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簡體書）

相較于前輩留學海外的學者，錢存訓教授的機遇與他人不同。他在偶然的因緣下抵達美國，開始其工讀歲月，繼而參加教學和學術研究，成績卓著。自1950年以來，美國逐漸成為區域研究及漢學研究的重鎮，錢教授首先擴建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奠定其東亞研究中心的地位。在教學及研究中，對漢字的特色、書籍和各種文字記錄的載體、造紙印刷等的傳播與演進，以及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做出開創性的研究與定論。錢教授于本書中回憶畢生治學之路，于開拓思想、兼容中西文化的歷程中，和國際學者相互切磋，貢獻良多。附錄中并收入家世淵源、家人小傳、訪問報道、著述評論及諸位師友懷念等文，恰是中國近代教育史、學術史與文化史的縮影。 在本書中，錢存訓教授回憶了畢生治學之路，于開拓思想、兼容中西文化的歷程中，和國際學者相互切磋，貢獻良多。附錄中并收入家世淵源、家人小傳、訪問報道、著述評論及諸位師友懷念等文，恰是中美兩國近代教育史、學術史與文化史的縮影。

鐵存訓，1910年出生于江蘇省泰縣。南京金陵大學(現為南京大學)文學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博士。曾任北京圖書館南京及上海辦事處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明學系及圖書館學研究院教授、遠東圖書館館長、夏威夷大學訪問教授。現任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學系榮譽教授、東亞圖書館榮譽館長、英國李約瑟科技史研究所榮譽研究員、中國國家圖書館顧問、中國出版服務公司董事長。編著有中、英、日、韓文本《書于竹帛》、《中國古代書史》、《中國科學技術史：紙和印刷》及《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英文本《中國書目解題匯編》、《古代中國論文集》、《區域研究與圖書館》，及中文本《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中美書緣》、《東西文化交流論叢》等專書十余種，以及有關中國書史、造紙印刷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圖書目錄學等學術論文百余篇。

第一章 國內經歷
我的前半生遭逢中國社會從傳統轉型到現代的一個大時代：國家傷亂，外侮頻仍，傳統家庭制度崩潰，社會價值重新定義，正是由我這一代親身體驗。我出生在民國前一年（陰歷己酉年十二月初一日，陽歷一九一。年一月十一日；由于出國時護照所填是一九○九年十二月一日，因此成為我的法定出生年月日），正是推翻滿清、建立共和的前夕。不久便是軍閥割據、內戰連年、政治混亂、列強環視、國家瀕臨滅亡的時代。我的青年便是在這樣一個社會黑暗而前途茫茫的環境中長成。
一 家庭背景
我的家庭是社會上一般人所稱頌的“書香世家”，美國人所羨慕的“帝王后裔”。所謂“帝王后裔”，緣自錢氏宗譜中的始祖是五代吳越國王錢镠（八五二-九三四）。據說他文武雙全，奠定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富庶地區。到了雷峰塔刻經的第五代錢俶歸附趙宋，錢氏統治了這一地區將近一百年（見“附錄一”），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和平統一的楷模，至今為人稱頌。這是“百家姓”中趙、錢、孫、李排行的由來，也是杭州西湖及其他各地供奉錢王祠的原因。據說蒙古滅宋后，錢氏無人在元朝宮廷供職；其后錢氏遍布各地，人才輩出。這些傳說是我從小所受到愛國、愛家教育的啟蒙。
至于“書香世家”，因為我的曾祖父錢桂森（字犀庵，一八二七—一八九九）是道光三十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內閣大學士兼禮部侍郎、安徽省學政及湖廣貴浙等省的主考官，民國初年的許多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等都是出自他的門下。與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為至交，著有《一松軒詩稿》《段注說文考》等書。曾祖的先世原籍河南，移居海陵（今江蘇省泰州），縣志有傳。他居官清廉，不置恒產，對地方事務也多有貢獻。因此我家故宅所在的泰州城北籃子行大街（現海陵北路），一直被稱為“錢大人街”，故宅現在已由泰州市政府認定為文物保護單位（見“附錄一”之五）。
祖父錢錫彤（字屺思），蔭生，精書畫；伯祖錫恒（字子久），著有《論史文略》一卷，早故；叔祖錫爵，光緒十五年進士。父親錢慰貞（字斡庭，一八八三—一九三三）是獨生子，兩房兼祧，中年學佛，法名誠善，主編佛學雜志《海潮音》，是太虛上人的入室弟子。因為不事生產，家道中落；有名的錢氏“教經堂”藏書，到我這一代已經化為烏有。母親許篆詩（一八八四-一九七○）是杭州世家的美女，也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主持家務，撫育和教養我們這一輩的子女成人。
我們有兄弟五人（典、謨、訓、誥、學），姊妹三人（淑、慎、柔），都是存字排行，為錢氏第三十五代。因得親友之助，先后到外地求學或工作，也都各有成就。大哥是第一屆高等考試的第一名，曾任外交部人事科科長、駐英大使館一等秘書和文化參贊、駐印度大使館代辦和代理大使；二哥和四弟分別是中國銀行天津和貴陽的副經理和經理；五弟為當年的學運領袖，留歐多年，曾任國際學聯副主席和中國駐聯合國教科文代表團的成員。大姐嫁王家樓地主王長侯，抗戰期間接待全家十多口避難；二妹嫁外交官李琴，常住菲律賓、澳洲和印度，早故；三妹是北大微生物學教授兼微生物教研室主任；妹夫邢其毅是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和德國慕尼黑大學化學博士，北大化學系教授兼有機化學教研室主任和中國科學院院士，也是最早發明人工合成胰島素的領導人（各人簡歷見“附錄一”之六）。
我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一般朋友都叫我“錢老三”。因為從我這一輩開始，各人都先后離開故土到外地求學和工作，最后父母也背井離鄉，跟隨子女移居他處，先后寄居南京、上海、貴陽、天津和北京。海陵錢氏一家就此分散，而我這一代正是親身經歷大家庭崩潰的見證人。
二 國內教育
我最早從私塾啟蒙，后入泰縣第二高等小學就讀，一九二二年考入淮東中學（現泰州中學，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是五九級校友），一九二六年畢業。我的青年時期，先逢五卅慘案，接著就是北伐、日本侵略滿洲，開始叫嚷“打倒帝國主義”的大時代。因此我從中學時期便接觸到革命的意識。我參加一個名為“青年學社，’的愛國團體，并擔任機關刊物《青年旬刊》的主編，由于鼓吹革命，為軍閥孫傳芳駐泰州的部隊所逮捕；同時被捕的淮東中學校長袁祖成慘被殺害。我幸得家中的援救，向親友告貸籌得了六十塊銀元向一位軍官賄賂，因此獲得釋放，但是不能留在泰州。
從此家鄉不能立足，于是父親將我送去南京，由在金陵大學讀書的大哥教管。那時我無錢入學，同時熱心革命，因此立即參加第八集團軍馮玉祥部隊的政治部工作，隨軍北伐，沿津浦路一直到達北平，駐扎在恭王府的一所豪華大廈內，不久移住天津附近的楊柳青，從事宣傳工作。馮是著名的基督將軍，每餐之前，全體工作人員必須起立，歌唱“這些飲食，人民供給；一飯一粥，來處不易”的謝飯歌詞。
不久大哥畢業，任金陵大學注冊部主任。一九二七年夏季他把我召回南京在金大讀書，由他擔負我的學費；同時為我安排在附近的金陵女子大學（后改稱女子學院）圖書館工作，賺取每小時兩毛五分的工資，作為生活費用。在這一所完全女性大學，我工作勤慎，操守嚴格。不久兩位女館長余舜芝（何廉夫人）及張肖松博士先后出國，吳貽芳校長特派我代理館長，因此大學畢業延遲了一年。可是這一年的行政經驗，對我后來的工作卻很有幫助；不僅學習寫作公文、管理人事，同時主持會議、用英語發言、了解開會規則，也都是從那時的經驗和學習所得。
我在金女大工作期間，吳校長特別允許我在該校選課，作為金大的學分。因此我曾選讀繆鳳林的“中國通史”和曾虛白的“翻譯學”，并旁聽劉麟生所授“中國文學史”，因此相交成為摯友。繆先生用“通鑒綱目”的方式自編講義，照本宣讀，十分枯燥；但我對翻譯的興趣卻很濃厚。當時在課室作業所譯羅素的《東西快樂觀念之歧異》（見Bertrand Russell，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New York，1930）和歐策德的《中國以抵制外貨為對外武器》 （見Dorothy J.Orchard，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Far　East，New York，1930）兩篇論文，曾先后在當時風行的《世界雜志》及《時事月報》發表，成為我譯作的開端。
金陵大學（現南京大學）原是美國教會在華創立的高等教育機構之一，當我入學時，國民政府修訂“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校長必須由中國人擔任。因此陳裕光博士是當時的校長，美國人任教務長，擁有實際上的權力。我在金大主修歷史，副修圖書館學。曾選習貝德士（Dr.M.S.Bates）的“歐洲史”“俄國史”“印度史”“日本史”，陳恭祿的“中國近百年史”，劉繼宣的“中日交通史”；必修的國文由胡翔冬講授，英文是李瑪莉所教，數理是吳汝麟及魏學仁所授；另外，我也曾選讀胡光煒（小石）的“中國文字學”，方東美的“哲學”，劉崇本的“政治學”，吳景超和史密斯（Dr.Louis S.C.Smythe）的“社會學”“人口學”“社會調查”，劉國鈞的“書史學”，李小緣和陳長偉的圖書館學等課程。圖書和歷史二者的結合，對我一生的工作和研究都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后來我能終身“坐擁書城”，以及進修、教學、研究和寫作，一直環繞在“書史”這一主題，也都和我在大學時代所修習的課程有關。
那時國內的圖書館學專業，金大是最早開設這一類課程的大學。從一九一三年開始，由圖書館館長克乃文（Harry Clemens）講授，他原是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圖書館參考部主任，訓練了一批中國早期的專業人員。一九二七年正式設立圖書館學系，屬文理科，我是設系后第一屆的學生。當時的教授有劉國鈞、李小緣、萬國鼎、陳長偉、蔣一前等人。劉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圖書館學碩士和哲學博士；李是紐約州立大學圖書館學院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其他都是金大出身，各有專長。
我在大學的成績文史平平，數理最差，而圖書館學的功課卻特別優異；課堂作業所寫的一篇《圖書館與學術研究》，曾被選刊在《金陵大學文學院院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一年），成為我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后來此文曾被選人《北京圖書館同人文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編者在序言中特別介紹說：“錢存訓的文章是當年一個大學生的課程作業，但他對學術研究功能的論述，經受了歷史的考驗，至今仍保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足見作者遠在青年時代，對圖書館學的研究已經頗具功力。”
三 交大五年
我在一九三二年春季金大畢業后，即由校方推薦給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館長杜定友先生，任副館長，主管西文圖書。杜定友是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發展中的一位啟蒙大師，原籍廣東，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南洋公學畢業后，由官費保送入菲律賓大學習圖書館學，受教于美國老師Mary Pork。畢業后回國服務，歷任廣東省立圖書館和上海南洋公學圖書館主任。他的思路敏捷，文筆流利，交游廣闊，勤于寫作，著有《校讎新義》《杜氏圖書分類法》《漢字排檢法》等書。他最早鼓吹圖書館專業化，對分類、編目、檢字法等都有一套自創的方法，尤其提倡將“圖書館”三字縮寫為“*”一字，謂書寫時至少可節省二十八筆，同時符合六書的會意原則。這個新字雖在中國并未通行，但卻為日本間宮不二雄所創辦的一份日文刊物采用為刊名。杜先生并領導組織圖書館學會，自稱為“圖書館專家”，是當時圖書館界最活躍的一位“海派”領袖。
我在交大工作了五年，和杜先生相處融洽，不僅學習到圖書館技術方面的一些實際知識，他也是對我在專業興趣上產生影響的第一人。我為交大圖書館編印《西文圖書編目規則》一冊和《西文圖書目錄》五冊。此外，他凡有公私瑣事，也都要求我相助。他于一九三二年創辦“中國*服務社”，專營圖書館書籍、家具和用品以及影印的西文大學課本，請我兼任經理。因此，我每日在交大工作之余，還要從西郊的徐家匯趕到設在上海市中心泗涇路三十六號大樓內的辦公室工作，如此三年，獲得一些商業經營和管理方面的經驗。我離職后由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李昌聲先生接替，不久他辭職自辦“龍門書店”，后來成為上海頗負盛名的一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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