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商尊文兩相濟：萬安（簡體書）

徽州古村落以其獨有的品格和魅力令我們流連忘返，《徽州古村落文化
叢書》為我們全面深入探尋徽州古村落的內在品格和魅力提供了一把鑰匙。
讓我們借助這把鑰匙去打開這些古村落文化大門，去獲得它所蘊藏著的文化
真諦吧！
《崇商尊文兩相濟(萬安)》(作者馮劍輝)是該系列中的一本。
《崇商尊文兩相濟(萬安)》包括了自然與人文概況；萬安徽商等幾部分
內容。

這套“徽州古村落文化叢書”選擇了徽州區域有個性化特征和代表性的10個古村落作為考察研究對象，對每個村落的歷史淵源、個性特征、文化底蘊和歷代名人作了較為深入系統的考探。
《崇商尊文兩相濟(萬安)》(作者馮劍輝)是該系列中的一本，共分為萬安古傳說；萬安徽商等幾部分內容。

2005年9月，我們組織編撰的第一套《徽州古村落文化叢書》成功出版
，在學術界和讀者中產生了積極反響，已多次重印；現在第二套《徽州古村
落文化叢書》又進入學術界和廣大讀者的視野，這體現了我們對徽州古村落
文化的研究、宣傳和普及又作出了新的努力。
為什么我們在微州古村落文化研究方面如此著力呢？這首先是由徽州古
村落文化本身的價值所決定的。
徽州古村落文化有哪些價值呢？
一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具有文化人類學價值。首先，徽州古村落的一種基
本居住形態是聚族而居，宗法血緣脈絡是村落的文化原點，它要求用連續的
文字形式和空間場所對宗族的社會體系進行明確表述。徽州宗族譜牒記錄了
各族姓發展延續的譜系，同時還留下了數十萬份的家藏文書，為揭開中國傳
統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奧秘找到了鑰匙。其次，徽州村落的發展與家族
、家庭以及個人的發展息息相關，通過對徽州古村落中“家”與“家族”的
分析，對于探討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勾畫鄉土中國農耕社會
發展進化的軌跡具有積極作用。第三，徽州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社會，晉末
、唐末、宋末中國歷史上三次大規模的北民南遷，給徽州輸入了大量人口和
當時發達的文化，不同族群經過不斷融合最終達到相互認同，共生發展。徽
州古村落為人類不同族群間的融合和發展提供了例證。
二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具有文化遺產價值。古村落是民俗博物館，是人類
古老文明的見證，也是地域文化研究的標本。黟縣宏村古民居已有800多年
歷史，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100余幢。如“承志堂”富麗堂皇，精雕細
刻；南湖書院的亭臺樓閣與湖光山色交相輝映，深具傳統徽派建筑風格；“
敬修堂”、“樹人堂”以及祠堂、牌坊等等，其“布局之工，結構之巧，裝
飾之美，營造之精”都蘊含著廣博深邃的文化底蘊，是徽州文化的歷史見證
，為國內古民居建筑群所罕見，為各類文化藝術的研究人員提供了珍貴的實
物資料。
三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具有人文旅游價值。徽州古村落歷史悠久，文化積
淀深厚，保存了大量形態相近、特色鮮明的傳統村落建筑，以黛瓦、粉壁、
馬頭墻為表現特征，以磚雕、石雕、木雕為主要裝飾特色，以高院、深井、
大廳為居家特點，有著強烈的徽州文化特色，作為徽派建筑藝術典范的“古
建三絕”——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更是令人贊嘆不已。因其受徽州文
化傳統和優美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形成獨具一格的徽派建筑風格，不矯
飾，不做作，與大自然保持和諧一致，以其獨特的自然景觀和深刻的文化內
涵，為中外建筑大師所推崇，具有極大的人文旅游價值。
四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對新農村建設具有借鑒價值。為了實現城鄉協調發
展，全國各地都在科學有序地進行“新農村”建設。徽州古村落建設中注重
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觀念值得借鑒。如宏村村落建設，既考慮取水、排污
、防火、防盜的多重因素，又考慮到生活起居的方便實用，集功能性和觀賞
性于一體，追求適合生存、布局合理、富有詩意的人居環境，體現出人與自
然的和諧。徽州古村落建設中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地營造村落的做法同樣值
得借鑒。徽州古村落建設崇尚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并高度重視自然生態環境
，以重山水、保林木、巧用自然為原則，村落選址大都利用天然地形，依山
傍水，枕山環水，背山面水，隨坡就勢，其基本形式是“枕山、環水、面屏
”，因地制宜，成功實現人與自然相融。“新農村”規劃應充分尊重自然，
村落建設應與自然環境相和諧；“新農村”建筑應使用地方傳統建筑符號，
形成自己的建筑特色；“新農村”建設應重視村落文化培育，努力形成有利
于村落健康發展、積極向上的價值體系等。
當然，徽州古村落的價值遠不止這些，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徽州古村落的
逐漸遠去，它留給我們的思考和啟迪將越來越豐富，也越來越深刻。
為什么我們在徽州古村落文化研究方面如此著力呢？這又是為作為本土
高校所肩負的使命所決定的。
黃山學院作為古徽州大地唯一一所本科院校，在接受徽州地域文化影響
和熏陶的同時，必須對徽州地域文化研究有學術責任的擔當。這不但有利于
擴大本土高校的文化內涵，更好地培養有用人才，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為地
方經濟文化的建設和發展服務。多年來，我們依托豐富的黃山旅游資源和生
態資源，秉承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資源，強化地方特色，打造優勢品牌，為
建設應用型本科高校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績。
我們注重徽州文化資料和研究基地建設。從上世紀90年代起，投入100
多萬元收集徽州文書8萬余份，徽州家譜近400部，成為全國收集徽州文書最
多的單位之一。建立“汪世清特藏室”，收藏我國物理教育和物理學史研究
專家、中央教科所研究員汪世清搜集、整理、考辨徽州文化的各類圖書文獻
資料。先後成立徽州文化研究所、徽州文化研究資料中心、安徽非物質文化
遺產研究中心、黃山學院徽州文書博物館等研究基地和展示窗口。
我們注重團隊建設和學術交流。徽州文化研究所在團隊建設和平臺打造
方面作出了努力，聘請全國著名徽學研究專家為學術顧問和校內外專兼職研
究員，凝聚徽學研究力量，提高和加強我校徽州文化研究的水平和影響。注
重徽州文化學術交流：1986年和1991年舉辦戴震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年8
月與安徽大學徽學中心聯合承辦“地域中國：民間文獻的社會史解讀”國際
學術研討會；2006年11月與黃山市社科聯聯辦第十屆中國黃山國際旅游節暨
徽州文化節“中國徽州老街文化論壇”；2007年10月與黃山市文聯聯合承辦
2007黃山國際旅游節暨徽文化節“京劇尋根之旅”——《徽商·徽班·徽文
化》論壇；2008年5月與安徽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聯辦“徽商論壇學術峰會
暨首屆區域文化研討會”等。
我們注重課題申報與研究成果出版：多年來，先後獲得國家社科規劃辦
、教育部、省社科規劃辦、省社科院、省教育廳等眾多研究課題，通過課題
研究培養了學術團隊，提升了科研層次，擴大了學術影響；在成果出版方面
主要有國家八五重點圖書《戴震全集》(六卷)、《徽州學概論》、《徽州歷
代語言學家評傳》、《汪世清談徽州文化》、《徽州古村落文化叢書》第一
套10冊、安徽省高等學校十一五規劃省級教材《徽州文化十二講》、《中國
徽州文書》(民國編)前10卷、《徽州學研究》年刊(5卷)等；《黃山學院學
報》開辟“徽州文化研究”專版，從1981年至今，共發表徽州文化研究論文
600余篇，約300萬字；編輯出版《徽州文化研究通訊》，并成功改版為《徽
州文化研究》季刊等。
基于我們對徽州文化研究的特別著力和關注，理所當然地要對有“徽州
文化的活化石”之稱的徽州古村落文化予以格外關注。在第一套《徽州古村
落文化叢書》出版受到學術界的好評和讀者歡迎後，我們即開展第二套《徽
州古村落文化叢書》編撰工作。經過近3年的努力，現在終于把它呈現在了
世人面前。第一套叢書選取了10個古村落，作者分別從各自的角度對徽州村
落文化進行了展現：寫江村偏重于宗族文化演繹，寫龍川偏重于名門望族溯
源，寫宏村偏重于聚族而居的風水選擇，寫西遞偏重于徽商的精神世界追求
，寫呈坎偏重于解剖鄉村社區結構，寫昌溪偏重于發掘儒和商兩種文化的互
補，寫雄村偏重于書院園林文化，寫西溪南偏重于文學藝術尤其是書、畫、
刻帖藝術的流變，寫渚口偏重于聚落人文的發掘，寫石家偏重于村落構建藝
術的匠心。第二套叢書同樣選取了10個古村落，作者也分別從各自的角度對
徽州村落文化進行了展現：寫環砂偏重于解開戲曲“活化石”目連戲的文化
密碼，寫黃村偏重于探索徽州“黟山派”書畫藝術的誕生和演變，寫理坑偏
重于展示宋明理學之鄉風土人情，寫歷溪偏重于揭示秀美徽州大地民俗文化
厚重積淀，寫仁里偏重于梳理中國古代田園與文化的相互生成促進關系，寫
上莊偏重于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文明轉換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寫唐模偏
重于追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歷史風情，與棠樾偏重于探究鹽商文化的形成
與衰落，寫萬安偏重于揭示商文互濟下傳統科技文明的萌芽與傳播，寫許村
偏重于發掘昔日箬嶺古道繁榮輝煌的緣由。但它們都共同揭示了徽州古村落
的豐富內涵，共同體現了微州古村落文化的特有魅力。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
，我們還將組織編撰第三套《徽州古村落文化叢書》，以更加系統地展示徽
州古村落文化的內涵和魅力，進一步擴大徽州古村落文化研究的學術影響力
。
徽州古村落以其獨有的品格和魅力令我們流連忘返，《徽州古村落文化
叢書》為我們全面深入探尋徽州古村落的內在品格和魅力提供了一把鑰匙。
讓我們借助這把鑰匙去打開這些古村落文化大門，去獲得它所蘊藏著的文化
真諦吧！
2011年3月18日于黃山學院

一、自然與人文概況
(一)橫江畔的千年古鎮
(二)古城巖“壽山初旭”
(三)潺潺橫江水悠悠高公橋
(四)徽州先民遷居萬安概況
(五)古徽州的消防文化：萬安水龍廟會
二、萬安徽商
(一)“小小休寧縣大大萬安街”
(二)明清萬安徽商概況
(三)近代萬安徽商的盛衰
(四)舊市趙氏：萬安最大的徽商家族
三、萬安羅盤：中國名片
(一)指南針與羅盤
(二)中國堪輿
(三)徽州風水
(四)萬安羅盤
(五)吳魯衡老店：歷經滄桑百年不衰
四、走向世界的綠茶鼻祖：萬安松蘿茶
(一)徽州名山——萬安松蘿山
(二)名僧創名茶
(三)萬安松蘿冠絕天下
(四)漂洋過海走向世界
(五)再展雄風爭創輝煌
五、徽州文化重鎮：萬安還古書院
(一)特立獨行的還古書院
(二)一代英雄金聲
(三)從王學向朱學的轉變
(四)萬安近代教育
六、萬安古傳說
(一)汪華與汪王崇拜
(二)朱元璋與徽州
後記

在研究徽商時，一個不能忽略的背景是，在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中，徽
州人外出經商常常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徽州地處皖南丘陵，山地多，耕地少
，農業生產條件差，弘治《徽州府志》稱：“本府萬山中，不可舟車，田地
少，戶口多，土產微，貢賦薄，以取足于日用觀之則富郡，一遇小災及大役
則大窘。”因此，糧食長期不能自給，明代徽州“所出糧不足一月，十九需
外給。遠自江廣數千里，近自蘇松常鎮數百里而至，納鈔輸牙，舟負費重，
與所挾資準，以故江南米價，徽獨高”。在無法有效滿足起碼溫飽的情況下
，徽州人很早就走上了外出經商謀生的道路，如明代歙縣許村人許大興，原
本“自高曾以來，累葉家食，不治商賈事，”但由于家道中落，“一日忽自
念日‘予聞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謂賈不若耕也。吾郡保界山谷間，即富者
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于是外出經商，“以鹽笑往來淮楚間，家累巨
萬。”徽州人出賈謀生，原為不得已之舉，是生存的需要，而非特別具有經
商的才能。
明代中期以後，徽商在兩淮鹽業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為掌握全國經
濟命脈的最大商幫，社會地位有所提高。像趙廷賢經商成功後，就成了地方
官員的座上賓。然而在按“士農工商”排行地位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徽商始
終承擔著巨大的政治經濟風險，并背負著極為沉重的輿論壓力。很多徽商由
于“事末利”，在內心深處仍有相當強的自卑感以至不安全感。明代婺源商
人洪庭梅在發達後，“常以棄儒服商不克顯親揚名為恨”，甚至自嘆“今庶
幾惟所欲為，奚仆仆風塵坐以商賈自穢。”明代歙縣豐南商人吳存節同樣感
覺“商賈末業，君子所恥，耆耄貪得，先聖所戒。”在這種自卑和不安心理
的作用下，具備一定物質基礎的成功的徽商，往往把下一代的教育放在非常
重要的位置上，期盼子孫後代能夠“鯉魚跳龍門”，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
。一旦有機會進入仕途，取得一官半職，即可成為家族的庇護傘，大大提高
家族的地位。
徽商子弟由于家庭較常人富有，讀書的條件比一般人要好得多，而且渴
盼成功的徽商對子弟要求也非常嚴格，像趙廷賢“課二子惟嚴，義方是訓”
，就是一種明顯的例子。因此，明清時期徽州科舉發達，獲得秀才、舉人、
進士之類的科舉功名者極多。休寧縣歷史上一共出過19位狀元，號稱“全國
第一狀元縣”，這些狀元中，徽商家庭出身的很多。
在注意到徽商發達後極力尋求科舉成功的同時，也要看到，由于科舉考
試錄取名額有限，對于數以幾十萬計的徽商子弟來說，大多數人是不可能取
得功名的。明清時期科舉考試一般每隔3年舉行一次，徽州府試錄取的秀才
、各省鄉試錄取的舉人一般不過幾十人，全國性的會試、殿試錄取的進士一
般在一二百人左右。這樣的數量，相對于全國眾多的讀書人來說，無疑是杯
水車薪，僧多粥少。因此絕大多數的徽商子弟在接受教育後，仍然是以從商
為主的。明代歙縣人汪道昆在《太函集》中對這種情形進行了絕妙的描述：
夫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側身饗其
利矣，及為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不萬鐘則千駟，
猶之轉轂相巡，豈其單厚計然乎哉，擇術審矣。
舊市趙氏在經商致富成功後，就是沿著賈儒“迭相為用”的軌跡成功發
展的。趙廷賢的長子趙完璧成為秀才後，屢試不第，在趙廷賢去世後，遂肩
負起家族經商之任：
王父(趙廷賢)捐館，先大夫(趙完璧)哀毀骨立，自真州(儀征)扶櫬返里
，治窀穸事畢，乃喟然曰：“人生慕祿仕，為養耳，若累茵列鼎，事親不逮
，富貴何為？今母在，人子寧不能奉甘旨耶？”因絕意進取，間游江淮，累
致橐中，裝與先淑人，竭力早夜，事先王母施三十余年如一日。
進人清代後，舊市趙氏在繼續經商的同時，科舉及第者也越來越多。趙
完璧長子趙時用為萬歷四十一年(1613)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次子趙時腴
為秀才。趙時腴子趙吉士為順治八年(1651)舉人，趙吉士子趙景行為康熙二
十六年(1687)舉人，趙吉士孫趙繼抹為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據府縣志
記載，舊市趙氏在清代先後出現過多名舉人和進士，這個家族在歷經五百余
年的發展後，終于成為赫赫有名的世家望族。
2．一代奇人趙吉士
在舊市趙氏眾多的文人學子中，趙吉士是最引人矚目的一位。他不僅是
一位頗有政績的治世能臣，更以眾多的著述在徽州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
趙吉士(1628—1706)，字天羽，又字恒夫，號寄園，入杭州商籍，為杭
州府學秀才，順治八年(1651)中浙江舉人，但此後幾次會試未第，遂于康熙
八年(1669)參加吏部謁選，補為山西交城縣縣令。
交城地處雁北山區，地勢險要，向為流民嘯聚之地。明末農民大起義時
期，當地發生過饑民起義。順治六年(1649)，大同鎮將姜壤發動反清兵變，
戰敗被殺，有些殘部逃往交城山中。在交城山區，流民、饑民、變兵和地方
土匪相互混雜，清王朝一律目之為“盜”，幾次用兵皆未能制服，成為心腹
之患。趙吉士到任後，積極著手平定交山。他剿撫并施，多次深入交山腹地
，擒拿了一大批的“盜匪”頭目。P3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