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淚:“二戰”德國老兵尋訪錄(簡體書)
商品資訊
ISBN13:9787510027505
出版社:世界圖書(北京)出版公司
作者:朱維毅
出版日:2010/11/01
裝訂/頁數:平裝/370頁
規格:26cm*19cm (高/寬)
人民幣定價:4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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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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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本書是一部視角獨特、素材新穎、內容生動、思考深刻的紀實類“二戰”文學作品。作品從被人們遺忘的“二戰”戰敗國德國參戰軍人的視角切入,在豐富的照片和歷史資料的配合下,通過展現一批德國參戰老兵對戰爭及戰爭中個人命運的回顧和感悟,為讀者打開了一幅完全另類而又十分生動的歷史畫卷:德國兵記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伴隨著這批老兵的陸續離世,《德意志的另一行淚:"二戰"德國老兵尋訪錄》的歷史價值更顯得彌足珍貴。
作者簡介
朱維毅,籍貫江蘇,長于北京,“老三屆”初中生,文革期間兩次從城市赴山西榆次插隊,前后歷時7年,至今仍用“太行山人”作為網名。1975年以工農兵學員身份開始學工,畢業后分配山西工作,1980年考取碩士研究生再返北京,1988年赴聯邦德國留學,4年后在柏林工大獲博士學位。
目次
前言
第一章 國家在召喚
崛起
義務——無法選擇
為“保衛祖國”而戰
第二章 走向軍營
鐵打的營盤
軍官苗子
“純爺們”的煩惱
第三章 血肉之搏
“大德意志師”一兵
永恆的傷痛
小連長
重創
第四章 硝煙軼事
敗軍的“傑作
好運大兵
命運路線圖
恐高的飛行員
畫筆寫春秋
第五章 納粹衛隊
我們是“多國部隊
曾經驕傲
精英夢破
恐怖雙閃電
第六章 孩子兵
臨危受命
“嬰兒師”的覆滅
教授的往事
在戰火中成人
海島小兵
第七章 燃燒的家園
火從天降
后方少年的記憶
小城之災
第八章 戰亂中的女性
國防軍女助手
按計劃成長
妻子在后方
大逃亡
第九章 “賣國”英雄
大將之家
是英雄還是叛徒?
獨目刺客之沉浮
第十章 鐵絲網記憶
“萊茵大營”之謎
目標——西伯利亞
穿越煉獄
人性的光輝
第十一章 遠方回聲
陣亡通知書
前線寄來的遺書
伏爾加河畔的追尋
第十二章 解放者
從“卡廷慘案”到大驅逐
勝利之師在行動
戰利品——女人
第十三章 另類解讀
德軍面面觀
國防軍之罪
“澄清派”的追問
《游擊隊之歌》
第十四章 再生之路
從“零點”開始的日子
精神的崛起
後記
第一章 國家在召喚
崛起
義務——無法選擇
為“保衛祖國”而戰
第二章 走向軍營
鐵打的營盤
軍官苗子
“純爺們”的煩惱
第三章 血肉之搏
“大德意志師”一兵
永恆的傷痛
小連長
重創
第四章 硝煙軼事
敗軍的“傑作
好運大兵
命運路線圖
恐高的飛行員
畫筆寫春秋
第五章 納粹衛隊
我們是“多國部隊
曾經驕傲
精英夢破
恐怖雙閃電
第六章 孩子兵
臨危受命
“嬰兒師”的覆滅
教授的往事
在戰火中成人
海島小兵
第七章 燃燒的家園
火從天降
后方少年的記憶
小城之災
第八章 戰亂中的女性
國防軍女助手
按計劃成長
妻子在后方
大逃亡
第九章 “賣國”英雄
大將之家
是英雄還是叛徒?
獨目刺客之沉浮
第十章 鐵絲網記憶
“萊茵大營”之謎
目標——西伯利亞
穿越煉獄
人性的光輝
第十一章 遠方回聲
陣亡通知書
前線寄來的遺書
伏爾加河畔的追尋
第十二章 解放者
從“卡廷慘案”到大驅逐
勝利之師在行動
戰利品——女人
第十三章 另類解讀
德軍面面觀
國防軍之罪
“澄清派”的追問
《游擊隊之歌》
第十四章 再生之路
從“零點”開始的日子
精神的崛起
後記
書摘/試閱
讀者山抹微雲的評論:
我閱讀本書幾乎是一氣呵成的,雖說通篇都是作者與被尋訪“二戰”德國老兵的談話,但字裡行間不乏有令人震撼、感慨、啟發和欣喜的語言。老人們頻頻被提及的戰後反思陳述完全自然而然,身為局中之人卻能客觀地看待歷史實為難能可貴,這也許與德意志民族嚴謹扎實的待人接物作風密不可分,更該宣揚的恐怕是戰後全社會積極反省的優良大環境。
不必我的溢美之詞,本書半自述式的故事情節肯定能讓許多戰後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推崇,每位古稀老人的回憶參雜著他們對自己青春年少時對國家的信仰與忠誠,也充斥著戰爭的血腥與殘忍。書中有一句話,我記憶猶新,一位參戰老兵的遺孀所說之言:“40年後,我先生去世了。彌留之際,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很清醒,讓我打開老相冊,翻看了一遍他在戰爭時期的全部相片,最後喃喃地說了一句:‘niewiedersowas(這些永遠別再現)。’……我們曾經以為在這個世界上不會再有德國了,我們完了。的確,戰爭打到了首都的最後一條街道,打到把中學生送去阻擊坦克,這個國家還能有希望嗎?政治和宗教是既能使人冷靜,又能使人狂熱的東西。德國人吃盡了狂熱的苦頭,我們今天反對一切戰爭是發自內心的。”的確,戰爭是人類共同犯下的錯誤,只有經歷過戰爭的人才明白其中痛苦,這些言語言表的戰爭災難是我們無法能體會的。正如書中一位老人所言:“只要有人類社會存在一天,戰爭就不可避免,但是我們需要反思,不能再犯蠢行。”
書中披露的蘇軍暴行是我第二次聽到的戰爭控訴,前一次乃是波蘭卡廷森林大屠殺。這與我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打小讀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聽左雅蘇拉故事,隨著古裡婭心潮澎湃的中國孩子來說,簡直是聞所未聞。說到作者親德,我有不同看法,首先他寫作的思路以訪談為主轉述被訪人所講的親身經歷,其二,戰後滿目蒼痍的德國遭受了來自各國的入主接管,且不說蘇軍進城後的暴行,僅僅是帝國曇花一現的消亡,民眾饑不裹腹的偷生,就足夠令一個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流淚心碎。因此,毛主席堅持蘇聯紅軍退出旅順的決定是無比英明的,一個國家的主權不容別國置疑。言歸正傳,中世紀德國貴族割據四分五裂的情形源于英法不願意看到歐洲中部如此顯眼的地方崛起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後俾斯麥的鐵血政治生涯證明了這一點,統一後的德國是歐洲的新興發達資本主義後起之秀。一戰、二戰,德國已經飽受戰爭之苦,如何在戰後的國際交往中棲身和立足是德國人用半個世紀時間去反思和完成的。當我站在科隆大教堂前,面對這座看盡世間蒼涼的古建築時,心情極為複雜,有對那位手下留情的美國飛行員為全人類保護好文明遺產的感激與崇敬,更有時過境遷後德國人積極面對生活,重建家園的欽佩。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想說,反思和進取可以淨華我們的民族現如今有些焦躁的靈魂。
作者的話:
在我1988年首次出國時,德國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萊茵河兩岸的風光,不是高速公路上的飛速車流,也不是和中國迥然不同的城市和民風,而是一座位于西柏林中心位置的特殊建築——紀念教堂。因為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座宗教建築能夠像這個教堂一樣引發出人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強烈聯想。
主鐘樓高達113米的紀念教堂曾是德意志帝國首都柏林的最高建築,全稱為“威廉皇帝紀念教堂”。這座帶有哥特風格的新羅馬式建築是德皇威廉二世為紀念他的祖父——德國的開國皇帝威廉一世而建的。建築的設計和施工均由威廉二世親自督管,工程所需的680萬金馬克來自德國各省財政和私人投資,工程開始的年份選在德意志帝國統一後第20年的1891年,建築奠基的日子3月22日是德皇威廉一世的第94個誕辰日……所有這一切,都為這座建築罩上了一層超乎宗教意義的耀目光環,使它承載了銘記開國君主,展現民族自豪和弘揚德意志傳統的意義。1895年9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親自主持了紀念教堂的竣工揭幕典禮。隆重的盛典令帝國一時轟動,新羅馬式的建築風格在全德隨之風靡。
無人能夠料到,這座建築會在半個世紀後被來自東、西兩個方向的敵人的轟炸機和火炮夷為一片廢墟。而這場由德國發動的世界戰爭的起點,正是紀念教堂問世44年後的9月1日。
戰後,紀念教堂的殘存部分被保留了下來並經過整體加固,它變成了一座彙集著輝煌與黑暗、勝利與失敗、光榮與恥辱、驕傲與自省的永久性歷史建築。教堂的紀念指向已不再是那位完成了德國統一大業的開國君主,它無聲卻持久地提醒著人們永記一段歷史:那場改變了德國和世界命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麼,歷經“二戰”的德國人記住的是一段什麼樣的歷史呢?
在那場空前的人類戰爭浩劫之中,德國周邊的國家除中立國瑞士之外全部遭到德國的攻擊和控制;德國的戰爭對手包括了歐洲的所有工業大國(包括戰爭後期倒戈的意大利)和美國、蘇聯兩大國際超強力量;德軍的進攻矛頭北及丹麥、挪威,西指英倫三島,南抵北非沙漠,東至莫斯科城下,其軍事擴張的規模和韌性幾乎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德國國防軍開世界戰爭史中裝甲閃擊戰和空降兵作戰之先河,發動了空前規模的陸軍圍殲戰、城市包圍戰、水下潛艇戰和空軍大會戰,及至在人類戰爭史上首次把導彈應用於實戰……
這一切都註定了世界和平力量在遏制和挫敗德國的侵略行為時必然要付出沉重代價。
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世界性戰爭——“二戰”期間,全世界先後有53個國家對德國宣戰;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最血腥和殘酷的戰爭:僅在歐洲的死亡人數就接近4,000萬;
這是一場把德意志民族推向絕境的戰爭——320多萬德國軍人死亡,210多萬德國平民死于空襲,1100多萬德國男子成為戰俘,200多萬德國婦女遭到強姦,德國的161個城市和850個村鎮遭受了毀滅性轟炸,無條件投降後的德國喪失了一切主權,1,200多萬東部地區的德國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在戰後被迫放棄世代家產,被驅趕到勝利者留給德國的那塊縮小了四分之一的土地上……
德國發動的“二戰”對人類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1945年後的國際秩序和關係的建立、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立和冷戰、人類的現代價值觀定位都和這場戰爭的結局緊密相關。正因為這樣,世界各國發表的“二戰”文獻浩如煙海,涵蓋了史實記載、戰役分析、罪行揭露、名人傳記以及文藝作品多種形式。但迄今為止,很少有人能夠說清楚德國普通軍人及其親人對“二戰”的感受。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戰敗的德國一方,而從血海中倖存的各國受害者在追憶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時往往很難顧及到加害國大眾的遭遇和心境。另一方面,陳述、分析和總結戰爭的話語權從來都掌握在戰爭的獲勝一方,戰敗國百姓的故事和感受從來都不大可能被納入主流的歷史視場。但是,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是,如果世界對德國的“二戰”親歷者的戰爭感受缺乏瞭解,人類對“二戰”浩劫的洞察和總結就說不上全面和完整。
由於歐洲的戰場遠離中國,我們基本上只能依靠文字、圖像和影視史料來認識戰時的德國。年輕的中國人能夠想像到的德國軍人形象幾乎是一致的,那是一群頭戴鋼盔、面目兇惡、強悍善戰、慘無人道的戰爭機器。被群體固化的“鬼子”形象,讓我們難以識別他們在性格、身世、思想、經歷上的差異。他們是如何經歷和認識“二戰”的?我們對此幾乎毫無瞭解。他們的個性鮮為人知,他們的故事鮮為人聽,他們的思想鮮為人道。在德國以外的各國看不到被翻譯成自己母語的德國老兵回憶錄,在二戰史書中很少談到普通德國士兵的命運,在一切紀念二戰重大歷史事件的場合上更不可能有德國老兵代表的身影出現。這是造就歷史而又被歷史忘卻的一批人,這是真實存在而又在公眾視線裡消失的一批人,走近他們,就文學而言是一個獨特的創作領域,就研史來說有利於更全面地總結“二戰”,由此我萌發了接觸並記述這些德國老兵的經歷的想法。
自1945年以來,全世界揭露納粹德國的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文獻已經堆積如山,在這方面繼續落筆無非是重組各方信息,並無多少新意。另外,與日本不同的是,德國在戰爭中所犯的罪行在戰後得到了嚴厲而充分的追究和清算,德國自身也對其歷史罪責進行了全面、深刻、充分和持久的反省。所以,本書的寫作重點不在於列數納粹德國的罪行,而在於展示普通德國參戰軍人及其親人對“二戰”的記憶和解讀。
作為“50後”,我對二戰的瞭解儘管是間接的,但一直對之充滿了探究的興趣。我的父親是一名新四軍敵工部的老兵。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聽他講抗戰故事,並從中最早聽到了“斯大林格勒戰役”、“諾曼底登陸”、“攻克柏林”這一連串名詞。它們對我來說充滿了歷史傳奇色彩,而對當年的父親來說卻是命運攸關的重大事件。在中國的抗戰處於最艱苦的時侯,新四軍在時事學習中最關心的就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進展。到德國以後,我強烈地意識到那些當年曾與蘇軍和盟軍橫刀相向的德軍士兵中的一部分人就生活在我的身邊,這不能不讓我產生接觸和瞭解他們的衝動。在別人眼裡,他們是一群或坐在公園的長椅上,或坐在輪椅上被人推行,或在超市里蹣跚行走的白髮老者,但我卻很容易聯想到他們當年的軍人形象:風塵僕僕,一身戎裝,頭戴M40型鋼盔,肩挎K98式步槍……90年代初我在薩爾布呂肯市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在老房東和他的幾戶老鄰居家裡都看到了他們年輕時的軍人照片。老房東向我解釋過:“到了戰爭後期,德國的後方已經沒有了男性青壯年,你今天能見到的老頭全是當年的軍人……”
老兵們生活在我的周圍,但和他們深談“二戰”的話題卻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事關那場不義的、以慘敗而告終的戰爭,事關個人的痛苦遭遇和家庭不幸,他們是很難向一個相交不深的外人敞開心扉的。局外人難以想像的是,德國的“二戰”反思會在德國老兵和他們的後代之間形成一道交流的鴻溝。年輕的一代人在中學教育中就可以系統地瞭解到自己先輩參與制造的那段黑暗年代,兒子不願保存老兵父親的戰爭文物,孫子不願傾聽老兵爺爺的戰爭經歷,這在德國是具有普遍性的現象。在後人的批判性眼光下,老兵們也傾向於對自己的“二戰”經歷採取謹言慎行的態度。當他們面對著一個外國人的採訪要求時,這種態度會自然而然地得到強化。
除此以外,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是時間。書寫“口述史”的基本前提是要有歷史見證人在世。但即使是在1939年“二戰”開始時剛20歲的德國人,到現在也都進入古稀高齡了。依然健在的“二戰”德國軍人越來越少,當年將校級軍官已基本絕跡。一代人正在悄悄地退出歷史。要進入這個寫作領域,只能抓緊有效的幾年時間。
進入老兵的世界,首先需要奠定一種交流的基礎。為此,我查閱了很多由德國老兵留下的戰爭回憶錄。由於這方面的資料很少被翻譯和介紹到德國以外,讀來令我耳目一新。但我同時也遺憾地發現,凡以書面形式出現的老兵回憶錄大都缺少鮮明的個性。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人們在把歷史訴諸文字時,其思想表達畢竟要比說話來的更為謹慎,在事關敏感話題的時候尤其如此。
我在1989年曾經和一個快言快語的老者聊起“二戰”。老人19歲時曾作為德軍坦克兵參加了從比利時的阿登山區突入法國的閃擊行動。說到那場戰爭,他居然至今還是豪氣萬丈:“掃平西歐大陸,把英國人趕回海島,我們一共才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德國最後輸掉了戰爭是因為戰線太長,樹敵太多。如果只是一對一地幹,我們不怕任何對手。”這種脫口而出的心裡話是絕不可能見諸于文史書刊的。這更加使我感到,要真實地瞭解德國老兵和他們眼中的戰爭,必須要和他們直接對話,要讓他們敞開心扉,用國內流行的說法就是要“零距離接觸”。
在我生活於德國的十幾年中,先後接觸過很多從戰爭中倖存下來的老人。其中一面之交者居多。和有些人雖說經常能見面,但也不過是在樓道或街區碰上面後打個招呼。但只要出現交談的機會,我都會不失時機地想辦法從他們口中“掏出”一些對戰爭的感受。最初的動機不過是出於對歷史的好奇,後來逐漸地就變成了有意識地收集故事。由此獲得的材料雖然支離破碎,但積少成多後就使得那場戰爭在我眼前逐漸變得生動和真實起來。當然,依此還不足以成書。在我對德國老兵心中的“二戰”積累了一些感覺後,我決定開始正式的採訪。從這時開始,我真正感覺到了寫這樣一本書的難度。
我曾經試圖通過德國的各類研究第三帝國史和“二戰”史的協會和機構建立採訪渠道,但沒有取得任何收穫。德國人在拒絕求職時很直接,但在拒絕求助時則很委婉。他們經常是不直接回絕我,而是很熱心地推薦我再去和別的單位試一試,而且會給出一些地址、電話和傳真號碼。推來推去,結果經常是最終又讓我返回到了最早聯繫的那一家,由此形成一個無效循環的大圈子。一次例外的情況發生在斯圖加特市的一個老兵協會,會長在“二戰”時是一名空軍軍官,老得已經寫不成信了,他委託助手給我發了一份傳真,表示將要提供給我一個老兵會員的名單,我可以根據這份名單上的電話和地址逐一去聯繫或採訪這些人,但此事最終還是沒有了下文。後來我瞭解到,老會長做出這個承諾後不久就去世了。
一個德國朋友告訴我說,要找到採訪對象的最佳途徑可能還是通過對方能信得過的人來引見,這種引見的角色是各種協會和機構所不願承擔的,因為他們對你的寫作動機並無絲毫認知。這個建議啟發了我,我開始嘗試在朋友圈中尋找引見人。這個過程雖然艱難,但最終證明是有效的。在熱心朋友的幫助下,我終於接觸到了一些願意和我閒扯過去的老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002年2月舉行的一次老兵座談會。這次座談會是在德國西部的布勞姆貝克市(又稱花山市)舉行的,由當地的退休老市長和他的夫人一手操辦的,主題是《老兵憶“二戰”》。
以下幾個特點決定了這個座談會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發起者是一位前中國留學生,組織者是一位前德國政治家,到會者是8位前德國軍人。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上午,8位老人中有7位是自己開汽車前來赴會的,6位正式著裝,打了領帶。他們保持著軍人嚴格守時的習慣,約好的10點鐘剛一到,一群老頭就腳跟腳地進入了會場——組織者老市長家那寬敞潔淨的客廳裡。這些老人在戰爭中的經歷各不相同,其戰時加入的軍種包括了陸、海、空三軍和納粹德國的“第四武裝”党衛軍。
在舉辦老兵座談會之前,細心的老市長建議我把採訪工作分為兩步走。第一步先座談,請大家扼要介紹一下自己的戰爭經歷。第二步再家訪,即根據在座談會上瞭解的情況,挑出幾個有故事的老兵進行單獨採訪。我接受了他的建議。任何一個老人在回憶過去時都會有無窮無盡的話題,3個小時座談會能提供的時間畢竟太短了。對我來說,除了要在這個座談會瞭解與會者的各自戰爭經歷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過體會相聚氣氛,感受相互關係和觀察共性的東西來獲得一個對老兵的群體印象。座談會的氣氛很平和,除了話題的特殊性以外,它和德國一般的聚會並無二致。原因再簡單不過:對一個外國人來說,德國老兵的世界神秘而遙遠,而對這些戰爭親歷者本身來說,他們是一起參軍、一起打仗、一起被俘、一起重建家園的同一代德國人,說起那段歷史來就像聊家常一樣自然。這次座談會使我對德國“二戰”老兵這個群體有了一個基本判斷:作為德意志民族延續過程中特殊的一代人,這些老兵們在民族秉性上和他們的前人和後代並無本質上的差異。他們的獨特之處只在於,特殊的歷史境遇造就了他們特殊的命運。
由於“二戰”帶給德國軍人個人命運的撞擊過於劇烈,老兵們對那場戰爭的記憶之深刻遠遠超過一般老年人對過去經歷的回顧。儘管時光已經流逝了半個多世紀,但大多數我接觸過的老兵都能隨口說出自己入伍、負傷、被俘和回家的具體日期,詳細到了月份、日子、上午還是下午、晴天還是下雨……
在我的所有採訪對象中,沒有人為其戰爭經歷而驕傲自豪,也沒有人流露出負罪感。發動戰爭的德國已經付出了足夠代價(其中包括人員的死傷、城鎮的破壞、贖罪式的戰俘勞動、對受害國家的賠償),這使得這些當初在“為國盡職”信念下走向戰場的工人、農民、學生如今的心態十分平和。而他們在對自己曾宣誓效忠過的納粹元首的譴責上所表現出的一致性又使人相信,這些當年的軍人已經真正悟透了專制獨裁和侵略戰爭會給平民帶來何種命運。
採訪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有時為了一次約好的面談我要專程驅車數百公里;有時為了補充材料我要對同一個人多次拜訪(而進入德國人家庭的談話預約經常是很困難的);有時我為了搞清當事人講述的某一場戰役或一個事件,必須在採訪後查詢大量資料……對於我這樣一個工科出生的業餘寫作者來說,投入的壓力是巨大的。我之所以能一直堅持下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我從採訪中獲得一種特殊快感,那是在切入歷史進程時體驗社會發展脈搏的那種感覺。
在和老兵們的接觸中,我經常能夠聽到他們對自己的孫輩和重孫輩的介紹,這些孩子們有的癡迷於電腦遊戲,有的熱衷於異國時尚,有的成為國際文藝體育明星的追隨者,在價值觀上已遠離他們的祖父或曾祖父而去。而當這些老人向我展示他們祖父母的照片甚至是曾祖父母留下的信件時,我又會被帶進更遠的德國歷史,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鐵血宰相俾斯麥主政的年代,甚至是普魯士王國征戰丹麥、奧地利、法國進而一統德意志帝國的時期。這是一種從歷史書上無法獲得的對社會延續發展的一種直接觸摸感,它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了什麼是人類發展,什麼叫世代更迭。儘管我的觀察比較表面,而且間接,但我畢竟獲得了一種上下縱觀德國六代、甚至七代人的獨特感受。這對我真正理解德國老兵及其後人(當今德國社會的主宰者)以避免簡單地圖解他們的經歷有著極大的幫助。依據這種感受,我就可以為這本書選擇最能從本質上反映“二戰”時期這一代德國人特質的採訪素材,從而使讀者在增加一些知識的同時,還能在一定程度上觸摸到將德意志人代代相連的那種獨有的民族氣質,而後者往往是認識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思想鑰匙。
在2005年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我寫的一些德國老兵回顧“二戰”的紀實文學作品在國內陸續發表。其後我在一段時間裡沒有再把創作的筆觸伸入這個領域。隨著時間的推移,被我採訪過的老兵一個個地離世了。那些在每年聖誕節前都會和我互致問候的老人一旦停止郵寄賀卡,往往就是不祥的徵兆。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我把電話打過去,得到的通常都是老人已去世的消息。這讓我感受到一代人從歷史淡出的過程。
什麼是歷史?歷史是人類世代作為的記錄。
現代是什麼?現代是人類世代作為的效果之和。
每一代人都有屬�自己的任務,無論他們最終留給後人的是遺產還是遺憾,真實地為後人留下自身的歷史是他們不可回避的責任。這是一種意義深遠的,不存在國界之隔的傳承,口述史則是這種傳承的重要形式之一。而從總結戰爭教訓的角度上看,由戰敗國的普通人留下的口述史比勝利者的歷史追憶更為重要。面對正在消逝中的一代德國老兵,我覺得自己應該在以前的工作基礎上再做些什麼,於是就有了我在2009年5月對“二戰”德國老兵的新的一輪,也許也是最後一輪的採訪。
7年前幫助我組織過老兵座談會的布勞姆貝克的退休老市長和他的夫人又一次熱情地幫助了我。他的夫人幫我落實了一批採訪對象,並安排了周密的採訪日程。走路已需手杖支撐的老市長親自開車帶著我在德國中部和北部海濱地區跑了一個星期,陪我逐個登門拜訪了一批“二戰”老人。
德國人的“助人為樂”通常具有明確的底線,那就是在花錢上一定要彼此分清。不知是老市長被我採訪老兵的韌性所打動,還是為了答謝我在北京奧運會期間陪同他們夫婦遊覽黃花峪水長城的熱情,他對我們沿途的用餐、渡輪和汽車加油等一系列費用的支出均採取了一種近乎“專制”的做法——必須由他一人來全部埋單。當我向他提出很德國式的“AA制”要求時,他給我的是一個很中國式的答覆:“少來(keineDiskussion)!”
只是在告別時他才對我說:“我覺得應該為你做點什麼,你是在幫助中國人瞭解德國……”
瞭解德國——一個引發思考的命題。
我們對德國的瞭解有多少?這種瞭解的意義又在哪裡?
這個誕生過黑格爾、康德、馬克思等偉大哲人的睿智民族為什麼曾由衷擁戴過納粹的極權、專制和暴虐?這個滋養了歌德、貝多芬、巴赫、尼采等藝術巨匠的文明國家為什麼曾一手製造出人類史上最黑暗和恐怖的種族滅絕罪行?是什麼力量使這個國家在每次慘重挫敗後都能再度崛起並依然躋身於世界頂級強國之列?是什麼原因使德國這個歐洲歷史上的“問題孩子”變成了歐盟這一人類區域聯合創舉的核心驅動國?在大國之間的軍事對峙長期威脅著人類生存的今天,德國人的二戰經歷和總結對今天的人類及其後代意味著什麼?……
本書不求改變歷史書的定論,只求客觀、真實、生動地補充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容和細節。能否為讀者留下思考的空間,應是考察一部紀實文學作品是否具備思想價值的判據之一,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做到這一點。
我閱讀本書幾乎是一氣呵成的,雖說通篇都是作者與被尋訪“二戰”德國老兵的談話,但字裡行間不乏有令人震撼、感慨、啟發和欣喜的語言。老人們頻頻被提及的戰後反思陳述完全自然而然,身為局中之人卻能客觀地看待歷史實為難能可貴,這也許與德意志民族嚴謹扎實的待人接物作風密不可分,更該宣揚的恐怕是戰後全社會積極反省的優良大環境。
不必我的溢美之詞,本書半自述式的故事情節肯定能讓許多戰後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推崇,每位古稀老人的回憶參雜著他們對自己青春年少時對國家的信仰與忠誠,也充斥著戰爭的血腥與殘忍。書中有一句話,我記憶猶新,一位參戰老兵的遺孀所說之言:“40年後,我先生去世了。彌留之際,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很清醒,讓我打開老相冊,翻看了一遍他在戰爭時期的全部相片,最後喃喃地說了一句:‘niewiedersowas(這些永遠別再現)。’……我們曾經以為在這個世界上不會再有德國了,我們完了。的確,戰爭打到了首都的最後一條街道,打到把中學生送去阻擊坦克,這個國家還能有希望嗎?政治和宗教是既能使人冷靜,又能使人狂熱的東西。德國人吃盡了狂熱的苦頭,我們今天反對一切戰爭是發自內心的。”的確,戰爭是人類共同犯下的錯誤,只有經歷過戰爭的人才明白其中痛苦,這些言語言表的戰爭災難是我們無法能體會的。正如書中一位老人所言:“只要有人類社會存在一天,戰爭就不可避免,但是我們需要反思,不能再犯蠢行。”
書中披露的蘇軍暴行是我第二次聽到的戰爭控訴,前一次乃是波蘭卡廷森林大屠殺。這與我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打小讀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聽左雅蘇拉故事,隨著古裡婭心潮澎湃的中國孩子來說,簡直是聞所未聞。說到作者親德,我有不同看法,首先他寫作的思路以訪談為主轉述被訪人所講的親身經歷,其二,戰後滿目蒼痍的德國遭受了來自各國的入主接管,且不說蘇軍進城後的暴行,僅僅是帝國曇花一現的消亡,民眾饑不裹腹的偷生,就足夠令一個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流淚心碎。因此,毛主席堅持蘇聯紅軍退出旅順的決定是無比英明的,一個國家的主權不容別國置疑。言歸正傳,中世紀德國貴族割據四分五裂的情形源于英法不願意看到歐洲中部如此顯眼的地方崛起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後俾斯麥的鐵血政治生涯證明了這一點,統一後的德國是歐洲的新興發達資本主義後起之秀。一戰、二戰,德國已經飽受戰爭之苦,如何在戰後的國際交往中棲身和立足是德國人用半個世紀時間去反思和完成的。當我站在科隆大教堂前,面對這座看盡世間蒼涼的古建築時,心情極為複雜,有對那位手下留情的美國飛行員為全人類保護好文明遺產的感激與崇敬,更有時過境遷後德國人積極面對生活,重建家園的欽佩。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想說,反思和進取可以淨華我們的民族現如今有些焦躁的靈魂。
作者的話:
在我1988年首次出國時,德國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萊茵河兩岸的風光,不是高速公路上的飛速車流,也不是和中國迥然不同的城市和民風,而是一座位于西柏林中心位置的特殊建築——紀念教堂。因為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座宗教建築能夠像這個教堂一樣引發出人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強烈聯想。
主鐘樓高達113米的紀念教堂曾是德意志帝國首都柏林的最高建築,全稱為“威廉皇帝紀念教堂”。這座帶有哥特風格的新羅馬式建築是德皇威廉二世為紀念他的祖父——德國的開國皇帝威廉一世而建的。建築的設計和施工均由威廉二世親自督管,工程所需的680萬金馬克來自德國各省財政和私人投資,工程開始的年份選在德意志帝國統一後第20年的1891年,建築奠基的日子3月22日是德皇威廉一世的第94個誕辰日……所有這一切,都為這座建築罩上了一層超乎宗教意義的耀目光環,使它承載了銘記開國君主,展現民族自豪和弘揚德意志傳統的意義。1895年9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親自主持了紀念教堂的竣工揭幕典禮。隆重的盛典令帝國一時轟動,新羅馬式的建築風格在全德隨之風靡。
無人能夠料到,這座建築會在半個世紀後被來自東、西兩個方向的敵人的轟炸機和火炮夷為一片廢墟。而這場由德國發動的世界戰爭的起點,正是紀念教堂問世44年後的9月1日。
戰後,紀念教堂的殘存部分被保留了下來並經過整體加固,它變成了一座彙集著輝煌與黑暗、勝利與失敗、光榮與恥辱、驕傲與自省的永久性歷史建築。教堂的紀念指向已不再是那位完成了德國統一大業的開國君主,它無聲卻持久地提醒著人們永記一段歷史:那場改變了德國和世界命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麼,歷經“二戰”的德國人記住的是一段什麼樣的歷史呢?
在那場空前的人類戰爭浩劫之中,德國周邊的國家除中立國瑞士之外全部遭到德國的攻擊和控制;德國的戰爭對手包括了歐洲的所有工業大國(包括戰爭後期倒戈的意大利)和美國、蘇聯兩大國際超強力量;德軍的進攻矛頭北及丹麥、挪威,西指英倫三島,南抵北非沙漠,東至莫斯科城下,其軍事擴張的規模和韌性幾乎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德國國防軍開世界戰爭史中裝甲閃擊戰和空降兵作戰之先河,發動了空前規模的陸軍圍殲戰、城市包圍戰、水下潛艇戰和空軍大會戰,及至在人類戰爭史上首次把導彈應用於實戰……
這一切都註定了世界和平力量在遏制和挫敗德國的侵略行為時必然要付出沉重代價。
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世界性戰爭——“二戰”期間,全世界先後有53個國家對德國宣戰;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最血腥和殘酷的戰爭:僅在歐洲的死亡人數就接近4,000萬;
這是一場把德意志民族推向絕境的戰爭——320多萬德國軍人死亡,210多萬德國平民死于空襲,1100多萬德國男子成為戰俘,200多萬德國婦女遭到強姦,德國的161個城市和850個村鎮遭受了毀滅性轟炸,無條件投降後的德國喪失了一切主權,1,200多萬東部地區的德國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在戰後被迫放棄世代家產,被驅趕到勝利者留給德國的那塊縮小了四分之一的土地上……
德國發動的“二戰”對人類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1945年後的國際秩序和關係的建立、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立和冷戰、人類的現代價值觀定位都和這場戰爭的結局緊密相關。正因為這樣,世界各國發表的“二戰”文獻浩如煙海,涵蓋了史實記載、戰役分析、罪行揭露、名人傳記以及文藝作品多種形式。但迄今為止,很少有人能夠說清楚德國普通軍人及其親人對“二戰”的感受。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戰敗的德國一方,而從血海中倖存的各國受害者在追憶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時往往很難顧及到加害國大眾的遭遇和心境。另一方面,陳述、分析和總結戰爭的話語權從來都掌握在戰爭的獲勝一方,戰敗國百姓的故事和感受從來都不大可能被納入主流的歷史視場。但是,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是,如果世界對德國的“二戰”親歷者的戰爭感受缺乏瞭解,人類對“二戰”浩劫的洞察和總結就說不上全面和完整。
由於歐洲的戰場遠離中國,我們基本上只能依靠文字、圖像和影視史料來認識戰時的德國。年輕的中國人能夠想像到的德國軍人形象幾乎是一致的,那是一群頭戴鋼盔、面目兇惡、強悍善戰、慘無人道的戰爭機器。被群體固化的“鬼子”形象,讓我們難以識別他們在性格、身世、思想、經歷上的差異。他們是如何經歷和認識“二戰”的?我們對此幾乎毫無瞭解。他們的個性鮮為人知,他們的故事鮮為人聽,他們的思想鮮為人道。在德國以外的各國看不到被翻譯成自己母語的德國老兵回憶錄,在二戰史書中很少談到普通德國士兵的命運,在一切紀念二戰重大歷史事件的場合上更不可能有德國老兵代表的身影出現。這是造就歷史而又被歷史忘卻的一批人,這是真實存在而又在公眾視線裡消失的一批人,走近他們,就文學而言是一個獨特的創作領域,就研史來說有利於更全面地總結“二戰”,由此我萌發了接觸並記述這些德國老兵的經歷的想法。
自1945年以來,全世界揭露納粹德國的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文獻已經堆積如山,在這方面繼續落筆無非是重組各方信息,並無多少新意。另外,與日本不同的是,德國在戰爭中所犯的罪行在戰後得到了嚴厲而充分的追究和清算,德國自身也對其歷史罪責進行了全面、深刻、充分和持久的反省。所以,本書的寫作重點不在於列數納粹德國的罪行,而在於展示普通德國參戰軍人及其親人對“二戰”的記憶和解讀。
作為“50後”,我對二戰的瞭解儘管是間接的,但一直對之充滿了探究的興趣。我的父親是一名新四軍敵工部的老兵。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聽他講抗戰故事,並從中最早聽到了“斯大林格勒戰役”、“諾曼底登陸”、“攻克柏林”這一連串名詞。它們對我來說充滿了歷史傳奇色彩,而對當年的父親來說卻是命運攸關的重大事件。在中國的抗戰處於最艱苦的時侯,新四軍在時事學習中最關心的就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進展。到德國以後,我強烈地意識到那些當年曾與蘇軍和盟軍橫刀相向的德軍士兵中的一部分人就生活在我的身邊,這不能不讓我產生接觸和瞭解他們的衝動。在別人眼裡,他們是一群或坐在公園的長椅上,或坐在輪椅上被人推行,或在超市里蹣跚行走的白髮老者,但我卻很容易聯想到他們當年的軍人形象:風塵僕僕,一身戎裝,頭戴M40型鋼盔,肩挎K98式步槍……90年代初我在薩爾布呂肯市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在老房東和他的幾戶老鄰居家裡都看到了他們年輕時的軍人照片。老房東向我解釋過:“到了戰爭後期,德國的後方已經沒有了男性青壯年,你今天能見到的老頭全是當年的軍人……”
老兵們生活在我的周圍,但和他們深談“二戰”的話題卻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事關那場不義的、以慘敗而告終的戰爭,事關個人的痛苦遭遇和家庭不幸,他們是很難向一個相交不深的外人敞開心扉的。局外人難以想像的是,德國的“二戰”反思會在德國老兵和他們的後代之間形成一道交流的鴻溝。年輕的一代人在中學教育中就可以系統地瞭解到自己先輩參與制造的那段黑暗年代,兒子不願保存老兵父親的戰爭文物,孫子不願傾聽老兵爺爺的戰爭經歷,這在德國是具有普遍性的現象。在後人的批判性眼光下,老兵們也傾向於對自己的“二戰”經歷採取謹言慎行的態度。當他們面對著一個外國人的採訪要求時,這種態度會自然而然地得到強化。
除此以外,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是時間。書寫“口述史”的基本前提是要有歷史見證人在世。但即使是在1939年“二戰”開始時剛20歲的德國人,到現在也都進入古稀高齡了。依然健在的“二戰”德國軍人越來越少,當年將校級軍官已基本絕跡。一代人正在悄悄地退出歷史。要進入這個寫作領域,只能抓緊有效的幾年時間。
進入老兵的世界,首先需要奠定一種交流的基礎。為此,我查閱了很多由德國老兵留下的戰爭回憶錄。由於這方面的資料很少被翻譯和介紹到德國以外,讀來令我耳目一新。但我同時也遺憾地發現,凡以書面形式出現的老兵回憶錄大都缺少鮮明的個性。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人們在把歷史訴諸文字時,其思想表達畢竟要比說話來的更為謹慎,在事關敏感話題的時候尤其如此。
我在1989年曾經和一個快言快語的老者聊起“二戰”。老人19歲時曾作為德軍坦克兵參加了從比利時的阿登山區突入法國的閃擊行動。說到那場戰爭,他居然至今還是豪氣萬丈:“掃平西歐大陸,把英國人趕回海島,我們一共才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德國最後輸掉了戰爭是因為戰線太長,樹敵太多。如果只是一對一地幹,我們不怕任何對手。”這種脫口而出的心裡話是絕不可能見諸于文史書刊的。這更加使我感到,要真實地瞭解德國老兵和他們眼中的戰爭,必須要和他們直接對話,要讓他們敞開心扉,用國內流行的說法就是要“零距離接觸”。
在我生活於德國的十幾年中,先後接觸過很多從戰爭中倖存下來的老人。其中一面之交者居多。和有些人雖說經常能見面,但也不過是在樓道或街區碰上面後打個招呼。但只要出現交談的機會,我都會不失時機地想辦法從他們口中“掏出”一些對戰爭的感受。最初的動機不過是出於對歷史的好奇,後來逐漸地就變成了有意識地收集故事。由此獲得的材料雖然支離破碎,但積少成多後就使得那場戰爭在我眼前逐漸變得生動和真實起來。當然,依此還不足以成書。在我對德國老兵心中的“二戰”積累了一些感覺後,我決定開始正式的採訪。從這時開始,我真正感覺到了寫這樣一本書的難度。
我曾經試圖通過德國的各類研究第三帝國史和“二戰”史的協會和機構建立採訪渠道,但沒有取得任何收穫。德國人在拒絕求職時很直接,但在拒絕求助時則很委婉。他們經常是不直接回絕我,而是很熱心地推薦我再去和別的單位試一試,而且會給出一些地址、電話和傳真號碼。推來推去,結果經常是最終又讓我返回到了最早聯繫的那一家,由此形成一個無效循環的大圈子。一次例外的情況發生在斯圖加特市的一個老兵協會,會長在“二戰”時是一名空軍軍官,老得已經寫不成信了,他委託助手給我發了一份傳真,表示將要提供給我一個老兵會員的名單,我可以根據這份名單上的電話和地址逐一去聯繫或採訪這些人,但此事最終還是沒有了下文。後來我瞭解到,老會長做出這個承諾後不久就去世了。
一個德國朋友告訴我說,要找到採訪對象的最佳途徑可能還是通過對方能信得過的人來引見,這種引見的角色是各種協會和機構所不願承擔的,因為他們對你的寫作動機並無絲毫認知。這個建議啟發了我,我開始嘗試在朋友圈中尋找引見人。這個過程雖然艱難,但最終證明是有效的。在熱心朋友的幫助下,我終於接觸到了一些願意和我閒扯過去的老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002年2月舉行的一次老兵座談會。這次座談會是在德國西部的布勞姆貝克市(又稱花山市)舉行的,由當地的退休老市長和他的夫人一手操辦的,主題是《老兵憶“二戰”》。
以下幾個特點決定了這個座談會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發起者是一位前中國留學生,組織者是一位前德國政治家,到會者是8位前德國軍人。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上午,8位老人中有7位是自己開汽車前來赴會的,6位正式著裝,打了領帶。他們保持著軍人嚴格守時的習慣,約好的10點鐘剛一到,一群老頭就腳跟腳地進入了會場——組織者老市長家那寬敞潔淨的客廳裡。這些老人在戰爭中的經歷各不相同,其戰時加入的軍種包括了陸、海、空三軍和納粹德國的“第四武裝”党衛軍。
在舉辦老兵座談會之前,細心的老市長建議我把採訪工作分為兩步走。第一步先座談,請大家扼要介紹一下自己的戰爭經歷。第二步再家訪,即根據在座談會上瞭解的情況,挑出幾個有故事的老兵進行單獨採訪。我接受了他的建議。任何一個老人在回憶過去時都會有無窮無盡的話題,3個小時座談會能提供的時間畢竟太短了。對我來說,除了要在這個座談會瞭解與會者的各自戰爭經歷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過體會相聚氣氛,感受相互關係和觀察共性的東西來獲得一個對老兵的群體印象。座談會的氣氛很平和,除了話題的特殊性以外,它和德國一般的聚會並無二致。原因再簡單不過:對一個外國人來說,德國老兵的世界神秘而遙遠,而對這些戰爭親歷者本身來說,他們是一起參軍、一起打仗、一起被俘、一起重建家園的同一代德國人,說起那段歷史來就像聊家常一樣自然。這次座談會使我對德國“二戰”老兵這個群體有了一個基本判斷:作為德意志民族延續過程中特殊的一代人,這些老兵們在民族秉性上和他們的前人和後代並無本質上的差異。他們的獨特之處只在於,特殊的歷史境遇造就了他們特殊的命運。
由於“二戰”帶給德國軍人個人命運的撞擊過於劇烈,老兵們對那場戰爭的記憶之深刻遠遠超過一般老年人對過去經歷的回顧。儘管時光已經流逝了半個多世紀,但大多數我接觸過的老兵都能隨口說出自己入伍、負傷、被俘和回家的具體日期,詳細到了月份、日子、上午還是下午、晴天還是下雨……
在我的所有採訪對象中,沒有人為其戰爭經歷而驕傲自豪,也沒有人流露出負罪感。發動戰爭的德國已經付出了足夠代價(其中包括人員的死傷、城鎮的破壞、贖罪式的戰俘勞動、對受害國家的賠償),這使得這些當初在“為國盡職”信念下走向戰場的工人、農民、學生如今的心態十分平和。而他們在對自己曾宣誓效忠過的納粹元首的譴責上所表現出的一致性又使人相信,這些當年的軍人已經真正悟透了專制獨裁和侵略戰爭會給平民帶來何種命運。
採訪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有時為了一次約好的面談我要專程驅車數百公里;有時為了補充材料我要對同一個人多次拜訪(而進入德國人家庭的談話預約經常是很困難的);有時我為了搞清當事人講述的某一場戰役或一個事件,必須在採訪後查詢大量資料……對於我這樣一個工科出生的業餘寫作者來說,投入的壓力是巨大的。我之所以能一直堅持下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我從採訪中獲得一種特殊快感,那是在切入歷史進程時體驗社會發展脈搏的那種感覺。
在和老兵們的接觸中,我經常能夠聽到他們對自己的孫輩和重孫輩的介紹,這些孩子們有的癡迷於電腦遊戲,有的熱衷於異國時尚,有的成為國際文藝體育明星的追隨者,在價值觀上已遠離他們的祖父或曾祖父而去。而當這些老人向我展示他們祖父母的照片甚至是曾祖父母留下的信件時,我又會被帶進更遠的德國歷史,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鐵血宰相俾斯麥主政的年代,甚至是普魯士王國征戰丹麥、奧地利、法國進而一統德意志帝國的時期。這是一種從歷史書上無法獲得的對社會延續發展的一種直接觸摸感,它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了什麼是人類發展,什麼叫世代更迭。儘管我的觀察比較表面,而且間接,但我畢竟獲得了一種上下縱觀德國六代、甚至七代人的獨特感受。這對我真正理解德國老兵及其後人(當今德國社會的主宰者)以避免簡單地圖解他們的經歷有著極大的幫助。依據這種感受,我就可以為這本書選擇最能從本質上反映“二戰”時期這一代德國人特質的採訪素材,從而使讀者在增加一些知識的同時,還能在一定程度上觸摸到將德意志人代代相連的那種獨有的民族氣質,而後者往往是認識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思想鑰匙。
在2005年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我寫的一些德國老兵回顧“二戰”的紀實文學作品在國內陸續發表。其後我在一段時間裡沒有再把創作的筆觸伸入這個領域。隨著時間的推移,被我採訪過的老兵一個個地離世了。那些在每年聖誕節前都會和我互致問候的老人一旦停止郵寄賀卡,往往就是不祥的徵兆。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我把電話打過去,得到的通常都是老人已去世的消息。這讓我感受到一代人從歷史淡出的過程。
什麼是歷史?歷史是人類世代作為的記錄。
現代是什麼?現代是人類世代作為的效果之和。
每一代人都有屬�自己的任務,無論他們最終留給後人的是遺產還是遺憾,真實地為後人留下自身的歷史是他們不可回避的責任。這是一種意義深遠的,不存在國界之隔的傳承,口述史則是這種傳承的重要形式之一。而從總結戰爭教訓的角度上看,由戰敗國的普通人留下的口述史比勝利者的歷史追憶更為重要。面對正在消逝中的一代德國老兵,我覺得自己應該在以前的工作基礎上再做些什麼,於是就有了我在2009年5月對“二戰”德國老兵的新的一輪,也許也是最後一輪的採訪。
7年前幫助我組織過老兵座談會的布勞姆貝克的退休老市長和他的夫人又一次熱情地幫助了我。他的夫人幫我落實了一批採訪對象,並安排了周密的採訪日程。走路已需手杖支撐的老市長親自開車帶著我在德國中部和北部海濱地區跑了一個星期,陪我逐個登門拜訪了一批“二戰”老人。
德國人的“助人為樂”通常具有明確的底線,那就是在花錢上一定要彼此分清。不知是老市長被我採訪老兵的韌性所打動,還是為了答謝我在北京奧運會期間陪同他們夫婦遊覽黃花峪水長城的熱情,他對我們沿途的用餐、渡輪和汽車加油等一系列費用的支出均採取了一種近乎“專制”的做法——必須由他一人來全部埋單。當我向他提出很德國式的“AA制”要求時,他給我的是一個很中國式的答覆:“少來(keineDiskussion)!”
只是在告別時他才對我說:“我覺得應該為你做點什麼,你是在幫助中國人瞭解德國……”
瞭解德國——一個引發思考的命題。
我們對德國的瞭解有多少?這種瞭解的意義又在哪裡?
這個誕生過黑格爾、康德、馬克思等偉大哲人的睿智民族為什麼曾由衷擁戴過納粹的極權、專制和暴虐?這個滋養了歌德、貝多芬、巴赫、尼采等藝術巨匠的文明國家為什麼曾一手製造出人類史上最黑暗和恐怖的種族滅絕罪行?是什麼力量使這個國家在每次慘重挫敗後都能再度崛起並依然躋身於世界頂級強國之列?是什麼原因使德國這個歐洲歷史上的“問題孩子”變成了歐盟這一人類區域聯合創舉的核心驅動國?在大國之間的軍事對峙長期威脅著人類生存的今天,德國人的二戰經歷和總結對今天的人類及其後代意味著什麼?……
本書不求改變歷史書的定論,只求客觀、真實、生動地補充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容和細節。能否為讀者留下思考的空間,應是考察一部紀實文學作品是否具備思想價值的判據之一,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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