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琴

巫寧坤先生繼《一滴淚》之後，將他多年來所寫的散篇文章集結成《孤琴》一書。這兩部書恰好經緯相錯，交織成文。《一滴淚》是「經」，提供了一個連續不斷的完整敘事；《孤琴》是「緯」，將敘事中某些極重要但只能一掃而過的快速鏡頭加以放大，使我們可以觀賞其中的一切曲折。作者在《孤琴》中建造了許多通幽的曲徑，每一條都把讀者帶向《一滴淚》世界的深處。此書為什麼以「孤琴」命名？作者在〈前言〉中已作了明確的解說。但作為〈前言〉的〈孤琴〉原是作者1991年的一篇英文散文，現在收入本書的則是別人的譯文。

巫寧坤
一九二○年生於中國揚州。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 中在北京國際關系學院被劃為「極右分子」， 被開除公職，送北大荒勞改農塲勞動教改，一九六一年六月病危 「保外就醫」。「文革」期間，關 「牛棚」，一九七○年全家流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九七九年「錯劃右派」改正，返國際關系學院任英文系教授，一九九一年退休後定居美國。
曾於一九八二~八三年任加州大學歐文分校英文系客座研究員、一九八六年劍橋大學英文系訪問學者、一九九○年曼徹斯特學院人文科學名譽博士、一九九一年曼徹斯特學院駐校學者、一九九二年蒙大拿大學曼斯菲爾德客座教授。
一九九三年年出版英文回憶錄A Single Tear，暢銷美國，也是余英時教授閱讀的第一部「右派分子」的自述。已有英、美、日、韓、瑞典多國版本。中、英文散文和詩散見美國、台灣、香港、中國北京、上海等地報刊。著有英文詩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 及中文著作《一滴淚》(允晨)，譯有《了不起的蓋茨比》、《大亨小傳》 等書。

失 去 的 金 蘋 果 知名旅美作家 韓秀
在一個乍暖還寒的春日午後，與文友們談天說地，聊到翻譯文學對華文文學作者的影響，一位朋友提到早年間傅東華教授將一部《飄》翻譯得出神入化，讀來沒有半點滯礙，簡直就像是在讀一本華文小說一般，至今印象深刻，可不知現在大陸上還有哪些重要的翻譯家？那時候，我手裡正好有一本德文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昨日世界》。譯者是大陸學人史行果。這本書由台北邊城出版社出版，在封裡特別介紹了譯者的生平、學歷，甚至介紹了這位譯者的興趣以及學術研究的範疇。讀者便知道了他是里爾克專家，日後想看有關里爾克的文字，就會去尋覓史先生的譯著。邊城循規蹈矩，讀者獲益良多。
當然，大陸重要的翻譯家不止一位，但是，他們都是誰？生平際遇如何？我們從大陸出版的書中卻看不出來。比方說舉世知名的但丁的《神曲》，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版的譯者是朱維基，關於朱先生未有一字著墨。卷首有關但丁的論述是一位叫做夢海的，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書中註解頗為貼切，卻完全不知來自何處，我一直覺得那應該是朱先生的譯註。文革結束之後，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神曲》是王維克先生的譯本，1939年與194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作家出版社根據原紙型在1954年1956年重印過兩次。編者前言明說，因為「目前，還沒有更好的譯本出現」，所以勉為其難地將王先生根據義大利文原著翻譯出來的老版本「加以修改」、出版。這「修改」兩字讓我在閱讀中總是有著一些將信將疑，努力揣測著王老先生原來的文字。現在，我仰仗的譯本卻是台北九歌2003年出版的譯註本，香港嶺南大學黃國彬教授耗時二十餘年的研究成果。漢譯過程清晰再現，令人信服。在這三卷本的巨型書冊裡，但丁與黃國彬都得到了他們應當得到的禮遇。但是，華府聞人巫寧坤先生在他的新作《孤琴》裡卻為我們揭示出許多鮮為人知的過往，北大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十六歲考入燕京大學，畢業以後留校教書，五七年「鳴放」，他對於在英語教學當中也要向蘇聯看齊有些疑問，結果被扣上了「反蘇反共」的罪名，成了右派。不但被逐出講堂，「而且被剝奪發表譯著或任何作品的權利。」但是，被打入地獄的「賤民」卻在殘酷的環境裡繼續懷抱著對文學翻譯的巨大熱情。「吳興華閉門從義大利文翻譯但丁的《神曲》」。所以，除了朱維基、王維克這些前輩之外，除了後來居上的黃國彬之外，在漢譯《神曲》的漫漫征程中還有才氣橫溢的吳興華！但是，他的譯文在哪裡？難不成跟著這位學者一道在文革中灰飛煙滅了嗎？巫先生告訴我們，文革期間，「在北大風光旖旎的燕園，吳興華在烈日下勞改，口渴難忍，喝了監工的學生從未名湖中舀起的一碗濁水，數小時後倒斃，年方四十五歲。」
讓我傷心不已的，讓我驚懼莫名的，1949年以後的半個世紀裡，中國大陸的文學翻譯家竟然走在一條血跡斑斑的路上，這條路上所發生的一切到了二十一世紀仍然是鮮為人知的。吳興華與《神曲》的故事只是極小的一個部份。
不為人知，由來已久。現在，我們看到大陸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帝國興亡》以及台北麥田出版的正體字本，由大陸著名翻譯家董樂山領軍的九位譯者的名字都被刊印出來。當年，董樂山被劃為右派，以「待罪」之身，在大飢饉的年代，與同事們合作，翻譯了這本長達二百六十萬言的巨著。「1963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作為『內部讀物』發行。不但無稿酬，而且譯者也不得署名。」等到文革一起，這種無償無名的文學翻譯也無從進行了。1972年人民出版社計畫以三聯書店名義再版這本書，還是內部讀物，還是無償無名，在農村勞改摔傷了胳臂得以回京的董樂山居然花了一年時間帶傷獨力將全書又校對一遍。於是這本書沒有譯者姓名地再次出版了一回，時間是1973年。文革結束，董樂山再接再厲，翻譯了《西行漫記》、《一九八四》，以及揭露斯大林恐怖統治的小說《正午的黑暗》。這樣的三部書對於在文革之後處於反思之中的人們，當然有著巨大的震動與啟迪。
除此以外，傅雷與《人間喜劇》、穆旦與《唐璜》、趙蘿蕤與《荒原》、黃繼忠與《湯姆叔叔的小屋》、巫先生自己與《了不起的蓋茨比》等等等等都有著長長短短的故事，無不催人下淚。而著名的東西方文學經典在那個時代裡所遭受到的命運，更是悽慘，聽巫先生一一娓娓道來，我們跟著他一擊三嘆回首前塵往事，感觸自然是非常複雜的。
前不久，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大陸文化界慨歎日文漢譯之困難、翻譯人才之不足，尤其是村上春樹，其作品中的歐美風尤其難以掌握云云。但是，錢稻孫教授，這位漢譯日本古典文學的大師不是在文革中死於非命嗎？如若沒有當年對文化人的這般糟賤，怎麼會有今天的困頓難行？
巫先生客居美國，難忘故國、故人、故園，《一滴淚》之後，又有《孤琴》問世，「懷著憐憫和謙卑，擁抱人和歷史。」十四年前，寫了〈生別常惻惻〉，記敘他被戴上右派帽子，被開除公職，在等待被送去勞動教養的短短兩天日子裡，他從批鬥與強制勞動裡抽出身來，帶兩歲的兒子去了一趟動物園，那是孩子盼望了好久的一個節目，對巫先生來說卻是他將遠去北大荒之前的一個告別，跟童稚的孩子的告別。孩子看到了大象，開心地拍手，失落了父親買給他的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自此，妻離子散天各一方，巫先生不斷想起那個失去了的大蘋果，「好像一個童話裡的金蘋果，好像是我們生活裡無可挽回地失去的什麼東西。」
《孤琴》坦坦蕩蕩，帶著我們仔仔細細尋找那時隱時現的金蘋果。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更以長文〈回憶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學〉鞭闢入里地闡明中國人失去那個金蘋果的前因與後果，為《孤琴》做了最好的補充與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