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革命者的史達林 1879-1929：一項歷史與人格的研究（簡體書）

《作為革命者的史達林(1879-1929):一項歷史與人格的研究》是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塔克所著的斯大林傳記的第一部。
《作為革命者的史達林(1879-1929):一項歷史與人格的研究》探討的不僅僅是史達林個人的問題，它要研究闡明的是性格如何與環境相結合造成歷史的問題。羅伯特‧塔克多年的研究和反思將這部關于史達林早年歲月的傳記造就為一部真正的歷史和文學傑作。

作者：（美國）羅伯特·C.塔克（Robert C.Tucker） 譯者：朱滸 編者：羅鳳禮 蕭延中

羅伯特·C.塔克（Robert C.Tucker，1918-2010），美國歷史學家。生于密蘇里州堪薩斯城。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和史達林傳記作者。他于1944-1953年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贊。1958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為“卡爾·馬克思的哲學與神話”。他所著的約瑟夫·史達林傳記系列被美國斯拉夫研究會評價為他最偉大的成就和貢獻。

《作為革命者的史達林(1879-1929):一項歷史與人格的研究》是一部引入入勝的傳記，講述了史達林的早年歲月以及1929年作為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上升到權力頂峰的歷程……
一部堪與伊薩克?多伊徹的托洛茨基系列傳記相媲美的圖書，開創了史達林傳記研究中人格結構分析的先河。
史達林的人格特征如何形成？他又如何走上掌權之路？堪與伊薩克?多伊徹的托洛茨基傳記三部曲相媲美的經典作品。史達林心理分析研究的開創性著作。

關于史達林的傳記作品有它自身的一套傳統。作者們都會一成不變地在一開始就指出，外高加索地區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間、高加索山以南，在歷史上就是個亞洲人和歐洲人混居雜處的地方。接著，他們都會先概述一下那個小小的外高加索國家格魯吉亞，然後說在這個國家的小鎮哥里于1879年誕生了一個叫做約瑟夫·朱加施維里的男孩，他後來聞名世界的名字便是史達林。接下去，故事就按照編年的方式順順當當地往下進行。
這本書盡管也采取了傳記的形式，但卻以略微不同的構思引出了它的特殊主題：性格與公開的政治世界的聚合點。我的目的與其說是講述一個人生平的故事，還不如說是要闡明他與歷史的聯系。這個人的一生是使自己後來成為最專制的統治者的一生，而且當代所有的大國里都還能見到這種形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也可以說成是對一個獨裁者的形成與他得以獨裁的那些條件的研究。
自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他的名字被歷史記錄為暴君的代名詞，對這個斷言可能持有的任何懷疑，都被俄國的揭密洪流沖滌得一干二凈。無數事實無可爭議地表明，他是一個性格專橫的人。然而，既通常又具有悲劇性的是，事後看來非常清楚明白的許多事情，往往無法事先預見。蘇維埃早期統治俄國的黨內寡頭中，看來許多人并沒有覺察出斯大林是一個潛在的獨裁者。這個統治集團包括那個強有力卻不專制的領導人列寧，他周圍是一群地位略低的著名革命人物：列夫·托洛茨基、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列夫·加米涅夫、尼古拉·布哈林、卡爾·拉狄克和其他一些人。相比而言，史達林在黨的高級領導層之外并不怎么為人所知，而且高級領導中的許多人還把他視為二流角色，因此他不是個叫人害怕的人物。他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前的運動中上升為黨的一個組織者，是在俄國進行地下工作的“委員”之一。1917年11月，黨取得政權的時候，他也成了一個重要人物，不過在列寧的革命的蘇維埃共和國里，他依然不是最高級別的領導。然而五年以後，他就是最高級別的領導了。除了身處主要的決策群體之中，他還得到了關鍵的、具有組織權力的職務——黨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只是，在布爾什維克的高層中，輕視他的看法依然故我。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領導層對來自列寧的警告無動于衷。1922年晚期，列寧雖病勢沉重但還是關心著黨的未來。這時他也確信，史達林的某些性格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粗魯”以及他在政治上受“憤恨”指導的傾向——使得繼續委托他擔任具有很大權力的總書記職務是危險的；在一封致即將召開的黨代會的信中（這份文獻後來被稱為他的“遺囑”），他建議史達林的職務應由一個“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的人來接替。他接著說，性格問題看起來可能是一件小事，可它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件小事。1924年1月，列寧去世後，他的遺孀將這份文件傳達給了黨的高層領導。然而，他們沒有理會列寧關于史達林的勸告。最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以生命為這個決定付出了代價。
由于要描述一下後來的歷史進程，我們可以把話題轉向尼基塔·赫魯曉夫，即繼史達林之後成為蘇聯共產黨領導人的那個人。1956年2月，在蘇共二十大的一個秘密會議上，赫魯曉夫高聲宣讀了列寧遺囑中處理史達林問題的那部分內容，并且說：“後來的事件證明，列寧的憂慮是正確的。”接著他重新描述了這些“後來的事件”。他敘述的主旨是要說明，史達林在20年代贏得黨內最高地位後，緊接著在30年代把寡頭式的一黨體制轉變為獨裁政治，其中，統治黨自身屈服于他個人控制的秘密警察之下。。在進行黨內清洗的那些年代，他策劃了一場真正的蘇維埃大屠殺。那些早先反對過他的入，還有其他成千上萬的人，都被作為“人民公敵”而遭到了槍決或被送進了集中營。史達林通過大清洗和恐怖行動建立了一個個人專制的王國，在其中，他一個人作出所有的重大決定，并迫使他的同僚們只能恭順地說“是”。他還運用這種專制權力來宣揚他的個人榮耀，例如，通過秘密地改寫他個人的官方傳記來突出他的偉大這個主題。
作為這個獨裁者的一名助理官員，赫魯曉夫憑著自己30年代到史達林去世期間的經歷，在二十大的秘密講話中（這個秘密沒保持多久）提出史達林個人的性格問題。他說史達林不能容忍批評和不同意見，樂于使任何被他視為“敵人”的人遭受痛苦或死亡，有強烈的懷疑感和猜忌感，還有被陰謀集團所包圍的意識以及對贊美與榮耀的渴望。赫魯曉夫強調說，史達林的“負面性格”越來越嚴重，而且這些特性“持續不斷地發展并在最後數年中達到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總之，他描繪了一個獨裁者的經典形象，而且自此以後，不同類別的人們。又以更多的細節重新描繪了這個形象，在許多例子中，他們同樣根據親身體驗來談論它。這些人包括：黨的其他領導人，其重要地位足以與斯大林有直接聯系；二戰中在斯大林手下服役的將軍們；蘇聯的記者和作家們；熬過集中營而寫出回憶錄的老布爾什維克；那位著名的南斯拉夫人米洛萬·吉拉斯，他在40年代與史達林打過交道；獨裁者的女兒，斯韋特蘭娜，基于她是這個家庭的見證人這一獨一無二的優越位置，她所寫出的確鑿證據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意義；還有那個持不同政見的前蘇共黨員梅德韋杰夫，他業已把新的傳記資料編入關于史達林權力生涯的一部著作。
學者們只能盡量利用這些如今隨手可得且極為豐富的資料。但是，對史達林的性格和驅使他用清洗和恐怖手段來尋求無限的專制權力的精神動機進行必要的分析，這個工作充其量還僅僅是個開始，至于洞悉這些精神動機與他的政治目標、政治理想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則做得更少了。盡管許多相關的證據已經長久地記錄在案，史達林早年政治性格的形成也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什么使他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為什么他20歲時退出神學院而把追求革命作為職業，為什么在絕大多數格魯吉亞馬克思主義者選擇孟什維克時，他卻成為列寧的布爾什維克追隨者，以及他在革命運動中的個人目標是什么——所有這些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如果要對他晚期的行為有更為深入的了解，就必須回答這些問題。
20世紀的一些心理學思想權威，如卡倫·霍奈和埃里克·埃里克森（不用提他們的先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了），告誡我們要更為敏銳地評價個性的發展。性格與動機并不會固定不變；它們在生命中會經歷發展與變化，一般情況下，這些發展變化在緊要關頭和決定未來命運的決斷時刻顯現出來。另外，自我的個性或年輕時形成的“心理－社會的自我身份認同”（埃里克森的用語）有預期性和規劃性的特點。它包括的不僅僅是個體對自己是怎樣的人和要做什么的意識，而且還有他的目標——他對自己得到什么、應該得到什么、想要得到什么的那種或者清楚或者尚未成熟的信念。因此，一個人後來生平中的多變性不可能不深刻影響他的性格。內心生活方案的實現與否必然會影響個體與自我的關系，而且這正是位于性格核心的東西。它同樣會影響他與那些對他有重要意義的入的關系，因此，也許會影響他和他們的全部生活。所有這些對那些成為獨裁者的人和其他人都一樣真實。因而在研究這種生活時，應該探究一個人成長時代的意向結構，揭示其事後的看法和他在生命中期對自己涉身其間的生活史的態度。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談到“專橫的性格”時，我腦海中確實沒有那種假定的心理綜合癥觀念，這種觀念認為這種病癥會在早年顯露出來并在以後作為一個常量而發揮作用。這種觀點既與前面剛剛提到的個性發展概念相矛盾，又與我們面前的這個經典事例中的事實相抵觸。我們可以在史達林年輕的時候來看看一個未來獨裁者的素質。我們會發現，他身上那種專橫的性格根本沒有形成。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什么20年代初——那時他40歲剛出頭——他周圍的許多人沒有感覺到危險正在陰森逼近。我們無法假定，在那時和那以前，他本人就已經確定無疑地把未來的獨裁作為目標。沒法表明史達林確想成為一個暴君。看起來他想得到的是政治權力，以及隨之而來的公認的布爾什維克運動領袖的角色，即第二個列寧。他想成為那個繼承者，正如他早先想成為列寧最親密的戰友一樣，成為他早年作為自己個性認同形象和典范的那個人。他的最大愿望是，像列寧一樣成為歷史中的英雄。自然，其他許多人，首先是那些布爾什維克，在這個生活劇本的演出中也有他們相應的角色。
循著這樣的研究，必須考慮的不僅是那個可能呈現專橫性格的人，而且還有環境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同時，還必須考慮歷史的因素，包括這個人渴望扮演的角色。布爾什維克們很自然地接受甚至尊崇列寧為他們的領袖。列寧在黨內的特殊地位并不是制度上規定的一個職位，像美國總統那樣，而是非正規的領導人角色。然而，這個角色在黨的活動和集體意識（或在如今可稱之為該黨的政治文化）中有明確的、極其重要的位置。在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上，列寧的黨內地位持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因為這場革命運動是他發起并領導的。因此，這項研究試圖從重新刻畫這場運動的性質和它的領袖列寧的作用開始。
本卷的主題是直到1929年末的史達林，那時他完成了取得最高政治地位的長征，并贏得了黨對他成為列寧繼承人的承認。但本項研究并不嚴格按照編年來進行。只要與這里的主題相關，我覺得引用他後來的事實和片段也是可以的，而且我也把某些20年代的問題，比如史達林外交思想的發展，留到與他30年代的行為聯系起來加以考慮。而這些行為則是下一卷《自上而下的革命》準備探討的主題。
埃里克森稱做“心理史”的新型傳記，正如新領域常常表現的那樣，既令人激動又充滿危險。一種危險是，把一項研究的注意力如此多地集中在領導人的個性上，實際上只對這個因素在影響歷史進程或歷史步伐時所起的作用傳達了一副簡單化的圖像。對有影響的政治領導人進行心理史的研究所要面對的挑戰，絕不只是盡可能地利用富于洞察力的系統方法來查驗研究對象的性格。
在這個我正在進行研究的例子當中，其結果——史達林的崛起和後來的獨裁，要從下列因素中尋求解釋，即史達林的個性、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性質、20年代蘇維埃政權歷史形勢的性質以及俄國是一個有專制和普遍接受專制傳統的國家。然而只有澄清所有這些因素的復雜結合，我們才能發現為什么個性在這個例子中成為——正如列寧為時已晚但卻準確預見的——一件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前言
致謝
第一章 俄羅斯序幕

第二章 革命英雄列寧
最初十年
布爾什維主義的開端
領導集中制的團體
當權的領導人

第三章 柯巴：成長的歲月
格魯吉亞序曲
在哥里成長
神學院學生
職業革命家
沙皇間諜問題

第四章 朱加施維里成為史達林
柯巴的馬克思主義
列寧的魅力
英雄認同
民族認同的改變

第五章 成為布爾什維克領導人
地下黨生涯
民族問題理論家
西伯利亞軼事
1917年

第六章 當權的革命者
人民委員
走向戰爭
追求軍事榮耀
黨內政客
重返外高加索

第七章 與列寧的沖突
通往沖突之路
憲法問題
格魯吉亞事件
失敗的清洗
史達林與列寧崇拜
余波

第八章 權力和對列寧的繼承
史達林的政黨機器
宗派政治學
空缺的角色
開局的策略
史達林的列寧主義對托洛茨基的列寧主義
著作權問題

第九章 革命歷史的政治學
開端
托洛茨基開火
“筆戰”
防御中的史達林
收場

第十章 一國社會主義
列寧的指導方針
關于工業化的爭論
擊敗托洛茨基
是俄國的熱月嗎？

第十一章 史達林主義出世
史達林與布哈林主義
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
右翼反對派的失敗

第十二章 決定性的小事
別人看他
他看自己
處理矛盾
渴望肯定
報復性反應
投射的史達林

第十三章 新英雄
崇拜的誕生
最優秀的列寧主義者
偉大的革命家
國內戰爭中的勇士
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社會主義的締造者

第十四章 曖昧不清的結局
參考文獻
譯者後記

他的不可否認的貢獻是：鼓舞布爾什維克們在時機到來時采取決定性的革命行動。這個根深蒂固的信念促成了他在隱身處寫出的所有著作和信件。表面上，《國家與革命》是一篇理論文章，實際上他追求的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實際目標：使布爾什維克們（也許還包括他本人）相信，用武裝與暴力奪取政權，然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來鎮壓資產階級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這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隨後，他在另一本小冊子《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中，試圖平息懷疑，并駁斥那種認為黨即使奪權成功也可能保不住它的恐懼思想。他說，如果13萬地主能夠在1905年後對俄國進行壓迫性統治，那么站在下層階級的利益上的24萬布爾什維克肯定也能統治它，假如他們能采取迅速的步驟，特別是吸引千千萬萬貧困者通過類似蘇維埃的組織來參加日常管理工作，就能擴大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社會基礎。
他在《馬克思主義與起義》（這是他在9月底致黨的一封信）中強烈主張，現在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確定無疑，因為一場成功起義的所有客觀條件都已具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蘇維埃中多數人支持布爾什維克，全國范圍內高漲的革命精神，其他階層的黨派十分優柔寡斷，黨的另外一個優勢是：它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須遵循的道路。後來，在10月的另外一系列信中，他差不多是脅迫黨的領導作出重大的歷史決定。盡管有人對此表示懷疑，還有一些著名人物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反對。“我們不能再等了！我們會失去一切！”在俄歷10月24日的信中，他最後一次向中央委員會大聲疾呼：“歷史不會饒恕那些延誤時日的革命者，他們本來在今天可以獲得勝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勝利），卻要拖到明天去，冒著喪失許多、喪失一切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