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書店(增訂版)（簡體書）

做書店是我的職業。
1981年踏入書店這一行，從營業員開始，至今已24年了。我一直以做書店營業員為驕傲，時不時稱自己充其量也就是一個高級營業員，而且從心底里以它自豪。盡管我并沒有考出這一個“高級營業員”的崗位職稱，因為我算盤打得不夠好；別說是高級營業員，就連初級發行員職稱，我也沒有拿到。這一挫折讓我耿耿于懷很不舒服，我終究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高級營業員。
算起來，我做書店的經歷并不那么豐富多彩。我不過前后主持過三家書店：杭州古籍書店（1986年至1988年，1992年），杭州解放路新華書店（1988年至1991年，1993年至1996年），浙江圖書大廈（1999年籌建，2001年開業）。但應該說，每一家書店，我是用心去做的，全心全意去做的，做得很辛苦，做得也很快樂。
進入這一行，或許有很多偶然的因素。1981年前，買書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記憶深刻的是1979年四五月間，父親從任職的中學圖書館借到當時最緊俏的《基度山伯爵》。這四冊書每天在老師間連軸轉，上家傳下家，一天接一天。當時我正候著高考，父親只允許我周六晚上看一冊。一到周六，父親讀完，已近深夜，書交到我手上，一口氣解決，第二天上午傳到別人手中。直到現在，我還能保持極快的閱讀速度，底子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打好的，有時說是囫圇吞棗也不過分。于是，杭州古舊書店招收古籍整理員時，我毫不猶豫就報了名。杭州清泰街的古舊書店，成為我服務的第一家單位。1981年12月，又有幸在上海書店收購處實習了兩個月。吸引我又極大地刺激了我的，是南京東路新華書店，那時它仍被稱為“遠東第一書店”。我也不知道在1981年這個說法是否還成立，但這樣的一個概念，本身就足夠讓我浮想聯翩了。能在這樣的書店購書簡直就是一種幸福，能在這樣的書店上班簡直就是一種幸福。那時的聯想，還不曾繼續下去：能主持這樣的書店簡直就是一種幸福。
轉型期中國書業的終端記錄做書店（代序）這兩個月，由于正處在“文革”結束后發還抄家物資時期，也就在上海書店收購處看到了一批批的線裝古籍，看到了一堆堆民國時期的舊期刊，看到了一幅幅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這個等級上的書畫真跡。除此之外，南京東路書店深刻地留在記憶之中。畢竟，這是中國最好的書店，整個1980年代都是的。
回到杭州，我在古舊書店收購處工作了一個很短的時期。然后，到倉庫跟著鐘林發老先生修補碑帖拓片，整整掏了兩年糨糊。這件細巧的工作，至少讓我多了些許耐心。
1984年至1986年，在杭州市委黨校學習了兩年，主修馬克思主義哲學等課程。其間收獲最大的，還是死命地讀了一批書，當時的說法是“22個月，700冊書”。黨校圖書館能讀的書，借書卡上差不多都留下了我的姓名，只不過那時的藏書實在算不上豐富。
1986年8月，負責主持杭州古籍書店。這是我主持的第一家書店。在延安路上的這家小書店，給我留下的是一份既做書店經理又做營業員的寶貴經歷，而且這樣的經歷和感覺以后再也找不到重復的機會了。
1988年起，主持杭州解放路新華書店。從古籍到新華，算得上兩眼一抹黑，一切從頭開始。當初的感受，那可真叫做從量變到質變了。不過，以現在的標準來看，1988年的解放路書店也就是一個中等規模的綜合書店，1000多平方米的營業面積，90多員工，一年300多萬元碼洋。至于圖書品種，當時也不算計，恐怕不超過1萬種吧。最初的工作，根本就不是與書打交道，絕大部分的心思，用于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書店內部人際關系復雜，這幫那派，盤根錯節。事后想想，或許我只能做書店而不會做關系，碼洋固然做上去了，人也得罪得差不多了。1993年重返解放路書店，大環境明顯不同了。這就成了我做書店的真正起點。
1994年，在全國城市新華書店大門市工作會議上，我率先提出“以零售為主戰場，以品種為突破口”。這是我第一次對書店工作有了綱領性的主張。也是從這次會議開始，我將關注與比較的目光放在全國有影響的書店上，決心做一家一流的零售書店。1996年年底，當我離開解放路書店時，我感到自己的任務只是開了個頭，還遠遠沒有完成。盡管那時的解放路書店已經得到了新華書店同行較高的評價，但它至多也只能算是家馬馬虎虎過得去的書店。
1997年，出任杭州市新華書店副總經理。在1999年離開杭州新華開始籌建浙江圖書大廈時，我曾戲言，在這位置上呆了3年，工作成績單是“兩個中心”：組建了市店的配送中心，提議開辦了慶春路購書中心。這兩個項目，在現在看來對于我做書店想法的提升，是有著很明顯的作用的。配送中心的運作，使我有可能在實際操作中感受到獨立書店轉往連鎖經營的必要性和復雜性。而慶春路購書中心的實踐，使我有可能對原有的觀念做一次清理。做一家怎樣的書店，依靠什么樣的員工來做這樣的書店等，慶春路購書中心提供了第一份樣板。
這一時期，由于杭州新華已經對業務工作進行計算機系統管理，大量數據使我有可能對圖書市場進行全新角度的分析，其結果，是貢獻了3份市場年度觀察報告。
1999年，浙江省新華書店的圖書大廈項目已完成土建部分。在省店周立偉總經理的提議下，我以杭州市店副總經理的身份籌建大廈零售賣場的工作。全新的工作就此開始。
用半年左右的時間，我觀察了國內主要的書店，包括一些有影響的民營書店。其中，1998年年底開業的上海書城以嶄新的理念給我以極大的啟示。上海書城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南京東路書店和北京王府井書店，之所以不同于稍早開業的廣州購書中心和深圳書城，之所以不同于稍后開業的北京圖書大廈，在于它的設計理念首先是將上海書城作為一家書店來考量，而且是一家充滿人性關懷的書店。上海書城的設計成果，打開了我做書店的想像大門。我曾有過一個粗略的評價：1980年代的代表性書店是南京東路書店和北京王府井書店，1990年代的代表性書店是廣州購書中心、北京圖書大廈。而上海書城，它代表的是21世紀中國超級書店的發展方向，盡管它開業于1998年年底。可以說，如果沒有上海書城開拓性的存在，浙江圖書大廈要做到現在這個份上是非常困難的。
2001年9月1日開業的浙江圖書大廈，作為一家營業面積超過1萬平方米的超級書店，在中國書業是一個新的甚至是頗顯怪異的出現。賣場設計，書架制作，市場定位，乃至員工隊伍，明顯不同于以往的所有書店，包括上海書城。譬如，全體員工基本上獲得大學專科畢業以上學歷，平均年齡不到22周歲，沒有本行業工作經驗，絕大部分是初次工作。組建這支員工隊伍的想法其實很簡單，就是想切斷與傳統書店之間的血脈聯系，不想讓原有的陋習一次性地帶入浙江圖書大廈。謝天謝地，所有的設想和所有的努力在3年的實踐中通過驗證，我們沒有白費心。
浙江圖書大廈為我做書店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平臺。集團公司周立偉總經理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思想，更為我的想像與實踐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空間。以前不曾涉及的領域，如員工隊伍建設，也成為我的工作內容之一。因此，從2001年起，書店有了全新的做法，做書店有了嶄新的涵義。
這一時期，我也將關注的視線繼續停留在整個書業之中，試圖站在零售書店的角度上，有所思，有所言。
這部書稿收錄了浙江圖書大廈從籌建到目前運作期間我的主要文稿，以及同一時期對圖書市場的分析報告，冠以“做書店”的標題。的確，這就是一份我做書店的記錄。
2002年，《中國圖書商報》的郭虹采訪我，我說我天生就是一個做書店的。后來，不知為什么，商報在刊出這篇采訪時，將“做書店”改成了“開書店”，很讓我難受了一陣。我以為，我僅僅只是一個做書店的。直到現在，我也這么認為。我頑固地認定，以自己這一點能耐，全力以赴做一家書店，已經不容易了。好書店這個概念，根本就看不到頭，盡力盡心而為罷了。
做書店做入迷了，到哪兒都想看書店。看到一家好書店，一家有意思的書店，就像見到寶貝一樣。不過，難受的時候更多些，畢竟好書店少，不好的書店多。不好的書店，不夠好的書店，盡管是別人在做，感覺上也替別人難受，總想著怎么將書店做成這個樣，于是忍不住說幾句忍不住提個醒。我又不會說客氣話，直言不諱的脾氣沒準得罪了許多同行。也沒辦法了，看來我也只能做做書店，做其他是學不會的了。
整理這一份做書店的記錄，是覺得可能會有一些有用的東西在里面，可能會對某一位也想做書店的朋友有些幫助。畢竟，我們太缺好書店了。
本文即將寫完時，我到了武漢，感慨萬千。正好10年前，1994年11月間，全國城市新華書店大門市經理在武漢舉行過一次年會。在那次年會上，作為杭州解放路新華書店的經理，我有過一篇發言，其主題是“以零售為主戰場，以品種為突破口”，試圖找到城市新華書店的發展道路。10年過去了，市場千變萬化，書店卻在變與不變之間。10年來，中國有了一批超級書店，有了許多很有特色的好書店，卻也有相當數量的書店（其中又以新華書店居多）依然故我。與10年前相比，依然是擁擠的賣場，依然是嘈雜的空間，依然是昏暗的燈光，依然是破舊的書架，依然是骯臟的地面，依然是成堆的教輔，依然是蠻橫的門衛，依然是散漫的員工。不要去找一串又一串的理由，諸如體制或機制，諸如改制或上市，我相信這些都不是能否做好一家書店的真實原因。目前還是國有的新華書店有好書店，私有的民營書店也有大量不成樣子的店鋪，僅此就可以看出體制與好書店并無直接的關系，關鍵似乎還在于管理者的理念，在于設計，在于執行。如果既弱于理念，又弱于操作；既沒有戰略，又沒有戰術；既掌握不了宏觀，又把握不了微觀；既落后于技術，又落后于隊伍，好書店怎么做出來？作為一個新華書店的高級營業員，作為一個大賣場的經理，我不停地觀察著國內大型城市的書店賣場，看到為數不少5年、10年沒有明顯變化的書店賣場。經理換了一任又一任，至少我在1994年結識的書店經理，今天幾乎都不在賣場了。10年不變的書店，或是5年不曾進步的書店，什么時候能夠有所改變呢？況且5年前、10年前這些書店就不能算是一家好書店。問題存在著，承認或不承認，改造或不改造，意味著什么呢？
就新華書店而言，需要的或許是職業人，而不是干部。我們需要職業經理，也需要職業營業員。企業化是高層考慮的，職業化是我們要做的事。就我個人來說，1999年是我做書店的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從表面上看，是我受命籌建浙江圖書大廈；而從更深的層次講，是我意識到自己必須盡早成為一個職業經理。這個啟迪，是周立偉總經理在那時給予我的。從那一年起，所謂的干部身份、干部級別，尤其是干部意識，逐漸離我而去。我將職業經理真正當作自己的職業，從而一心一意地將做一家好書店或數家好書店作為自己的事業。
做書店，非常累，非常煩，非常費精神，非常花力氣。但不管怎樣，它終究成了屬于我的一種技術、一門手藝，所以，做得非常開心。
2004/11/9
武漢五月花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