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

追尋「台灣之光」的文化源頭
台灣新文化運動溯源—從黃春明和侯孝賢談起

台灣經常受到忽視，然而，台灣這個島嶼複雜的殖民史，確是後殖民國家和文化認同特殊而值得研究的案例。而數十年來的民主化和消費文化，在台灣島上形成一個真正全球化的空間，也讓台灣人在全世界的文化及經濟版圖都佔有獨特的地位。

本書以台灣最重要的兩個文化運動：1960到70年代的本土文學運動，以及80到9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運動，來追溯台灣人的自我意識發展。兩位重要代表人物：鄉土作家黃春明，以及新電影導演侯孝賢，都擅長鮮活描繪台灣人日常生活細節。透過兩人的作品及各自引領風騷的文藝運動，探索本土、國家和全球層面的「國家想像」，如何透過文化運動儼然成形。作者從「文化真實性」（cultural authenticity）的傳統模式，走向更流動的「後現代混雜」（postmodern hybridity）的觀點，反映台灣特有的多元文化現實，以及更廣泛的全球文化趨勢。

一.作者因本書榮獲2004年MLA現代語言學會獨立學者獎（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Prize for Independent Scholars）。

二.知名文化研究學者王德威、廖炳惠皆曾以專文推薦。

葉蓁(June Yip)

出生於台灣的獨立學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電影研究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在加州大學東亞語言學系教授華語電影，因本書榮獲2004年現代語言學會獨立學者獎（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Prize for Independent Scholars），現居洛杉磯。

譯者簡介

黃宛瑜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譯有《歡迎光臨人類學》（合譯）。目前從事博物館展示企劃工作。

關於東亞文學及電影研究必讀的一本書。──廖炳惠，《清華學報》

關於台灣、台灣文化及其在世界上的獨特地位，這是一本很棒的書。──杜克大學教授Fredric Jameson

本書以相當有說服力且大量佐證的方式，標示並分析了形塑新台灣最重要的文本。──廖炳惠，《中國季刊》雜誌

葉蓁以強而有力的論證，提出現代台灣文學與電影為何及如何影響我們理解現代和後現代的議題：從國家認同到文化政治，從本土尋根到文化和經濟資本的全球流通。──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作者

本書精彩地剖析台灣文化的現狀與本質……本書出色之處在於葉蓁同時挑戰了政治上藍綠雙方的正統。雖然綠營對台灣的觀點無疑擁抱了遠比舊儒家典範更為混雜的起源，但藍營這一方也試圖主張國際主義，以對照綠營的在地觀點。──Bradley Winterton, Taipei Times

葉蓁這本談台灣當代小說和電影的書，兼具可讀性和知性，熱切地探索台灣鄉土文學運動及新台灣電影。──Christopher Lupke, 《華語文學：散文、文章、評論》作者

本書原本由杜克大學出版，以英文專書的形式，探討台灣複雜的歷史文化背景，並巧妙地將歷史和文化分析編織在一起，形成一張關於台灣認同的完整圖像，堪稱當代文化理論的最佳示範。來自台灣的作者葉蓁也因本書榮獲2004年MLA現代語言學會獨立學者獎。經過作者及台灣學界多年努力，終於得以將本書中譯，正式在台灣出版，讓中文讀者得以一饗台灣在文化理論領域的貢獻與成果。

導言：想望變遷世界中的台灣

國族主義並非國家自我意識的覺醒，而是國族主義創造了國家。—Ernest Gellner

中國、台灣和「國家」修辭
李登輝是第一位台灣土生土長的民選總統。他一九九○年接受德國廣播電台專訪時，不加思索回答道，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特殊國與國關係」。一場政治風暴，一觸即發。當國際之間論及台灣地位時，依照慣例，有個既定的模糊說詞，然而這段訪談卻出乎意料地脫稿演出。許多國際團體認為，李登輝的答覆已近似於宣稱台灣是個獨立的國家。一個中國原則維持海峽兩岸和平長達半世紀之久。但北京和華盛頓當局皆認為，李登輝的說法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因而採取警告動作。北京在台灣海峽周邊與上空，進行武裝演習；美方緊急派遣特使前往北京和台灣，居中斡旋，試圖平息這場風波。十一天後，台灣官方為李總統有關台灣與中國關係的說法再次提出澄清，他們認為二者的關係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 。但記者很快指出，這項聲明以英文發表，而非中文。即便有人要求政府發言人以中文覆述一次，但他禮貌地婉拒了，並以英文回答「我們還在尋找恰當的字眼」。在中文世界裡，只有一個辭彙—國家—可以形容台灣未定之地位，然而，英語卻有幾個不同的字—nation，state，country—在意義上有些微不同，恰可供台灣官員支用。長期以來，台灣官員仰賴語意上的含糊不清，表述台灣島自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與中國大陸分割但並未全然獨立的地位。

地方、國家、全球：重新界定文化分析詞彙
該如何定義自己，台灣陷入兩難的局面，而李總統答覆所觸發的政治警告，餘波蕩漾。即使越來越多人以「全球化」和「後國家」形容當今世界，但台灣的境況都在在説明著，國家這個概念直到今日依舊難以捉摸。近年來許多文化批評（cultural criticism）—涵蓋多個學科，從歷史、社會學、政治科學、文學到電影研究—針對文化分析的幾個基本專有名詞，提出詰問，試圖卸除其神話色彩。在所有遭受挑戰、等待重新評價的文化型態中，國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類別。長期以來，國家是人們組織經濟、政治活動的首要原則，亦是社會、文化認同的載體。部分論者預言，國家即將凋零，而衰頹的緣由歸因於過去數十年間急劇重塑現代世界的幾個政治經濟變遷面向，分別是三個世界宇宙觀（three-world cosmology）和冷戰時期僵化的對立、跨國資本的擴展、大規模移民潮急劇增加、新興電子媒體蓬勃發展；例如，網路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將後現代文化散播到全世界。上述所有因素—尤其是新一波資金、人口、影像、概念的離散流動—侵蝕傳統界線，使得國家這個概念顯得不合時宜。2001年在暢銷書排行榜上異軍突起的「帝國」（Empire）就是一個例子，該書的立論分析，縝密而綿長，作者核心論點是：規範經濟、文化變遷的政治權力，不再歸屬於帝國主義時期（Imperialism era）的主權民族國家，也不再奠基在領土之上，而是分散於混雜、難以捉摸、時時刻刻處於變動狀態的全球網絡之中。在兩位作者的腦海裡，新興全球帝國是革命性、無所不包的典範—這典範足以取代其他所有一切，「暫停歷史」，「在社會秩序的方方面面上發生作用」。譬如說，兩位作者在著作前言宣稱道，帝國在現代主權日薄西山的當頭嶄露頭角。和帝國主義不同的是，帝國的權力核心不再根植於領土之上，更不仰賴固定不變的疆域或界線。

帝國是去中心、無領土的法規機構，它的界線是開放、不斷往外延伸的，一步步把整個世界納入版圖之中。帝國藉由調控命令網絡（networks of command），處理混雜的認同、靈活變動的等級階序，和多元化的交換關係。展開帝國主義（Imperialism）世界地圖，分布其上的是色塊分明的國家，如今這些顏色已融匯成世界彩虹。儘管帝國一書的作者以歡愉、解脫的口吻宣稱民族國家的逝去與消亡，但全世界每天實際發生的大小事件仍不斷提醒我們：就算世界已全球化，國家這個概念仍深刻影響現代人認知架構。認同政治，以及各式各樣民族、宗教基本教義派所引發的緊張態勢日益升高，事情其實一目了然：領土衝動—也就是人們劃定界線、定義「我群」（us）以區別「他者」（them）的衝動—仍然強烈。過去四十年間，有關國家和國族主義的研究方興未艾。然而，這些研究不約而同指出一點：領土衝動其實是人們在危急情況下展現的一種文化現象。

於是我們發現自己身處在迷人卻又自相矛盾的當口上，此時此刻，兩種相互衝突（若非全然對立的話）的理解模式同時出現，它們非但影響人們的生產方式，也塑造全球文化的研究。一派理論主張文化的多樣性和混雜性，強調正嶄露頭角新興文化空間的跨國本質；另一派理論則堅守地方差異、本土流行文化的重要性，汲汲營營想把國家重新安放到全球化批判論述裡。在知識場域裡，競爭也許激烈，一副劍拔弩張的態勢，但兩個理論並非截然對立的。二者就如同近期批判論述一樣，都認為國家不是單憑經驗就可輕易分辨的簡單概念—一個合法政治實體、地理單位，或一個語言、族群、宗教社群。國家概念其實相當模糊，難以捉摸。

1882年Ernest Renan稱國家為神聖原則（spiritual principle），人們因為共同記憶、共享意志而休戚與共；1983年Benedict Anderson在他影響深遠的著作裡，以「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為國家賦予新意。在思考國家概念時，Anderson一書與其他人著作起了決定性轉折，他們都點明：國家訴求本質上是情緒性的—例如，一群人擁有反抗入侵者或外來統治者之共同經歷，彼此形成一份認同感。（這些著作都）揭示社群情感是文化建構的。

過去，國家被視為基於共同血緣、語言、種族、土壤等「事實」而形成的自然社群，如今代之而起的，是把國家視為想像（imagination）的產物。所謂想像的產物是論述性與再現性的實踐整體，它定義、合法化某個特定一統的社群（共和國），將個人建構成共同體的成員之一（市民）。因此，國家被視為是全然意識形態的，它不是一群人「天生注定之命運」，而是人們集體恐懼與欲望的投射。最新的國家（nationhood）批判論述，為了回應全球化，不過本身也是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思潮的一部分，早已遠離古典國家論述—古典者乃是奠基在一組組自帝國主義衍生而出的傳統二元對立概念上，東方／西方、本土／外來、傳統／現代、過去／現在；如今國家的觀點，少了分類的框架，卻多了聯結。在多元複雜性和特定歷史影響之間，反覆地明晰文化內部的歧異性，藉此創造（create）與再創造（re-create）相互聯繫的結構（interconnected structures）。

國家一詞，在後殖民與後現代理解下，其流動易變性是前所未見的，國家變成一個難以預料、不穩定的論述表象，亦是不斷區辨差異的過程。而今不再以回顧的眼光凝視所謂「國家神話」（myth of nation），除了關注過去的記憶外，更聚焦在當下的需求與未來的渴望上，當人們如火如荼爭取社會政治權力之時，我們更充分意識國家修辭和文化認同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說，爭取社會政治權力，與文化生產、國家情感操弄彼此緊緊纏繞、難分難解，那麼就有充分理由可以說明，當我們在檢視地方、國家和全球複雜難題時，何以當代台灣—它在國家認同議題上一直存有不確定性—是別具挑動性的個案。在類別（categories）—例如國家和文化認同—不斷崩蝕毀壞的年代，這座島嶼努力定義自己，在新興世界秩序當中尋求立足之地。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的緊張態勢，早已被強調與突顯，台灣本身的存在，對統一中華民族（a unifying Chinese nation）概念，就是最根本、嚴峻的挑戰。

統一中華民族—想像的一制性—無論如何，從未能適切解釋內部的拉扯，以及無數語言、意識型態和經驗上的歧異，然而正是這些歧異塑造當代華人社會。此外，這座島嶼二十年間歷經政治民主化運動，心無旁鶩地努力融入新興的全球交換網絡，兩項因素促使台灣轉變成一個多元分歧的社會文化，它已非傳統「中華」（Chineseness）概念能夠含納、包容了。譬如說，台灣首都台北漸漸展現國際都市輪廓。這座城市本身就是引人好奇的混合空間，傳統與現代出乎意料地和諧並存，亞洲和西方文化元素激盪出形形色色、引人注目的結合。如同香港，台灣很大一部分人口經濟富裕、受過良好教育、遊歷廣闊。重要的亞洲城市，如台北，展現出複雜的文化異質性，以及華人離散人群的廣度與視野，對當前文化與全球化的探討至關重要，因為他們突顯世界動態的急遽變遷，也挑戰文化分析既有分類架構的有效性，對於理解國家的傳統理論模式，更暴露其侷限性。

台灣解嚴後的後殖民全球覺醒和本土化
即便是一位再普通不過的觀察者，也能輕易察覺，二十一世紀台灣，比起十五或二十年以前，簡直是判若兩地。現在台灣人民享有健全經濟生活，該地生活水平名列亞洲地區前茅；五花八門的消費商品、服務和娛樂活動，種類之多和取得之便利性，足以媲美任何西方工業國家。相對而言，台灣人民受過良好教育，旅行經驗廣闊，這些條件有助於豐富該地文化。正是文化的富足，台灣人對歧異性得以展現包容態度。島上百無禁忌的印刷、電子媒體近幾年蓬勃發展，喧鬧的街頭示威、激烈的立法議事，更是司空見慣，這些條件促成可就各項議題—個人的、社會的或政治性議題—展開熱烈辯論的公共平台。

簡而言之，在邁向真正民主國家的路途上，台灣走得穩當。人口比例佔少數的大陸外省人，在蕞薾小島施行高壓獨裁統治長達數十年，致使台灣本地人在政治上噤聲不語。不過讓人驚奇的是，在台灣民主化過程裡，大陸外省人在沒有引起太大騷動下，將政府和文化機構掌控權逐漸移轉給多數台灣本島人。台灣經歷改革開放後，短短二十年間，從一黨獨裁的苛刻極權統治、禁斥非正統思想和政治異議份子，轉變成朝氣蓬勃的新興民主政體。蔣經國是軍事元帥蔣介石之子，也是政治上的繼任者；他啟動台灣改革之輪。

在1988年過世以前，蔣經國採取幾個重要步驟，讓台灣權力結構回歸當地人手中。首先他在1978、1984挑選台灣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出任副總統一職；1986年讓原本不合法的反對團體合併組成民主進步黨；1987年解除戒嚴令。無論蔣經國推動開放的初衷為何，但他應該無法想像，變遷範圍之廣、影響之深，形塑今日台灣特殊風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的、社會的，甚至政治層面的—這座島嶼本土化速度飛快，它看起來距離中華民國越來越遠，反而越來越像台灣。

譬如，蔣經國去世後，李登輝繼任為總統，連戰擔任行政院長，兩位都是台灣人。過去國民大會和立法院清一色由外省人出任代表或立法委員。拜九○年代初期直接選舉機制所賜，如今絕大部分議會成員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島島民。戒嚴法解除後數年之間，被國民黨送進監牢的政治犯獲得釋放，而被迫或自願流亡他國的異議份子返台投入方興未艾的民主運動。但另一方面國民黨神聖一統的中華民國版本接連面臨幾次嚴重打擊。先是1993年正式放棄「收復大陸」的目標；1997年廢除台灣省。這些原因都讓島嶼人民重新評估國家認同的需求轉趨強烈，其中，台灣獨立也是國家認同的選項之一。

身為一位總統，李登輝對台灣獨立煽動者十分容忍。雖然他口頭上仍然支持一個中國原則，但他毫不掩飾自己對中國大陸缺乏歷史性與情感上的連結。李登輝是個虔誠基督徒，1923年出生在一戶稻農之家。日本統治期間，他接受菁英教育，早期就讀島內最好的殖民學校，後來遠赴日本，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深造。他也在美國從事幾年農業經濟學研究，先在愛荷華大學完成碩士學位，接著在康乃爾取得博士頭銜。無論公私場域，李登輝總喜歡突顯自己文化涵養上的多元混雜性，時常提起他在二十一歲以前從未學過國語一事，直到現在，他言談之間仍帶有濃濃台語腔調。他也承認，自己始終認為1945年抵台的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論及台灣地位，他的官方立場偏向維持「不統不獨」的現狀—這是刻意為之的曖昧策略，他自己稱之為「創造性模糊」。

李登輝在他1999年出版的〈邁向民主之途：台灣的認同追尋〉（The Road to Democracy: Taiwan’s Pursuit of Identity）清楚闡釋他的觀點。書中，李登輝表明心跡，決意要為台灣島在新興世界秩序裡開鑿、定義一塊空間。他的台灣觀點環繞在兩個中心思想上—存在與經驗—在許多層面上，這兩項觀點真切反映全球化和國家訴求—後者始終頑強存活著—之間的張力與交互影響。

無法宣布台灣獨立、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卻又執意不斷宣告、闡述台灣無可否認的存在，和她在新興全球社群的核心位置和重要性，李登輝首要任務是將台灣整合進隱然成形的跨國交換網絡，他實際作為有：強化與世界各國的經濟連結、加入製造業生產鏈，鼓勵文化交流、學生交換計畫、電腦網路和其他的全球溝通形式。在李登輝眼裡，台灣追求合法化，終極目標是為了取得聯合國承認，但他也認為，積極參與其他國際組織，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同樣不可偏廢。身為總統，李登輝替台灣找到靈活的方式爭取友邦支持。這些常規之外的手段，分析者時常譏為「金錢外交、渡假外交、高爾夫外交」。

李登輝突破地域界線，確保台灣能參與全球網絡，然而他也鼓勵進一步檢視台灣經驗之中歷史學的、社會學的和文化上的特殊面向。台灣之所以少了中國中心主義，多了文化歧異性，不只因為她富裕了、慢慢融入全球網絡，更因為近幾年台灣開始重新定義自己，刻意排除來自中國大陸、由國民黨加諸的文化遺緒，改採更在地的認同。

解嚴以前，台灣歷史和原住民文化就算不被全面禁止，也從不鼓勵深入探究的。但如今，在任何一家書店裡，都能見識到這股重新發現台灣歷史與原住民文化的熱潮，書架上充斥著記載台灣大小事情的書籍：歷史、文學、視覺藝術、工藝、音樂、民俗文化、政治。風味餐廳、茶館、酒吧不僅標榜台灣料理，裝潢上更刻意重現國民黨抵台之前的氛圍。台灣認同的確立，最具指標性的現象莫過於地方方言的復興。講台語一度被視為粗鄙低俗的，如今，台語在任何場合裡非但為人所接受，甚至還帶有幾分時髦的意味。例如，任何想競選公職的人，至少得試著講幾句方言不可。

李登輝之後，另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陳水扁，兩千年繼任為總統。他所屬政黨—民主進步黨—支持台灣獨立。儘管政黨官方立場如此，但陳水扁並未就此宣佈台灣獨立，反而延續前任者全心追求的「創造性模糊」策略，採取漸進但穩扎穩打的步伐，大聲宣告台灣本身的存在和全球重要性—傾全力終結外交孤立的困境。

陳水扁和李登輝一樣，在島內島外培植分離的台灣認同意識。譬如說，陳水扁政府持續鼓勵民眾重新檢視台灣歷史，並廣開民主化大門，將長期遭受打壓和忽視的台灣全體人民納入其中。扁政府也跨出步伐或許不大、但卻極具關鍵的一步，這個動作表明台灣脫離中國和國民黨神話的決心。最具體的例子是2002年一月，扁政府決定將護照上原本的「中國民國核發」字眼改成「台灣核發」。也考慮更改海外代表機構（liaison bureaus）名稱—礙於北京當局高度敏感，以台北經濟文化事務辦公室名之，但實質上卻是不折不扣的大使館—一律改為台灣代表處。

台灣：文化想像的國家

國家解放本質上是個文化行動。—Frantz Fanon and Amilcar Cabral

民主化、本土化、朝氣蓬勃本土台灣意識隱然成形—近年來所有這些變遷讓台灣島上居民放膽—甚至是被迫—挑戰自身長年抱持的定見：作為一個族群，所處地位為何；自己與中國的關係；當決定台灣未來時，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要言之，就是在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認同上，提出方方面面的問題。自從解嚴以來，政治民主化發展極富戲劇性，而台灣本土化有助於活力四射、耳目一新、不受審查制度箝制的新興本土意識浮出檯面。但必須謹記在心的是，這些改變不僅表明台灣生活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更是社會、文化層面經歷數十年去殖民化所累積的成果—在去殖民過程裡，島上形形色色大眾文化無不涉入其中，特別是臺灣國的建構和闡述上。的確，如今在台灣政治圈內討論得沸沸揚揚的台灣認同議題，實際上在台灣文學和電影圈內，早就有細緻探討。因此，本研究為了聚焦於島上文化論戰，暫且把「台灣於法理上或政治意識上究竟算不算是個國家」問題擱在一旁；我檢視多元而分歧的途徑—國家修辭在台灣文化想像裡如何被生產、操弄和轉變—藉此追朔，台灣作為分離、獨特的實體，其自覺意識萌芽與演變的軌跡。

本研究的核心置於兩個文化現象上—一個是文學的、另一個則是電影的—二者分別從文本和視覺再現臺灣經驗；在過去幾十年之間，此文化現象對獨特台灣意識之形成具有關鍵性作用；二者在歷史洪流裡曾經短暫交會，以極具爆發性但彼此相互啟發的方式，投入國家修辭的建構。本研究以鄉土文學運動為起始點。台灣在1960年代末期出現地域性、本土文學作品，並在七○年代百花齊放，進入繁盛時期。當時試圖闡述台灣特有文化認同的途徑很多，影響廣泛的文學運動便是其中一項，幾位台灣本土作家並從中脫穎而出，如王禎和、陳映真，不過本研究分析焦點放在眾所公認的文學大家—黃春明—身上。

黃春明鄉土故事之所以著名，不只是當代台灣生活在他筆下呈現出豐富性和複雜度，更在於這些故事天生具備電影特質。當黃春明同輩之人，為美學和文化民族主義，展開一場具啟發性論戰之時，上述兩項特質，使得黃春明作品位處論戰核心，並為後生晚輩帶來持續的影響和共鳴，那些參與台灣新電影運動的電影工作者也不例外。台灣新電影在1980年代興起，此一運動讓台灣電影在國際版圖覓得一席之地，許多人認為，台灣新電影繼承鄉土文學的本土文化傳統。當年曾投身台灣新電影運動者，其中許多人確實和文學運動有直接關係。為新電影運動揭開序幕的眾多電影當中，其中一部就是根據黃春明三篇短篇故事改編而成的集錦式電影。侯孝賢導演在台灣新電影的地位，就相當於黃春明在文學界的份量。他和黃春明一樣，以捕捉台灣社會歷史經驗下的日常現實為職志。無論在台灣島內，或對國際社群而言，他已經是台灣電影新方向的象徵和代表。因此，侯孝賢大量作品是本書的研究焦點。

黃春明的文學和侯孝賢的電影之所以結合，以及每當人們探討台灣國家地位時，兩人作品總無法略而不提，其中關鍵就在於，兩人同樣著迷於台灣當代經驗之社會歷史特殊性，並試圖闡述屬於台灣的文化認同感。黃春明和侯孝賢代表某個特定世代；這些世代在成長歲月裡，親眼目睹台灣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歷劇烈經濟和社會文化變遷。短短數十年之間，台灣從一個鄉村農業社會，搖身一變，成為現代都市工業經濟體。黃春明、侯孝賢以及他們同輩之人，在個人層面上，享受爆發性成長帶來的豐碩果實：物質財富增長、生活水平提高、作為一個逐漸抬頭的經濟體，台灣終能進入全球秩序之列。

不過，這一代人也目睹為此所付出的代價：擁擠不堪、污染、都會城市和鄉村聚落的差距日益加劇、傳統社會關係瓦解。更因為美國、歐洲、日本商品排山倒海湧入台灣市場，助長狂熱的消費主義。猶有甚者，這一代人是由緊張和衝突塑模而成；外省統治菁英和本省群眾，外來意識型態和在地傳統、國際原則和地方需求，則是緊張、衝突的源頭。他們正是運用這些經濟、文化和政治上的殖民經驗，尋求一份對台灣當代經驗的理解。這一輩人深切關心台灣未來發展，他們將批判之眼轉向過去與現在，試圖替文化和認同的本質性問題，尋求一個解答：台灣是什麼？它怎麼走到此地此處？而它又將往哪兒去？它如今面臨最迫切的問題和挑戰是什麼？當前，身為台灣人的意義為何，未來，其意義又將如何？

本研究開頭幾個章節，主要目標有二，一是從形形色色批判論述裡，建立理論框架—史料、文學與電影批評、後殖民文化研究都包含在內；其次，闡明過去幾十年之間，曾經風靡一時的文化爭論和台灣社會歷史發展特殊性，二者交會之點。本研究一開始，先追溯1960、1970年代鄉土文學形成，和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現象背後的特定歷史、文化脈絡，藉此探討這些命題和美學策略所蘊含的意識形態意義；正是命題和美學策略，使得當時文化實踐，與台灣早期寫作和電影拍攝模式有所區隔。

我先概述黃春明小說和侯孝賢電影展現命題與策略的途徑，並檢驗環繞在文本周圍的批判論述，如何安排、佈局其國家修辭（the rhetoric of nation）。我在台灣文化論述脈絡之下，突顯上述文本的批判性立場，期待藉此提供某些方向；在這些方向之上，當代文化理論提出的概念和議題，或許能說明鄉土文學和台灣新電影何以在特定歷史關鍵時刻現身、成形。從鄉土文學（文本）到台灣新電影（視覺），有關國家的文化性闡述隨之轉變，當我試著追本溯源、勾勒變遷軌跡的同時，我也嘗試對差距甚遠的生產環境、再現的策略、各個傳播媒介衍生出來的意識形態和經濟規則，保有特殊敏感度。這些差異回過頭來，決定他們與國家這難題，偶爾相同，更常見的是相異，但總是相互啟發的關係。

後續幾個章節著重在更細緻分析文學與電影文本本身，章節組織循著與國家論述（the discourse of nationhood）相關的主要修辭和特定議題—歷史的處理、語言的角色、現代化的問題、替代性的認同概念。藉由探究鄉土文學和台灣新電影不斷轉變的「台灣國」文化建構，我希望能突顯隱約可察覺的更迭，從奠基在單一、前後一制、真實毫無疑義的國家概念和文化認同，轉移到強調多元和流動的替代模式—如此的模式或許更能反映當今具備多元文化、高度跨國意識的台灣社會。

在歷史上，台灣曾經歷多次殖民統治，島上民眾悠遊世界各地，它無疑是「文化混合體」（cultural hybridity）的先鋒者。貫穿本研究的目的，並非把台灣硬塞進任何理解全球文化的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中，因為那終究還是處於變動、不穩定的狀態，我反而將台灣呈現為一個據點，在這方寸之地，涵蓋層面更寬廣的文化命題—大眾文化與集體認同的關係，以及地方／全球、國家／國際、認同／歧異、純粹／混雜之間的拉扯—以獨特而挑動人心的方式演出。全球化文化空間此刻正嶄露頭角，如何定義、分析之，此一工程仍持續進行中。台灣文學與電影的複雜性，迫使它自身必須對地方、國家和全球的既定假設，重新予以評估。我將此中曲折，抽絲剝繭而出，心中期許，後續篇章對全球化文化空間之研究能有綿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