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讀者以大信：閱讀卷（簡體書）

在新聞報道趨同化、獨家報道越來越少的今天，副刊是塑造報紙個性的重要元素。《示讀者以大信(閱讀卷)》精選南方周末閱讀版的文章，通過以書為媒介的思想文化評論，給讀者以啟迪和思考。 《示讀者以大信(閱讀卷)》共分五輯，包括：學術規范；非虛構；人與書；小品以及秘密書架。

《示讀者以大信(閱讀卷)》為“南方周末文叢”中的一本，全書共分五輯，主要收錄了“體溫日本”，“上水船歌美如斯”，“一個平民的自由理想”，“價值關懷與實證研究”，“左右為難的喬姆斯基”，“暢銷之罪”，“國學的學與術”，“從經典到經驗”，“民主：古代的，現代的”，“林沛理的書單”等作品，供讀者朋友們欣賞。

老實交待吧，這套叢書的緣起，跟《南方周末》創刊二十五周年有關。 創刊二十五周年，逢五，“南周”未能免俗，搞了一些紀念性的事情。先是在緊鄰生日的那一期，打了一個紀念包，在二十五年里各選了一點緊鄰生日那一期內容的只言片語，弁于每版的上部；頭版則是一篇編輯部文章，題曰“生于1984”。 生于1984，說了個大實話，并由此聲稱自己是“一份80後的報紙”，順手撿了個現成。記得惹起過一些非80後的讀者朋友的非議，但我想，以他們的天縱神武英明，對我們的這一點小九九，應該洞若觀火。要我這個個中人老實交待的話，跟80後攀個同年，也不過是“南周”想跟年輕人，包括非80後的年輕人，勾肩搭背的意思，屬于淘氣——也許算不上是“精致的淘氣”——一類，不是要刻意排他的。辦報，自然是要人看，誰不想男女老中青華洋通吃呢！ 那大實話里也有一些別的意頭在里邊，也是個現成，我們的讀者恐怕是一望而知的，這也屬于一種淘氣。奧威爾的《1984》，精不精致不知道，知道的是，這是一種年份的偶合，卻無疑義。 告別1984，中國開始了自己的大故事；生于1984，“南周”書寫著中國的大故事。噩夢慢慢醒來，拿破侖對睡獅的預言，似乎正在兌現。中國人敢做夢了，中國人能圓夢了。為“南周”幸，為國家幸，“南周”提出了“中國夢”這個概念。在上海文廣傳媒的支持下，我們在上海向“中國夢”的踐行者致敬，也以此作為我們二十五年生日慶的一部分。 以國家作為夢的前綴的，聽得最多的是“美國夢”；“中國夢”，一望而知，也是現成，也是挪用，也許也是淘氣。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人口最多的國家，像從烏托邦的虛空中著地的安泰那樣，緩釋出力量；像一個還在為青春痘煩憂的少年一樣，勃發著生機。這跟一個早已在地的巨人，跟一個健康成長的少年，私心覺得，也許是可以分庭抗禮的，當然，也可以握手言歡。這兩個偉大的國家，難免擁有一些共同的夢想——不是說“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嗎——當然，有實現夢想的不同道路。殊途而同歸，大約歸于人。 這同歸的路，是人道——是人像個人的樣子的道，是讓人能像個人的樣子的道；是人不是被縛的、不是被養的、不是被“被”的，不是跪著的、不是一個人站著的、不是幾個人站著的，是所有的人都站著的……道。 有些路是擠的，有些門是窄的，人的道是難的。但總有一擁再擁三擁而上的，總有破門破窗破頭而入的，總有分身粉身焚身以殉的。悲欣交集，非黑即白，或者灰色，平淡如水，忽而絢爛，忽而絢爛歸于平淡，是人的故事。 生于1984，有生以來，“南周”記錄著人的故事，中國人的故事；記錄著人像個人的故事，國家像個國家的故事。除此而外，它能做什么？還能做什么呢？ 我曾經說過，《南方周末》是個補集。那一年的2月11日，它甫一出世，就是作為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的補充的；自此以來，它也不過是以盡可能專業的方式，做了點同業不能做的，不愿做的，有時候是不敢做的，或者忘了做的。補充而已，借用一個數學的術語，是為補集。以後，補集似乎成了它的宿命，或者，竟是一份使命。 “南周”奔三了，幸耶非耶，同業與“南周”的交集越來越多，“南周”能“補”的就越來越難，也越來越少；只是使命難卸，宿命難免，“南周”同人一如既往地找著，補著，找補著…… 矯情點說吧，寫著寫著，就想到曹雪芹筆下無材補天的石頭。女媧煉就了三萬六千零一塊，補天剩下的那一塊，自怨自悼之際，遇了兩位肢障人士，不是“被”，自請被攜去紅塵走了一遭，于是，中國出了個《石頭記》。 “南周”當然不是《石頭記》。我們這里首先結集的，都是“南周”第二十五周年里刊出的各色東東，算是今年的那些補集，或力求成為補集的補集吧。作為“南周”年度叢書，亦以為“南周”創刊二十五周年的又一個紀念。 順便賣一句廣告：從這一年開始，我們每年都會分門別類，選編這些各類補集，年度作一合觀，以見我們努力找補的一點成績，以作讀者了解中國的參考。跟平時一期一期或應時應景又不可預測而發的一篇一篇(自不是連載)，這用心合輯的“南周”年度叢書，雖不“新奇別致”，應該也是別有生面的吧？花些銀子，不一定冤枉。 再廢話一句，是為序。 2011年4月19日于陳留居

總序第一輯 學術規范 學術反腐路漫漫——我的“打黑”經歷 一位學術誠信官員與八宗剽竊案第二輯 非虛構 中國的“川”有沒有入世界的“海”？——評陳方正《繼承與叛逆》 體溫日本 示讀者以大信 讀劉麗英回憶錄 關中模式與田園詩的幻象 世道劇變，人心尚古 “裸猿三部曲”的警世基調 “學問若不轉向愛，有何價值？” 上水船歌美如斯 尋找“總理遺言”案的真相 文人傳統的絕唱 現代話語包裝下的傳統政治 行走在現實與歷史之間 是夢華錄，也是思痛錄 一個平民的自由理想 公司舉，則天下興 讀陳氏民先生的最後兩本書 價值關懷與實證研究 美國最高法院全面保守化了嗎？ 中國做對了什么——解讀《中國經濟制度》 借胡同臺妹的眼省視兩岸同胞第三輯 人與書 左右為難的喬姆斯基 從“留守兒童”到諾貝爾桂冠 我讀王世襄 97歲老人的青春活力——讀劉緒貽口述自傳 珍·莫里斯的獨特行走 束星北之後，還有李揚鑒 德意志使命的領受者——讀《荷爾德林後期詩歌》第四輯 小品 獨一無二的松子——寫給畢業班同學 暢銷之罪 誰給日本起的名 語言是無須“保衛”的 不著四六的“四六體” 國學的學與術 假如孔子看見《孔子》——兼談我們需要怎樣的國學 “遺民不世襲”：一條被遺忘的歷史規律 愛因斯坦都辦公司了 《三國演義》的“性之病”第五輯 秘密書架 從德熱拉斯到王年 我喜歡的幾本書 從經典到經驗 我的“秘密書架” 民主：古代的，現代的 《金剛經》的無言意蘊 陳方正的書單 林沛理的書單 王曾瑜的書單 劉緒貽的書單

第一篇小文，4個車胎被扎 我的那篇小文發在2006年第6期《當代電影》上，署名吳迪(啟之)。題目是《學術規范與職業道德——電影研究中的抄襲與剽竊》，文中點了林先生、倪副教授、何教授、黃教授4人的名。拙文問世後，出了幾件可歌可泣的事—— 最令人感動的是，何教授給編輯部和我來電。說他恨不能馬上飛到北京，向被他抄襲的酈先生賠禮道歉。他還寫了一個檢討，答應在《當代電影》上發表。 最令人可憐的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前影視所的梨棗先生給《當代電影》的主編和我來信，信中披露，倪副教授的《中國電影史》還剽竊了他的《中國電影電視》，抄了他9000余字。但是，他誠懇地要求，“還是以吳迪、啟之的名義揭露，不要暴露他”。(此先生將吳迪、啟之當成了兩個人) 最令人佩服的是，一名“從事影視教學的教師”給編輯部的來信。此信對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說我那篇小文是“話語霸權并且有較強的人身攻擊性”，針對我將抄剽者的單位、職務、學位、職稱公之于眾的做法，質問我，是否想“給單位施壓以懲治違規者”？來信進而認為，“這種感情超越理智、超越法治的做法不但不是法治社會應有的行為，而且也體現出學術研究者客觀立場缺乏。”在寫信者看來，造假有兩種，一種是“主觀為之”，另一種是“因文風習慣而導致的”。“應該區別對待”。來信還勸誡《當代電影》不要發表這類“貼大字報”式的文章，因為它“降低了《當代電影》的學術含量”。 來信中最有分量，因而催我走上“打黑”道路的言論如下：“學術打假者可能未必會將目光放在目前最具有話語權的研究者們身上，因為這樣打假的成本和風險可能會很高，即使攻擊他們恐怕也未必會對其個人造成太大影響，因此矛頭必然會主要指向青年人，以這種方式進行批評，我以為非常不利于青年學者的成長。” 最嚇人的是，我差點因這篇小文惹上官司——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負責人之一，尹教授給《當代電影》編輯部打了電話，用了近一個小時對我進行嚴厲的斥責，并聲稱要到法院告我。尹之所以如此動怒，是因為，他是何教授的導師，他曾為何的一本書做序。序中對何做了高度評價。 最讓《當代電影》難過的是，何教授突然改變了主意，拒絕《當代電影》發表他的檢討。 堤內損失堤外補。這一期的《當代電影》賣火了，據說，光中戲的師生就買了200本，後來又加印了數百本。《文藝研究》、《電影藝術》的主編紛紛找我，希望我再有這方面的稿子給他們。《當代電影》受到鼓舞，催我再寫第二篇。 就在此時，我的車胎兩次被扎。到派出所報案，警察的第一句話就是：“你肯定是得罪誰了。”真不愧是人民警察，一語中的。可讓人郁悶的是，我等了4年，始終沒收到法院的傳票。 第二篇小文：圈內無處可發 我的第二篇小文點了3個人：倪副教授、路教授(某學院系主任、博士生導師、《電影藝術》編委)、高教授。但《當代電影》言而無信，壓稿不發。兩個多月後，主編要我把人名、書名隱去。理由是，路教授是國務院學術評議委員會的委員，得罪了此人，對于我所在的單位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不利。何況，路還是我的朋友云云。我告訴他：人名書名隱去就文不成文了。路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沒有干這事的。 不約而同，《文藝研究》的主編也變了卦——托人傳來的理由是：路是他所在研究院院長的同學，是研究院的客座。而高是他去年博士答辯時的導師之一。剛拿了學位，就揭導師的短，不夠意思。《電影藝術》倒沒有抽肩膀，但是我也不想找了，那主編是我電影學院的學生。我不想給他出難題。 圈里盤根錯節，只好轉到圈外去，此文最後發在了《博覽群書》上。于是，圈子里太平了，主編們踏實了，抄剽者安心了——反正沒幾個人博覽群書。就算覽了，又奈我何？既然可以“好官我自為之”，為什么不可以“好師我照當之”？ 話雖這么說，有我這個“不安定因素”在，“好師們”總會犯嘀咕。央視電影頻道節目部主任陸弘石告訴我，路教授給他打電話，請他勸勸我，不要再寫了。陸對此發表評論：“他還好意思！”然而，我卻對這位導師突然憐憫起來——連我的學生都從我那篇小文中看出來我屬于那種“見了棺材也不掉淚”的主兒；這位在學界泡了大半輩子的教授，竟然沒這點悟性。 倪副教授在其博士論文的“後記”中說：“‘不僅要學做學問，更要學好做人！’這是剛進學校的時候，路老師在第一堂課上的第一句話，歷歷在目，聲聲在耳！”在導師榜樣的激勵下，倪副教授在學習做人上又邁出了一大步——2007年4月13日晚9時許，倪給我打電話，承認自己抄剽了陸弘石的著作。問我怎么辦。我請她公開檢討。她說怕《當代電影》不發她的檢討。我向她保證肯定會發，并將編輯部主任的電話告之。然而，她從此杳如黃鶴。直到3年後，北大教授李道新驚訝地發現，她的新書又剽竊了他的著作。 12萬：打個老虎 人們說我“打蒼蠅，不打老虎”。其實，我很想打“老虎”，可我不掌握“老虎”的證據。“權學交易”者才稱得上“老虎”。這類交換都是私密行為，像我這樣的等閑人士怎么知道？ 思來想去，想出一個辦法——成立一個“學術反腐工作室”。通過互聯網，放手發動群眾。讓“老虎”們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權學交易有3個無法超越的環節：一是入學考試，二是外語成績，三是論文答辯。要考碩博士，必須經過筆試口試兩道關，那些浪得學位的官員是否合格，一查原始記錄就知。二是外語。碩士要求外語成績及格，博士要求兩門外語。查一查考試卷子，就一目了然。三是學位論文。白紙黑字，你寫得怎么樣，導師的評語，答辯委員會態度，都有案可查。可是，掌握證據的人，憑什么要把證據給我呢？有了，我拿出12萬，獎勵給勇于揭發并提供證據者。打他幾只老虎，出這口鳥氣！ 2007年8月，“學術反腐工作室”成立，我向社會承諾：凡向本工作室提供權學交易的確鑿證據者，本工作室一次給予獎金1萬元人民幣。 時至今日，舉報信接到了幾封，說的還都是“蒼蠅”。其最大者，不過是某校的教授，抄襲了某在職博士的論文。總之，“老虎”連個毛也未見，我一分錢也沒花出去。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