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東行紀(修訂版)（簡體書）

《大中東行紀》內容簡介：恐怖主義為何主要在大中東猖獗？突尼斯小販自焚何以點燃北非局勢的燎原之火？巴勒斯坦、黎巴嫩、蘇丹、索馬里、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紛亂不斷的前因後果？大中東有怎樣的歷史和文明？伊斯蘭世界的現狀和前景何在？尋路大中東，從歷史解讀硝煙，用腳步探討文明。《大中東行紀》由作者逐一游歷大中東各國的經歷，追述大中東各國的歷史與文化，并以人類歷史的縱深和國際政治的視野，探究中東、北非、高加索等地區硝煙不息的歷史緣由和現實原因，匯聚作者對人類不同文明之間橫向交流與縱向演變的觀察和體會。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之間的碰撞與消長，羅馬、波斯、拜占庭、阿拉伯、蒙古、奧斯曼等帝國的沖突與興替，英、法、意、俄（蘇）、美等強國百余年來在大中東的掠奪和影響，以及大中東各國謀求獨立、發展的抗爭與曲折――作者將在大中東31國的經歷、見聞和思索，連綴起來，拼接出一幅波瀾壯闊的大中東文明圖景。

張信剛，世界著名生物醫學工程專家。曾在美國、加拿大著名大學任教20多年。1990年任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創院院長，1994年任美國匹茲堡大學工學院院長，1996年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2007年退休。之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及土耳其海峽大學講授人文通識課程，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的名譽教授，也是北京大學葉氏魯迅講座教授。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出版中、英文著作12部，近年作品有《尼羅河畔隨想》、《大學之修養：張信剛人文隨想》、《茶與咖啡：張信剛文化與經濟講座》等。
張信剛教授于2000年獲選為英國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2008年當選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2000年獲法國政府頒授“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勛章”，2009年又被授予“法國國家學術棕櫚司令勛章”；2002年獲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的“金紫荊星章”。曾任香港文化委員會主席、香港科技創新顧問委員會委員等公職。

《大中東行紀》：1.大中東：世界并非靜悄悄，尋路大中東，游走于文明之間，一個國家一個國家追蹤大中東地區動蕩不息的根源!2.大中東：歷史并沒有終結，一部極簡要的大中東文明史，在這里讀懂大中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3.大中東：最後的天空之後，觀察伊斯蘭世界的一冊精彩圖文書，大中東不是一片沙子的世界!4.大中東：從歷史解讀硝煙，用腳步探討文明，非同尋常的阿拉伯世界巡禮，華人精英杜維明、梁文道等聯袂推薦。

這里并非靜悄悄
【從地理與歷史看大中東局勢】
2010年12月，一個突尼斯小販的自焚，改變了北非和中東地區的歷史進程。
突尼斯群眾持續大規模示威，當權二十三年的本o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被逼出走。接著，埃及群眾推翻了掌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兩人都被起訴，兩國都在修改憲法，準備選舉新政府，結果很難預料。
波斯灣島國巴林的什葉派（Shiah）群眾沖擊遜尼派（Sunni）王室，政府以武力鎮壓，又有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前景尚不明朗。
利比亞反對派武裝和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政府由一方示威和一方鎮壓演變成全面內戰；西方國家以武力積極支持反對派，在位四十二年的卡扎菲大勢已去。利比亞行將分裂，前途堪慮。
也門兩派沖突不斷升級，首都薩那（Sanaa）戰火紛飛。在位三十三年的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以拖待變，在去留之間徘徊了數月之後，終因受傷而出走。也門的局勢很難預料。
敘利亞先靜後亂，反對派的示威浪潮逐步升高，巴沙爾o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政府內似乎有鎮壓和懷柔兩派，近月來軟硬兼施，似乎還有相當的支持者，但已很難扭轉乾坤，重建威權統治。
摩洛哥、約旦、黎巴嫩和伊朗等多國的反政府力量也在尋找機會，隨時可能造成風潮。
美國于此時刺殺了”基地“組織頭目本o拉登（Osama Bin Laden），將反恐戰爭帶入一個新階段，也使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得以制訂它的新中東政策。
將來無論誰下臺誰上臺，不論美國和它的盟友采取何種政策，阿拉伯各國的人民已經覺醒，中東地區的社會發展和政治生態必將出現深刻變化。
眾多伊斯蘭國家的動亂似乎會使它們更難共同對付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十分清醒，這些伊斯蘭國家的變化極可能會給它帶來比過去更為嚴峻的挑戰。
此外，格魯吉亞最近有反政府示威。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領土之爭也有激化的傾向。北高加索地區的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威脅，使整個高加索地區的情勢呈現很大的內部和外部張力。
這一切都說明，這個我稱為”大中東“的地區確實是危機叢生，很值得關心時局的人們密切注視和進一步了解。
2010年3月至12月我在香港《信報》上連續發表了三十九篇”游走于文明之間“的系列文章，記述我個人在”大中東“地區旅游和居住的經歷，介紹各地的歷史、文化、政治、社會和經濟概況，并對這個地區人類文明的發展做了一些綜述。2011年以來，中東和北非形勢驟變。這一方面令我自己多年來的興趣更為增強，另一方面證明我2010年在報上發表的文字，特別是對時局和社會現象的觀察，都頗能經得起考驗。
所以我將已發表的文字加以修訂補充，又增寫了六篇文字，共為四十五篇，以《大中東行紀》為名結集出版。本篇為本書的《緒言》；另附”大中東地圖“、”大中東地區大事年表“和”索引“，以便讀者查對。
“中東”與“大中東”
“中東”是近百年來由歐洲人開始使用的名詞，一般指亞、非、歐三大洲相交的地區，定義并不準確。傳統上中東包括埃及、以色列、（被占領下的）巴勒斯坦、約旦、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門、阿曼、阿聯酋、卡塔爾、巴林、科威特、伊朗、土耳其，共十六個國家。除了以色列，其余十五個都是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伊斯蘭國家。
與上述的十六個中東國家相毗連的還有蘇丹、利比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這五個位于非洲的阿拉伯國家。這二十一國合起來可稱為“文化中東”。
此外，有十個國家的地理和歷史與“文化中東”的關系十分密切；它們的命運難以與這二十一國切割。這十個國家是地中海地區的希臘、塞浦路斯、馬耳他，南高加索的亞美尼亞、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以及非洲東部的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吉布提和索馬里。在這十個國家中，希臘、塞浦路斯、馬耳他、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七國的主要人口是基督教徒；阿塞拜疆、吉布提、索馬里三國的主要人口是穆斯林。
以上三十一個國家（再加上伊朗之東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人類文明最早出現的地區，是世界歷史上不同文明沖突與交融最為顯著的地區，也是當今世界各種矛盾集中表現的地區，可以合稱為“大中東（The Greater Middle East）”。
由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無法與中亞和南亞分割，而這個“游走于文明之間”系列的第二冊將會介紹中亞和南亞，本書的范圍就限于這三十一個國家。
在本書論及的“大中東”三十一國中，二十三個是伊斯蘭國家；除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外，其余二十個是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共有二十二個成員）的成員國。
歷史沿革
從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14世紀，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Achaemenid Empire），亞歷山大帝國及其後的塞琉古（Seleucid）王國，羅馬帝國與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拜占庭帝國與波斯薩珊帝國（Sassanian Empire），阿拉伯帝國，塞爾柱帝國（Seljuk Empire），以及蒙古帝國先後在大中東地區建立霸權，控制主要貿易通道。
對今日大中東影響最深的是領土跨越亞、歐、非三洲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四百年統治（1520－1920）和波斯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的兩百年統治（1520－1720）。19世紀，英國、法國、俄羅斯和意大利先後控制大中東地區的不同部分；一次大戰後奧斯曼帝國崩潰，英、法兩國的勢力達到高峰。今日大中東各國的版圖大致是根據這四個歐洲殖民國家的管轄區而劃定。
二次大戰後美國與蘇聯進行冷戰。美國建立巴格達條約組織，囊括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四個大國；蘇聯則在埃及、敘利亞、南也門、埃塞俄比亞取得優勢。1979年，美國將埃及納入自己的軌道，可謂一大斬獲，卻又因為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而痛失一局。這一年是大中東的一個轉折點。
1990年，蘇聯解體。美國因為伊拉克進攻科威特而發動海灣戰爭，突顯了世界唯一超級強國的實力。從此美國在大中東的力量驟增；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相比也更為強勢。這一年是全世界以及大中東的另一個重要轉折點。
大中東不等于伊斯蘭地區
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一定會同意，大中東是農牧和畜牧業的起始點，城市文明的發源地，象形和拼音兩類文字的首創區，世界三大“一神教”的誕生地。
戰略專家、能源專家和軍事專家都會同意，大中東地區是世界上戰略地位最重要，能源儲量最豐富，武器裝備購買額最高和國際沖突熱點最多的區域。
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也會同意，大中東大部分國家宗教氣氛濃厚，專制統治盛行，經濟發展滯後。
雖然在大中東地區的三十一個國家中有二十三個伊斯蘭國家，卻不能將這個廣大地區定位為伊斯蘭地區。同理，不能因為這二十三個伊斯蘭國家中有二十個是阿拉伯聯盟成員而把它們都視為阿拉伯文化區。然而，由于阿拉伯聯盟的二十二個成員國中有二十個在“大中東”，我們可以認為“阿拉伯世界”涵蓋在“大中東”之內。
大中東的八個非伊斯蘭國家具有顯明的特色，正是由于它們的存在才突顯了大中東地區復雜紛紜的本質。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猶太國家，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大中東地區的忠實盟友，也是這個地區軍事與經濟力量最強的國家。其他的七個基督教國家分屬五種不同的基督教會，但它們都親西方而遠鄰國。
這八個非伊斯蘭國家都缺乏石油資源。除以色列外，經濟與社會發展和它們的伊斯蘭鄰國大致相當。除希臘和亞美尼亞外，其他六國境內都有很高比例的穆斯林人口，處于所謂“文明沖突”的風口浪尖上。
既然大中東地區的三十一個國家中有二十三個是伊斯蘭國家，而伊斯蘭復興又是近三十年來的世界趨勢，要了解大中東就必須要對伊斯蘭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傳統有所認識。
伊斯蘭傳統
伊斯蘭（Islam）于公元7世紀興起于阿拉伯半島西部，創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被尊為先知，是穆斯林（Muslim）社群的宗教、政治和軍事領袖。他的幾任繼承人（哈里發[Khalifa]）東征西討，擴張迅速。公元8世紀初，以大馬士革（Damascus）為首都的倭馬亞（Umayyad）王朝的領土西至西班牙，東達巴基斯坦。繼之而起的阿拔斯（Abbasid）王朝在巴格達建立新都，繼承并發展了希臘與波斯文明，于10世紀時創造了輝煌的伊斯蘭文明。在這個文明里，宗教涵蓋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并沒有“政教分離”的概念；法律源自《古蘭經》（Quran，真主的啟示）與《聖訓》（Hadith，穆罕默德言行的匯編）；數學、天文學、醫學領先于中世紀的任何其他文明；文學以詩歌為主要形式；哲學大體源自古典希臘，頗多創新，但有些學派曾被判為異端而遭到禁止。
自9世紀起，出現了實質獨立的地方政權。由于哈里發名義上仍是全體穆斯林的領袖，地方統治者一般不敢僭越，只自稱都督（Emir）；也有的自稱國王（Malik）或蘇丹（Sultan），自行鑄造銀幣，并規定臣民在周五聚禮的禱文中加念自己的名字。伊斯蘭統治者在自己的轄區內統攬軍事、外交、司法、貿易、教育等，擁有絕對權力。統治者依靠軍隊，通過地方士紳和部族首領維持政權，又經常把收稅的工作分包給各地富豪。
伊斯蘭統治者原則上依照《古蘭經》和《聖訓》施政，以宗教區分臣民：穆斯林是一等公民；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瑣羅亞斯德教徒是二等公民，稱為“有經者”（Ahl Al-Kitab），享有宗教自由和一定的自治權，但要交納人丁稅（jizyah）；其他人稱為“不信者”（kufr，英譯“infidel”），在社會上被蔑視。
伊斯蘭社會早期是由城市工商階級構成。雖然阿拉伯帝國後來并入許多游牧部落和大量農民，但伊斯蘭統治者向來重視商業活動。在哈里發盛世，帝國的貨幣統一，道路通暢。後來的地方統治者盡管經常互相征伐，但對工商業依舊重視；他們會派出市場巡察員，維護商業道德與秩序，興建商旅客棧以促進貿易。
統治者定期直接傾聽子民的申訴和要求，因此一些宮殿里有接見百姓的廳房。詩人在伊斯蘭社會地位崇高，統治者會經常宴請詩人，而赴宴的詩人則會絞盡腦汁用華麗的辭藻頌揚真主和阿諛君王。統治者也會籠絡宗教學者（ulema），使他們在周五聚禮講經（khutbah，漢譯“呼圖白”）時擁護自己，并在必要時由宗教法官（mufti）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教法裁決（fatwa）。
蘇非主義（Sufism）是伊斯蘭教中的一種神秘主義，它的出現反映了許多穆斯林無法從刻板的正統教義與儀式中得到心靈滿足。蘇非們用祈禱、冥思、舞蹈等方法尋求與真主合一的直接體驗。由于大批本來信奉薩滿教（Shamanism）的中亞游牧民族在10－12世紀轉奉伊斯蘭，之後的蘇非儀式因而帶有若干薩滿教的痕跡。自12世紀起，正統伊斯蘭與蘇非主義開始相互滲透，各地的伊斯蘭社會出現了許多蘇非教團（Tariqa，又譯“道門”）。蘇非教團一般在世襲教主（shaykh，又譯“謝赫”）的領導下，有固定的禮拜和修行的場所，也形成社會上的互助組織，因此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相當影響力。
由于中東地區與歐洲接近，伊斯蘭社會接觸歐洲近代文明較印度和中國為早。奧斯曼帝國在18世紀末期就聘請法國軍官開辦新式軍官學校，并在19世紀中葉開始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埃及在19世紀初開始引進歐洲的軍事和郵政制度。
一百多年來，大中東地區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可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是愿意向西方學習、接受國家世俗化概念、傾向民族主義的“西化派”，主要是軍人和專業人員。第二類是希望通過伊斯蘭復興而振興社會的“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s）”，包括許多在伊斯蘭社會具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學者；其中的溫和派鼓吹建立符合伊斯蘭教義的現代社會，激烈派則敵視西方，主張清除一切違反伊斯蘭教義和禮儀的外來習俗。第三類是教育程度不高、居大多數的中下階層，他們有樸素的宗教認同和民族感情，看法較易受伊斯蘭宗教學者的影響。
經過百余年的演變，這三類穆斯林目前在不同國家的比例各不相同。他們之間力量的消長將會決定大中東地區的未來。
【發展的困局和民主之雙刃劍】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在發達國家的推動下，世界進入了全球化與信息化時代。與此同時，在全球范圍內也興起了伊斯蘭復興運動。
這兩大趨勢使所有伊斯蘭國家都面對外界和內部的雙重挑戰。雖然不同國家的應對有異，但大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整體表現是政治民主化遲緩，經濟全球化滯後。這就意味著它們可能要面對國內紛擾和在國際競爭中被邊緣化的雙重危機。
政治制度落後
在大中東的二十三個伊斯蘭國家中，有君主制、君主立憲制和共和制三種政體。不論實行哪種制度，當政者大權獨攬的現象非常普遍，“家天下”的色彩濃厚，家族、部族聯盟往往是支持政權的主要力量。當拉丁美洲和亞洲各國紛紛擺脫權威政治、逐漸進行民主化之時，多數伊斯蘭國家的當權者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只以“我國情況特殊”來推諉，或者“口頭上附和，行動上拖延”。伊斯蘭國家都沒有民主傳統，移植西方的制度也未必有效。但故步自封絕非長久之計。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這兩個隔波斯灣相望的產油大國，一個自認是遜尼派伊斯蘭的正統，另一個是什葉派伊斯蘭的當然中心；一個親西方，另一個則反西方，但它們卻一致地實行政教合一制度，嚴格執行伊斯蘭教法（Sharia）。
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都是20世紀中葉時，由軍人通過革命建立的世俗化政權。這批軍人當政後，在政治上壓制伊斯蘭主義者，在經濟政策上初期照顧社會的中下階層，因此得到普通百姓的擁戴。當政若干年後，他們的家人和親信者都已成為權貴，在政策上逐漸偏向上層，令社會貧富懸殊，引起一般百姓的不滿。最後，這批統治者逐一變成稱作“總統”的國王。
也門和索馬里隔亞丁灣相望，兩國都相當貧窮落後，雖然借用“議會”等現代名詞，實際上沒有脫離部族政治的傳統。也門經過多年內戰後，1990年由南、北也門合并而成；雙方之間既有遜尼派與什葉派之爭，也有歷史宿怨。現任總統薩利赫去職後，也門很可能陷入混亂或內戰。
索馬里19世紀時分別屬于英國和意大利，近二十年來不同部族的軍閥混戰，加上美國、埃塞俄比亞等國的軍事干預，現在實際上有三個政權。在西部和北部的政權還能實行有效統治；面對印度洋的主要部分，名義上由占領著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統治， 實際上是不同派系軍閥各自為政、海盜猖獗的“失敗國家”。
在這二十三個國家中，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最為堅實穩定。自1923年成為共和國後，經過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urk，又稱凱末爾）積極推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土耳其奠定了現代世俗化國家的基礎。1938年阿塔圖克去世後，土耳其又經過半個世紀由軍人監督文人政府的“訓政”時期，最近十年來實現了步入常規的民主選舉制度。土耳其經過八十年的“激進世俗派（Radical secularists）”執政之後，最近十年來民選的政府是曾遭查禁的溫和伊斯蘭政黨。這說明歷史發展的趨勢必須用“長時段”來觀察：伊斯蘭的文化和社會傳統的確很堅韌，正如儒家傳統在中國不可能輕易地被“打倒孔家店”或是“破四舊，立四新”的短期運動所消滅。
經濟缺乏競爭力
經濟上，大中東的伊斯蘭國家可以分為產油國和非產油國。
產油國的國民收入雖然較高，但石油價格受局勢影響，收入不穩定。這些國家人力資源缺乏，總人數偏低，海灣國家的“外勞”人口往往多于本地總人口。這些產油國大都未能實現經濟多元化，仍屬于“單一經濟”。然而，迪拜和卡塔爾已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成績頗為可觀。
非產油國的一般情況很不理想。近年來人口壓力加大，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上貪污腐敗隨處可見，人心極為渙散。在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這些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明顯落後于亞洲與拉丁美洲。
土耳其在大中東的二十三個伊斯蘭國家中，經濟發展也比較理想。它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產值逐漸趨于合理化；私有的中小企業為經濟發展帶來很大的活力。作為一個非產油國，有七千多萬人口的土耳其2010年的購買力平價（PPP）人均GDP為一萬二千四百美元，是埃及的兩倍，沙特阿拉伯的一半，與伊朗以及業已加入歐盟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大致相若。
文化傳統受挑戰
當今世界上，除了經濟和文化領域明顯占優勢的西方發達國家之外，其他國家都面對一個挑戰：如何一方面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在日益縮小的地球上具有競爭力？
這個挑戰對大中東的伊斯蘭國家來說格外嚴峻，因為這些國家內部都有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及受到西方同情和支持的西化派。在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時，它們必須要找到國內兩種力量都能認同的發展模式，才能避免內耗。
舉例來說，在許多伊斯蘭國家，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社會參與度較男性低許多，西化派精英主張提高女權，但是傳統派（包括許多女性）的思維還很難改變。一個社會如果忽視它一半人口的智能開發，又想要在知識經濟時代具有競爭力，的確極為困難。看似文化沖突的“女權”問題，實際上是社會和經濟發展路向的選擇。
近半年來，多個大中東國家的人民已經對專權腐敗而不能領導社會前進的統治者發出了怒吼。希望當前的動亂是生育嬰兒前的陣痛，而不是宿疾引發的痙攣。
動蕩的國際環境
現代人想到“大中東”，腦中的關鍵詞必然是：能源爭奪、以色列、伊斯蘭復興、恐怖主義、反恐戰爭、美國影響，等等。
正是因為大中東地區擁有全球最多的能源儲量，又有博斯普魯斯海峽（The Bosphorus）、蘇伊士運河、亞丁灣、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等交通孔道，才會有一百年多來歐美列強對大中東各國的覬覦與侵占。歐洲殖民主義者的侵凌迫使許多穆斯林力圖自新自強，因而產生了20世紀初的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其具體表現之一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成立。
英國在一次大戰之後控制巴勒斯坦，遂使猶太人在幾乎遭到納粹種族滅絕後，得以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建立猶太人的國家以色列。由于猶太人在美國的成就和力量，美國政府一向全力支持以色列；同時以色列也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堅強的基地。
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以及許多歐洲人對穆斯林的輕蔑，使得激進伊斯蘭主義的號召力自1980年之後持續增強。以色列與西方的作為扭曲了大中東地區許多穆斯林的心態，也使本地區伊斯蘭國家統治者的腐敗與無能得到了一個借口。這確實是大中東人民的不幸。
阿拉伯聯軍跟以色列四戰四敗，造成阿拉伯人長期的壓抑感，導致少數人非理性的思維和行動。海灣戰爭之後，美軍進駐一向被沙特阿拉伯王室宣稱為“伊斯蘭聖地”的阿拉伯半島，引起伊斯蘭極端分子極度不滿，恐怖主義因而得以快速發展。“9o11事件”中的十九個恐怖分子中有十五人是沙特阿拉伯籍，就頗能說明恐怖主義猖獗的心理背景。
近日美國射殺本o拉登，重創“基地”組織。恐怖主義今後雖不會消失，但是從阿拉伯各國最近的變局中可以看出，大多數阿拉伯人不認同“基地”組織對西方進行“聖戰”以及建立一個包括全世界穆斯林的“伊斯蘭酋長國”的主張。
一百年前由列強在阿拉伯人居住的土地上劃定的國界，已經在阿拉伯人的意識中固化；阿拉伯世界只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復是當初泛阿拉伯主義者所盼望見到的政治實體。
民主之雙刃劍
經過近半年的遲疑與反復，美國總統奧巴馬終于在2011年5月宣示了美國的新中東政策：一如他的前任小布什總統，他要在大中東推行民主，并對實行民主者給以金錢援助。為了散播民主的種子，美軍（連同北約幾國）早已強行去除了反美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薩達姆（Saddam Hussein）政權這兩株“毒草”，把這兩個國家作為美國的“民主試驗田”。
然而，美國和西方無法掌控全局的發展。打垮遜尼派的薩達姆後扶植以什葉派為主的伊拉克政權，表面看來是擴大了民主，但是庫爾德人（Kurds）和遜尼派加起來又足以杯葛什葉派；伊拉克2010年舉行選舉後，經過大半年的談判才勉強組成的政府竟然與伊朗保持良好關系，甚至可能受到伊朗的影響。另一方面，失去政權保護的遜尼派極端分子不停地發動恐怖襲擊，給現任伊拉克政府帶來極大的困擾。阿富汗的民主化也不盡如人意，如果沒有美國和北約軍隊的介入，很難想象阿富汗目前的民選政府能夠穩定局面，有效施政。
奧巴馬屢次對伊斯蘭世界釋放善意，準備集中精力對付伊朗。國務卿希拉里o克林頓提倡要學會使用“巧實力”（Smart Power）。“巧實力”的手段之一，就是充分發揮電視和互聯網的作用，以“社交媒體”進行動員。不論最近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和敘利亞等地的群眾運動是否有“巧實力”的幕後運作，美國確實有一部分人想要比小布什更“巧”地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 而另一部分人卻又擔心民主的到來會波及親美政權（如巴林、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從而損及美國的現實利益。
若說到民主，伊朗多年來已經實行有競爭的選舉。2009年大選後，反對派大規模示威，受到政府壓制。2011年初，正當伊朗政府聲稱穆巴拉克下臺是伊斯蘭革命的勝利時，德黑蘭也出現了反政府示威，令伊朗統治集團很難堪。
加沙地區（Gaza Strip）的哈馬斯（Hamas）在2006年的民主選舉中擊敗了較溫和的法塔赫（Fatah），但一向宣稱支持民主的美國和以色列拒絕承認選舉結果。而得到了多數選民支持的哈馬斯近幾年來在加沙地區主政的成績可謂乏善可陳，并不比“西岸”地區的法塔赫高明。
浩浩蕩蕩的民主洪流不可阻擋，但民主之劍有雙刃。民主化之後的大中東究竟會挫敗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還是損傷西方國家的利益，目前還難以預測。但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以色列不會因為阿拉伯世界的逐漸民主化而變得更為安全。
此外，南高加索地區和非洲之角的國家雖然大都已經采取了議會民主的形式，但在實質上還難以發揮通過議會化解社會矛盾的功能。因此這兩個地區的國家都潛存著極有可能一觸即發的不穩定因素。這是鼓吹民主者不能不面對的現實。
【三條道路o兩個選擇o一點看法】
大中東地區的政治和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當然，政權變動的國家一定會經過一段調整期，貧窮、落後、貪污等現象也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然而，改變的時機畢竟出現了。最近的政治動蕩既反映各國的內部矛盾，也有大國博弈的因素，更表現出各地單純的百姓冀求通過變革獲得美好生活的愿望。許多人已在自覺或不自覺的行動中做出了抉擇。大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家在未來幾年里選擇何種政治及社會的發展道路，將是影響本世紀全球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
兩個困難的選擇
對所有大中東國家來說，它們的領土和人口組成是由一百多年前的大國角力所決定的，本地區的人民沒有機會參與。
今天，不少國家的人民正在用游行、吶喊和石塊表達自己的意志。擺在他們面前的兩個現實問題是：政治如何民主化？國家應否世俗化？對不同國家來說，可供選擇的空間很不相同。
先說政治民主化。民主的真諦是人民有權利選擇并監督政府，目的是尋求幸福生活。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大量受過教育并且具有公民意識的人民，即使有選舉的程序，也不會達至平等而有效的參與，因此選民也難以通過投票得到幸福生活。此外，截然相左的國家認同和嚴重的民族、宗教沖突，很難以投票解決。否則，英國何至于長期遭受愛爾蘭共和軍的恐怖襲擊？不幸的是，大中東地區的國家多數都有民族和宗教沖突，因而，它們民主化的選擇空間就頗受限制。
譬如說，庫爾德族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傳統，也有固定的居住區域。20世紀初的地緣政治使庫爾德人的居住區域分別屬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多數的庫爾德人想要有自己的國家，但他們無法靠投票達成這個目的。而土耳其和伊朗等國也不可能以推行民主來解決它們的“庫爾德”問題。
在波斯灣西部的島國巴林素有“中東香港”之稱。巴林的王室是18世紀從阿拉伯半島遷移到島上的遜尼派穆斯林。他們趕走了屬于什葉派的波斯卡加（Qajar）王朝，壟斷了收入豐厚的珍珠業。19世紀，巴林成為英國的保護國。1932年，巴林打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口油井，改變了整個阿拉伯半島的戰略地位。巴林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什葉派，十年前開始實行君主立憲制度，但一切大權仍然在國王家庭手中。最近巴林政府出動軍隊鎮壓示威，死傷不少；示威平定後，政府解雇了許多人，進行“秋後算賬”，然而這不但沒有受到西方國家的譴責，反而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強力支持。就現實力量的對比來看，只要西方不把對付卡扎菲的辦法用來對付巴林王室，巴林人民的實際選擇就非常有限。
再說國家世俗化。這是法國大革命之後出現的概念，即公民可以有信仰自由，但國家不可遵奉任何宗教。在伊斯蘭國家，政教分離是一個極難解決的課題。由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導，不少伊斯蘭學者認為，國家世俗化等于是背棄伊斯蘭傳統。
奧斯曼帝國末期，帝國內部以基督教徒為主的地區（如希臘）紛紛在列強支持下獨立。在帝國大廈將傾之際，奧斯曼上層借蘇丹兼任哈里發的理由，鼓吹“泛伊斯蘭主義（Pan-Islamism）”，企圖以宗教來維系帝國境內的穆斯林人口，尤其是在英、法鼓動下日益離心的阿拉伯人。奧斯曼帝國崩潰後，土耳其共和國廢除蘇丹制度，解散蘇非教團，由政府管理宗教寺院和財產，以世俗法律替代伊斯蘭教法。八十多年來，世俗主義在很大比例的土耳其人身上留下了明顯的烙印；他們雖然與伊斯蘭主義者經常宣辯，但幾乎沒有共同語言。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和埃及都是世俗化政權，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們國內都有大量基督教徒；而它們早期的領導人也都提倡包括基督教徒在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Arab Nationalism）。
同樣是世俗化，埃及與土耳其在程度上就很不同。土耳其的憲法明文規定國家實行世俗主義，而埃及現行的憲法規定國家法律不可與伊斯蘭教法相抵觸，隱含地承認伊斯蘭是埃及的國教。在2011年初埃及的動亂中，副總統蘇萊曼和最高軍事會議發言人在電視講話中，都依照穆斯林的慣例，發言的第一句是贊頌至仁至慈的真主。這個情況在土耳其絕不可能發生。
在今日大中東的伊斯蘭國家，強人倒下後，軍人集團勢必會在新政權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如果新政權選擇國家世俗化，必將令參與推倒強人的伊斯蘭主義者強烈不滿，造成社會進一步分化；如果新政權強調伊斯蘭教法，它就很難與一向遭軍人集團壓制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者劃清界限，不僅會遭到西方國家的疑忌，也會令國內許多受到西方價值觀影響的專業人士不滿，從而影響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這又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三條發展道路
自從突尼斯和埃及政局劇變之後，全世界許多媒體都在猜測將來中東各國會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
在大中東三十一個國家中，實際上只有伊朗、埃及和土耳其這三個國家有可能成為他國模仿的對象。恰巧，這三個國家各有不同的語言與文化傳統，也各有其吸引力和影響范圍。
伊朗是由什葉派教士控制的伊斯蘭共和國。伊朗的十二伊瑪目什葉派相信他們早期的領袖第十二位伊瑪目并未死去，只是選擇隱遁，日後將會重返人間。在此之前，他的職位由為數極少的阿亞圖拉（Ayatollah）暫代，因此阿亞圖拉在宗教上的宣示一定正確。這個信仰很類似于天主教認為教宗是耶穌在世上的代表，因此不會犯錯的信條。雖然目前伊朗實行的是神權政治，但什葉派的教義比遜尼派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加重視“公眾議決（Ijma）”的法學原則，因此與現代民主概念沒有本質的沖突。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無可爭議的地理和文化中心，因此阿拉伯聯盟總部設在開羅。後穆巴拉克時代的軍人幾乎不可能真正遠離政治，回歸營房。畢竟，埃及歷史上的馬木留克王朝（13－16世紀）是由非世襲的軍事將領出任蘇丹。近六十年來的埃及政府實際上就是軍事集團推選代表擔任總統。今後埃及的軍事集團如何在與美國保持良好關系的同時，支持民選政府療治社會創傷，團結基督教徒，促成世俗派與伊斯蘭主義者的合作，將是本世紀內阿拉伯世界的大事。
土耳其在民主化進程和經濟發展兩方面的成績都很可觀。但是它的內部矛盾也不容低估。庫爾德人占全國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短期內很難與突厥族裔同心同德。在世俗化的原則下，伊斯蘭政黨已經依法當政近十年，2011年6月又贏得了國民議會大選，引起一些世俗派的惶恐，認為社會安寧不會持久。但是，一股既要伊斯蘭也要現代化的新力量已經在土耳其出現；在專業人士和工商業者之中，用“天助自助”的信念取代傳統上許多穆斯林所傾向的宿命論的新價值觀正在悄然興起。這可能是土耳其經過八十年的摸索之後，對大中東其他伊斯蘭國家的魅力之所在。
一點個人看法
2004、2006和2009年，我三次在土耳其兩所大學做學術訪問，幾次聽當地人說起西方一些戰略家認為：既然伊斯蘭力量無法消滅，一個“淺綠”的穆斯林國家的“身教”要比西方政府和傳媒的“言傳”更有影響力。根據這個說法，西方戰略專家情愿土耳其由溫和伊斯蘭政黨執政。
不論這個說法是否屬實，它背後的邏輯的確代表一種思維的突破，而它的預見已經被近幾年的事實所證明。土耳其政府的作為越來越受到大中東地區穆斯林的支持，土耳其電視劇也得到整個大中東地區伊斯蘭國家的追捧。
伊朗的革命領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非常反對當代西方文明，曾稱美國、英國為“撒旦”（Satan，即“魔鬼”）。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教義里，撒旦是上帝的敵人、地獄的主人，邪惡無比。但是上帝（真主）也承認撒旦的本領是能誘惑人。在這一點上，霍梅尼的比喻可能比他的原意更加恰當。
西方現代文明的確有誘人之處：生活富裕、選擇自由、公民權利等，都具有強烈的普適性。假如大多數人民想要與魔鬼共舞，當權者大加撻伐也未必能夠奏效。那些由于意識形態而拒斥和揚棄西方近代文明的政府，不論是在外交上親美的沙特阿拉伯，還是反美的伊朗，都有可能在大中東的新格局中被自己的人民摒棄。
埃及19世紀末的伊斯蘭學者穆罕默德o阿布杜（Muhammad Abduh）是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早期鼓吹者。他反對西方的侵略和封建君主制；認為宗教可以和科學合作，信仰可以與理性互補。他主張遜尼派法學家應該改變12世紀以來認為“創制之門”已閉的保守傳統，使用早期伊斯蘭教法學者所擁有的“獨立判斷”之權，重啟“關閉”了的“教法大門”。
依我看，“大中東”地區哪個伊斯蘭國家能夠涌現大批“獨立判斷”的學者，在大眾接受的教法范圍內找到一條可行的現代化途徑，哪個國家就會成為“大中東”伊斯蘭國家未來發展的模式。而這一途徑最簡單的表述方式與中國“五四”時期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很接近，那就是：“伊斯蘭+民主+科學”。

[緒言] 這里并非靜悄悄
從地理與歷史看大中東局勢
發展的困局和民主之雙刃劍
三條道路?兩個選擇?一點看法
[上輯] 大中東外緣：舛錯的命運
埃塞俄比亞：人類的起點
埃塞俄比亞：非洲之角的雄獅
厄立特里亞：紅海西南的孤立古國
亞丁灣風云：也門
亞丁灣風云：索馬里與吉布提
蘇丹：分裂邊緣的非洲第一大國
北非：貌相似而實不同的四國
北非：馬格里布文化速寫
摩洛哥：真正日落的地方
希臘：金融危機中故地重游
希臘：古典希臘文化與西學東漸
拜占庭：說希臘語的羅馬帝國
塞浦路斯：大國博弈下的島國
從羅得島到馬耳他：醫院騎士團的故事
高加索：歐亞交界線上的東西對峙
亞美尼亞：歷史的傷痕
格魯吉亞：斯大林的故鄉
阿塞拜疆：詩人與石油之國
[下輯]　傳統中東：歷史的足跡
埃及：尼羅河畔與金字塔下
埃及：從“蒙昧時期”到“埃及學”
埃及：阿拉伯世界的中心
伊斯坦布爾：永遠的郁金香之都
土耳其：正在上演的“文化革命”
土耳其：清真寺的召喚聲
土耳其：從“脫亞入歐”到“在歐不脫亞”
伊朗：革命之後
伊朗：波斯文明巡禮
伊朗：要東方還是要西方
美索不達米亞：人類文明的搖籃
伊拉克：城市文明的源頭
阿拉伯半島：伊斯蘭文明的誕生地
波斯灣諸國：購買現代化
敘利亞和黎巴嫩：游走的文明
敘利亞：作家?教師?司機?總統
黎巴嫩：再度近距離觀察
約旦：誰說命運可以自己掌握
以色列：猶太人的國家
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歸屬
以巴之間：一塊土地，兩個民族，三種宗教
[別輯]　通史而知今
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
游牧民族與亞歐大陸歷史
國王與僧侶
伊斯蘭源起略談
突厥語民族與伊斯蘭教
蒙古帝國與現代世界
[附錄]　
大中東地區大事年表
索引

【從地理與歷史看大中東局勢】
2010年12月，一個突尼斯小販的自焚，改變了北非和中東地區的歷史進程。
突尼斯群眾持續大規模示威，當權二十三年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被逼出走。接著，埃及群眾推翻了掌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兩人都被起訴，兩國都在修改憲法，準備選舉新政府，結果很難預料。
波斯灣島國巴林的什葉派（Shiah）群眾沖擊遜尼派（Sunni）王室，政府以武力鎮壓，又有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前景尚不明朗。
利比亞反對派武裝和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政府由一方示威和一方鎮壓演變成全面內戰；西方國家以武力積極支持反對派，在位四十二年的卡扎菲大勢已去。利比亞行將分裂，前途堪慮。
也門兩派沖突不斷升級，首都薩那（Sanaa）戰火紛飛。在位三十三年的薩利赫（Ali Abdul
ah Saleh）以拖待變，在去留之間徘徊了數月之後，終因受傷而出走。也門的局勢很難預料。
敘利亞先靜後亂，反對派的示威浪潮逐步升高，巴沙爾o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政府內似乎有鎮壓和懷柔兩派，近月來軟硬兼施，似乎還有相當的支持者，但已很難扭轉乾坤，重建威權統治。
摩洛哥、約旦、黎巴嫩和伊朗等多國的反政府力量也在尋找機會，隨時可能造成風潮。
美國于此時刺殺了“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將反恐戰爭帶入一個新階段，也使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得以制訂它的新中東政策。
將來無論誰下臺誰上臺，不論美國和它的盟友采取何種政策，阿拉伯各國的人民已經覺醒，中東地區的社會發展和政治生態必將出現深刻變化。
眾多伊斯蘭國家的動亂似乎會使它們更難共同對付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十分清醒，這些伊斯蘭國家的變化極可能會給它帶來比過去更為嚴峻的挑戰。
此外，格魯吉亞最近有反政府示威。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領土之爭也有激化的傾向。北高加索地區的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威脅，使整個高加索地區的情勢呈現很大的內部和外部張力。
這一切都說明，這個我稱為“大中東”的地區確實是危機叢生，很值得關心時局的人們密切注視和進一步了解。
2010年3月至12月我在香港《信報》上連續發表了三十九篇“游走于文明之間”的系列文章，記述我個人在“大中東”地區旅游和居住的經歷，介紹各地的歷史、文化、政治、社會和經濟概況，并對這個地區人類文明的發展做了一些綜述。2011年以來，中東和北非形勢驟變。這一方面令我自己多年來的興趣更為增強，另一方面證明我2010年在報上發表的文字，特別是對時局和社會現象的觀察，都頗能經得起考驗。
所以我將已發表的文字加以修訂補充，又增寫了六篇文字，共為四十五篇，以《大中東行紀》為名結集出版。本篇為本書的《緒言》；另附“大中東地圖”、“大中東地區大事年表”和“索引”，以便讀者查對。
“中東”與“大中東”
“中東”是近百年來由歐洲人開始使用的名詞，一般指亞、非、歐三大洲相交的地區，定義并不準確。傳統上中東包括埃及、以色列、（被占領下的）巴勒斯坦、約旦、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門、阿曼、阿聯酋、卡塔爾、巴林、科威特、伊朗、土耳其，共十六個國家。除了以色列，其余十五個都是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伊斯蘭國家。
與上述的十六個中東國家相毗連的還有蘇丹、利比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這五個位于非洲的阿拉伯國家。這二十一國合起來可稱為“文化中東”。
此外，有十個國家的地理和歷史與“文化中東”的關系十分密切；它們的命運難以與這二十一國切割。這十個國家是地中海地區的希臘、塞浦路斯、馬耳他，南高加索的亞美尼亞、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以及非洲東部的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吉布提和索馬里。在這十個國家中，希臘、塞浦路斯、馬耳他、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七國的主要人口是基督教徒；阿塞拜疆、吉布提、索馬里三國的主要人口是穆斯林。
以上三十一個國家（再加上伊朗之東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人類文明最早出現的地區，是世界歷史上不同文明沖突與交融最為顯著的地區，也是當今世界各種矛盾集中表現的地區，可以合稱為“大中東（The Greater Middle East）”。
由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無法與中亞和南亞分割，而這個“游走于文明之間”系列的第二冊將會介紹中亞和南亞，本書的范圍就限于這三十一個國家。
在本書論及的“大中東”三十一國中，二十三個是伊斯蘭國家；除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外，其余二十個是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共有二十二個成員）的成員國。
歷史沿革
從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14世紀，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Achaemenid Empire），亞歷山大帝國及其後的塞琉古（Seleucid）王國，羅馬帝國與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拜占庭帝國與波斯薩珊帝國（Sassanian Empire），阿拉伯帝國，塞爾柱帝國（Seljuk Empire），以及蒙古帝國先後在大中東地區建立霸權，控制主要貿易通道。
對今日大中東影響最深的是領土跨越亞、歐、非三洲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四百年統治（1520－1920）和波斯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的兩百年統治（1520－1720）。19世紀，英國、法國、俄羅斯和意大利先後控制大中東地區的不同部分；一次大戰後奧斯曼帝國崩潰，英、法兩國的勢力達到高峰。今日大中東各國的版圖大致是根據這四個歐洲殖民國家的管轄區而劃定。
二次大戰後美國與蘇聯進行冷戰。美國建立巴格達條約組織，囊括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四個大國；蘇聯則在埃及、敘利亞、南也門、埃塞俄比亞取得優勢。1979年，美國將埃及納入自己的軌道，可謂一大斬獲，卻又因為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而痛失一局。這一年是大中東的一個轉折點。
1990年，蘇聯解體。美國因為伊拉克進攻科威特而發動海灣戰爭，突顯了世界唯一超級強國的實力。從此美國在大中東的力量驟增；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相比也更為強勢。這一年是全世界以及大中東的另一個重要轉折點。
大中東不等于伊斯蘭地區
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一定會同意，大中東是農牧和畜牧業的起始點，城市文明的發源地，象形和拼音兩類文字的首創區，世界三大“一神教”的誕生地。
戰略專家、能源專家和軍事專家都會同意，大中東地區是世界上戰略地位最重要，能源儲量最豐富，武器裝備購買額最高和國際沖突熱點最多的區域。
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也會同意，大中東大部分國家宗教氣氛濃厚，專制統治盛行，經濟發展滯後。
雖然在大中東地區的三十一個國家中有二十三個伊斯蘭國家，卻不能將這個廣大地區定位為伊斯蘭地區。同理，不能因為這二十三個伊斯蘭國家中有二十個是阿拉伯聯盟成員而把它們都視為阿拉伯文化區。然而，由于阿拉伯聯盟的二十二個成員國中有二十個在“大中東”，我們可以認為“阿拉伯世界”涵蓋在“大中東”之內。
大中東的八個非伊斯蘭國家具有顯明的特色，正是由于它們的存在才突顯了大中東地區復雜紛紜的本質。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猶太國家，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大中東地區的忠實盟友，也是這個地區軍事與經濟力量最強的國家。其他的七個基督教國家分屬五種不同的基督教會，但它們都親西方而遠鄰國。
這八個非伊斯蘭國家都缺乏石油資源。除以色列外，經濟與社會發展和它們的伊斯蘭鄰國大致相當。除希臘和亞美尼亞外，其他六國境內都有很高比例的穆斯林人口，處于所謂“文明沖突”的風口浪尖上。
既然大中東地區的三十一個國家中有二十三個是伊斯蘭國家，而伊斯蘭復興又是近三十年來的世界趨勢，要了解大中東就必須要對伊斯蘭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傳統有所認識。
伊斯蘭傳統
伊斯蘭（Islam）于公元7世紀興起于阿拉伯半島西部，創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被尊為先知，是穆斯林（Muslim）社群的宗教、政治和軍事領袖。他的幾任繼承人（哈里發[Khalifa]）東征西討，擴張迅速。公元8世紀初，以大馬士革（Damascus）為首都的倭馬亞（Umayyad）王朝的領土西至西班牙，東達巴基斯坦。繼之而起的阿拔斯（Abbasid）王朝在巴格達建立新都，繼承并發展了希臘與波斯文明，于10世紀時創造了輝煌的伊斯蘭文明。在這個文明里，宗教涵蓋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并沒有“政教分離”的概念；法律源自《古蘭經》（Quran，真主的啟示）與《聖訓》（Hadith，穆罕默德言行的匯編）；數學、天文學、醫學領先于中世紀的任何其他文明；文學以詩歌為主要形式；哲學大體源自古典希臘，頗多創新，但有些學派曾被判為異端而遭到禁止。
自9世紀起，出現了實質獨立的地方政權。由于哈里發名義上仍是全體穆斯林的領袖，地方統治者一般不敢僭越，只自稱都督（Emir）；也有的自稱國王（Malik）或蘇丹（Sultan），自行鑄造銀幣，并規定臣民在周五聚禮的禱文中加念自己的名字。伊斯蘭統治者在自己的轄區內統攬軍事、外交、司法、貿易、教育等，擁有絕對權力。統治者依靠軍隊，通過地方士紳和部族首領維持政權，又經常把收稅的工作分包給各地富豪。
伊斯蘭統治者原則上依照《古蘭經》和《聖訓》施政，以宗教區分臣民：穆斯林是一等公民；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瑣羅亞斯德教徒是二等公民，稱為“有經者”（Ah
Al-Kitab），享有宗教自由和一定的自治權，但要交納人丁稅（jizyah）；其他人稱為“不信者”（kufr，英譯“infidel”），在社會上被蔑視。
伊斯蘭社會早期是由城市工商階級構成。雖然阿拉伯帝國後來并入許多游牧部落和大量農民，但伊斯蘭統治者向來重視商業活動。在哈里發盛世，帝國的貨幣統一，道路通暢。後來的地方統治者盡管經常互相征伐，但對工商業依舊重視；他們會派出市場巡察員，維護商業道德與秩序，興建商旅客棧以促進貿易。
統治者定期直接傾聽子民的申訴和要求，因此一些宮殿里有接見百姓的廳房。詩人在伊斯蘭社會地位崇高，統治者會經常宴請詩人，而赴宴的詩人則會絞盡腦汁用華麗的辭藻頌揚真主和阿諛君王。統治者也會籠絡宗教學者（ulema），使他們在周五聚禮講經（khutbah，漢譯“呼圖白”）時擁護自己，并在必要時由宗教法官（mufti）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教法裁決（fatwa）。
蘇非主義（Sufism）是伊斯蘭教中的一種神秘主義，它的出現反映了許多穆斯林無法從刻板的正統教義與儀式中得到心靈滿足。蘇非們用祈禱、冥思、舞蹈等方法尋求與真主合一的直接體驗。由于大批本來信奉薩滿教（Shamanism）的中亞游牧民族在10－12世紀轉奉伊斯蘭，之後的蘇非儀式因而帶有若干薩滿教的痕跡。自12世紀起，正統伊斯蘭與蘇非主義開始相互滲透，各地的伊斯蘭社會出現了許多蘇非教團（Tariqa，又譯“道門”）。蘇非教團一般在世襲教主（shaykh，又譯“謝赫”）的領導下，有固定的禮拜和修行的場所，也形成社會上的互助組織，因此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相當影響力。
由于中東地區與歐洲接近，伊斯蘭社會接觸歐洲近代文明較印度和中國為早。奧斯曼帝國在18世紀末期就聘請法國軍官開辦新式軍官學校，并在19世紀中葉開始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埃及在19世紀初開始引進歐洲的軍事和郵政制度。
一百多年來，大中東地區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可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是愿意向西方學習、接受國家世俗化概念、傾向民族主義的“西化派”，主要是軍人和專業人員。第二類是希望通過伊斯蘭復興而振興社會的“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s）”，包括許多在伊斯蘭社會具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學者；其中的溫和派鼓吹建立符合伊斯蘭教義的現代社會，激烈派則敵視西方，主張清除一切違反伊斯蘭教義和禮儀的外來習俗。第三類是教育程度不高、居大多數的中下階層，他們有樸素的宗教認同和民族感情，看法較易受伊斯蘭宗教學者的影響。
經過百余年的演變，這三類穆斯林目前在不同國家的比例各不相同。他們之間力量的消長將會決定大中東地區的未來。
【發展的困局和民主之雙刃劍】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在發達國家的推動下，世界進入了全球化與信息化時代。與此同時，在全球范圍內也興起了伊斯蘭復興運動。
這兩大趨勢使所有伊斯蘭國家都面對外界和內部的雙重挑戰。雖然不同國家的應對有異，但大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整體表現是政治民主化遲緩，經濟全球化滯後。這就意味著它們可能要面對國內紛擾和在國際競爭中被邊緣化的雙重危機。
政治制度落後
在大中東的二十三個伊斯蘭國家中，有君主制、君主立憲制和共和制三種政體。不論實行哪種制度，當政者大權獨攬的現象非常普遍，“家天下”的色彩濃厚，家族、部族聯盟往往是支持政權的主要力量。當拉丁美洲和亞洲各國紛紛擺脫權威政治、逐漸進行民主化之時，多數伊斯蘭國家的當權者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只以“我國情況特殊”來推諉，或者“口頭上附和，行動上拖延”。伊斯蘭國家都沒有民主傳統，移植西方的制度也未必有效。但故步自封絕非長久之計。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這兩個隔波斯灣相望的產油大國，一個自認是遜尼派伊斯蘭的正統，另一個是什葉派伊斯蘭的當然中心；一個親西方，另一個則反西方，但它們卻一致地實行政教合一制度，嚴格執行伊斯蘭教法（Sharia）。
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都是20世紀中葉時，由軍人通過革命建立的世俗化政權。這批軍人當政後，在政治上壓制伊斯蘭主義者，在經濟政策上初期照顧社會的中下階層，因此得到普通百姓的擁戴。當政若干年後，他們的家人和親信者都已成為權貴，在政策上逐漸偏向上層，令社會貧富懸殊，引起一般百姓的不滿。最後，這批統治者逐一變成稱作“總統”的國王。
也門和索馬里隔亞丁灣相望，兩國都相當貧窮落後，雖然借用“議會”等現代名詞，實際上沒有脫離部族政治的傳統。也門經過多年內戰後，1990年由南、北也門合并而成；雙方之間既有遜尼派與什葉派之爭，也有歷史宿怨。現任總統薩利赫去職後，也門很可能陷入混亂或內戰。
索馬里19世紀時分別屬于英國和意大利，近二十年來不同部族的軍閥混戰，加上美國、埃塞俄比亞等國的軍事干預，現在實際上有三個政權。在西部和北部的政權還能實行有效統治；面對印度洋的主要部分，名義上由占領著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統治， 實際上是不同派系軍閥各自為政、海盜猖獗的“失敗國家”。
在這二十三個國家中，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最為堅實穩定。自1923年成為共和國後，經過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urk，又稱凱末爾）積極推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土耳其奠定了現代世俗化國家的基礎。1938年阿塔圖克去世後，土耳其又經過半個世紀由軍人監督文人政府的“訓政”時期，最近十年來實現了步入常規的民主選舉制度。土耳其經過八十年的“激進世俗派（Radical secularists）”執政之後，最近十年來民選的政府是曾遭查禁的溫和伊斯蘭政黨。這說明歷史發展的趨勢必須用“長時段”來觀察：伊斯蘭的文化和社會傳統的確很堅韌，正如儒家傳統在中國不可能輕易地被“打倒孔家店”或是“破四舊，立四新”的短期運動所消滅。
經濟缺乏競爭力
經濟上，大中東的伊斯蘭國家可以分為產油國和非產油國。
產油國的國民收入雖然較高，但石油價格受局勢影響，收入不穩定。這些國家人力資源缺乏，總人數偏低，海灣國家的“外勞”人口往往多于本地總人口。這些產油國大都未能實現經濟多元化，仍屬于“單一經濟”。然而，迪拜和卡塔爾已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成績頗為可觀。
非產油國的一般情況很不理想。近年來人口壓力加大，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上貪污腐敗隨處可見，人心極為渙散。在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這些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明顯落後于亞洲與拉丁美洲。
土耳其在大中東的二十三個伊斯蘭國家中，經濟發展也比較理想。它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產值逐漸趨于合理化；私有的中小企業為經濟發展帶來很大的活力。作為一個非產油國，有七千多萬人口的土耳其2010年的購買力平價（PPP）人均GDP為一萬二千四百美元，是埃及的兩倍，沙特阿拉伯的一半，與伊朗以及業已加入歐盟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大致相若。
文化傳統受挑戰
當今世界上，除了經濟和文化領域明顯占優勢的西方發達國家之外，其他國家都面對一個挑戰：如何一方面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在日益縮小的地球上具有競爭力？
這個挑戰對大中東的伊斯蘭國家來說格外嚴峻，因為這些國家內部都有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及受到西方同情和支持的西化派。在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時，它們必須要找到國內兩種力量都能認同的發展模式，才能避免內耗。
舉例來說，在許多伊斯蘭國家，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社會參與度較男性低許多，西化派精英主張提高女權，但是傳統派（包括許多女性）的思維還很難改變。一個社會如果忽視它一半人口的智能開發，又想要在知識經濟時代具有競爭力，的確極為困難。看似文化沖突的“女權”問題，實際上是社會和經濟發展路向的選擇。
近半年來，多個大中東國家的人民已經對專權腐敗而不能領導社會前進的統治者發出了怒吼。希望當前的動亂是生育嬰兒前的陣痛，而不是宿疾引發的痙攣。
動蕩的國際環境
現代人想到“大中東”，腦中的關鍵詞必然是：能源爭奪、以色列、伊斯蘭復興、恐怖主義、反恐戰爭、美國影響，等等。
正是因為大中東地區擁有全球最多的能源儲量，又有博斯普魯斯海峽（The Bosphorus）、蘇伊士運河、亞丁灣、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等交通孔道，才會有一百年多來歐美列強對大中東各國的覬覦與侵占。歐洲殖民主義者的侵凌迫使許多穆斯林力圖自新自強，因而產生了20世紀初的現代伊斯蘭復興運動，其具體表現之一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成立。
英國在一次大戰之後控制巴勒斯坦，遂使猶太人在幾乎遭到納粹種族滅絕後，得以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建立猶太人的國家以色列。由于猶太人在美國的成就和力量，美國政府一向全力支持以色列；同時以色列也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堅強的基地。
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以及許多歐洲人對穆斯林的輕蔑，使得激進伊斯蘭主義的號召力自1980年之後持續增強。以色列與西方的作為扭曲了大中東地區許多穆斯林的心態，也使本地區伊斯蘭國家統治者的腐敗與無能得到了一個借口。這確實是大中東人民的不幸。
阿拉伯聯軍跟以色列四戰四敗，造成阿拉伯人長期的壓抑感，導致少數人非理性的思維和行動。海灣戰爭之後，美軍進駐一向被沙特阿拉伯王室宣稱為“伊斯蘭聖地”的阿拉伯半島，引起伊斯蘭極端分子極度不滿，恐怖主義因而得以快速發展。“9·11事件”中的十九個恐怖分子中有十五人是沙特阿拉伯籍，就頗能說明恐怖主義猖獗的心理背景。
近日美國射殺本·拉登，重創“基地”組織。恐怖主義今後雖不會消失，但是從阿拉伯各國最近的變局中可以看出，大多數阿拉伯人不認同“基地”組織對西方進行“聖戰”以及建立一個包括全世界穆斯林的“伊斯蘭酋長國”的主張。
一百年前由列強在阿拉伯人居住的土地上劃定的國界，已經在阿拉伯人的意識中固化；阿拉伯世界只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復是當初泛阿拉伯主義者所盼望見到的政治實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