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高遠行天下：志行風格文集（簡體書）

《志高遠行天下》主要內容：“志行風格”體現的是為人稱道的風格、風范和風骨。風格即精神，精神是一種信守。而支撐信守的就是價值觀。“志行風格”之所以30多年來未被淡忘，被引為“經典”，就在于它遵循和恪守的是運動員的核心價值觀。容志行是一名足球運動員。足球被稱為“第一運動”。正因為人們關注足球，才格外關注足球從業人員的品質。“志行風格”的再次提出，并以“文集”的方式整理出版，是一種回顧，更是在中國足球當前形勢下的一種精神回歸和核心價值觀的重新確立。

讓“志行風格”煥發新的光彩首先，對《志高遠 行天下》這本書的出版表示祝賀！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開幕前，胡錦濤總書記在接見新中國發展60年來涌現出的優秀運動員、教練員代表和全國體育先進集體、先進個人代表時，原中國足球隊中場核心容志行也在其中。總書記握著容志行同志的手說：“中國足球還要繼續發揚‘志行風格’。”總書記親切的話語、是對容志行同志說的，是對中國足球界說的，也是對中國體育說的。“志行風格”是新中國足球發展過程中一抹耀眼的亮色，也是中國體育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胡錦濤總書記的要求，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深入挖掘“志行風格”的精髓并使之發揚光大，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努力振興中國足球事業，努力推動中國體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一成名于20世紀70年代的容志行，是那個年代中國著名的足球運動員。在他的身上，不公有著精湛的足球技藝，更是一種高尚的體育精神與道德追求。而這些，都源自于他崇高而堅定的理想信念。容志行同志1972年入選國家足球隊，是當時中國男足左邊鋒，參加過1974、1978年第七、八屆亞運會足球比賽，1976年的第六屆亞洲杯賽，1980年的奧運會足球預選賽和第十二屆世界杯足球預選賽等。他在比賽中傳球和突破都很出色，表現出高超的球技。同時他頭腦冷靜，情緒穩定，自控力強，特別是他在足球場上尊重對手，尊重觀眾、尊重裁判、顧全大局，展現出高尚的體育品格，留下了一段段足壇佳話。容志行小時候身體條件不好，差點被教練淘汰，膽憑借對足球的酷愛，加上善于動腦，不怕吃苦，歷經磨難，終成大器。成名後一些外國球隊以優厚待遇挖他出去效力，但這絲毫不能動搖他為國爭光的信念。祖國始終是他頑強拼搏的精神動力，他說：我國的足球水平還不高，只要祖國需要我貢獻力量，我就打下去！容志行在賽場上技術精湛，進攻犀利，鐵骨錚錚，一往無前。另一方面，面對球場上的斗氣斗狠，損招歪招，容志行的觀點是：“要讓對手折服，最好的辦法是將球送進對方門里，而不是報復。”他的這種態度不但激勵了隊友，也常常感化對手。一個事實是，容志行從進入廣東隊、國家隊到退役，在近18年中，參加各種國內外比賽近千場，卻從未得過一張黃、紅牌子。這是極其驚人和罕見的，幾乎是一個奇跡。優異的運動水平、高尚的人格魅力讓容志行成為那個時期中國足球隊當之無愧的靈魂人物，并帶領中國隊取得了出色的成績。自1979年首屆“全國十佳運動員”評選志，空志行連續3年被評為“十佳運動員”；1994年被評為新中國建國45周年體壇英杰，榮獲體育運動榮譽獎章；在2009年“共和國60年體壇影響力”評選中，有30位體壇名將光榮當選，容志行赫然在列。新中國體育成就輝煌，星漢燦爛，作為一名足球運動員，容志行同志能夠獲得這樣的殊榮，是十分難得的，說明了廣大球迷和人民群眾對他的充分認可和高度評價，也反映出大家對于足球運動寄予的熱情和厚望。容志行同志賽場上所表現出和高尚體育道德作風，被贊譽為“志行風格”。“志行風格”的精髓可以概括為：一是愛祖國、愛人民的高尚情懷。為了祖國需要和人民利益，義無反顧；二是堅定的理想信念和不懈的追求。立志高遠，不甘人後，以出色的成績實現人生價值，貢獻社會；三是愛崗敬業的職業精神。既表現尊重規律，科學訓練，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又表現為勝不驕，敗不餒、不松懈，不放棄、頑強拼搏，全力爭取；四是高尚道德素養。尊重對手、尊重觀從、尊重裁判，寧失一球，不傷一人，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同時又堂堂正正，正氣凜然，不卑不亢，表現出一名新中國運動員的氣度與尊嚴。做到既以精湛的技藝、同時更以高尚的品格為祖國、為人民贏榮譽，實現品德與技術的完美結合。“志行風格”為社會所傳頌，不但成為我國運動員的楷模，也成為各行各業學習的榜樣。可以說，新中國體育事業蓬勃發展的沃土孕育了“志行風格”，而“志行風格”的形成又影響了無數的中國運動員。時至今日，我們體育界的許多同志，提起“志行風格”還是津津樂道稱贊不已。容志行同志是新中國體育運動的杰出代表，是足球運動項目中涌現出的時代楷模，“志行風格”不僅過去是、現在是、而且將來也是中國足球的寶貴財富，值得我們繼續堅持并不斷發揚光大。二北京奧運會後，我國體育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錦濤總書記提出了從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的動員令。從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內涵。我們要響應并落實胡錦濤總書記“繼續發揚‘志行風格’的指示，努力提高我國足球運動水平，大力加強體育道德建設，為建設體育強國作出應有的貢獻。從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的邁進，一個重要內涵就是優化競技體育的內部結構，提高我國競技體育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當前，影響我國競技體育水平提高的主要方面有：田徑、游泳等基礎大項的總體水平不高，群眾喜愛的足球、藍球等集體類項目缺乏競爭力，一些風靡世界職業體育項目發展滯後。足球被稱為世界第一運動，普及面廣，影響力大，商業價值高，在世界范圍內擁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數量龐大的球迷，也深受我國廣大群眾喜愛。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足球運動有了長足的發展，也一度取得良好的成績，成為一支亞洲強隊。隨著世界范圍內足球職業化浪潮的興起和足球運動水平迅速提高，我國傳統足球發展模式也受到了嚴峻的沖擊和挑戰。為此，中國足球也進行了積極的改革和探索。在這個過程中，既有嘗試和經驗，也有失誤和教訓。中國足球實行職業化改革以來，盡管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整體水平和競爭能力長期得不到實質性提高，遠遠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足球的需求和期盼。足球的現狀與中國體育的輝煌成績形成巨大的反差，已經成為制約中國體育實現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目標的一個突出短板。更令人痛心的是，足球領域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假、賭、黑的毒瘤已經嚴重侵蝕了中國的足球的肌體，嚴重阻礙了中國足球的健康發展，損毀了中國體育形象和聲譽。這些腐敗現象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多年累積的行業不正之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足球行業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衡和缺位。曲解職業足球的價值導向，片面夸大物質利益的刺激作用，加劇了足球發展的錯誤認識和導向，使思想教育、道德建設嚴重滑坡，制度建設、機制調整又沒有及時跟上，導致了足球管理的失范，帶來了令人痛心的後果。職業足球所追求的絕不僅僅是經濟利益，而應該是更高水準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職業精神包括職業理想、職業態度、職業責任、職業技能、職業道德、職業紀律、職業信譽、職業作風等多個方面，而在足球領域存在的一系列行業不正之風，包括假球、賭球、黑哨等丑惡現象，都嚴重違背了體育道德和職業精神。前一段時間，體育部門開展足球行業反腐倡廉教育整頓工作，并配合公安部門開展足球領域打黑掃賭專項治理活動，取得了積極的階段性成果，讓人們看到了振興足球的希望。恢復中國足球的秩序，振興中國足球不，有許多工作要做，其中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就是，從思想上撥亂反正，加強中國足球的文化建設和道德教育，重建中國足球的道德體系和精神家園。中國足球必須痛定思痛，知恥後勇，痛下決心，努力改變落後面貌，努力改善自身形象，努力建立行業秩序，努力實現健康發展。包括“志行風格”在內體育精神、職業道德，恰恰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體育、中國足球發展進程中一個需要大力加強的重要方面。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繼續發揚“志行風格”，有著鮮明的現實針對性，更有著浣的指導意義。“志行風格”源于足球，也是中國體育一面重要的精神旗幟，一根重要的道德標桿。“志行風格”是我們的寶貴財富，雖然形成“成行風格”歷史條件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志行風格”核心價值永遠不會過時，反而是當前所要急需加強建設的一項內容務必繼續堅持好發揚好。“志行風格”可貴而突出的一點就在于，看得見，摸得著、生動鮮活、不是空泛的理論、有著大量活生生的事實。因此，對體育工作者，特別是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來說，學習起來既親切又有說服力。學習、實踐“志行風格”，是一項長期的任務，需要持之以恒地堅持下去，需要潤物細無聲般融入運動隊的日常訓練、比賽和生活，讓“志行風格”在中國足球界、體育界深入人心，發揚光大。三體育運動以其積極、健康、公正的內涵，代表了進步的價值觀，成為大眾精神寄托和道德追求的特殊載體。正因為如此，體育的道德教育功能十分突出，優秀的體育人物往往成為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的精神楷模，那些激動人心的體育故事往往令人熱血沸騰，感染、浸潤著人們的道德情懷。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和人民的親切和大力支持下，中國體育事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競技體育水平突飛猛進，成為國際體育舞臺上的重要力量，創造了寶貴的社會精神財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而獨特的貢獻，產生了無數個全國人民耳熟能詳的優秀運動員和英雄集體，包括居安思危、長盛不衰的中國乒乓球隊；不畏艱險、永攀高峰的中國登山隊；“五連冠”的中國女排；被譽為“夢之隊”的中國跳水隊等。他們的遠大志向，奮斗精神、感人事跡，孕育出“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人生能有幾回博”“從零開始”等一系列鼓舞人心、倡導先進文化的警句、格言、奏響著“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時代強音，詮釋著“為國爭光、無私奉獻、科學求實、遵紀守法、團結協作、頑強拼搏”的中華體育精神、是中國體育的優秀代表。而這其中，就包括我們今天仍要繼續發揚光大的“志行風格”。但是也要看到，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體育領域并非一片凈土，形形色色的社會丑惡現象和不良風氣也滲透到體育領域，侵蝕著體育的肌體，傷害著人民群眾的感情，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在新舊體制轉型交替的過程中，各種思想意識的交鋒、道德觀念的碰撞、多元利益的沖突，洶涌而至，沖擊和挑戰著人們的文明準則、包括體育的道德秩序。在各種利益的誘惑之下，一些體育運動的參與者無視國家、集體的榮譽和群眾的利益、見利忘義、虛假比賽，不擇手段、尋釁滋事，甚至鋌而走險、徇私枉法，產生了惡劣的影響。這些違背體育精神、違背社會公德的行為不但破壞體育秩序、損害了體育形象，成為體育肌體上的毒瘤，同時它也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對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的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了不良影響。這時刻提醒我們務必警鐘長鳴，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把體育道德作風建設擺到重要位置上。加強體育道德作風建設，是體育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們要始終把滿足人群眾不斷增長的體育文化需求放在第一位，心系群眾，服務人民；要高舉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旗幟，激勵運動員刻苦訓練，團結協作，努力拼搏，為國爭光；要尊重知識、尊重科學，把握規律、積極創新；要堅持誠實守信，遵紀守法，文明參賽，公平競爭，堅決打擊弄虛作假、徇私舞弊；努力克服嬌驕二氣，抵御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侵蝕；我們要在體育實踐中，知榮辱明是非，堅決糾正體育行業的不正之風，夯實體育事業健康發展的道德根基并在維護社會公德、凈化社會風氣、倡導和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切實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志高遠 行天下》這本書全面講述了“志行風格”的歷史形成背景和過程，記錄了一個個生動的故事，希望通過歷史的對照，對分析和總結當前中國足球的問題有借鑒作用，進而推動中國足球事業和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希望我們的足球從業人員和廣大體育工作者，緊密結合新時期的新任務，讓“志行風格”不斷煥發出新的活力和光彩。振奮精神，團結奮斗在邁向體育強國、構建和諧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建功立業！國家體育總局局長 劉鵬

第一部分 “志行風格”時代符號“志行風格”的提出足壇名將容志行讀懂境界愿景——再訪容志行志行大哥，不必尷尬慚愧第二部分 志存高遠始于足下容志行的故事容志行的足球生涯容志行在長春容志行談“球經”第三部分 一個音符激起和弦艱難與希望——中國足壇漫記中國足壇的一代楷模苦練、鉆研的容志行11號在微笑漫話“志行風格”第四部分 發揚光大繼續攀登球迷眼中的容志行塑造“志行風格”并非一朝一夕——容堅行談二哥容志行提起“志行風格”就有一種責任感——訪《人民日報》資深體育記者汪大昭“志行風格”是中國足球的寶貴財富“志行風格”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他是低調英雄——訪原中國足球隊前衛藺新江超越物質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學習——訪作家楊匡滿足球名宿話“志行風格”足球要打翻身仗必須從娃娃抓起編後容志行簡歷

“志行風格”的提出邱鎮祁1979年，我國處于一個大變革的時期，人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錮的思想逐漸“解放”，一個“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時期到來了。其時，我自1975年即從《體育報》編輯部調返廣東，成為報社“中南記者站”記者，朝夕在廣東省體工隊（二沙頭） “泡”，尤其是足球隊和水球隊這兩支“光棍隊”，幾乎天天必去，看訓練，隨隊出征采訪比賽。我那時才三十出頭，比他們大不了多少，與那撥隊員混得相當熟，可以說是無話不談。至今三十多年過去了仍是好朋友，有些還成為摯友。那時容志行已成為廣東足球隊的主力，他與中鋒魏崇金住在廣東足球隊最靠珠江邊的一個房間，旁邊就是廣東體工隊的飯堂。每當中午開飯時，我便到他們的房間，為的是“蹭”一頓飯。正是這樣的“共同生活”，使我對容志行的人品、球品、訓練和比賽作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少“故事”就是在吃飯、閑聊中印在我腦海中的。1979年，我從記者站輪換到球類部（那時規定駐地方的記者輪流返京，回編輯部工作三個月），時值報社請新華社副社長杜導正到報社作“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報告，給我們思想上很大的啟發。無巧不成書，杜導正同志是60年代初，由中南局第一書記兼暨南大學校長的陶鑄同志，將其從新華社廣東分社調任暨南大學新聞系主任，是我的老師。當報告結束後，我迎上去叫了一聲“杜老師”，杜導正同志馬上記起我這個學生，并說你在學校好運動，現在當體育記者，正好，但更要解放思想，沖破“禁錮”，善于發現運動員“閃光”的思想，加以理性的提煉，寫出一些有分量的文章，不要怕被人一時誤解，要把自己鍛煉成一名出色的記者，我這個當老師的就滿意了。良師一席話，頗有啟發。那時我三十出頭，血氣方剛，時常有一股莫名的“沖動”。于是我把幾年來對廣東足球隊的了解和采訪材料進行了梳理，感到容志行的為人和比賽作風應是每個運動員的楷模。而當時《體育報》為了迎接第四屆全運會的到來，正準備宣傳一些運動員的事跡，并給一些老記者布置了任務。我這個涉世未深，而且在球類部是“臨時”輪值的年輕記者，竟然“斗膽”在部里開會時，提出要寫一篇反映足球運動員容志行的重點稿，并依據容志行的好朋友、廣東體委宣傳處副處長、 《體育報》兼職記者翁瀾前向我提供的一些容志行的基本素材，以及我采訪和了解容志行的材料進行了說明。當時球類部主任馬信德認為這是一個好題材，并代我向編輯部領導王承放、王云從、王舜華匯報，幾位領導一致認為可以列入重點報道計劃，并責成我盡快把初稿寫出來，交大家討論。我喜出望外，頗有受寵若驚的感覺。于是憑著一股沖勁以及對容志行的了解，“開夜車”一氣呵成地寫就了《足壇名將容志行》一文。當時我覺得容志行的人品、球風、精神已形成一種風格，但用什么詞來定義這種風格呢？冥思苦想中我突然想起在二沙頭看廣東隊訓練時，一些圍觀的球迷在議論“這就是容志行的風格”。我靈機一動，干脆就用“志行風格！”這樣既新鮮又響亮。大標題《足壇名將容志行》，最後一段小標題明確突出“志行風格”，這在當時是“犯忌”的。因為在“文革”中運動員的名字不上大標題，幾乎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何況在“志行”的名字後還冠上“風格”二字，更是有點“刺”了。當時幾位領導都覺得文章可以，不需改動，但也有部分同志認為還是“穩”點好，建議將大標題和第三段小標題做適當的修改。而當時值班的常務副總編輯佘世光同志則認為不必改，好就好在標題上。既然有不同意見，就送國家體委黨組審批吧。當晚子夜，國家體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黨組秘書張彩珍給佘總打來電話，說文章已送國家體委常務副主任榮高棠審閱。認為文章很好，標題也不必改動。這樣“一錘定音”，第二天《體育報》（1979年9月5日）在頭版以大字標題“出街”。現在講這個“討論”和“審”的過程，也許讓人覺得可笑，但在當時卻是一個十分嚴肅的“政治問題”。文章見報後，在體育界、新聞界引起了較大反響，尤其是“志行風格”的提法，以一個運動員的名字命名為一種風格，確實有點“新鮮”。但正如我在文里所寫的，我只不過是將人們對容志行的評價用群眾語言表達出來而已。隨著第四屆全運會的到來，提倡運動員要有一個良好的體育道德作風，中央各大新聞單位，如新華社、 《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都沿用并報道了“志行風格”，各地方報刊，尤其是容志行所在的廣東省各新聞單位，也紛紛報道“志行風格”，并將其視為一名優秀運動員的行為標準，容志行也就成為了大家學習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