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集：我的精神家園（簡體書）

這本《我的精神家園》是大家熟知并喜愛的已故學者、作家王小波的一部雜文自選集。王小波以一種近乎殘酷的坦誠與直率，道出了我們身在其中卻從未慮及的生活，這就是真實，使我們不再混混噩噩地生活在世俗社會中間。因為他，我們知道這世界還有智慧，還有有趣存在。
《我的精神家園》一書話題大多涉及文化狀態與知識分子的命運，除了文人的處境便是人的處境，這類話題自然少不了尷尬與苦澀，但在王小波筆下，即使你踩破了一個詼諧的外殼，打開了“文化”神秘幽黑的洞口，以至偶爾會為痞子之極的語言開懷一笑，但是你絕不會認為王小波是一個痞子。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道思想的盛宴。以經驗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其思想淵源，王小波站在平民的視角，用平民的寫作方式，以犀利的批判意識，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純粹的精神家園，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一道閃電，照亮了許多人的心。我們在他的精神家園中穿行著，感受著他對思想，對自己、對寫作的真誠，領悟著他思考的姿態、深切的人文關懷、平實豁達而寬容的理性精神。徜徉其中，我們分明聽見了他從天堂里發出的笑聲和他充滿機智妙趣的耳語。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精神家園，那么，王小波的精神家園又是怎樣一番風景呢？讓我們跟著《我的精神家園》去看看吧！

年輕時讀蕭伯納的劇本《巴巴拉少校》，有場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業巨頭安德謝夫老爺子見到了多年不見的兒子斯泰芬，問他對做什么有興趣。這個年輕人在科學、文藝、法律等一切方面一無所長，但他說自己有一項長處：會明辨是非。老爺子把自己的兒子暴損了一通，說這件事難倒了一切科學家、政治家、哲學家，你什么都不會，就會一個明辨是非？我看到這段文章時只有二十來歲，登時痛下決心，說這輩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個一無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為這個緣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的一員。我年輕時所見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淺（且不說是荒謬）的原則，就以為無所不知，對世界妄加判斷，結果整個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蕭翁的見解原有偏頗之處；但這是後話——無論如何，蕭翁的這些議論，對那些淺薄之輩、狂妄之輩，總是一種解毒劑。
蕭翁說明辨是非難，是因為這些是非都在倫理的領域之內。俗話說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對此人有利的事，難免會傷害另一個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見解受所處環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覺得明辨是非是難的。倘若某人以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以為自己的見解一定對，雖然有狂妄之嫌，但他會覺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蕭翁這重意思以後，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專家為恥——但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是年輕人，覺得能潔身自好不去害別人就可以了。現在我是中年人——一個社會里，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只顧自己。因為這個緣故，我開始寫雜文。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本雜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倫理問題雖難，但卻不是不能討論。羅素先生云，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考慮倫理問題時，想替每個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說，這是我的一得之見，然後說出自己的意見，把是非交付公論。討論倫理的問題時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這是我最近的體會；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動機。假設有一個領域，謙虛的人、明理的人以為它太困難、太曖昧，不肯說話，那么開口說話的就必然是淺薄之徒、狂妄之輩。這導致一種負篩選：越是傻子越敢叫喚——馬上我就要說到，這些傻子也不見得是真的傻，但喊出來的都是傻話。久而久之，對中國入的名聲也有很大的損害。前些時見到個外國人，他說：聽說你們中國人都在說“不”？這簡直是把我們都當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氣地答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認識的中國人都說“不”，但我不認識這樣的人。這倒不是唬外國人，我認識很多明理的人，但他們都在沉默中，因為他們都珍視自己的清白。但我以為，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經不容我顧及自身的清白。
倫理（尤其是社會倫理）問題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內。我在這個領域里有話要說，首先就是：我要反對愚蠢。一個只會明辨是非的人總是憑胸中的浩然正氣做出一個判斷，然後加上一句：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任何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世界上簡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就叫做愚蠢。在我們這個國家里，傻有時能成為一種威懾。假如鄉下一位農婦養了五個傻兒子，既不會講理，又不懂王法，就會和人打架，這家人就能得點便宜。聰明人也能看到這種便宜，而且裝傻誰不會呢——所以裝傻就成為一種風氣。我也可以寫裝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寫過的——“文革”里誰沒寫過批判稿呢？但裝傻是要不得的，裝開了頭就不好收拾，只好裝到底，最後弄假成真。我知道一個例子是這樣的：某人“文革”里裝傻寫批判稿，原本是想搞點小好處，誰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成了風云人物。到了這一步，就只好裝下去了，真傻犯錯誤處理還能輕些呀。
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這種人只是極少數，而且這種人還盼著變聰明。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愚蠢里都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這一點并不是我的發現，是蕭伯納告訴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個假癡不癲的杜特立爾先生。息教授問：你是惡棍還是傻瓜？這就是問：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兩樣都有點，先生，凡人兩樣都得有點呀。在我身上，後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所以我才會寫這本書。
在社會倫理的領域里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據我的考察，在一個寬松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獲到優雅，收獲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獲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這個社會里，人們可以什么都收獲不到，這可是件讓人吃驚的事情。看過但丁《神曲》的人就會知道，對人來說，刀山、劍樹、火海、油鍋都不算嚴酷，最嚴酷的是寒冰地獄，把人凍在那里一動都不能動。假如一個社會的宗旨就是反對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獄又有不如。在這個領域里發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仿佛人活著就是為了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往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態，它在哪里呢？
在蕭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謝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話都編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這話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實際上，人只要爭得了論是非的權利，他已經不戰而勝了。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
王小波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日

序
工作·使命·信心——《黃金時代》得獎感言
我為什么要寫作
關于格調
我的精神家園
關于“媚雅”
藝術與關懷弱勢群體
小說的藝術
蓋茨的緊身衣
另一種文化
關于幽閉型小說
從《黃金時代》談小說藝術
《懷疑三部曲》序
《懷疑三部曲》後記
用一生來學習藝術
我對小說的看法
生活和小說
關于文體
長蟲·草帽·細高挑
卡爾維諾與未來的一千年
與人交流——《未來世界》得獎感言
《血統》序
個人尊嚴
君子的尊嚴
我看老三屆
我是哪一種女權主義者
寫給新的一年（一九九六年）
有關“偉大一族”
居住環境與尊嚴
飲食衛生與尊嚴
有關“給點氣氛”
奸近殺
蘇東坡與東坡肉
文明與反諷
有關貧窮
賣唱的人們
工作與人生
環境問題
寫給新的一年（一九九七年）
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愚人節有感
驢和人的新寓言
北京風情
卡拉OK和驢鳴鎮
從Internet說起
我對國產片的看法
明星與癲狂
為什么要老片新拍
商業片與藝術片
電影·韭菜·舊報紙
舊片重溫
欣賞經典
電視與電腦病毒
好人電影
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幻片
電腦特技與異化
有關愛情片
承認的勇氣
外國電影里的幽默
都市言情劇里的愛情
《祝你平安》與音樂電視
李銀河的《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
李銀河的《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
擺脫童稚狀態
拷問社會學
《他們的世界》序
《他們的世界》跋
關于同性戀問題
有關同性戀的倫理問題
域外雜談·衣
域外雜談·食
域外雜談·中國餐館
域外雜談·住
域外雜談·農場
域外雜談·盜賊
域外雜談·行
文化的園地
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
打工經歷
門前空地
在美國左派家做客

長蟲·草帽-細高挑
近來買了本新出的《哈克貝利·芬歷險記》。這本書我小時候很愛看，現在這本是新譯的——眾所周知，新譯的書總是沒有老版本好。不過新版本也不是全無長處，篇首多了一篇吐溫瞎編的兵工署長通告，而老版本把它刪了。通告里說：如有人膽敢在本書里尋找什么結構、道德寓意等等，一律逮捕、流放，乃至槍斃。馬克·吐溫膽子不小，要是現在國內哪位作家膽敢仿此通告一番：如有人敢在我的書里尋找文化源流或可供解構的東西，一律把他逮捕、流放、槍斃，我看他會第一個被槍斃。現在各種哲學，甚至是文化人類學的觀點，都浩浩蕩蕩殺人了文學的領域。作家都成了文化批評的對象，或者說，成了老太太的尿盆——挨呲兒的貨。連他們自己都從哲學或人類學上給自己找寫作的依據，看起來著實可憐，這就叫人想起了電影《霸王別姬》里張豐毅演的角色，屁股上挨了板子，還要說：打得好，師傅保重。哲學家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種情形既然出現了，就必然有它的原因。再說，批評也是為了作家好。但我現在靠寫作為生，見了這種情形，總覺得憋氣。
我家鄉有句歇後語：長蟲戴草帽，混充細高挑——老家人以為細高挑是種極美麗的身材，連長蟲也來冒充。文化批評就是揭去作家頭上的草帽，使他們暴露出爬行動物的本色。所謂文學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文化——這是一種特殊的混沌，大家帶著各種丑惡的心態生活在其中。這些心態總要流露出來，這種流露就是寫作——假如這種指責是成立的，作家們就一點正經的都沒有，是幫混混。我不敢說自己是作家，也不認識幾個作家，沒理由為作家叫屈。說實在的，按學歷我該站在批評的一方，而不是站在受批評的一方。但若說文學事業的根基——寫作——是這樣一種東西，我還是不能同意。
過去我是學理科的。按照C.P.格林的觀點，正如文學是文學家的文化，科學也是科學家的文化。對科學的文化批評尚未興起，而且我不認為它有可能興起。但這不是說沒人想要批評科學。人文學者，尤其是哲學家，總想拿數學、物理說事，給它們若干指導。說歸說，數學家、物理學家總是不理，說得實在外行時，就拿它當個笑話講。我當研究生時，有位著名的女人類學家對統計學提出了批評，說沒必要搞得這么復雜、高深。很顯然，這位女士想要“解構”數學的這一分支。上課之前老師把這批評給大家念了念，師生一起捧腹大笑，其樂也融融——但文學家很少有這種歡笑的機會。數學家笑，是因為假如一個人不演算，也不做公式推導，哪怕你後現代哲學懂得再多，也沒有理由對數學說三道四。但這句話文學家就不敢說。同樣是文化，怎么會有這種不同的境遇呢？這原因大家恐怕都想到了：文學好像人人都懂，而數學，則遠不是人人都懂的。
羅素先生說得好：人人理應平等，實際上卻遠不是這樣——特別是人與人有知識的差別。這一點在大學里看得最明白：搞科學哲學的教授，盡管名聲很大，實際上見了學物理的研究生都要巴結，而物理學家見了數學家，氣焰也要減幾分，因為就連愛因斯坦都有求職業數學家幫忙的時候。說起一門學問，我會你不會，咱倆就沒法平等。看起來，作家們必須從反面理解這種差別：他要巴結的不僅是文藝批評家、文藝理論家，還有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甚至要包括每一個文科畢業的學生——只要該學生不是個作家，因為不管誰說出句話來，你聽不懂，就只好撅屁股挨打，打你的人火氣還特大。我總覺得這事有點不對頭。假如挨兩下能換來學問，也算挨得值，但就怕碰上蒙事、打幾下便宜手的人。我知道一句話，估計除了德宏州的景頗人誰也聽不懂：嗚！阿靠！卡路來！似乎批評家要想知道意思也得讓我打兩下，但我沒這么壞，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說出來：這話是我插隊時學來的，意思是：喂，大哥，上哪兒去呀？就憑一句別人聽不懂的景頗話打人，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點——那也沒有憑幾句哲學咒符打人黑。
文化批評還不全是“嗚阿靠卡路來”。它有很大的正面意義，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鼓舞作家自愛、自強、自重。一種跨學科的統治一切的欲望，像幽靈一樣四處游蕩——可怎么偏偏是你遇上了這個鬼？俗話說，老太太買柿子，揀軟的捏。但一枚柿子不能怪人家來捏你，要反省自己為什么被捏。對羅素先生的話也可以做適度的推廣：人與人不獨有知識的差異，還有能力的差異——我的意思是說，寫作一道，雖沒有很深的學問，也遠不是人人都會。作家可以在兩個方面表現這種差異：其一是文體，傅雷、汝龍、王道乾，這些優秀翻譯家都是文體大師。誰要想解構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樣的文章你寫不出來。其二是想象力，像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尤瑟納爾的“東方奇觀》，里面充滿了天外飛龍般的想象力，這可是個硬指標，而且和哲學、人類學、社會學都不搭界。捏不動的硬柿子還有一些，比方說，馬克·吐溫的幽默。在所有的柿子里，最硬的是莎翁，從文字到故事都無與倫比。當然，搞文化批評的人早就向莎翁開戰了，說他的（（馴悍記））是男性中心主義的作品。說這個沒用，他老人家是人，又沒學會喝風屙煙，編幾個小劇本到小劇場里搞搞笑，賺幾個小錢，這又有什么。再說，人家還有四大悲劇哩——你敢挑四大悲劇的毛病嗎？我現在靠寫作為生，寫上一輩子，總得寫出些讓別人解構不了的東西。我也不敢期望過高，寫到有幾分像莎翁就行了。到那時誰想摘我的草帽，就讓他搞好了：不摘草帽是個細高挑，摘了還是個細高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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