敏銳或聞見淵博而言，他都是一位最合格的思想與文化的評論家。這部《煮酒論思潮》不但是近十餘年來大陸思想文化變遷的歷史紀錄，而且也從不同的角度對今後大陸的思想與文化的動向有所提示。他並沒有作出任何武斷的預測，但是通過他的批判性的分析，讀者自不難窺見大陸人文學界幾個主要思潮此起彼落的消息。

 

自七○年末以來，大陸的思想和文化界開始有鬆動的跡象。進入八○年代官方意識形態顯然已失去了號召力，不同的聲音越來越多，最後形成了著名的「文化熱」。這股熱流和民主運動互相支援、互相激盪，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才告一段落。經過一兩年的沈寂之後，大陸的思想和文化界又再度發言了。一九九三年以來，種種新思潮隨著大批新興的刊物和叢書而出現，以致奎德要用「迎接新諸子時代」的標題來描述這一現象。這可以說是大陸對外開放以後思想和文化發展的第二階段。由於它剛剛開始，我們一時還不易看出其最後的歸趨。不過與第一階段相比，這一期的思潮在外緣條件上有兩點最顯著的不同。第一是思想的論說與政治行動完全脫節了。論說本身自然有深刻的政治涵義。但由於「六四」以後極權控制的嚴密化，大陸知識分子已祇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了。八○年代末期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所進行的種種公開化的社會、文化，以至政治活動，已不能復見於今日。第二是思想和文化發展的社會空間反而擴大了。最近三、四年由於大陸「商業潮」的突然興起，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下海」，民間社會出現了可以支持思想與文化發展的經濟力量，這是第一階段所沒有的新情況；文化市場和市場經濟開始恢復中斷了四十多年的有機聯繫。我們觀察當前大陸思潮的發展，決不能忽視上述兩個新的外緣因素。

 

我讀了《煮酒論思潮》之後，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想借此機會作一極簡單的表述。我感覺這十幾年來大陸的思想、文化界雖然十分活躍，各種思潮迭起迭落幾乎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整體看起來，總不免予人以無源之水的印象。有些所謂思潮似乎是臨時借西方人的杯酒來澆自己胸中的塊壘。奎德在〈迎接新諸子時代〉中一口氣便介紹十四個思想流派，還不包括他所謂「操作性的制度性主張或對策」。其實在我看來，其中有些「思潮」和「主張或對策」的分別也相去不甚遠。用中國傳統的名詞說，這些都可以算是「策論」，和具有較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學術或思想未可同日而語。今天大陸上的「策論」很多。（即使「策論」的作者寄旅海外，其對象主要仍是大陸的當權者。）這種新式「策論」所採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種西方的理論或觀點（包括官方的馬列主義和西方現代的馬克思主義），然後針對著中國大陸的現實提出自己的「主張」或「對策」。即使是有些以思潮面目出現的文字，如細加分析，似乎也逃不出上述的公式，不過表現得較為隱晦、曲折而已。大體言之，理論資源取自西方的成品，和討論的問題直接出於對中國現實（特別是政治現實）的關切，這是相當大一部分「思潮」文字的特色。這兩者都無可非議。就前一特色言，梁啟超早就主張「須將世界學說為無制限的盡量輸入」，胡適論五四時期新思潮的意義也特列「輸入學理」為四大綱領之一。至於後一特色，則更是中國思想史上早就出現的。所以《淮南‧要略》論儒、墨、道等諸子的興起，強調其針對當時弊病的背景；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也說它們都是「務為治者也」，即可以「治天下」之意。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梁啟超、胡適的話是在七、八十年前說的。他們的本意祇是要中國人參考西方學說以為自己創造的始點，並不是要中國人永遠追隨西方的現成理論。而先秦諸子則是中國學術和思想的奠基者，他們之能夠形成學派並蔚成一代的思潮則是由於長期開創關於人文界和自然界的知識領域而致。反觀一部西方哲學史，情形亦復如是。即以本世紀而言，邏輯實證論以至整個分析哲學的興起都是和物理學、數學、生物學等的突破性收穫連成一體的；而最近三、四十年來歐陸哲學重振旗鼓，甚至在英美都已對分析哲學的傳統造成威脅也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新發展密不可分。其中如人類學、語言學、史學、文學批評等的研究成績尤其發生了重大的作用。與中西歷史上這些劃時代的思潮相對照，則近年來大陸上出現的種種論述究竟算不算真正的「思潮」？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又究竟能不能稱為「新諸子」？恐怕還要等待時間的檢驗。

 

我對於目前大陸有關思想和文化的論述甚為重視，但是我也確有一種不很滿足的感覺。過於依賴西方的論說顯示出我們在思想上還沒有達到獨立創造的境界；過分針對政治現實而立說則不免自處太狹。而且現實的變化往往快得出人意表，有始立說未畢而客觀的情勢已變，則論述者的辛勤努力便不免落空了。但是上列大陸論述的兩個特色可以說主要是環境造成的，不能由個別論述者負責。就我平素所接觸到的大陸中青代學人而言，他們之中極多好學深思之士。祇是由於大陸的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為官方意識形態壓制了幾十年，至今還沒有恢復到正常的狀態，他們的學術憑藉遠沒有西方的同行那樣深厚。但是他們的熱誠則十分高昂，因此祇要稍有自由的空間便一擁而上追求任何因偶然機緣而碰到的新鮮觀念或問題。這也許是最近十幾年來大陸上思想和文化界常常出現各種「熱」的原因之一。八○年代的「文化熱」和九○年代的「國學熱」、「『後學』熱」（即「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主義」之類）都是顯例。但是真正思想和文化的發展需要長時期的艱苦研究和反覆討論，其過程與其說是「熱鬧」，毋寧說是「冷靜」。所以「文化」而能引起「熱」便恰好說明這個「文化」不是自生自長的，而是從外面販賣回來的，正如市場上搶購所造成的熱潮一樣。

 

我因此十分同意奎德在〈靜養人文之氣〉和〈退而結網，梳理混沌〉等文中所流露的關懷。一九九四年大陸上有一批學人提倡「重建人文精神」，奎德對此作了同情的響應，而歸結到人文精神的建立離不開一種人文學術研究的傳統，雖然依他看來，大陸學者所提倡的人文精神與人文學術研究之間似無必然聯繫。在他所謂「退而結網」的呼喚中，我們更不難看出他對重建學術規範和學術傳統的重視。我深感奎德這個見解是最值得大家重視的；想要給中國的思想和文化探尋新路向的知識分子，除了「退而結網」之外，似乎並沒有其他捷徑可走。

 

據我所知，大陸上已有不少人文學者正在各自的專業崗位上默默地耕耘。即以我接觸過的中青代學人而言，這一類沈潛的工作者已比比皆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這是我對於大陸上人文研究的遠景始終保持樂觀的一個主要根據。我相信他們在學術上的辛勤創穫最後必能導引出創造性的中國人文思潮。但這裡我想對目前一個流行的觀念附帶加以澄清。最近我常在大陸的刊物上看到所謂「學問突出，思想淡出」的說法，意思是說：現在出現一種風氣，一方面鼓勵知識分子埋頭從事純學術研究，而另一方面則阻止他們進行批判性的思考。這個說法很自然地使我們聯想到清代中葉考證學盛行的情況。照一般的解釋，清代考證學是特別受到朝廷獎勵的，因為這可以消滅當時反滿思想於無形。其實這一解釋並不充分，因為考證學本身便是一種思想傾向的產物，而且考證學家所攻擊的程朱理學正是清廷所正式提倡的官方意識形態。今天大陸上「學問突出，思想淡出」的說法大概和正在流行的「國學熱」有關，官方如果有意誘導這一趨向，也自在情理之中。所以這個說法的出現也確有一定的事實根據。不過我們也不能因噎廢食，把「學」與「思」真的看作是互相排斥的兩件事。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但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通則，而且，如上文已指出的，也同樣在西方哲學史可以獲得印證。事實上，學術研究本身便具有內在的批判力，學者祇要長期從事於嚴肅的研究工作，他們的最後創獲自然會對政治與社會投射一種深刻的批判作用，這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關於此點可看Michael Walzer,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Criticism一書。）總之，真思想和真學問是一事的兩面，無從截然分開。我們很難想像世界上有無學問的思想家或無思想的學問家，兩者的分別不過重點偏向有所不同而已。我想奎德也許會同意我的想法：祇有在人文研究取得既深且廣的成績以後，中國大陸才能在馬列主義的廢墟上「重建人文精神」。但這恐怕需要好幾代的學人作持續不斷的努力。

 

奎德這部《煮酒論思潮》是屬於思想和文化評論的範疇。它一方面為大陸近十幾年的思想變遷提供了歷史發展的線索和政治、社會背景的解釋，另一方面又對各派思潮的實質提出了評論和分析。這正是思想和文化處於醞釀和突破時期所不可缺少的工作。上面已說過，這種工作祇有兼具哲學素養和廣博學識的人才能勝任。以中國學術思想傳統而言，《莊子‧天下篇》和荀卿〈非十二子篇〉便是評論「思潮」的經典作品。現代西方這一類的著述更是多不勝舉。最近三、四十年來，由於歐陸哲學傳統起而與英美分析哲學競勝，新思潮幾若雨後春筍。像我這樣哲學的門外漢而又想對現代的思想動態有所認識，有時便不能不借徑於思想評論家的第二手著作。在我所接觸到的評論家中，我特別欣賞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自一九七一年以來所寫的五大本評論集，因為伯氏不但評論公允，而且自具深識，確能做到既賞識別人的長處又揭發其短處的境界。我希望中國的人文研究能夠儘快趕上世界的水準，不斷出現學深思銳的論著，使奎德也有機會施展他的身手，而不致書空咄咄，發出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慨！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八日序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