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繽紛（簡體書）

我行我素我羅孚
在網上搜索“羅孚”這個詞，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個名貴的汽車品牌。今天，我們要介紹的“羅孚”，卻是一位文人，一位有名的文人，一位頗有來歷的文人。
羅孚是他的筆名，他本名羅承勛，1921年生于廣西桂林。
他是一位報人。1941年在桂林參加《大公報》，從練習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慶、香港三地的《大公報》館工作，一共干了41年。徐鑄成說他文品皆優，胡政之也說他頭腦清楚。他做到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和香港《新晚報》（即《大公晚報》）的總編輯，還編過《大公報》、《文匯報》的《文藝》周刊和《海光文藝》月刊等。
但他又不僅僅是一位報人。
1947年，他作為進步知識分子，參與了重慶地下黨的理論刊物《反攻》的創辦和編輯工作，《反攻》的領導人正是當時還沒有被稱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以后長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領導下工作，廖公稱他作“羅秀才”。
上世紀50年代，葉靈鳳寓居香港，在他和朋友們的鼓動和幫助下，為左派報刊撰文，一時間鳳兮歸來，霜紅正晚。70年代末，聶紺弩從沁園回到家，一副病軀，滿腦子都是詩。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為名，出版了聶詩《三草》，如今，老聶的詩成了一代人的心靈史。更早一些時候，查良鏞還是一位編輯，寫了幾部電影劇本也沒找到感覺，他鼓勵這位同事在《新晚報》上開天辟地寫武俠小說，以后，我們就看到了“金色的金庸”；當然，還有再早一些的梁羽生。再晚一些時候，他在《讀書》雜志上寫文章介紹香港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橋》，使得這位經濟學出身的編輯，更上層樓，名滿大江南北……。
其實他還是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把發表過的文章匯集成冊，有《風雷集》（1957）、《西窗小品》（1965）、《繁花集》（1972）和《香港文叢?絲韋卷》（1993）。作為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他不遺余力地為主旋律謳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點“風花雪月”。有人稱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陣營中的“_支健筆”，他卻說，早年的文章不忍猝讀，“四十多年來我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案如山，無地自容”。蕭乾評論說：“這是巴金的《真話集》問世以來，我第二次見識到這樣的勇氣，這樣的良知，這樣的自我揭露。”
1982年起，由于一個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蟄居了十年。從此，羅承勛改名為史林安。可是，黃苗子和郁風一定要管他叫“史臨安”，臨安者，南宋偏安之地后來的杭州是也。
北京十年，其實不是蟄居，是謫居。走了羅孚，來了“柳蘇”。柳、蘇，當是柳宗元和蘇東坡。他說，我安敢自比柳、蘇，只是取了其中的貶謫之義罷了。話雖這么說，事實上他成了“專職”的作家，也迎來了自己創作的高峰。這期間，他寫了介紹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1986）、《香港作家剪影》（1992）、《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1992）和《香港文化漫游》（1987），描繪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壇的畫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學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家。他寫下了二十余萬字的散文和隨筆，見諸大陸和香港的報刊。他還讀詩、寫詩、解詩，自己寫了許多首舊體詩，編輯了聶紺弩的詩集，寫了《燕山詩話》（1997）。柳蘇比起羅孚，又多了一點冷峻和老辣，好像還有一點憂傷和無奈。
當然，他還不止是寫作，還有交游。和他作忘年交的有：沈從文、夏衍、冰心、啟功、鐘敬文，他的密友還有舒蕪、舒趣，和他一起吟詩作賦、唱和作答的有：黃苗子和郁風、丁聰和沈峻、吳祖光和新鳳霞、楊憲益和戴乃迭，還有黃永玉、王世襄、范用、邵燕祥……，這些也都成了他的創作題材。他為新組建的三聯書店寫作并出謀劃策，沈昌文曾說：“柳蘇先生熟諳港人港事，許多人、書、事都是他親歷、親聞。文章不僅生動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義。他還幫助我們擴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圍，開辟了一條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1993年，他回到了香港。他說，我對香港，未免有情，我戀香港。余年無多，“島居”最久。這些年，他又在報刊上以“島居雜談”和“島居新語”為欄目，寫了大量的散文和隨筆。年事雖高，筆鋒仍健。出版了《文苑繽紛》（1997）、《絲韋隨筆》（2007）等書，還編了一個專輯《香港的人和事》（1998）。
主持《新晚報》后，他以“羅孚”登記了身份證，也不再用其他筆名。幾十年來，他用過十幾個筆名。也許是留戀家鄉的山水，他用過“石發”；抗戰時崇尚羅斯福，同事們管他叫了這個“花名”，他就做了“史復”和“羅孚”；寫革命文章時是“封建余”；辦報時作“辛文芷（新聞紙）”；抗戰時期在重慶替宋云彬主編的《民主》周刊寫“無花的薔薇”專欄時為“絲韋”、上世紀60年代為文時又稱“吳令湄（勿令迷）”。當然，還有“柳蘇”。現在，羅孚，既是本名，又是筆名。
羅孚“島居”以來，他的作品似乎也被“島居”了起來。今天，我們整理出版羅孚的著作，就好像迎接一位長者的歸來，也應了聶紺弩寫給羅孚的詩：“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羅孚。”
二O一O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