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明燈還是幻象-經典文獻卷(簡體書)

《是明燈還是幻象》主要介紹了什么是啟蒙；後現代的條件；從文化到霸權；公共領域；東方不是東方；論社會學方法新規；承認的政治；文化與金融資本；語言的陷井；普魯斯特的形象；佛都經濟學；生物資本主義；當代文化的危機；民族主主的現在和未來；民主制度的言論限制；美國的自由價值觀；自由企業的精神和道德因素等。

什么是啟蒙
後現代的條件
從文化到霸權
公共領域
東方不是東方
論社會學方法新規
承認的政治
文化與金融資本
語言的陷井
普魯斯特的形象
佛都經濟學
生物資本主義
當代文化的危機
民族主主的現在和未來
民主制度的言論限制
美國的自由價值觀
自由企業的精神和道德因素
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
全球主義與地域政治
現代世界知識分子的角色
五個半烏托邦
民主價值觀的普適性
是指路明燈還是幻象？

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康德以一種相當含混的態度表述這個“出路”。他形容它是一個現象，一個正在進行的過程；但他也把它表述為一個任務和責任（義務）。從第一段起，他指明人本身應對他的不成熟狀態負責。因此，這里的預設是人將能夠從這種不成熟狀態中逃離出來，僅僅依賴于人在自身中所引發的一種變化。意味深長的是，康德說啟蒙有一個Wahlspruch：現在a Wahlspruch是一個紋章上的題銘，一個人們可以識別的特征，而且它也是一個箴言，那是一個人給他自己并推薦給別人的一個指示。那么，什么是這個指示昵？Aude Spapclre：“敢于去知”，“擁有去知的勇氣和膽量”。因此，啟蒙必須被理解為既是一個人們集體地參與其中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由個人完成的勇敢的行動。人由此成為一個過程的要素和動因。就他們參與其中而言，他們是這一過程中的演員；就人們決定成為這一過程的志愿者而盲，這個過程發生了。
這里出現的康德文本中的第三個困難是他對。人類”（Menschheit）一詞的作用。該詞在康德的歷史概念中的重要性是周知的。我們是否理解為整個人類都被卷入啟蒙的過程之中？在哪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把啟蒙設想為影響地球上所有人民的政治和社會存在的歷史性變化。或者，我們應當這樣理解它涉及到一種變化，這種變化影響到構成人類的本性的哪些東西？但是，問題產生于知道變化是什么。這里又一次，康德的回答并非毫不含混。無論如何，在他的清晰的表象下，它是十分復雜的。
康德規定了人類逃離它的不成熟狀態的兩個基本條件。這兩個條件同時是精神的和體制的，倫理的和政治的。
第一個條件是服從的領域和運用理性的領域被清楚地區分開來。康德用熟悉的表述來簡要地描述不成熟狀態的特征：“不要想，只是服從命令”；按他的理解，這是在軍事規范、政治權力和宗教權威中通常使用的形式。人性只是在它不再需要服從的時刻達到成熟，而不是在如下時刻，即人被告知“服從，那么你將如你所愿地明理”。我們必須注意，這里德文字是raesonter·en；這個詞也被用于（康德的）“批判”，它與任何理性的運用無關，而只與理性的一種使用有關。在這種使用中.理性沒有別的結果而只有它自己：raesonl eren就是為理性而理性（raesoRleren is toreason for reasonlng’s sake）。康德給的例子看起來是過分完美地三足鼎立的：一個人在付稅的同時也能如他所愿地質疑納稅制度，這將是成熟狀態的標表或者，盡教區服務之責（如果他是一個牧師），同時又能自由地懷疑宗教的教義。
我們可以認為這里沒有什么與16世紀以來就有的意識的自由所表達的東西十分不同的東西只要一個人服從他必須服從的，他就有想其所想的權利。也就是在這里，康德開始用一種令人驚奇的方式作另一區分。他所談的區別是理性的私的和公共的運用之間的區別。但他立即補充說，理性在其公共運用中必須是自由的，在其私人的運用中必須是順從的。就其詞意來說，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意識的自由的反砸。
但我們必須更為精確。對康德而言，是什么構成了.理性的私人運用？它在哪個領域運用？康德說，當他是“機器中的齒”時，人就在進行理性的私人運用；那意味著，當人在社會中扮演一種角色或從事一種工作時，如作為一個士兵，作為一個納稅人，作為一個教區的負責者，作為一個社會公仆，所有這些都使得人類成為社會的一個特殊部分；他由此發現他自己處于一個被規定了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他不得不運用特殊的規則，追隨特殊的結果。康德不是質疑人民扮演了一個盲目的和愚蠢的服從者，而是質疑他們選擇了將理性運用于這些規定情境；于是理性那時必須臣屬于可見的特殊目的。因此，這里不可能有任何的理性的自由運用。
另一方面，當一個人只是為理性而理性的時候，當一個人只是作為一個理性的存在而思考（不是作為一個機器的齒）的時候，當一個人作為理性的人類的一員而思考的時候，那時，理性的運用一定是自由的和公共的。啟蒙由此不僅僅是這樣一個過程，在其中。個人發現他們自己的思想自由獲得了保障。當理性的普遍的、自由的和公共運用相互重疊的時候，啟蒙就存在了，
現在這就把我們引向第四個與康德的文本相關的問題。我們已經發現理性的普遍運用（與任何的私人的目的無關）是作為一個個人的主體自身的事情；我們也已經知道，這種自由的使用如何以純粹否定的方式而得以保障，這種否定的方式是經由對這種自由的挑戰的缺席而完成魄但是，問題是那個理性的公共使用是如何被保障的？如我們所知，啟蒙不必簡單地被理解為影響整個人性的一個總體的過程它不必僅僅被視為屬于個人的義務=它現在是作為一個政治問題出現。在任何情況下，問題是了解理性的運用如何采取它所必需的公共的形式，當個人盡可能審慎地服從的時候，知的冒險性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運作。康德在結尾以一種不加遮掩的方式，向弗里德里希二世建議一種契約--種可以被稱之為具有自由理性的理性的專制的契約自主的理性的公共的和自由的運用將是服從的最佳保障，然而條件是，必須被服從的政治原則本身與普遍的理性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