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在書店：煮雨文叢Ⅱ（簡體書）

《相約在書店》是我國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有關書、書店、出版的隨筆集。共分三卷，第一卷寫自己與書、書店、出版的故事；第二卷是對師友的回憶文章，大部分憶及與文化名人的書緣；第三卷乃作者為一些書撰寫的序言和出版說明。文章簡潔樸實，感情真摯，從容道來，掌故頻出，書香彌漫，可讀性強。

篇章選讀
最 初 的 夢
成為養老金領取者，終于閑了下來。沒事東想西想，想得最多的，是童年的日子。從能夠記事到現在，七十多年了，童年的事情，還很清楚。唯有童年，才是我的圣潔之地，白紙一張，尚未污染，最可懷念。
甚至還想到老地方看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人打來，瘋狂燒殺，我的家燒得精光，那地方早就變了樣，可是留在記憶中的，永遠變不了，永遠不會消失。
那地方，在長江下游，民國十幾年，算得上是個像樣的城市，有名的水陸碼頭。
從那里坐火車，可以東到上海，西到南京。江里來往的，有大輪船、小火輪，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帆船。
城里有條河通往長江，跟河道平行的，是條街，兩邊全是店鋪。挨著河的房屋，從窗戶可以往河里倒臟水，倒爛菜葉子，河水總是臟兮兮的，有時還漂浮著死貓，一到夏天，散發出一股味道。可是一到夜晚，住在附近的人，熱得睡不著，愿意到橋上乘涼，聊天。迎著橋的日新街，酒樓旅館，妓女清唱，夜晚比白天還熱鬧。
這座橋叫洋浮橋，北伐以前，往東不遠是租界，大概橋的式樣不同于老式的，所以有了這么個名字。十幾年前，舒告訴我，他的老太爺在租界里的海關當過“監督”，談起來，江邊一帶他很熟悉。
我家只有四口人，除了死掉的姐姐，就是外婆、爸爸、媽媽跟我，我很寂寞；到現在，我想起來，還有一種孤獨感。
外婆原先在洋浮橋邊開豆腐坊，掙了錢，開起百貨店，她是老板，爸爸是招女婿，用現在的說法，當經理。
我不喜歡在店里玩，一點不好玩，成天的的得得打算盤，買東西討價還價，煩死人。姑娘們買雙洋襪要挑揀半天，說話尖聲尖氣，我有點怕她們。
那時候，我已經認字，認方塊字，拿紅紙裁成一小塊一小塊，用毛筆寫上“人”、“天”、“大”、“小”……后來從書局買來成盒的方塊字，彩色印的，背面有畫兒，好看，我很喜歡。紅紙做的方塊字送給隔壁的小丫頭牙寶，她死要漂亮，學大人涂胭脂，吐點口水在紅紙上抹在嘴唇上，血紅血紅的，好怕人。人家說牙寶長大了做我的堂客，我才不要哩。
后來，上私塾念《三字經》、《百家姓》，日子過得很刻板，更加寂寞，只好自己找樂趣，我用好奇的充滿稚氣的眼光尋找樂趣。
我覺得最好的去處，是對門的那家小印刷鋪。鋪子不大，在我看起來卻很神氣，因為店里有兩部印刷機，一部大的，一部小的，大的叫“對開架子”，小的叫“圓盤”，是后來到漢口進出版社當練習生跑印刷廠才知道。
印刷機就放在店堂里，在街上看得見，常有過路的鄉下人站在門口看機器印東西，看得發呆。圓盤轉動的時候會發出清脆的響聲，“kelanglanglang kelanglanglang”，蠻好聽。三伏天，狗都不想動，街上靜悄悄，只聽見印刷機的聲音。
我每天都到印刷鋪子里玩，看一張張白紙，從機器這頭吃進去，那頭吐出來，上面就印滿了字。看工人用刮刀在圓盤上調油墨，綠的跟黃的摻在一起，變成草綠色，紅的跟白的摻在一起，變成粉紅色。我很想調調，當然不許，碰都不準碰。
后來，上小學了，我有了一盒馬頭牌水彩顏料，于是大調特調，隨我怎么調都可以，開心極了。
我把涂滿顏色的紙貼在墻上，自己欣賞。說不定抽象藝術，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藝術家，就是這么產生的。
印刷鋪有個小排字間，五六個字架，一張案桌。排字工人左手拿個狹長的銅盤，夾張稿子，右手從字架上揀字，他們叫“撮毛坯”。奇怪的是，他不看字架，好像手指有眼睛，能夠找到字，而且揀得飛快。我問他拿錯了怎么辦，他說“不關我的事”，原來另外有個戴眼鏡的老師傅專門對字。
上小學的時候，有個姓莊的同鄉的哥哥在一家報館當排字工人，我常到排字間玩，跟他做了朋友。我看他一天揀下來累得很，他教我唱一首歌：“做了八點鐘，又做八點鐘，還有八點鐘：吃飯，睡覺，撒尿，出恭。”“機器咚咚咚，耳朵嗡嗡嗡，腦殼轟轟轟，再拿稿子來，操他的祖宗。”原來排字不是好玩的，很苦。
印刷鋪地上丟著印壞的紙片，上面有畫兒的，我就撿幾張。用紅紙綠紙印的電影說明書，我也撿。我認不得那么多的字，有人喜歡看說明書，我可以送給他，這也是一種樂趣。
我還撿地上的鉛字，撿到拼花邊用的五角星啊，小花兒啊，更開心。這不算偷，他們讓我撿，不在乎這幾個鉛字。排字工人還從字架上揀了“伏”“星”兩個頭號字送我，伏星是我的小名。
我把撿來的鉛字、花邊，拼起來用線扎好，在店里的印泥缸里蘸上印泥，蓋在一張張紙上送人，盡管拼不成一句話，卻是我印的。
我把印有“伏星”兩個字的貼在墻上，東一張，西一張，到處是伏星，好像仁丹廣告。
在這條街上，還有家石印鋪，我也常常去玩。印的是廣告、京戲院的戲單，字很大。我看老師傅怎樣把稿子上的字搬到石頭上，還用毛筆細細描改，挺有看頭。就是始終不曉得為什么石頭是平面的，不像鉛字，用油墨滾一下就能印出字來，很奇怪。
那時候，傍晚街上有唱新聞的，邊唱邊賣：“小小無錫景啊，唱把那諸公聽……”唱詞也是用顏色紙石印的，兩個銅板一張。我買了不少張，攢起來借給人看。
還有一種石印的小唱本，叫做七字語，就是彈詞，唱本封面上有圖畫，花前月下公子小姐，兩三個銅板一本。
我看的第一本書，是在家里閣樓上放雜物的網籃里找到的一本《新學制國文》第一冊，爸爸念過的課本，油光紙印刷線裝，有字有圖。第一課的課文是：“夕陽西下，炊煙四起，三五童子，放學歸來。”畫上遠處有兩間小茅屋，煙囪在冒煙，還有柳樹，飛鳥，兩個背著書包的學童，走在田埂上，水田里有條拉犁的牛。這本課本，我看了好多遍，有的課文都背得出來。
八歲那年，不再上私塾，改上學堂，從此，看的書就多了，除了印得很好看的課本，還在圖書室里看到《小朋友》、《兒童世界》、《新少年》這些雜志。到高年級，有兩位老師給我看了不少文學刊物，韜奮編的《大眾生活》、《生活星期刊》也看到了。
打這個時候起，我成了不折不扣的書迷。我找到新的天地。我覺得，沒有比書更可愛的東西了，書成了我的“通靈寶玉”。
不幸的是，小學快畢業，爸爸死了，外婆和媽媽沒有錢供我繼續升學，打算送我到一家寧波同鄉開的銀樓學手藝。我想來想去，要求讓我當印刷徒工，因為我看了《新少年》雜志登的茅盾的小說《少年印刷工》，那個叫元生的，姑父勸他去當印刷工，說排字這一種職業，剛好需要讀過小學的人去學，而且到底是接近書本子，從前學的那一點，也不至于拋荒。一本書，先要排成了版然后再印，排字工人可以說是最先讀到那部書的人。當印刷工人，一面學習生活技能，一面又可以滿足求知欲。還說，說不定將來也開一個印刷鋪。
元生聽了以后，晚上確也做了一個夢，但不是開印刷鋪子，而是坐在印刷機旁邊讀了許多書。
我也想做這個夢。不過后來外婆還是借了錢讓我考中學。
我不僅是書迷，還熱衷于出“號外”，出刊物，我不知道什么編輯、出版、發行，一個人干，唱獨角戲。
十歲那年，“一?二八”日本鬼子在上海開仗。那時候，中國人連小孩子都曉得要抗日，打東洋鬼子。我早就知道“五三慘案”，日本人在山東殺了蔡公時，挖掉他的眼睛。知道日本人占了東三省，像大桑葉的地圖從此缺了一大塊。上海打仗，人人都關心十九路軍打得怎樣了。每天下午三四點鐘，街上叫賣號外。我把人家看過的號外討來，用小張紙把號外的大標題抄寫五六份，送給人家看，不要錢。到現在我還記得寫過“天通庵”、“溫藻浜”這些地名，還有那不怕死的汽車司機胡阿毛。
號外盡是好消息，“殲敵三百”、“我軍固守”……看了，晚飯都要多喝一碗粥。
我送給想看號外又想省兩個銅板的人（兩個銅板可以買個燒餅），像茶水爐（上海叫老虎灶）的老師傅，剃頭店老板，救火會看門的，刻字鋪先生，都是這條街上的，他們挺高興。
媽媽又生氣又好笑，說：“這小伢子送號外，晚飯都不想吃了。”她不知道我抄號外要多長時間，抄錯了還要重寫。
小學五六年級，我編過一份叫做《大家看》的手抄刊物，材料來源是韜奮編的《生活星期刊》“據說”這一欄和《新少年》雜志“少年閱報室”這一欄。比如，停在鎮江的日本軍艦的水兵時常登陸“游覽”拍照，畫地圖，警察不僅不敢得罪，不干涉，還要保護，真是豈有此理!又比如，湖北有個地方，窮人賣兒賣女，兩三歲的男孩，三塊錢一個；七八歲的女孩，頂高的價錢是六塊錢；十五六歲以上“看貨論價”。我要讓小朋友們知道有這樣丟人的事情，這樣悲慘的事情。
刊物每期還抄一首陶行知作的詩歌，像：“小孩，小孩，小孩來!幾文錢，擦雙皮鞋?喊一個小孩，六個小孩來，把一雙腳兒圍住，搶著擦皮鞋。”誰讀了心里都很難過，都會想一想為什么?我的同學，就有家里很窮的，說不定將來也要擦皮鞋。
我還是個漫畫迷，辦了個漫畫刊物《我們的漫畫》，買張圖畫紙，折成課本那樣大小，用鐵絲騎馬釘，從報紙、雜志、畫報選一些漫畫，描在這本刊物上。原來黑白線條，我用蠟筆、水彩、粉畫筆著上顏色，更加好看，在同學之間傳閱。小朋友說“滑稽得很”，“好看得很”，他們還不懂得什么叫諷刺，只是覺得夸張的形象有趣，最愛看黃堯畫的《牛鼻子》。
這本手工漫畫刊物一共“出版”了九期，最后一期，是在“八一三”以后出的，封面是“蔣委員長”的漫畫頭像，那時他是領導抗戰的。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坦白交代。如果讓人知道，還了得。畫也不錯，給蔣介石戴上德國式的鋼盔，好像是胡考的手筆。
一九九二年，廖老冰兄送我一張我的漫畫像，寫了“熱戀漫畫數十年，地翻天覆情不變，范用兄亦漫畫之大情人也”，可以說是“婚外戀”。
暑假期間，請老師講文學作品，我跟幾個同學刻鋼板，油印“活葉文選”，印過夏衍的《包身工》、高爾基的《海燕》、周作人的《小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那時候，書店里賣《開明活葉文選》，很便宜，很受歡迎，現在沒有人做這種工作，為買不起書的讀者著想。
就這樣，我異想天開，抄抄摘摘，辦起了“出版”，自得其樂，其樂無窮。好在沒有人告我侵害版權，請我吃官司。
一九三七年，抗戰了，既沒有去當學徒，也沒有讀成書，而是逃難去了。逃到漢口，沒想到讀書生活出版社黃老板收我當練習生，有飯吃，有書讀，不是在印刷機旁邊讀，而是在出版社讀，真是天大的幸福!
在出版社，我還是有興趣跑印刷廠，喜歡聞油墨氣味，看工人排字、印書、裝訂。我跟工人做朋友，也跟印刷廠老板，甚至老板娘，老板的兒子女兒做朋友。
上海大華印刷廠有位叫“咬斷”（咬斷臍帶，鬼就拖不走了）的工人，印封面讓我和他一起調油墨，調得我滿意了才開印。解放以后，再也得不到這種樂趣。
跑印刷廠，多少學會一點揀字、拼版、改樣的技術。一九四三年在重慶，我代楚云、冬垠編《學習生活》雜志，常常帶著校樣，來回跑二十多里路，到化龍橋新華日報印刷車間，跟工人一起拼版，改樣子。我一直記得工人領班的名字，叫楊允庸，他為人可親，十分耐心，校樣怎么改都可以。前幾年我還見到過他，和我一樣，在過養老的日子。
進出版社不久，我寫的字，我設計的封面，居然印到書上，小時候的夢想真的實現了。
周立波從敵后到武漢，寫了一本《晉察冀邊區印象記》。他要我寫圖片說明文字：“小鬼!你來寫。”我大筆一揮，寫了“五臺城外，一九三八?二?三”幾個帶有隸書味道的字，那是聶榮臻領導的邊區政府成立那天的照片。立波說要寫娃娃體，我又歪歪倒倒地寫了“平津漢奸報廣告示例”，是一批剪報的說明。兩行字都印在書上，我看了又看，放在枕邊，這是我的字嗎?簡直難以相信，是不是做夢?
立波在書上題了“送給用，立波七月九日”。這本書跟隨我六十多年，沒有丟掉，成為珍貴的紀念品。啊!一九三八，激情的年代，意氣風發的年代，我還是個孩子。如今，立波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我也老了。
說是有緣，機遇，或者命中注定吃出版這行飯，都可以。就這樣，從夢想到現實，我跟書打交道，過了愉快的一生。
我挨過不少批評，說我干出版不是“政治掛帥”，是憑個人愛好，個人興趣。我也鬧不清，我只知道：要做好工作，沒有一點興趣，行嗎?恐怕做人也不行。
上個月，暮春時節，我重到舊地，尋覓童年舊夢。那條河五十年前就給填了，沿河的房子全拆了，現在是條大馬路——中華路。我家開店鋪的房子還在，現在是一家旅社。此外，無影無蹤。
我親愛的外婆，爸爸，媽媽，你們在哪里?站在老地方，我似乎又感到孤獨，多么想再聽到那悅耳的印刷機轉動的聲音! 一九九七年，夏初
我 與 丁 聰
我怎么認識丁聰的?我是先認識（或者說“看上”）丁聰的畫，然后才認識“小丁”這個人。
上一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有兩本很有名的漫畫雜志，《時代漫畫》和《上海漫畫》。那時我還是小學生，就愛看這兩本漫畫雜志，是個“漫畫迷”。
不過，那時候丁聰的漫畫并沒有給我留下什么印象，他在“漫壇”剛剛出道，甚至還不能說出道。比起葉淺予、張光宇、魯少飛、汪子美，無論從畫的思想，還是畫的技巧來說，丁聰還嫩得很。不過倒是記住了“丁聰”這個名字；那時他還沒有用“小丁”這個名字。
抗戰開始，丁聰跑到香港去了，他在那里發表的作品，我見不到。
一九四六年，吳祖光、丁聰、龔之方辦了個刊物《清明》，登了一幅丁聰題為《花街》的漫畫。“花街”是成都的紅燈區。這是丁聰的一幅杰作。在他的筆下，妓女、老鴇、嫖客，人間地獄，慘不忍睹。直到現在，還歷歷在目。我打心里說：這幅畫了不起，丁聰了不起。
抗戰勝利了，這時的丁聰，以無畏無懼的斗士姿態出現在上海出版的進步刊物上。柯靈、唐弢、鄭振鐸主編的《周報》、《民主》，還有《文萃》，幾乎每期都有丁聰的作品，其矛頭直指獨夫民賊蔣介石，毫不隱晦，毫不含糊。鳳子主編的《人世間》，每期封面、插圖、題頭都由丁聰作畫。
解放以后我調到北京，丁聰也到了北京，我們還不相識。直到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誘使一大批“右派分子”入網，這才有機會與丁聰結識。
有一天，在文化部大廳批判右派分子（那時還只是揭發批判），丁聰被作為“二流堂”的一員在座。中午散會，丁聰走進東四青海餐廳吃包子，我尾隨其后，坐在一張桌子跟他套近乎。從此，我們算是認識了，進而成為朋友，臭味相投，沆瀣一氣。
一九七九年辦《讀書》雜志。要把《讀書》辦得有特色，我首先想到丁聰。點子之一每期發表一幅丁聰的新作。真是夠朋友，從創刊起，丁聰每期都給《讀書》畫一幅漫畫，從不脫期。不僅如此，還給《讀書》設計封面，畫版式。這樣的雜志，可以說沒有第二家。就這樣，丁聰給《讀書》畫了二十來年，現在還在畫。有時還每期兩幅。
由此，我們兩人來往就更密切了。每個星期丁聰都要大老遠由西城到東城，爬樓梯到五樓讀書編輯部。中午我們兩人下小館子，四小兩二鍋頭兩個小炒。我這個人有個怪毛病，點菜同時要兩碗米飯，大概是三年困難時期留下的后遺癥，總怕沒有飯吃。可是喝了酒吃了菜，飯吃不下，又不能退。這時丁聰就要教訓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浪費糧食是犯罪的行為。”然后替我把兩碗飯吃下肚。下一回，我照樣要兩碗米飯，他又照樣幫我吃掉。真是屢犯不改，孺子不可教也。
丁聰為什么如此善良?是因為有一個好“家長”夫人沈峻長期熏陶感化，才培養出一個可愛的小丁。只是小丁不識好歹，有時還要發牢騷講怪話。他作了一首《十勿起歌》“贈沈家長”。詩曰：
冷勿起熱勿起，飽勿起餓勿起，咸勿起淡勿起，辣勿起酸勿起，硬勿起軟勿起，響勿起輕勿起，累勿起歇勿起，曬勿起軋勿起，省勿起費勿起，捧勿起批勿起。
還注明：“如有不盡然處，得隨時修改補充之。”丁聰膽子不小，天沒有變，竟然造反了!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十日《新民晚報》
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范用同志：
信早收到。沒有回信，只是因為我的病。《隨想錄》能夠出合訂本，合訂本能夠印得這樣漂亮，我得感謝您和秀玉同志。說真話，我拿到這部書已經很滿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紙張，第一流的裝幀!是你們用輝煌的燈火把我這部多災多難的小著引進“文明”書市的。
譯文集付印時我也想寫篇“新記”。請告訴我最遲的交稿期。不過三、四月內恐怕寫不出來。
別的話下次再談。祝
好!
巴金三月九日
巴老的這封信寫于一九八七年，他收到《隨想錄》合訂本樣本。
為什么巴老說《隨想錄》是一部“多災多難的小著”?
《隨想錄》先是刊于香港“大公報”潘際坰兄主編的《大公園》副刊。在陸續發表的時候，內地就有人說三道四，以至于對際坰兄施加壓力，企圖腰斬《隨想錄》。香港向來言論出版自由，際坰兄理所當然予以拒絕。
我得知這一情況，十分氣憤。正好巴老來京，住在民族飯店，我打電話問候巴老，同時請求將《隨想錄》交三聯書店出版，可以一字不改。巴老同意，我非常高興。
這樣，《隨想錄》先由香港三聯書店分冊出版，即《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無題集》。
《隨想錄》精裝合訂本于一九八七年出版，由我設計版式、封面和包封。另外加印了一百五十本編號特裝本，非賣品，供巴老贈送之用；巴老簽名贈我的一本為NO．132。正文用紙是《毛澤東選集》精裝本的特制紙張。我認為這種特制紙張，《毛選》可用，《隨想錄》也可用，當時我在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長兼三聯書店總經理，手上有點小權，可以動用這種紙張。
華夏出版社又于一九九三年把香港三聯分冊出版的《隨想錄》，影印出版線裝本，五冊一函，函套用織錦，請冰心先生題簽。巴老為線裝本寫了一篇后記：

有人對我說：“你寫的書中印刷最多的是《隨想錄》，有九種印本，可是市里出售的很少。買不到書。”最近我同華夏出版社的朋友談起，他說“我還為你出一種線裝本，你同意不同意?”“我同意。”我連聲說。我正想編一本新的《隨想錄》，這將是版本的第十種，我要把來不及收進合訂本的兩篇隨想也附印在里面。我不曾同哪一家出版社訂過合同，因此我還有這一點自由。
這次增補的兩篇文章是
懷念從文
懷念二叔。
巴金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九日
巴老說的華夏出版社的朋友即夏宗禹，我的摯友。
一九九○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巴老的《講真話的書》，里面收有《隨想錄》，卻出現了怪現象。其中《隨想錄》一四五《“文革”博物館》一文，在目錄頁上只標出“存目”兩字，正文頁里僅有標題，第一○二六頁整頁空白。
大家知道，在國民黨法西斯專政時期，報刊常有“開天窗”，報刊因為某篇文章或新聞被審查官“槍斃”了，編者故意讓它空著，讓讀者知道，以表示對審查的抗議。現在四川出版的這本《講真話的書》出現這種現象，又是為什么?
巴老在這篇文章里說的不過是：
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
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唯有不忘“過去”，才能作“未來”的主人。
眾所周知，黨中央已經做了徹底否定“文革”的決定，難道巴老的意見犯了忌?
曾有一位溫姍先生在香港《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議論此事：
把巴老這篇文章免登的做法極不可取；但是，編者仍然“存目”還有可取之處，至少他們有勇氣告訴讀者這里本來應有如此一篇文章，讓讀者去思索個“為什么”，而且引火燒身地招來對他們的批評。如果他們干脆連目錄都刪去，作者、讀者更是連話也說不出一句，豈不省事?
去年，楊苡同志在《鐘山》雙月刊發表《“文革”博物館在哪里?（重談一九七七年巴金的三封信）》一文，其中說：
“文革”博物館在哪里?在我們的親愛的祖國各地，無數無數的高樓在建成，竟沒有一座大樓掛上“文革”博物館的牌子!我現在只能說，它正在建成，或已經建成，它矗立在巴金老人的心里，在他的親朋好友心里，在所有經歷過十年浩劫的受難者的心里!歷史可以把一些發生過的事掩蓋，淡化，甚至歪曲。但歷史終歸是歷史，它不像是日歷、月歷或年歷，想撕掉就撕掉，而歲月留下的歷史蹤跡卻還能在記憶中永存。
我之所以在這里不厭其詳寫下這件事，只是想給研究中國現代出版史者提供一些資料。
三聯版《隨想錄》出版至今三十多年，沒有發生什么問題，平安無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也。
巴老信中所說的“譯文集”，即香港三聯書店于一九九○年出版的一套十本的“巴金譯文選集”：《草原故事及其他》（高爾基著）、《秋天里的春天》（尤利?巴基著）、《童話與散文詩》（王爾德著）、《遲開的薔薇》（斯托姆著）、《家庭的喜劇》（赫爾岑著）、《紅花集》（迦爾洵著）、《夜未央》（廖?抗夫著）、《散文詩》（屠格涅夫著）、《木木集》（屠格涅夫著）、《門檻》（屠格涅夫著）。是我用自己收藏的書選編的，每本十萬字左右，印小開本。臺灣東華書局又據香港三聯版印了精裝本，巴老也簽名送了我一套。
猶憶少年時，小學老師沙名鹿先生送我一本巴金的《家》作為生日禮物，自此，我就找巴金著作來讀，七十年了。我們這一代人都是讀巴老的書成長的。巴老百歲華誕，寫這篇小文，略表我的感念之情。
原載《文匯讀書周報》，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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