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荒誕的名義（簡體書）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第二輯《以荒誕的名義》整理出版了，第二輯主要選於今年8月《上海書評》的五期內容。在選材方面，這本小書包括了當期報紙的所有訪談、特稿、書評、隨筆、筆記等內容，部分時效性較強或圖片為主的題材沒有被選入。

訪談&口述
葛兆光談學術、經典和傳統　
最近成了學界新聞人物的張廣達先生．剛剛在廣西師大出版社出了兩本書。一本是《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還有一本是《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張先生是研究中古時期中外交通史的專家，蘭十年前我在北大讀本科的時候。中國通史的中間那段就是他講的。海外的報紙上說，許倬云認為在中亞研究領域他是數得上的頂尖人物。這件事情可以讓人深思，深思什麼呢？就是究竟什麼才是好的中國文史學術研究范式。
所謂「舊」與「新」的學問
現在，大陸不斷有人倡導「國學」，然而國學往往被窄化為以儒學為中心的學問，被當作中國固有的、正宗的或傳統的東西。可是，張廣達之所以這一次被臺灣「中研院」以及余英時、許倬云、林毓生等海外中國學研究的華人學者推崇，顯然是因為他的學問是一種國際化的新做法，決不是以儒學或傳統經典為核心的舊學問。所以，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現在到底應該提倡什麼樣的學術研究范式，是能夠和國際對話，運用多種語言、多種文獻、多種方法，繼承了當年史語所傳統的這種學問呢，還是所謂的傳統學問，就是以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為主要手段的，以傳統的經史子集為研究領域的學問？這二者，也就是所謂「舊」與「新」的學問之間，到底應該怎樣看待？
其實，學問上的「舊」和「新」，在晚清以來就已經界限不清了。沈曾植、王國維等人的研究以及當時陸續興起的西北輿地之學、甲骨文字之學、敦煌文書之學、佛教道教之學，已經使舊中有新了。而梁啟超、胡適以下的一些學者以及他們對清學的回顧，對考據學的科學新解釋，對「國故之學」的提倡，又已經使新中有舊了。不過，在學問的形式和形式的取舍背後，還是可以看到趨向國際化的和固守傳統學問的偏好和分歧，特別是有時還呈現了文化立場上的不同。所以，我始終覺得這兩者之間的取舍，恰恰反映了中國學術在現代的困境。不過，有時候看余英時先生的學問很有意思，他的學問卻能把兩面融合在一起，正如他的老師有兩個，一個是錢穆，一個是楊聯陞。從楊聯陛的脈絡可以跟胡適的自由主義接續上，也可以跟當時歐美國際學術的漢學傳統接上；跟錢穆學習，又使得他有認同傳統的一面，因為錢穆不光有傳統學問，還講宋學，還有民族本位立場，要捍衛中國士大夫的道統。這兩方面在余英時先生身上沒有形成矛盾，二馬的分裂不會這麼強，也許是因為他身在海外吧？問題是，在我們這里，學術的世界主義和學術的民族主義會不會有沖突，將來會不會變得與政治的世界主義和政治的民族主義相結合，以至於從學術到政治、從方法到立場，形成種種沖突？
復數的傳統與所謂「國學」
如果不是眼睛動手術，我本來五月份要去哈佛和普林斯頓訪問，在普大我想講的一個題目，叫做「復數的傳統和單數的文化選擇」。我一直有一種擔心，現在講「國學」會不會一窄化為漢族之學，再窄化為儒家之學？如果是這樣，即便不是出於主觀願望，也很容易跟所謂的「漢服運動」、「祭炎黃」、「尊孔」、「以儒為經」這樣的潮流結合起來，以至於不由自主地推動文化民族主義。
我們現在講經典，最窄的一種說法就是儒家學說信仰者和捍衛者所說的五經，它可以不叫經典而叫「經」，也就是《詩》、《書》、《禮》、《易》、《春秋》。李零對經典的觀念比他們要寬，三聯書店要出版他的「我們的經典」系列，在《論語》和《周易》之外，還加了《老子》和《孫子兵法》，這就把經典擴大到了子部。我的選擇比李零還要寬些，過去我寫《中國經典十種》，把《淮南子》、《史記》、《說文解字》都包括進去，把佛教的、道教的書也包括進去。我覺得，「經典」應該更開放、更多元，因為中國文化不僅是復數的文化，還是歷史上漸漸積累的文化。可是，我們現在不論是主張繼承的，還是偏重批判的，都把傳統文化「窄化」了，「單數」化了，批判的說「打倒孔家店」就是打倒舊傳統，等於說舊傳統就是孔家店；繼承的就誓死捍衛孔夫子，還要在孔孟故鄉之間建造標志「中華文化」的什麼城。
中國文化和中國的文化
我曾經在很多場合談到過，「中國文化」這四個字是需要認真反思和解釋的，「中國」是有爭議的，「文化」也是有各種不同定義的，我們往往不僅沒有把復數的、多元的因素考慮進去，而且還出現了另外一個需要追問的問題，這就是：什麼是「中國的」文化？中國有沒有什麼文化是別的民族或國家沒有的？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現在我大概歸納為五點：一、使用漢字思維和表達。文字會影響人的思維，語言文字與思想文化的關係大極了；二、中國的家庭、宗族以及以家族倫理為基礎生長起來的儒家思想，以及將它放大到社會、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三、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這是任何民族國家都罕見的；四、以陰陽五行為基礎的知識和技術；五、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觀」，以及在政治上的朝貢體系與觀念上的華夷之分。
我想，這些才是「中國的」文化，不管好還是不好，是它們構成了中國特別的文化習慣和思想傳統。從這里出發再看經典，那麼，僅僅有儒家經典是不夠的。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文化圈里面，就必須得承認，儒家經典雖然代表了精英文化，也在歷史上長期處於主流地位，但畢竟不是整個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全部文化。
所以，「國學」面臨的問題就在這里，有時候，它面對本來是復數的文化，卻作了單數的選擇。
民族國家的歷史及其遭遇的挑戰
說到「中國」，這里再多說幾句。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叫《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講的是現在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面臨很多挑戰，包括後現代史學家要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也包括蒙古史、滿清史專家對中國王朝為中心的歷史敘述的批判，也包括區域史的理論和實踐，有人認為應當用小的地方史或大的東亞史甚至亞洲史來代替「中國」史。有這麼多重挑戰，所以，我們也要考慮，「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還是不是一個有效的歷史論述單位。
現在我們又把話說回來，張廣達先生提出一個想法，我一直非常關注，而且覺得很有必要討論。張先生在他的書的序里面說，他的研究是以西域為中心的，他覺得在他做西域、中亞史地研究的時候，布羅代爾的「地中海」研究對他很有啟發。布羅代爾寫地中海，是把地中海當作一個空間單位，把比如北非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南歐如西班牙諸國當成一個互相有聯系、文化互相交流、宗教互相影響的一個世界。張先生覺得，中古時期以西域為中心的中亞就是各種宗教、各種文明互相影響的世界，這樣，便打破了僅僅以「中國」為中心的王朝史體系，另辟了一個歷史空間。有時候，你跳出習慣的空間看歷史，的確會發現新東西。我們覺得他說得很有意思，但又覺得這個思路還可以再往下延伸，因為西域在宋以後與中原的交通就衰落了（其中當然有氣候、地理的原因，也有政治、歷史的原因，後來陸續興起的吐蕃、西夏、遼、蒙古把這一中原王朝向西的通道遮斷了，而南宋以後面向東南的海路發達了），所以，張先生的研究是以中古時代為中心的。如果我們把歷史拉得更近些，就會看到在中古之後，真正影響近世中國的，是東邊面向大海的區域（西洋人也多是從這邊來的）。不過，我不太愿意把它稱為「東亞」，為什麼呢？因為一講「東亞」，有時就會忽略由於長期的疆域穩定而形成的國家史。在中、日、韓等國，政治的力量要比歐洲強很多，國家的疆域也比歐洲穩定得多，歐洲民族國家都是到近代才逐漸形成，而中國的中心區域從秦朝開始就很清楚，盡管邊緣在不斷變化，日本、朝鮮、越南、琉球的種族與空間也是如此。既沒有一個超越國家疆域、有凌駕皇權之上的宗教，也缺乏便利的交流條件，大與小、內與外、我與他的界限也很清楚，國家的作用非常大，大到有區隔文化傳統和歷史認同的功能，它不像地中海周邊的南歐或者北非那樣，人員來來往往的。此外，那里的宗教力量很大，教皇權力在世俗王權之上，不像我們這里皇帝（或者國王、將軍）最大，國與國之間就有了區隔。我很贊成張廣達先生的想法，也很贊成把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等環東海、南海的區域看成是一個「彼此環繞與交錯的歷史」，把這個區域聯系起來研究，只是有些擔心學界為了「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而忽略了國家、王朝與皇帝的「區隔」歷史的力量。我們不能為了套用國際上的新理論，而忽略了中國作為一個來源悠久的民族國家其實是一個穩定的歷史空間。現在，好像你一說民族國家，人家就覺得你好老土，還講什麼中國史、日本史、韓國史，但有的時候，最土的那個才是永久的，新理論只能風行一陣。
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
陳垣先生寫過《元西域人華化考》，說蒙古占領中原之後，很多來自西面和北面的異族人卻被漢人華化了。對這種說法你要仔細體會其背景和心情。陳垣先生骨子里是個民族主義者，無論是《通鑒胡注表微》還是《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都是在民族危亡之際撰寫的，都有民族自尊的含義。當然從史實上看，一方面你可以說元西域人華化的傾向很嚴重；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蒙古統治下中國漢族傳統的變化也很大。我總覺得，中國城市商業、娛樂與市民生活方式發展最快的，可能恰恰在是兩個所謂異族統治的時代，一是蒙元，一是滿清。什麼原因呢？因為儒家文化是以鄉村秩序為基礎的，城市的生活樣式和秩序在漢族的儒家世界是被批判的。可是蒙古時代城市發展很快，也許就是因為儒家倫理暫時不那麼有控制力。蒙古人并不完全用儒家思想來治理生活世界，舉一個例子吧，元代戲曲發達，跟城市發展有很大關係，也和士大夫價值觀念出現變化有關。士大夫做不成大官，去當市民，他們在城市里生活，暫時從「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中脫離出來，有人就進入了「游民」、「市民」、「清客」、「浪子」的行列，可就是他們促成了戲曲的創作、演出與欣賞的興趣。又比如，滿清王朝在某種意義上也暫時淡化了儒家倫理在生活世界的控制力（盡管表面上清朝皇帝還是倡導儒家學說的），何炳棣曾經特別強調清代的漢化，曾經和Evelyn s．Rawski大辯論，現在看來，兩人各有道理，太強調一方都不對。我前段時間看朝鮮人到北京朝貢賀歲記錄的資料，有很多記載證明，因為是滿人當國，所以「資本主義」和「現代性」在清代城市大發展。比如，連大學士都可以到隆福寺做生意，漢族風俗漸漸衰落，在朝鮮人看來，居然男女混雜、主仆無間、生活奢靡、娛樂繁盛、喪禮用樂、供奉關公和佛陀而冷落孔子等等，這讓朝鮮人覺得滿清入關以後，漢族文化傳統完蛋了。所以說，一方面漢族同化了異族，可反過來你也可以看到另一面，異族統治暫時中斷了漢族儒家倫理的控制，那到底是漢族胡化了還是胡族漢化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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