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敗（簡體書）

轉折時代的命運
甲午年，1894年。
寫下這個坐標式的年代，可以順著歷史的灰燼找到那些消失的人和事。更多的人熟悉這個年份是因為一支龐大海軍的覆滅。一支名義上稱之為世界第七，或者世界第八，總之世界排名靠前的海軍悲劇性的毀滅了。
閉上眼總能想象到那艘龐大豪華的泰坦尼克號，一八九四年的中國正如那艘出海的巨輪，剛剛醒來就迎面撞上了冰山。這是致命的一擊，比1840年來自西方白人的槍炮聲更為沉重。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接連不斷的打擊都像重重的敲門聲，槌在帝國即將崩潰的門楣上。但最重的一擊，來自東方。
“一戰而人皆醒矣”、“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一個相當委婉的說法，中國醒來了。事實上，一戰而擊碎的不僅是李鴻章無法修補的體制，更重要的是精英階層的人心。千古未有之大變局的說法在1840年即已流行一時，現在人們終于明白這個變局是什么，那就是古老、僵化的帝國體系的結束，新的文明以極其野蠻的方式侵入。
沒有什么比重讀歷史更讓人感慨，大戲開場，后來者已經窺見結局，卻偏要捏著汗，流著淚，看那些正在舞臺中央的人，與自己無法逆轉的命運相抗爭。在亂說歷史的潮流中，我們試圖重新回到甲午年的現場，在日本人的照片，西洋人的名信片，中國人的舊圖冊中梳理和打撈那些殘存的證物，追求并盡量接近真實的歷史。因為真實是一個民族、一種文化能夠立足的根本。
1891年，十九歲的光緒親政。這位年輕的皇帝引起了域外觀察者們的額外注意，沒有人想到兩年后的戰爭會摧毀一個帝國的根基。大清皇帝學習英語的新聞成為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的切入口：“從去年12月份開始，大清國開始發生該國歷史上最大的變化。毫無疑問，這種變化將在今后若干年里對整個帝國產生深刻的影響，甚至可能進一步打開保守封閉的枷鎖，將大清國帶入人類進步歷史的前沿。總之，這種進步將超越過去50年變化的總和。產生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國最高統治階層最近發生了重大的政策變化。在數萬萬清國人中，有一個人思想的改變將直接影響國家的每一個人，他就是大清國皇帝陛下。”
讓紐約時報做出如此判斷的是光緒的一個行動：“今年20歲的大清國皇帝陛下（在大清國，人民稱他為天子），目前正由兩個受過英美教育的北京國子監學生負責教授英語，而這件事是由光緒皇帝頒布詔書告知全國的。皇帝陛下學習外語這一消息真讓此間人士感到意外，他們甚至懷疑這是不是真的。”
在今天看來似乎只是一條花邊新聞，但這已經足以讓在美國逐漸產生影響力的這份報紙得出結論：“光緒皇帝屈尊學習外語，是因為他和他的政治顧問們都認為，死死保住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規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要應付當今列強，必須相應地改變國家制度。他的政治顧問們在這個問題上顯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膽量，而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人膽敢茍同類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圍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國未來應該在文明國家的行列中占據一個適當的位置。”
倘若中國歷史的前行按照上述邏輯推行，在1900年前后中國就應該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了。紐約時報的推測看來絕非妄言，但顯然光緒僅僅是玩票之舉，如果把他看成一個熱血青年，那么應當看到他當時所學到的所有知識都來自于傳統古籍，新鮮的玩意當然會吸引他，如攝影、火車、以及英語。但也僅此而已，倘若以為這位皇帝此時已經開始有變革之舉，或者就此開始現代政治制度演練則純屬譩想。即使皇帝開始學習英語，即使帝國已經派了一百多名未來的精英往西方學習，都未能改變急轉直下的帝國命運。
人們總習慣于從歷史的編排中找到節點。在光緒親政前的三十年中，中國也經歷了與世界同步的上升之路，史稱“同治中興”。1868年可以看作是前甲午時代，也可以看作是一個黃金時代的開始，曾國藩帶領湘軍打敗了太平天國，重新使帝國的版圖恢復統一，左宗棠出征新疆，使得中國的邊疆免受分裂。中興名臣們開始注重學習西方的技術，“師夷長技以治夷”的方略大行其道，盡管1860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園明園被燒毀了，帝國的門開得更大了。但這不妨礙一個國家沿著慣行的軌道的前行。此時，西方的洋槍、大炮、火輪船都已經開始為精明的軍事家們所利用，李鴻章在其一手打造的淮軍中更是大為普及西式武器。“師夷長技以治夷”的政略看起來極為有效，西方對中國的挑釁時有，但已經開始警惕一個強大帝國的復蘇。
目睹歷史是一回事，重讀歷史則是另外一回事。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故事在此年上演，1868年中國外交使團出訪波士頓，美國文豪愛默生即席演講，歡迎來自東方的古老王朝步入“民族之林”。宴會后，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人現在不再對一個越出廣州城使節扔石頭了。”不扔石頭代表的是對強力的懼怕還是對國家新式交往的了解，他未給出答案。
這一年，第一批留美學童前往美國，其中十多人在二十多年后將直接參與甲午海戰。在李鴻章主掌下的江南制造局建造出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艘軍艦恬吉號，排水量600噸。北洋水師從這里走出了第一步。中國人開始學著與西方打交道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此年一位急于升職的候補知府李光昭，謊稱自己可以提供價值30萬兩的木材供皇帝修復圓明園，此人想到的辦法是“奉旨采辦”，私刻銜章“奉旨采運圓明園木值李”，先后到四川、兩湖等地招搖撞騙不成，便南走香港購買洋木，與法商議定木材價值為洋銀五萬四千余元，而在內務府報銷時謊稱值銀三十余萬兩，后來又拿不出銀子支付法商，“與洋人結訟”。
事情鬧大了，兩頭騙財的李光昭自然人頭落地。但是慈禧太后重修圓明園的計劃也就此停滯，當時的輿論監督權在一群官員手中。但手握皇權的慈禧咽不下這口氣，她與兒子同治合唱一曲雙簧，將時任總理大臣恭親王先免職后復用，酷似今日的官員問責。此事的后遺癥一直要延續到1894年，當慈禧六十大壽來臨的時候，沒有人敢再對重修頤和園說三道四。
當大清國的皇帝有被洋人起訴的危險時刻來臨之際，在海洋的對岸，另一個島國上一個新的政府剛剛成立。該年4月6日，睦仁天皇發表了《五條誓文》，作為新政府的開國宣言，為日本走上資本主義強國之路指明了基本方向。同年9月8日，江戶自此改名為東京，皇帝將其年號改為“明治”。
同治中興與明治維新宣布了一場竟技賽的開始。但是一方極力要恢得傳統，李鴻章自稱補鍋匠，要補救的是一口四處漏水，遍體裂痕的體制之鍋。一方卻要砸倒重來，全盤西化。 福田諭吉，日本近代史上教父級的思想先驅，在其著名的《脫亞論》中說道：“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樣流行的文明開化時，支、韓兩國違背傳染的天然規律，為了躲避傳染，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里，閉塞空氣的流通。雖說經常用“唇齒相依”來比喻鄰國間的相互幫助，但現在的支那、朝鮮對于我日本卻沒有絲毫的幫助。不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來看，由于三國地理相接，常常把這三國同樣看待。因此對支、韓的批評，也就等價于對我日本的批評。
日本人做出了重要的選擇“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后來者難免被這樣的尖銳的言論所刺痛，但正視現實的日本人也曾有過激烈的爭論。日本有人提出“興亞論”（后來又被稱為“大亞細亞主義”），代表人物有日本當時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勝海舟、植木枝盛、大井憲太郎、樽井藤吉等。但是“興亞論”所倡導的日、中、韓三國聯手換醒亞洲，抵抗西洋的主張在論戰中敗北。
兩個國家就此駛向了不同的方向。開始的方向固然相同，路徑選擇也相近，但最終相異的目的卻導致了后來不同的結局。
在世界史上，這同樣被視為黃金年代，一個帝國雄起的年代。1861年，林肯當選美國總統，隨后的四年南北戰爭后，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強大國家逐漸成形。1862年9月，俾斯麥出任普魯士首相，隨后就發表了著名的“鐵血演說”。在他的領導下，德意志發動了三場王朝戰爭，開始了統一的歷程。1868年，在普法戰爭中，德軍俘虜了10萬法軍，其中包括法皇拿破侖三世本人。隨后，俾斯麥揮戈巴黎，并在拿破侖帝國傾覆后的廢墟上，正式宣告了新的德意志帝國的成立。
在西方帝國成形的過程中，東方的帝國同樣有著騰飛的機遇。
日本的先驅者帶領日本開始了極度痛苦的現代化進程，用一代人的時間將日本從一個落后的封建王國變成一個全球性強國。
在清國中興之路中，1868年任命的第一位外國官員赫德，顯示了他對帝國的忠心。他將自己精心準備的一份改革方案起名為《局外旁觀論》呈給皇帝，他以“旁觀者”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議，其中若干方案后來屢見于百日維新時的新政。當政者恭親王亦認同這份方案“所陳內政外交各種利弊，無不談言微中。”但他的作為僅限于將此方案傳給各地方大員，謹慎研究。此后赫德屢次寫就各種改革方案，均徒勞無功。1883年在自己的日記里他寫道，“我現在不像過去那樣為中國煩惱了，……是因為我麻木不仁了？反正這條殺不死的巨龍會經受住一切的”。
曾紀澤，曾國藩的兒子，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作為清國第二任駐外大使。在1886卸任回國時寫下了《中國先睡后醒論》，發表在倫敦的《亞洲季刊》上，將中國喻為“似入酣睡，固非垂斃”，稱中國的富強運動意在自衛，一無軍事擴張的企圖，二無移民海外的必要，當務之急是“善處寄居海外之華民”、“重修和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
他試圖向外國說明中國的方向，但是在帝國的政局中，他只是一個執行者，遠非一個決策者。但“睡獅”之說就此風靡一時，影響無遠弗近。
西方的觀察者中，對東亞國家的變化，既有欣喜又有擔憂。英國公使阿禮國在其寫回的報告中稱：“對于變革和引進全面大規模改革這一問題，西方列強既寄予希望又懷有恐懼。這個問題無疑也與（中華）帝國及其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的示來命運相聯系列。。。。現在必須作出決定，這個千瘡百孔、老態龍鐘的政治體制是否能經歷一次復興，獲得一種的新的適應近代要求和西方文明的生命力；或者它量否應該在一種解體的衰落的過程中逐漸地但徹底地毀滅，包括它在帝國內外的一切影響的清除。”
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則對此不以為然，他尖銳地指出：“在1894年4月這一時期，中國確實處于一種酣睡的狀態中。它用并不繼續存在的強大和威力的幻想來欺騙自己，事實上，它剩下的只是為數眾多的人口，遼闊的疆土，沉重的負擔，以及一個虛無飄渺的假設——假設它仍然是中心帝國，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個麻瘋病人一樣，極力避免同外國接觸。當我能夠更仔細地開始觀察中國，并同總理衙門大臣們初次會談，我驚訝地發現這個滿漢帝國竟是如此蒙昧無知、傲慢無禮和與世隔絕，還粗暴地標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1894年12月13日《倫敦每日新聞》報道稱：把大清國說成是被抑制了氣息的睡獸、如果將她吵醒將會非常危險的說法是多么地流行。商人們擔心她有可能節制一部分利益來源而禮讓三分；列強們（除了日本和俄國）阿諛奉承的態度又養成了這個國家的人夜郎自大的感覺，并一天天持續和發展下去。
在觀察者，還有一位后來中國人無比熟悉的德國學者恩格斯。他在1894寫給朋友的一封信里，洞見了這場戰爭的前因后果：“我認為，中日戰爭是把日本作為工具的俄國政府挑撥起來的。但是，不管這次戰爭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點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國整個傳統的制度將完全崩潰。在那里，同家庭工業結合在一起的過時的農業體系，是通過無情排斥一切干擾成分而人為地維持下來的。這種全盤排外的狀況，已由同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戰爭而部分地打破了；這種狀況必將由目前這場同亞洲人，即中國人最鄰近的敵手的戰爭來徹底結束。”
甲午一戰，將整個帝國的虛弱暴露在世界面前，這些觀察者窺破了帝國的軟肋。更使得后來者對前三十年的中興之路大起懷疑。當時最具代表性的責難是：“講求洋務，三十余年創新政，不一而足，然屢見敗，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果無益于國人也!”
在1895年的《馬關條約》簽署時，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詢問中方代表李鴻章，為何他十年前就已聽說的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沒有任何效果。后者回答說，中國的事情受傳統束縛太深，他根本無法按愿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戰前夕，海軍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學日本海軍將軍伊藤的信，他即將的對手寫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國曾處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們是如何努力擺脫眼前的困難的，我們拋棄了舊體制，接受了新體制。貴國也應該接受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會好起來，否則只有垮臺。”
這是后事之師。被我們“看到”的歷史與被我們“讀到”的歷史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微觀的、瞬間的，在現代人飛速的展開畫卷時轉瞬即逝，只有放在全部的畫面中才能凸顯現巨大的悲劇意義。之后的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清朝滅亡，繼之民國軍閥混戰。歷史的推進迅速而急切，一代人剛剛開始嶄露頭角，即被風暴吹入無底深淵。甲午年的圖像資料，足以使我們重回那個時代。那一年的戰爭影響所及，一代名臣黯然退場，新生代政治人物起而替之，近現代史上重要人物輪番登場，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對他們來說，那是繞不開的命運。
1894年，一座看得見的冰山迎面而來。所有后來者的命題，都在于將這艘即將沉入海底的巨輪重新扭轉航向。過去一百年來的歷史進程，在學界被稱為“中國問題”，一方面是現代與傳統的，還有一方面是西方和中國本土的。這個問題滲透到所有的轉型期中國政治經濟和非政治經濟議題中去。無可逆轉的，不僅是中國，而且是世界。當巨輪沉沒，新的航向即將開始，歷百年而尋找答案的人們都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命運。
回到甲午年，我們看到歷史正在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