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秦漢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簡體書）

這部《劍橋中國秦漢史》，原為費正清、崔瑞德共任全書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劍橋中國史》不是按卷次先後印行的，在這卷之前，第10、11和3卷業已先後問世，並且已經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翻譯出來，以《劍橋中國晚清史》、《劍橋中國隋唐史》為題出版了。現在歷史所的朋友們又譯成《劍橋中國秦漢史》，要我在書端寫幾句話，我既感欣幸，又頗為惶恐。我在秦漢史方面學力有限，本沒有著筆的資格，但承魯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書後即行寄贈，得以成為國內最早讀者之一。細繹全卷，曾將一些感想寫作書評，發表在《史學情報》上，其中即呼吁趕快把這卷書翻譯出來。現在經過歷史所各位努力，這個願望實現了，寫一篇小序確實是我的義務。
《劍橋中國史》規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國史的許多學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達981頁，分別執筆的學者大都對章節論述的範圍有長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國和秦帝國》的作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國的第一個統一者》一書；第3章《王莽，漢之中興，後漢》的作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畢漢斯，著有《漢朝的中興》；第6章《漢朝的對外關系》的作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著有《漢代的貿易和擴張》；第9章《秦漢法律》的作者荷蘭萊頓大學退休教授何四維，著有《秦法律殘簡》、《漢法律殘簡》；第7章《政府的結構與活動》、第12章《宗教和知識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國劍橋大學東方學院魯惟一博士，著有《漢代的行政記錄》、《通往仙境之路》等書，諸如此類，不遑枚舉。還有的學者，如法國法蘭西學院的戴密微、日本東京大學退休教授西x 齲 譴蠹宜 煜摹Ｒ虼耍　揪淼淖髡噠筧菰諼鞣窖　踅緲沙萍　皇敝　。　獠渴橐部晌轎鞣窖芯恐泄 睪渮返慕峋 br> 西方對秦漢史的研究有相當長的歷史。本卷《導論》對此有概括敘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際來華的傳教士衛匡國的著作。中國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記》、《漢書》，讀史者也總是從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觸中國史就是秦漢，同時秦漢在整個中國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學者研究秦漢史的較多，成績也較豐碩。看本卷所附參考文獻目錄，便可得到相當的印象。這部《劍橋中國秦漢史》，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以綜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況的讀者，通過本卷不難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學者的論著也很多，足供讀者參取。
這部書有幾個特點，想在這里介紹一下。
首先是秦漢史列為《劍橋中國史》的第1卷，這一點恐怕是國內讀者不易理解，而且是會有較大意見的。《劍橋中國史》的總主編序對此曾有說明，他們提到，在籌劃編著這部巨著的時候，本想從中國史的開端寫起，可是我國的考古發現日新月異，70年代以來更有進一步擴大的傾向，把中國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紀的歷史面貌幾乎徹底改變了，而現在還沒有能把嶄新的考古材料與傳統的文獻記載融會貫通而成公認的成果，因而全書只好從有大量可靠文獻依據的秦漢開始。這種看法，和晚清以來疑古思潮的見解是有實質差別的。
《劍橋中國秦漢史》廣泛引用了文獻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獻的辨偽和考訂，這是不少西方中國學家一貫堅持的作風。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經過整理校訂的版本，包括中國、日本以及西方學者的各種注釋。卷中圖表也盡量做到有足夠的文獻依據。這是作者很重視文獻的一種表現。
這樣說，並不意味本卷的寫作不重視運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國考古學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發掘和一批大墓的發現，在書中好幾個章節得到介紹引用。尤其是有關經濟史和社會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幾位是秦漢簡牘帛書研究的專家，他們寫作的章節引用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論法律時，征引雲夢睡虎地秦簡；論屯戍時，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漢簡，使這些專門的研究匯合到歷史的論述中去。中國的學者研究秦漢史，也是這樣做的，但當前還有人在談考古對歷史研究的貢獻時，總是過多地強調先秦，對秦漢考古重視不夠，應該說這是不很公平的。

便可得到相當的印象。這部《劍橋中國秦漢史》，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以綜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況的讀者，通過本卷不難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學者的論著也很多，足供讀者參取。
這部書有幾個特點，想在這里介紹一下。
首先是秦漢史列為《劍橋中國史》的第1卷，這一點恐怕是國內讀者不易理解，而且是會有較大意見的。《劍橋中國史》的總主編序對此曾有說明，他們提到，在籌劃編著這部巨著的時候，本想從中國史的開端寫起，可是我國的考古發現日新月異，70年代以來更有進一步擴大的傾向，把中國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紀的歷史面貌幾乎徹底改變了，而現在還沒有能把嶄新的考古材料與傳統的文獻記載融會貫通而成公認的成果，因而全書只好從有大量可靠文獻依據的秦漢開始。這種看法，和晚清以來疑古思潮的見解是有實質差別的。
《劍橋中國秦漢史》廣泛引用了文獻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獻的辨偽和考訂，這是不少西方中國學家一貫堅持的作風。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經過整理校訂的版本，包括中國、日本以及西方學者的各種注釋。卷中圖表也盡量做到有足夠的文獻依據。這是作者很重視文獻的一種表現。
這樣說，并不意味本卷的寫作不重視運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國考古學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發掘和一批大墓的發現，在書中好幾個章節得到介紹引用。尤其是有關經濟史和社會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幾位是秦漢簡牘帛書研究的專家，他們寫作的章節引用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論法律時，征引云夢睡虎地秦簡；論屯戍時，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漢簡，使這些專門的研究匯合到歷史的論述中去。中國的學者研究秦漢史，也是這樣做的，但當前還有人在談考古對歷史研究的貢獻時，總是過多地強調先秦，對秦漢考古重視不夠，應該說這是不很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