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探險：艾琳達的一生

三十幾年前，台灣的黨外運動最孤立無援的時候，艾琳達離開第一世界的生活享受，與島內異議份子共同打拚。平實、樸素的艾琳達，真正與基層民眾和勞工階級生活在一起，為被壓迫者主持正義。─李昂

琳達的生命歷史，與台灣心魂相繫、血肉相連；就算一度被強制隔絕在境外長達十年，卻未曾斷了與這片土地的連繫。她永遠堅持站在批判的崗位上，做一個忠誠的反對者。─陳菊

1963年，十四歲的琳達跟著美軍退伍的父親來台，在台灣渡過五年青春歲月。為何她會在二十八歲時，毅然離開加州舒適的家庭，再次來到台灣，跟著陳菊投入步步危機的人權救援工作？她為何嫁給政治犯施明德？在施明德成了民進黨主席後，為何又堅決離婚？琳達的人生選擇或許出乎尋常，但她自始至終，堅持自我，做一個追求國際正義的獨立女性。

這個「番婆」艾琳達　生命可以如此單純，如此美麗
BY DENNIS

艾琳達（Linda Arrigo），一個「比台灣人還台灣人」的人權運動者，1979年曾因美麗島事件被台灣政府驅逐出境的民主運動女將，總是以流利的國語、風趣的美式幽默待人。

其實早在艾琳達十四歲（1963）時，就已跟隨在美軍顧問團服務的父親來到台灣，看到處處都是翠綠的稻田、成蔭的綠樹，閉上眼、聞聞玉蘭花的香氣，就愛上了台灣。愛閱讀、寫日記、喜歡思考的艾琳達，在美國學校，對學校舞會和談戀愛都沒有興趣，反而花了很多時間，在台北街頭亂逛、與人交流，學到不少常民文化。島嶼的美好記憶，接納她的一些友善台灣人民，驅使著血液中流著冒險熱情的艾琳達──明知道危險，也想要一探究竟，彷彿用盡全身的精力也要來關愛這片美麗的地土。

1975年，因研究在台女工的生活狀況，經由陳菊結識一些被迫害的政治犯，也深層了解台灣政治和人權的惡劣，毅然決定為台灣的民主和人權奮鬥。同時加入在大阪成立的台灣人權回顧委員會，全心投入台灣民主運動。1978年，與施明德公證結婚；任台灣黨外助選團英文秘書、美麗島雜誌國際公關秘書。1995年與施明德離婚；1996年取得紐約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曾於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目前六十二歲（2011）任教於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回首思考艾琳達在台灣的經歷，充滿著許多不確定性，像是一連串「美麗的冒險」，一場真實的夢在我心盤旋。愛貓如癡的艾琳達，你能想像她在深坑山內出沒，在暑熱的夏天，一股腦地跳進山泉裡？走訪六張犂的墓地，在中國人忌諱的墳墓爬上爬下──這不是女鬼、幽魂出沒，而是一個外國人帶著學生考察古人的碑文，揭開神秘的奇風異俗，思索生命和死亡。她不在意自己的年華老去，反而會因一點點小小的快樂，就會豪邁地笑個不停，讓人倍感親切。

她美麗人生的冒險不是沒有代價，家庭無法成為她人生的終點站，她必須走出依附丈夫的經濟安全，努力拋開當母親的對於遺留下的獨子的遺憾，然而，艾琳達認為這是她必定要面對的，歷史不能重來，沒有回頭的路可走。或許，這是參與人權運動、兩性平權的工作者的無奈，卻也值得。

回顧台灣近五十年來的民主運動，多少人的付出，跟艾琳達無私的代價一樣，犧牲了青春、家庭、兒女及順遂的生活？富裕的台灣目前只看到許多貪婪、浮華的表相，期望艾琳達的故事可以來挑戰時下眾人所追求的光鮮外表和速食成功。

當許多台灣人打包行囊、準備離開台灣之時，艾琳達──一個白皮內裝滿「愛台灣」熱情的美國人，卻為台灣奉獻了寶貴的生命，她覺得──這一切都值得。

原來，生命可以如此單純，像這個「番婆」，在台灣的單純一樣。

林佳瑩

1982年生，台北人，國語標準得常被說像外省人。台大政治系暨公衛學院碩士畢業。大學畢業後，擔任民進黨台南縣黨部文宣專員，負責2004年立委選戰之輔選，選後總算可以用台語跟青盲牛的阿嬤聊天。同時也懷著對政治理想的幻滅就讀研究所。畢業後任職於衛生署國合處，閒暇時常擔任環保與人權團體之翻譯志工。2010年底申請到扶輪社獎學金，出國前半年，投入艾琳達的自傳寫作計畫。2011年7月起在東京的國際基督教大學讀和平研究。

李昂　序
愛情

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別人的傳記裡，心裡還是難免一陣驚心。
我和艾琳達算是同一個世代的人，我們共同走過台灣戒嚴時期的高度白色恐怖，只是我們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艾琳達積極參與，而我一直以小說寫作為生命中的職志，在旁關懷，以及，能力所及，給予些許的幫助。最後也希望為這個階段留下小說創作。
我們兩人更重大的不同當然來自我是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而艾琳達是白種的美國人，為著左派理想，到第三世界的台灣。儘管我們都希望能對台灣的民主有所幫助，然而我們兩個人最密切的交集，居然還為著一個男人—
施明德。
這也是為什麼我的名字出現在艾琳達的傳記裡，雖然篇幅不多，但也足以讓我在這裡提筆說幾句話。
這樣來說，顯然一點也不女性主義，尤其過往常聽聞艾琳達是「大女人主義」信奉者。
但這是事實，現實必然不盡完美，但也得接受。
從本書中不難看出，艾琳達心繫施明德，但一直得不到同等的情愛回報，感到有所欠缺。但由於一開始兩人之間的關係即定位為「革命」、「工作」，艾琳達理智上也不曾自怨自艾，但情感上必然以為不足。
我個人看過施明德身邊的男女關係，倒是有一句話足以深刻、切實的安慰艾琳達：
作為一個法律上的妻子，雖然「有名」重過於「有份」，但艾琳達畢竟是在施明德的政治生涯中，唯一一個陪同他公開出入一些政治場合的女人。比如施明德任立委公職、民進黨主席時的外交工作，艾琳達都有所參與，並因此種下離婚導火線。
以當時施明德不願身旁女人們「干政」來說，艾琳達應該感到相當滿足。
何況，對於一個白種美國人來說，「美麗島事件」後被驅逐出境，雖不能「代夫出征」，但以施明德妻子的身分，在國際間展開救援工作，這些，不也是艾琳達來到第三世界台灣，要協助改革的初衷？
求仁得仁。
施明德在不少方面給予艾琳達革命工作的著力點，就此來說，兩人之間的關係，艾琳達或該覺得比較無憾。

政治

三十幾年前，在台灣的黨外運動最孤立無援的時候，有像艾琳達這樣的外國人，離開第一世界舒適便利的享受生活，與島內的異議分子共同打拚，我們每個人都感佩在心。尤其艾琳達平實、樸素的生活方式，真正可以與基層民眾、勞工階級生活在一起，為被壓迫者主持正義，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相當欽佩。
這麼多年後，台灣歷經經濟起飛，也有人不以物質享受為生命的終極意義，投入世界性的救援工作，雖然大部分仍著重在救苦救難，對艾琳達當年的作為，於今可以有了更深的體悟。
「歡喜做、甘願受」，這是曾為民主打拼奮鬥的台灣人共同有的心聲，「歡喜做、甘願受」這六個字，也是送給艾琳達的最佳肯定。
對於抗爭時期參與政治改革的黨外人士，她書中提及的一些事件與人物，因為來自一個外國人的觀點，自然有值得參考之處。對我正在寫的男性與政治的小說，喚起往日情懷的深切感觸。
讀到艾琳達對台灣政黨輪替後政治運作的批判，我個人則以為，政治畢竟是一項實質的運作，具有理想性當然最好，用較高的準則來批判也不為過。但如果只以自己的看法才是最高指導原則，旁人觀點不同，則是墮落腐化，會不會也是另種專斷？尤其台灣涉及的統獨問題，恐怕更不是誰是誰非能簡易加以論斷。
因而，我對艾琳達在書中對一些民進黨的人士的批判並不全然同意。比如，最明顯的，要指責別人與CIA掛勾，以及論斷某些人的主張與意識形態等等，恐怕得提出更明確的証據，有更周延的論述，才不至於成為誹謗。
艾琳達來自民主政治保障言論自由的美國，對此，定有深刻的體驗。
如同我一開始說的，我是個台灣人，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當中，努力的學習容忍與尊重不同的意見，希望在台灣顛簸的民主中，逐漸開展出一條可行的道路。另一方面，原是為白種美國人的艾琳達，她自己也深知在美國無從實行的一套理想性標準，要拿來到台灣作為準則，如此很方便的想要對第三世界有所改革。
是不是有所矛盾？也是一種吊詭的兩難？
整體來說，艾琳達能同基層站在一起作為出發，浸淫知識界，拿到博士學位，學理上有一定深刻的認識，仍然高舉著理想大旗，令人感佩，她此書中的一些批判，也足以令我們自省。
只不免回想起施明德以前一提到艾琳達的理想言論，常愛笑道：「那個番婆！」
是以為記。

與情治單位鬥智鬥力

琳達雖然討厭隨時被跟監的生活，卻也無可奈何。她帶著點調皮的心態，跟情治單位周旋，有機會占點上風，就算精神上的勝利。她在大坪林的家在從主要道路進來的大豐路31巷巷底右側，斜對角有條僅容一人迴旋的小徑，乍看之下像個通往住家的死巷，但其實會迂迴接上別的巷道，可以走回大路，琳達自己也是搬過來多時才發現。她觀察到情治單位常換人來跟監，當遇到不熟悉地理環境的新手時，她會躲進這裡，讓對方遍尋不著，再繞一圈，啪的一聲拍對方的肩膀。她常被特務嚇到，這下總算反擊成功了。
有一個年輕的外事警察會定期來拜訪，美其名是要了解外國人在台的生活，實際上是要掌握琳達參與黨外運動的情況。他是本省人，琳達跟他講情治單位怎麼跟監、怎麼用不合法的方式逮捕人、台灣的人權是如何被壓迫、她為什麼要投入黨外運動。這些事情許多資深警察已經見怪不怪，但這個初出茅廬、像張白紙的年輕人卻聽都沒聽過。他的表情從一開始的天真，變得越來越困惑。琳達從他緊皺的眉頭中，得到了一點安慰。國民黨老是對人民洗腦，現在換她來洗腦這些壓迫人民的幫兇。
又有一次，琳達在台北火車站外等夜班公車時，發現身後有個高高壯壯、年約五十歲的外省人，穿著軍用大衣，和她一樣在等往新店方向的公車。他說：「我知道，妳是那個幫黨外的外國人，我很欽佩你們。」琳達猜他是情治單位的高層，不然怎麼可以這麼沉著地認出她來。雖然他是壓迫者之一，但他個人的態度卻是友善而尊重的，在非執行勤務時的偶然機緣下，坦白表達他個人的想法。這就是人性，壓迫者也有良知，比較高層的人知道比較完整的資訊，看事情的角度也比較廣。反過來說，即使個人良知未泯，還是安於向共犯結構效力，這也正是獨裁體制可怕的地方。
他的話讓琳達發現，即使站在敵對立場的人，也能尊重黨外運動的努力。執政當局總向人民宣傳黨外人士都是顛覆政府的可怕人物。顯然，政府宣傳連自己人都不見得能說服。另一方面，政治犯雖然飽受壓迫、受刑甚至被打入死牢，可是受害者也有軟弱的時刻，其中也不是沒有陰險算計的人。這才是真實的人生，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光明與黑暗常是互相交織。敢挺身而出對抗獨裁政權的志士，在踏出去的那一刻，還是不免怯弱傍惶。他們在顫抖中手拉著手，朝著遠方可以寄託的一點光亮前行，這樣做就是肯定人生的價值。

余登發被捕、施明德發難

1979年1月21日，曾任高雄縣長的黨外政治大老余登發和其子余瑞言遭到逮捕，罪名是涉嫌參與吳泰安匪諜案。吳泰安是個來路不明、神棍騙徒之類的人物。他到處去聯絡黨外人士，說要成立反政府組織，後來在5月被國民黨槍弊，但凡是他接觸過的人都被安上罪名，被捕入獄。這其實是情治單位設下的陷阱，用一個無名小卒來打擊黨外陣營。立委選舉時，余登發在最後階段加入黨外助選團的行列。1978年12月16日，國民黨政府以美台斷交的國家危機為由，無限期暫停立委選舉後，黨外在12月25日召開「黨外人士國是會議」，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強調「堅決擁護民主憲政，反對暴力，熱愛和平」的立場。余登發帶頭連署，並進一步表示願意出錢出力。1月18、19日施明德南下高雄，和余登發商討訂於2月1日由余老具名邀請的黨外大餐會，要將黨外勢力從南往北擴展開來。在這關頭，余登發的被捕，無疑是大整肅的前兆。
好不容易透過助選團組織起來的黨外陣營，會怎麼因應這重大考驗？琳達從人權工作中知道，以往只要有人被逮捕，其他人就紛紛走避、怕被牽連入獄，稍微聚集起來的力量，就此被打散。像是前一年陳菊被逮捕，琳達連要人去送點東西都很困難。這次余登發被捕，當天早上十一點，許信良、陳鼓應、蘇慶黎、王拓等和琳達及施明德一共二十多人，聚在張德明的辦公室討論。許信良率先發難，他說如果我們這個時候不集合起來、有所行動，我們會一個一個地被帶走。陳鼓應贊同這樣的看法，在黨外的陣營中，這兩人代表兩個立場幾乎相反的派別，合作對抗國民黨這個龐大的體制，是雙方脆弱的共識。許信良是本省人，對於台灣的前途，支持走向獨立；陳鼓應是1949年隨蔣介石軍隊到台灣的外省人，傾向和中國大陸統一。他和琳達的好友蘇慶黎一樣，理念也偏向左派，相信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兩派人的共同之處是都追求民主自由，也都被國民黨打壓，他們互異的統獨立場，也同樣被國民黨打為十惡不赦。國民黨政府既認為獨派打算分裂國土，摧毀他們統治的正當性；也認為《夏潮》這種左派中國民族主義靠向最大的敵人共產黨，擺明了是賣國。黨外、台獨、共匪「三合一敵人」的抹黑策略，是當時官方宣傳的主軸。
戒嚴時期不能進行政治集會，所以他們計畫秘密聯絡黨外人士南下高雄，「不約而同」地出現在高雄余家，「慰問」余登發家屬，實際上是要舉行政治示威，聲援余登發。許信良要施明德當總聯絡人，為了怕國民黨監聽電話，他們分派任務、親自分頭去找人。
施明德先到省議會去聯絡南下高雄事宜。跟立法院、國民大會這類中央民意機關比較起來，省議會有比較多的黨外省議員。國民黨政府遷台時，沿用他們在大陸時代的四級行政機構：中央、省市、縣市、鄉鎮市；台灣就被分成中央政府、台灣省與台北和後來升格的高雄兩市、省轄縣市、鄉鎮市。其實台灣就這麼小，實在不需要這種疊床架屋的行政組織。國民黨說為了反攻大陸，這套行政體制不能因地制宜改變。1949年以來，國民黨以國共內戰為由，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了中央民意機構的選舉，說這些立法委員跟國大代表是在大陸選出來的，得打回大陸才能改選。除非有立委或國大過世，讓出名額，才能進行個別補選，這造成民意代表根本無法代表實際的民意。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省議員都是台灣人民選出來的，比較能反應台灣民意，這也是有比較多省議員投入黨外陣營的原因，省議會幾乎是黨外運動的核心。施明德到了省議會後，就開始到處聯絡人，商討要如何聲援余登發。陳婉真那時還不到三十歲，是《中國時報》派在省議會的記者，跟著琳達隨施明德南下高雄縣橋頭鄉。
余登發的媳婦余陳月瑛想到父親及丈夫被捕，害怕得不知所措，這是戒嚴時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的心情。警察到家裡來，勸告余陳月瑛不要輕舉妄動。從早上九點開始，黨外人士開始湧進余家，一個又一個待在客廳，點點人頭，竟然擠了二十幾個人。大家寫了抗議信，都說要有所行動，但是沒有人知道該從何著手。一向都是人被逮捕，同志鳥獸散，家屬哭著喊冤；而現在一屋子的人圍著哀怨的媳婦，面面相覷，許多人抱著必死的決心，連遺書都寫好了！屋外圍了越來越多情治單位的人，要監控黨外人士的動靜。屋裡屋外就僵持著。

「橋頭事件」：老處女戒嚴法被開苞

琳達和陳婉真到了余家後就聊了起來，決定到附近市場買些紅布與白布。琳達向來喜歡做手工藝，在黨外陣營裡常負責做美工，但她不太能寫中文。她開始裁布條，陳婉真拿起毛筆寫上抗議標語和主要領導者的姓名，做成披在身上的彩帶。男人商量著國家大事，卻不知如何進行；女人裁剪布條，好像是無關緊要的瑣碎雜務，卻在這個時刻，推動了三十年來台灣首見人民自發的政治示威遊行。
當琳達與陳婉真把寫上標語的布條拉開時，彷彿有個無形的秩序在安排每個人的行動。大家拉著布條照相，琳達也搞不清楚是誰帶頭，向來國民黨一打擊就退縮的人們，這時卻拉著布條，就這樣走出屋外。1979年1月22日上午十一點，二十幾個黨外人士從余家出發，余登發的追隨者也跟上，一行五十多個人拉著抗議布條，走上街頭、走過廟埕、走進市場。情治單位沿著道路兩旁拚命拍照存證，卻沒有下重手阻止。他們沒想到一向被恐嚇的人民，會有勇氣站出來反抗，一時間來不及鎮壓。在三十年後的台灣，人民走上街頭向政府訴求，幾乎像是去逛街、爬山這種假日休閒運動。但是，這場後來被稱為「橋頭事件」的遊行，卻是戒嚴時代，人民難得集體站出來，控訴政府不義的突破。千年暗室一燈即破，反對勢力從此開始凝聚，在一次又一次的火光中，逐漸劃開黑夜，迎向民主的光明之路。
一行人遊行至橋頭市區後回到余家。中午，他們乘車到鳳山遊行一周，然後轉往高雄市火車站。蕭裕珍和曾心儀在人群中振臂大喊：「誰無父母子女，我們抗議國民黨逮捕余氏父子！」琳達隨著人群，她很興奮，雖然情勢緊張，卻高興得想歡呼，台灣人民終於團結起來，正面對抗壓迫者，但她覺得自己一個美國人，搖旗吶喊似乎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待在施明德身邊，拿出余登發幕僚準備的傳單發放。幾個警察不知從哪邊冒出來，攔下她、跟她爭論。情治單位的人把她跟警察圍在裡面，更外圍又繞了一圈民眾旁觀，他們從來沒看過有人在散發抗議政府迫害人權的傳單。忽然之間，琳達發現她被一百多個人包圍，不知道怎麼脫身，看起來眼前的這幾個警察打算把她帶走。她瑟縮在人群中，覺得很害怕。她想起愛著也恨著的Nori。
施明德帶著幾個人，乘風破浪地穿過人群而來，直奔圍著琳達的警察，義正辭嚴地說：「這是我太太，為什麼台灣人的太太不可以關心台灣人權和民主法治？你們想對她做什麼？」瘦削的他，用強而有力的手臂將琳達拖出人群。
琳達隨著眾人搭上往台北的車，施明德已想好下一步。他這鬼頭鬼腦的軍師，總會想出一個又一個策略，然後到處聯絡人，想辦法付諸執行。同行的曾心儀是黨外陣營少見的外省籍年輕女性，身形瘦弱卻讓人忍不住多看她幾眼，參與橋頭遊行時曾被警察攔下來，但她的口才犀利、態度潑辣，竟把警察罵走了。她在回程的車上說：「國民黨的戒嚴法已不再是處女了，我們已強暴這個三十歲的老處女了！」車內傳來熱烈的歡笑呼應，民主的瓜熟蒂落好像指日可待。
施明德叫大家到立委康寧祥家集合。大家擠進萬華狹窄的巷弄，頓時人聲鼎沸。施明德認為康寧祥可以起更大的作用，他踏入政壇甚早、輩分高，也是少數非國民黨籍的本省立法委員。康寧祥確實想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但卻不是眾人所期待的。他向來主張議會路線，認為要透過既有的議會選舉推動民主運動，但在重重限制中，議會民主其實改變不了威權政體什麼。康寧祥在眾人的翹首盼目中，像花蝴蝶一樣地演出，公開指定了幾個聯絡人，其中卻沒有施明德。曾心儀忽然起身，怒然質疑為何略過要求採取堅定行動的施明德，反倒點了周平德等人。康寧祥這才加入施的名字。他又勸大家先回家休息，隔天早上七點到他家集合，他會先去跟抓人的警總交涉，如果警總不放人的話，他一定會行動。當康寧祥一這麼講，琳達就知道，這又是他一貫的花招。就像陳菊被逮捕時一樣，他出來講大話，叫大家不要行動，他會處理，但實際上他什麼也不能做。他這些說辭，只會打垮大家好不容易凝聚起來的能量。果然，隔天一早， 二十個人在康家等了一個多小時，康寧祥過了八點才出現， 說交涉沒成功，而那股反抗的氣勢也被打散了。
施明德不會就這樣算了，他畢竟是琳達心目中的革命家。「橋頭事件」後，由張俊宏、林義雄、許信良、施明德與姚嘉文組成的「黨外助選團」五人小組想辦法持續能量，律師出身的姚嘉文當起余登發的法律顧問，施明德動筆寫下「橋頭事件」的經過。他一直想把康寧祥拉進真正在進行的反對運動，所以寫了兩個版本，一個是事實陳述，另一個版本寫康寧祥有參與橋頭遊行，希望能製造團結一致的氣氛。兩個版本都送到海外的台灣同鄉會，海外同鄉從此越來越關注這批黨外人士的動靜，注意他們如何以街頭路線，撼動國民黨的威權體制，爭取台灣人民應有的民主自由。
施明德的文章後來被登在《美麗島》雜誌上。「橋頭事件」過後，五人小組決定籌組雜誌社，希望透過辦雜誌成立各地分社，凝聚反對勢力，將力量推展到全國各地。施明德跟黃信介是雜誌的主要發起人。他們兩人有點像師徒，施明德很認真地經營跟黃信介的關係，他提出很多策略，但往往要讓黃信介認為是自己想出來的。
黃信介年過五十，可是看起來仍很有精神。他是資深黨外立委，黨外的財源幾乎都是他募集而來的。他掛名《美麗島》雜誌發行人，但沒有實際的工作。在雜誌社裡，施明德為他留了一間大辦公室，他偶爾來一趟，一坐下來就要小妹倒茶。琳達覺得他像個從封建時代走出來的老太爺。但也因為他的帶頭，黨外運動才能組織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琳達觀察這些黨外人士，覺得這是最好的社會學實習。她在學校唸了很多左派思想、馬克思主義，要服務弱勢的勞苦大眾、要推翻獨裁政權。她討厭人與人間的壓迫，主張社會平等，但即使黃信介的大老闆行徑令她搖頭，他對抗國民黨政權的勇氣，卻也由不得她不服。當施明德提出很多想法，例如辦雜誌，希望他出面當領導人時，他都敢冒著被逮捕、失去所有身家財產的風險去做。
「美麗島事件」後，黃信介因為有立委身分，情治單位得等立法院通過決議案授權，才能抓人。他不驚不怖，一派瀟灑從容地坐在家中等著被捕，微笑地坐上囚車。為了表現風骨、抗議國民黨違背了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權思想，他還刻意穿了中山裝。琳達深深體會，理論和實踐是兩回事。左派人士或許很會分析社會現象，但容易流為教條。要評論一個人，他的立論是左派或右派不太重要，應該要觀察他的行為，才會知道他到底抱持什麼理念。
余登發案在3月開庭審理。在戒嚴時代，牽扯到共匪的案件都被視為軍事案件，以軍法處置。軍法跟一般法律比較起來，刑責重上數倍。開庭的地方在景美秀朗橋旁，現在已經改成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展覽政治受難者的文物。琳達住在大坪林，沒走幾步路就到了。她到法院時，已有約四十個人聚集在門口，進行非正式的抗議，女工宿舍的舍監袁嬿嬿也在其中。她是將軍的女兒，身材壯碩還會柔道，常幫琳達做研究訪問女工。她在報紙上看到對黨外「橋頭事件」的負面報導，顧不得上班時間就跑去找琳達。她立刻加入黨外，每場反對運動無役不與。
後來，琳達把這個案件畫成漫畫，登在陳婉真辦的地下報《潮流》上。她掌握人物特徵，畫出黨外陣營領導人物的群像。余登發手上抓著一條魚，因為其子余瑞言就是在魚塭邊撞見吳泰安的；施明德有次接受外國媒體訪問時，把假牙拿出來，敘述在獄中被刑求的經驗，所以琳達畫他手上拿著假牙；許信良則是脫下帽子露出光頭。情治單位的人翹著腳坐在桌前，桌裡桌外都是打擊黨外人士的工具：特務機構、新聞界、司法單位、工會、學校、鈔票，還有最令人痛苦的刑求工具。
這是第一次有人被逮捕，激起社會上反抗聲浪。這也是第一次有人願意為政治犯辯護，姚嘉文成為余登發的辯護律師。這變為一種模式，當「美麗島」軍法大審來臨，許多律師站出來，成立辯護律師團，為施明德這群政治犯辯護。
曾經，施明德認為自己是個社會上被人瞧不起的角色。但從「橋頭事件」開始，他為黨外運動奔走，越做越起勁，彷彿發揮了社會影響力。儘管琳達跟他的感情已經越來越疏離，但他們兩人在從事黨外運動時，卻會在無意間會心一笑。而且，國際媒體越來越關注黨外的發展，琳達這個國際媒體聯絡人的角色就更形重要。這對因為政治運動而結合的夫妻沒有時間吵架，碰面的時候只是拚命工作，在工作中默契愈來愈好，他們的感情已發生變化，卻不知道是正面還是負面，只知道彼此越來越分不開了。

赴菲開會，拓展國際視野

施明德告訴琳達，他在經營跟長老教會的關係。1872年，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醫生到淡水行醫傳道。一百多年來，長老教會秉持馬偕醫生「焚而不毀」的精神，服務台灣人民。他們在台灣傳道的歷史悠久，向來有關心社會的傳統。尤其當人民受到不義政權的壓迫時，更是常會站出來，以基督的愛來保護弱勢的人們。因此，在黨外陣營中，也有一些年輕的長老教會牧師，參與《美麗島》雜誌社的運作，林弘宣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3月，林弘宣剛從美國回來。長老教會想指派他去菲律賓參加一個亞洲人權會議，來自亞洲各國的人權組織代表都會出席。當局不給林弘宣出境許可，施明德說，琳達妳會講英文，就妳去吧！畢竟琳達是外國人，受到的限制沒那麼多。她的台灣居留權還有半年，雖然擔心出國後回不來，但好奇的她，還是去了。
她記得啟蒙她社會運動思想的Ron Fujiyoshi說過，美國在亞洲南韓、越南、菲律賓等地支持獨裁政權。在戒嚴體制下，很多資訊都被封鎖，很難知道外界的訊息。因此，她想把握這個可以開開眼界的機會，去看看亞洲鄰國的情形，做個比較。
當時菲律賓當權的是美國支持的馬可仕 （Ferdinand Marcos） ，他當了兩任民選總統後，取消了總統任期只有兩屆的限制，藉口共產黨叛亂，在1972年9月21日宣佈戒嚴，以國家安全為名，進行大規模的逮捕拘禁，是個不折不扣的獨裁者，曾下令軍隊掃射農民和學生。他任用私人，讓親信把持國家產業，把菲律賓搞得貧富懸殊。他的妻子伊美黛 （Imelda） 曾是選美皇后，以奢華聞名，從不穿重複的鞋子，所以家中的鞋子約有三千雙之多！
琳達確實搞不清楚狀況，她以為菲律賓之前被美國殖民，應該比較自由開放。她準備了許多台灣的人權資料，卻在出境時被扣留。當她抵達菲律賓時，只知道主辦單位叫「亞洲人權論壇」 （Asia Forum on Human Rights） ，還自己做了貼紙貼在手臂上，結果在入境的機場被盤問，檢調人員還想拿走她帶的書籍，琳達堅持不許。
她按著開會通知上的地址，搭計程車到一個教會，彷彿像去參加什麼秘密儀式一般，沿著牆壁，一步一步踏著樓梯，進入地下室。這個人權組織在教會的庇護下，半秘密式地開會。與會的代表來自亞洲各國的人權組織，泰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跟巴基斯坦都有派人來，大家開口大罵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他們國內的獨裁政權、欺壓人民。紐西蘭的代表是毛利人，澳洲的代表是白人，但是，除了琳達這個美國人代表台灣來以外，韓國的代表也是白人，辦公室在華盛頓。在獨裁政權的壓迫下，本地人常無法出國開會。雖然如此，會場反美的氣氛卻越來越明顯，連帶著有點反白人的情緒，加上琳達的台灣人權資料已在出關時被沒收，更讓菲律賓地主懷疑她會不會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況且，誰會相信，好好一個美國女孩，會遠渡重洋，嫁給一個台灣的政治犯呢？
還好這個組織的執行長—馬來西亞籍的華人Sam Ho，會講中文，住在香港，比較了解台灣的情況。他相信琳達的說明，幫了她不少忙。「亞洲人權論壇」已經在香港成立辦公室，那時外國媒體因應美國和台灣斷交的情勢，都已經遷到香港。琳達趁機向Sam Ho多問了些香港的情況，未來好多為黨外陣營做國際宣傳。琳達離開菲律賓回台灣之前，去了香港一趟，Sam Ho帶她認識香港其他的人權組織及外國媒體。這些人脈都成了琳達接下來的戰鬥資源。
認識了Sam Ho後，她的心情比較輕鬆，總算可以安心參加主辦單位安排的參訪行程。上遊覽車時，主辦單位給大家戴上Sun & Sea的臂章，將一行人偽裝成觀光客。琳達這才恍然大悟，她來參加的真是個秘密會議，一切都是地下運作。
首先，與會者去一個位在美軍基地旁的加工區，了解美軍是共犯結構的一部分。一位工運領袖控訴美軍，他要組織工會，卻被美軍抓起來用刑，用熱開水燙他的生殖器。琳達想起她在台灣碰到的罷工事件，原來各國都有被剝削的不幸故事。
主辦單位也帶他們去參觀農村。菲律賓標榜成功透過綠色革命增加糧食產量，餵飽了更多人民。但實際的狀況是，政府貸款給農民，提供肥料來種新品種。為了要增加產量，就得用更多肥料。有錢農民確實賺了更多錢，但許多小農付不起貸款，破產、自殺的有之，導致農村的貧富不均越來越嚴重。台灣在1946到1972年，也實施類似的肥料換榖政策，要求農民以一比一的比率，用穀物與政府交換肥料。這是對政府專賣的肥料工業的保護政策，也是隱藏的重稅，導致1960年代後期農村的破敗，迫使農村人力轉往工業部門。琳達研究的工廠女工，很多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都市的。
他們在農村共進午餐，當地的社運人士告訴琳達，馬可仕政府最害怕知識份子與廣大農民結合起來對抗他們，為了鎮壓反對勢力，會派軍隊到農村去抓來自都市的青年。軍隊厲害到會檢查青年的耳後，是否有眼鏡戴久了而形成的凹槽。抓到這種年輕人，女的會被強暴，男的會被像動物一樣宰殺，丟到山上。
有些人權工作者也告訴琳達，雖然軍隊常到鄉間清剿反對勢力，但是他們若身分曝光，可以跑到別的地方，改名換姓、從頭來過。菲律賓遍布熱帶叢林，又是群島，可躲的地方不少。然而，容易藏匿，也代表人一旦被抓了，其他同志根本一無所知，難以救援。反觀台灣，從日治時代就建立了戶口制度，並且廣設派出所，警察掌有轄區詳細的地圖與戶籍資料，很容易抓到通緝人犯。在戒嚴法下，通往山上的道路設有檢查哨，海濱為軍方控制，不能隨便進入。
即使在都市，菲律賓政府也很難掌握人民的動態。琳達攤開買來的馬尼拉地圖，有三分之一是空白的，空白的地方是窮人聚居的貧民區。都市的窮人只能在爛泥地上蓋房子，他們為了避免泥濘，把住屋架高，就在兩、三坪大的空間中生活。琳達看了這種違章建築，又看了當地華僑蓋給祖先的墳墓，覺得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實在太大了。菲律賓的有錢人通常是華僑，他們建祖墳時，會用大理石蓋個小房子，還附了廁所，供一家大小來掃墓時休息。看來死去的人，過得比活著的人還舒適。
琳達在之前五天的會議中，認識了來自斯里蘭卡的代表George Caius。他說著流利、典雅的英式英語，黝黑的膚色凸顯炯炯有神的目光，翩翩風采，十足的紳士，和台灣男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浪漫穩健，實在不由得被他吸引！琳達很高興能遇見像他這樣有歷練的人，一掃在台灣孤立封閉的感受。這段短暫的邂逅，餘韻不絕。
George Caius告訴琳達，斯里蘭卡本來是英國的殖民地，主要的農產品是茶葉。他曾在英國人開的茶行當會計，當斯里蘭卡開始反抗殖民統治時，他公佈了茶行的帳目，讓勞工們知道英國大老闆賺了多少巨額的利潤。當然，他就被開除了，但也因此下定決心，投身反殖民的運動。等到斯里蘭卡脫離英國獨立時，他以為曙光就要來臨，沒想到瞬間的光亮後，卻是更漫長的黑暗。新政府將所有茶行收歸國有，但英國抵制斯里蘭卡的茶葉，提高進口稅、運輸和保險成本。英國控制了銷售管道，沒有英國的配合，斯里蘭卡產的茶根本賣不出去。
這趟旅程的最後一站在首都馬尼拉，琳達接觸了一個包容中產階級的左派組織「新民主陣線」（New Democratic Front），他們常帶海外的菲律賓人回國，像是旅居美國但心繫祖國的有錢醫生，讓他們看看在馬可仕的迫害下，底層人民過著多麼痛苦的生活。全國的財富都集中在馬可仕跟他的親信手中，正當的商人也做不了生意。琳達覺得他們這種結合海外的手法很值得學習，台灣的民主運動也常獲得海外同鄉的關心與支持。
談起反對運動發展，這些菲國左派表示看不起當時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艾奎諾（Benigno Aquino）。菲律賓的土地集中在幾個大地主手上，艾奎諾也是其中之一。他們覺得艾奎諾雖然反馬可仕，但若他上台，也是換湯不換藥，不會改變什麼。他們也說，一些地方政客，往往很投機，打著民主的幌子，事實上卻跟政府合作。琳達的腦海中浮現康寧祥和許多其他台灣政客的臉孔。
琳達從他們的言論中獲得很多啟發。她覺得菲律賓的反對運動有思想也組織嚴密，不像台灣的黨外運動，常是隨便組織起來，而且除了反國民黨外，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論述，好爭取更多人的支持。這並非個別的問題，面對強大的壓迫者，弱者會有很多型態。有些人高談理論卻無行動、有些人有行動卻無方向、有人衝動地作無謂的犧牲、有人一碰到打壓就忍不住退縮，聲稱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這些菲律賓人的眼神是那麼堅定，講起可能要承擔的苦難，是那麼的舉重若輕。他們的國際視野，遠遠超過琳達在台灣見到的黨外人士。
回國後，琳達迫不及待地想把她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她有一大堆想法，希望黨外同志可以學習菲律賓革命組織的國際觀和明確的理念。琳達跟蘇慶黎和一些左派的朋友討論她的菲律賓之行。琳達希望黨外人士有更寬廣的思考，要知道不同階級的人各有進步的角色，才能跨越階級，動員民眾，達到反抗國民黨的目的。這時候黨外的主要人物，幾乎都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律師和老師，黨外的財源大多來自中小企業主；然而，參與街頭運動的絕大多數是小市民和農人。琳達覺得，如果缺乏階級的思考，就會變成資產階級的民主，越走越狹隘，總有一天，會失去廣大勞苦大眾的支持。
施明德忙著籌辦雜誌，愛理不理。他看到琳達老是跟左派的朋友混在一起，甚至警告她：「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妳都跟統派的人在一起，要搞什麼陰謀。」陳菊則說：「我們忙選舉，怎麼會有時間管社會上這些有的沒有的？」也許因為琳達提出的質疑，陳菊到後來較偏向社會關懷。

成立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雜誌社

選舉確實是凝聚黨外勢力的重要關鍵，自從1978年下半年成立後，黨外助選團在全國巡迴助選，第一次形成串聯全島的反對勢力。在此同時，許多批評國民黨的黨外雜誌也一直在印行，發行量幾乎是供不應求，常常警總前腳查禁，後腳又有一份雜誌創刊。1979年4月，陳婉真創辦《潮流》這份雙面大張的地下報，一千多份的報紙一油印好，立刻就發完了，人們還手抄傳送，所以《潮流》大約有一萬名讀者，總共發行了四十六期。同年8月7日，國民黨抓了印刷廠的老闆楊裕榮和幫忙分發的陳博文，陳婉真在美國絕食，並且動員海外同鄉抗議，人竟然沒幾天就被放出來了，但陳婉真也因此上了黑名單，長期無法返台。
黨外陣營變得可以和國民黨抗衡。以前人被逮捕常就無聲無息，現在只要國民黨一鎮壓抓人，黨外就會反擊。黨外陣營知道要動員民眾，不動員的話就更危險。社會局勢似乎在變，雖然警總抓人的腳步從未停過，但卻好像抓不勝抓，許多批評國民黨的書報雜誌到處在賣。施明德站在浪頭上，決定轟轟烈烈地辦份雜誌，作為反對陣營的基地。
1979年5月，施明德在仁愛路與新生南路附近「百齡大廈」租了一間六十坪的辦公室。琳達拉著他的袖子說：「這裡一個月租金要三萬塊，我們怎麼負擔得起？」施明德一副頂天立地男子漢的模樣，跟琳達說：「安啦、安啦，要搞就要搞大。捐款自然會進來。」他跟琳達借研究經費，當租辦公室的押金。實際上，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嚴格來講，施明德算是無業遊民，琳達雖然有向美國的基金會申請研究經費，可是台灣的物價漲得比她想像的還要快。她想打工，常前腳應徵，後腳情治單位的人就找上雇主。若不是海外同鄉大力支持，他們連住家三千塊的房租都交不出來。在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ittsburgh）任教的海外台灣人陳文成博士，曾經寄了五千塊美金給他們；日本的台獨組織領導者黃有仁（真名為黃昭堂），送來一包香菇，琳達拿香菇去賣竟然賣了兩千塊。
呂秀蓮也來佈置辦公室，還有許多志工來來去去，幫忙籌辦雜誌。施明德一邊聯絡台北的知識份子陳忠信、魏廷朝等來當編輯，一邊聯繫全國各地的黨外政治人物，找有錢的元老出錢，以雜誌社的名義在各地設辦公室、做全島的組織。他有種天生的靈敏，可以嗅出變化，東湊西湊，就找到不少支持辦雜誌的金主。《美麗島》雜誌社組織在7月確定，社長為許信良，副社長由呂秀蓮、黃天福擔任，總編輯張俊宏，施明德任總經理。8月第一期雜誌出刊前，所有成員拍了一張大合照，儼然已有組成反對黨的氣勢。《美麗島》雜誌社就是沒有黨名的黨，各地服務處其實就是地方黨部。
翻開第一期《美麗島》雜誌封底，編輯委員名單上沒有琳達的名字。雜誌社已開始付她薪水，有編輯委員建議把她加進去，但施明德好像不希望讓太太跟他平起平坐。雖然黨外人士追求民主自由，但女性身處其中，其實地位不平等。
琳達沒有多抱怨什麼，她忙得很，有接待不完的國際媒體，倒是呂秀蓮大聲嚷嚷，她台大法律系畢業，有美國伊利諾大學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和哈佛大學法學碩士的高學歷，回國後倡導新女性運動，幾乎是台灣婦女運動的發起人。她老是說黨外有性別歧視，但琳達覺得，另外的原因是她自己的性格使然。呂說凡事要求到最好，她寫一篇文章，就要求編輯全文照刊。一開始她積極參與雜誌社的運作，甚至掛名副社長，但沒多久，就有些同事覺得很難和她合作。呂秀蓮有所謂知識份子的潔癖，興致勃勃地要當中產階級的發言人，好像看不起那些街上吃檳榔的基層民眾。她想統馭不同陣營的人，聲稱只要去跟國民黨內的溫和派商量，一切都好辦。她辦9月8日的創刊酒會，一訂場地就是五星級飯店中泰賓館，想請社會上流和國民黨開明派來參加，結果國民黨找了聲稱是反共義士組成的外圍團體來鬧場，把場面搞得很難看。她曾表示：「我們不要太激烈，國民黨就不會抓人。」施明德主張這正是帶頭衝的時候，呂就怪琳達在背後操縱，其實琳達是被施明德拖著走！
呂秀蓮在佈置雜誌社位在九樓的辦公室時，用鐵線把陽台全圍起來，琳達嫌醜，她卻提醒琳達：「妳要以防萬一，這裡出入的人多，小心哪天被推下去！」她這麼說不是沒有道理，琳達是外國人，不像本地人有那麼強的恐懼感。黨外人士一直處在被恐嚇的狀態，跟蹤監聽是家常便飯，也有隨時被包圍的危險。1979年10月，呂秀蓮驚慌失措地叫大家到她家集合，她身陷險境、被重重包圍。這次她是被假情報嚇到，但事到臨頭時，呂秀蓮終究還是展現勇氣，沒有選擇低頭。危險一直存在，只看參與的人要不要退縮。大家怕雖怕，卻在顫抖與怯懦中手拉著手，團結突破、升高對抗的局勢。

「民主烈士」：被下神經毒的兩隻小狗

在這種充斥緊張的氣氛中，琳達的唯一安慰是家裡養的兩隻小狗，一隻是乳白色的Cream，另一隻是白色長毛的Joey。她不只是天生喜歡小動物，在黨外運動如火如荼下，她更需要兩隻小狗的慰藉。每當她打開家門，看到牠們無憂無慮地對她汪汪叫，就覺得可以把一切的煩惱都擋在門外。但是，情治單位連無辜的小狗也不放過。有天晚上十點多，兩隻小狗原本開心地在庭院裡玩耍，忽然對著圍牆吠個不停。琳達和Nori在床上，循著方向往院子六尺高的圍牆望去，看到牆頭有個黑影在動，像個人頭。隔天早上，琳達發現圍牆另一邊有座梯子，顯然昨晚有人攀著牆沿在監視他們。琳達把兩隻小狗抱在胸前親吻。她把這兩隻忠心的狗當成自己的心肝寶貝，施明德不愛她沒關係，這兩隻小狗愛她就好了。卻沒想到一週後，她就得承受失去牠們的哀慟。
一天晚上八點左右，有個體格魁武的中年外省人忽然找上門，自稱是推銷報紙的業務員，看起來倒像政府特務，問琳達要不要買《青年戰士報》。這是國民黨控制的軍方發行的報紙，琳達覺得莫名其妙，當場拒絕，兩隻小狗卻追著「業務員」衝了出去，頓時不見影子，過了十五分鐘才乖乖回家。琳達摸著牠們的頭，真是捨不得處罰牠們的調皮。Nori在房間內喊琳達，不知道又要使喚她什麼。她攤開桌上的文件，一個字一個字地翻譯成英文，翻到累了就上床，想著Cream在她買的紅色沙發上跳上跳下，Joey在院子裡繞圈圈，想著想著就笑著睡著了。深夜她被悽涼的叫聲給吵醒，披衣走進客廳，Cream全身抽搐，一直慘叫。她想說不好了，Joey在哪兒呢？二十分鐘後，院子裡的Joey全身痙攣，也在慘叫。她不敢碰牠們，兩隻狗叫了半小時，力氣耗盡而死。顯然稍早牠們跑出去時被下了毒。Nori走出來，望著琳達的背影，用冷靜的語氣告訴她，情治單位要警告我們，他們隨時可以下毒，我們根本都不知道何時會毒發身亡。琳達轉過頭來，含著眼淚，Nori的眼神跟著迷濛起來。後來琳達問過獸醫，獸醫懷疑是神經毒，設定好六小時後發作致命，送醫也來不及。
隔天早上，長老教會的牧師林弘宣跑來找施明德，他上次來，斗笠被Joey咬破，這次在庭院裡卻找不到那隻調皮的小狗。施明德領著林弘宣，抱起兩隻小狗的屍體，埋在靠近警備總部旁的景美溪河畔。林弘宣把那頂破斗笠放在他們的屍體上，寫上「民主鬥士」，希望兩隻小狗的英魂安息，不忘去騷擾警總裡老是在鎮壓黨外人士的特務！

桃色風暴：革命情侶形象破裂

1979年7月26日晚上六點左右，《聯合報》的顏文閂和另一名女記者登門採訪，琳達接過他們手中的文件，心想這下不妙了。這是一封英文信跟中文翻譯，1978年9月琳達還沒跟施明德舉行公開結婚典禮前，她開始對他心灰意冷，在苦悶的情緒中，寫了一封信給她在美國的教授情人翟若適，哭訴她被逼著要跟一個狂熱的台獨政治犯結婚，懇求舊情人來台灣一趟，幫忙擺脫他。琳達當初是託一個美國記者送信，還有收到翟若適的回信。這下才知道，情治單位中途把信攔截下來，只是影印副本，正本照樣送到收件人手上，做得神不知鬼不覺。記者送來的資料附上琳達穿著露背裝與愛狗Cream的合照和信件原文的中文翻譯，譯文加油添醋，把琳達跟施明德間的關係形容得非常聳動，描述琳達像一個妖豔的蛇蠍魔女，隨時在尋找獵物、勾引身邊男人，還加上「筷子與糯米團」為標題，諷刺身材肥胖的琳達與瘦骨如材的施明德的婚姻。
《聯合報》是一家民間報社，但是立場非常偏向國民黨。記者跟琳達說，他們來拜訪是要了解當事人的意思，做個平衡報導。他們的消息來源自稱是「中華民國愛國青年」，聲稱這封信飄在史丹佛的校園，他在風中撿到，仔細閱讀後決定披露，免得蛇蠍女妖繼續殘害我們的青年。他不只把信件寄給《聯合報》，還到處發送給平面媒體與教會組織。這不知是愛國青年還是情治單位的花招？
施明德看著琳達，她只能承認信是她寫的，現在唯一能做的，是提供記者兩人比較上相的照片，她選了兩人在牆上和服前的合照。那件和服的繡面上，飛舞著丹頂鶴，是琳達第一次到台灣來做田野調查，母親過境日本時買給她的。她佈置大坪林的落腳處時，把和服當戰袍一樣掛在牆上。施明德搬來跟她住時，堂堂正正像個指揮若定的將軍，端坐在和服前，和琳達拍下夫妻合照。施明德送走記者，回頭鐵青著臉撂下狠話：「這種事再發生一次，我就跟妳離婚！」施明德知道，國民黨一定會大肆公佈這些文件，好打擊黨外陣營的士氣。因為理想而結合的革命伴侶，會變成一個笑掉人大牙的笑話。果不其然，戲謔的報導隨之而來，隔天7月27日，《聯合報》刊了四分之一版面的報導。
當時很多人相信施明德和艾琳達是恩愛的革命伴侶，這篇報導打破了這個幻象，國民黨宣傳單位讓他們非常難堪。有位「瑪利諾會」（Maryknoll, 全名「美國天主教外方傳教會」 The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的神父來找琳達，問她這件事的真偽。這個搞社會運動的美國神父，從不懼怕對抗國民黨，但當他聽到琳達親口承認這件事確有所本，擤著鼻子，差點哭出來。到現在，琳達想起這個遭遇還是相當難過。
但是，這則新聞也不是只有負面效應。那是個資訊封閉的時代，只有三家電視台、報紙，用手指也可以數得出來，還只限每日發行四大張，都掌握在國民黨手中。當女巫琳達跟施明德的事蹟被刊出來後，頓時之間，他們成為全國性的知名人物。施明德在黨外陣營裡，原本因為沒有公職身分，所以不是那麼有名，現在卻被報出有個受高等教育的美國女性下嫁於他，反而打響他的知名度。許多同情黨外的人，看了這份報導，猜測這是人身攻擊，只注意到琳達與施明德抱持的崇高理念。這使得施明德更容易推動很多事，因為支持黨外的人們會說：「我知道你，你是跟那個替『國際特赦組織』工作的美國女子結婚的政治犯。你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坐過十五年苦牢，真是辛苦。」

同志之間，誰能信任？

而被形容成巫婆的琳達呢？現在則辛苦得像個女傭。她跑上跑下，忙著搬家。房東又受到情治單位的壓力，第二次逼他們搬家。他們搬到仁愛路和信義路的交叉口、省議員林義雄的住家二樓，走個路就到《美麗島》雜誌社的辦公室。雜誌社的辦公室常有人來來去去，所以編輯部被放到琳達的客廳與一間多出來的臥室，她和施明德住主臥室，後面還有兩個客房，一間給雜誌社高雄服務處主任陳菊北上休息用，另一間則當倉庫。琳達把放在大坪林住家的紅色皮沙發搬進客廳，移來移去，總算擺了一個適當的位置。她一下子掃地、一下子清廁所，最後滿頭大汗，再去廈門街買來二手辦公桌椅櫃子，總算大功告成。她覺得男人們老是在高談闊論，而她一個美國女人，看起來高高在上，但是很多粗活是她在扛，施明德就是比著手勢使喚她，頂多喊人來幫忙。
正在幫琳達扛家具的這個人，叫做徐春泰，這個外號「泰國」的政治犯是施明德的獄友。他長得高高胖胖，常跟著施明德。他說他是泰國的華僑，1960年代在中華民國使館工作，自稱因共產理念想暗殺泰皇，被國民黨以共匪罪嫌逮捕，關了十五年。他說施明德曾參與「泰源事件」，夥同台東泰源監獄的囚犯暴動，要推翻國民黨。失敗後，他為了掩護施明德，曾經在冬天裡被丟在冷水池內逼供，但他打死不說。他講得對施明德多忠誠，但施明德叫琳達別相信他，他親共。琳達知道情治單位無所不在，到處滲透，她也搞不清楚誰真誰假。施明德說，反正我們缺人手，妳湊合著用，只要不把機密文件讓別人碰就好。
黨外陣營裡，因為情治單位的滲透，搞得人和人很難建立互信。但更難防的是同志間互相分化、彼此猜忌。黨外陣營裡的主要人物是本省籍的菁英，大多主張台灣獨立；再來是一些懷抱左派理想的知識份子，大部分是外省籍，但也有本省人，他們嚮往共產中國，希望能看到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橋頭事件」後，這兩派人結合而成黨外陣營，聲勢越來越旺，但他們的合作基礎極其脆弱。國民黨利用統獨兩派的分歧來打擊黨外陣營。前面幾次獨派人士被抓，都引起激烈的抗議，逼得他們放人，現在換統派人士被抓了。
9月的時候，曾應徵琳達丈夫的外省籍政治犯張化民被捕，判了十年有期徒刑，他寫了本書，揭發情治單位跟大財團間的掛勾。後來以開茶藝館「紫藤廬」出名的周渝，在編輯會議上告訴琳達這件事。他說，張化民參加黨外運動已經很久了，怎麼會沒人聲援他？琳達跟周渝說，我們得做點什麼，不能因為他是外省人就不救。他們在雜誌社門口貼了張海報，許多人來來往往，卻不怎麼在意。琳達覺得大家各自為政，一點都沒有團隊精神，這樣會讓國民黨趁隙而入。
許信良曾說：地方的黨外人士有行動力，但卻沒什麼社會思考；左派能提出理論，卻沒有群眾基礎。這兩派若是能結合，就像手腦並用，才能真正擴大黨外運動的聲勢，抗衡國民黨。可惜這只是難以企及的理想，1979年4月時，施明德與黃信介決定推動中華民國重新加入聯合國，認為台灣應有適當的國際地位，不能被排除於國際社會。他們希望國民黨內的溫和派會加入，但這些所謂的溫和派，只是做做樣子，沒有反應。施明德要發表聲明的前一晚，陳鼓應來家裡拜訪，琳達邊翻譯打字邊跟他寒暄。隔天4月12日早上，黃信介集合統派獨派，希望統派的人可以簽這份聲明。聲明訴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接受內戰分裂的現實，進行對等談判，兩岸要三通：通郵、通商、通航，台灣要申請加入聯合國。統派的人無法接受，因為對他們來說，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就是分裂國土。更難堪的是陳鼓應，他忽然變得很不安，嘆了口氣：「明德兄啊，昨晚我到你家去，你怎麼不先跟我商量？」他在室內踱了幾步，帶著統派的同志走出去了。
小說家陳映真在10月3日二度被捕，他之前就以「為匪宣傳」等罪名被關了七年，也是在1975年特赦出獄。他的作品充滿社會關懷，也對大中國抱持著憧憬，所以他雖是本省人，卻被劃為具左派思想的統派作家。國民黨逮捕陳映真，像是施加外力，就要把這個鬆散的組合沿著縫隙撕裂。
琳達拿著強力膠，想把牆壁的縫隙給補平，才發現這條裂縫已經越來越深。施明德聽到陳映真被抓，即便他曾勸琳達不要跟這種統派混在一起，但基於基本人權的原則，還是決定發出聲援。他知道海外同鄉中，有不少人同情陳映真的立場，就用雜誌社的電話打到海外，要鼓動同鄉有所行動，表達抗議。他盡說反話，勸同鄉們不要激動，不要因為這種事就去燒國民黨在海外的辦事處云云。他是用個人名義去做，並沒有動員雜誌社的組織。而琳達則是在家裡拚命打電話，給可以聯絡到的台灣同鄉會、國際媒體、國際人權組織，報導這件抓人的事件。結果隔天電話公司跑來說要「修電話」，修著修著，就讓琳達有兩天無電話可用了。電話剛通，她把線路接好，就出門去跟王拓和一些《夏潮》雜誌的左派人士到警備總部在博愛路的辦公室抗議。他們十來個人就在下班時間坐在門口，表示不放人就不走。
這次，陳映真被捕不到三十六個小時，就奇蹟似地被放出來。他衝到琳達家門口，給她一個大擁抱。但施明德卻接到罵他的電話，說他為什麼去救統派。對琳達這些在台灣從事人權救援的外國人來說，爭取民主自由是終極價值，大家都被打壓，何必分統派獨派！施明德都在訓琳達太左傾了，卻還被罵包庇共產黨。琳達聽了生氣，如此狹隘，這就是台灣黨外運動的格局！她與梅心怡為台灣的人權與民主拼死拼活，並不預設特定的統獨立場，而是要維護每個人的人權以及台灣人民對未來自決的權力。
琳達從菲律賓回來後就覺得黨外運動太狹隘，希望黨外可以更有國際觀。現在她發現國民黨抓人的步調越來越快，也希望可以從國際上討救兵。余登發受審時，「國際特赦組織」曾派一名日本教授來台訪察；11月中旬，加拿大人Laurie S. Wiseberg來台，她在1976年組了一個「國際人權救援聯絡網」（Human Rights Internet）。這些國際組織的代表讓琳達有個想法：與其透過梅心怡或是海外同鄉幫忙，不如在台灣成立一個國際組織的分部，更有利於直接進行人權救援。她透過旅美的法學教授陳隆志，聯繫上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組織「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Human Rights），想在高雄成立台灣分部。她本來想聯繫「國際特赦組織」，但他們卻規定成員只能救援它國的政治犯。琳達怎麼等得了其他國的志工來台灣救人？情勢越演越烈，她只想立刻搬救兵，上火線跟警總對抗。

巡迴全省，串聯反對勢力

整個秋天，雜誌社的工作人員穿梭在剛完工的高速公路，巡迴全國，凝聚民眾的支持。《美麗島》的主要領導人從這年夏天組織雜誌社開始，就一直遭到恐嚇與跟監。他們之中有坐牢多年的政治犯，也有甘願放棄光明前途的律師。他們並不是全然無懼，卻努力克服怯懦，邊辦雜誌，邊巡迴全國串聯反對勢力；軍隊出動催淚瓦斯、坦克車與機關槍，美麗島人手無寸鐵，唯一的憑藉是民眾的支持。他們辦的雜誌沒有通路，託郵局寄送會被整批寄丟，但印一期卻可以賣十萬本。他們老是擔心辦公室的租金付不付得出來—起碼琳達擔心得很，但許多中小企業主穿著家常便衣，站在活動會場後頭默默旁觀，散會時搶上前去，遞過裝滿鈔票的黑色手提包—這些人是台灣戰後出生的世代，不像他們的父母一代被二二八血腥鎮壓嚇到不敢反抗。這時的台灣人民，在經濟情況好轉後，決定要進一步爭取民主自由，不甘再受到軍事戒嚴法的壓迫。
琳達隨著施明德到全省舉辦《美麗島》雜誌社各地服務處的成立大會。南投那場，國民黨出動坦克車在門外繞行，民眾還是勇敢地走進會場；警察在會場外圍了兩三圈，民眾用人海戰術，手拉手結成人鏈，打破警察的包圍網；在台中，借了學校操場當會場，一抬頭，校舍的屋頂架滿整排機關槍，施明德還是鎮定地請大家傳遞火把宣示。黨外運動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幾場活動有高達兩三萬人參加。民眾越來越不怕警察、越來越敢反抗不義的政權，隨時可能引發雪崩，讓整個戒嚴體制垮台。《美麗島》雜誌社的成員也步步為營，深怕擦槍走火—若民眾被軍警激到先動手打人，就給了他們鎮壓的藉口，讓整個運動功虧一簣。
施明德不時會對琳達大現殷勤，哄她穿得漂漂亮亮，一起去參加活動。他說，民眾看到現場有外國人作見證，會比較有安全感。琳達不想只當施明德的跟班，她有自己的主見和行動。她繼續培養外國友人，請他們翻譯台灣的人權文件，寄到海外給梅心怡；她也想發揮女性角色，組織政治犯家屬支援團體。11月中，她找了跟陳映真的太太和同時被捕的李慶榮的太太，請她們向黨外人士的妻子講述先生被抓、家裡被搜查的經過，讓大家能有心理準備，預先設想若是遇到了要怎麼因應。這些預備工作，在日後都派上用場、幫了大忙。那場民主的聖戰，即將來臨。
《美麗島》雜誌社決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當天，在高雄舉辦活動。在戒嚴時代，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被限制，本來計畫在高雄體育場舉辦大型集會，但被警方阻撓，所以換成遊行。這當然也是非法行為，但他們就是要挑戰這種箝制人民權利的惡法。施明德是遊行的主要籌辦人之一，陳菊跟林弘宣早已去高雄成立服務處。琳達在12月9日就跟著施明德，來到高雄這個反國民黨的大本營。
另一位主要籌辦人楊青矗是專門描寫勞工百態的小說家，他和施明德在雜誌社高雄服務處二樓的辦公室商量著要買火把，規劃遊行的路線。辦公室裡人聲鼎沸，許多志工來來去去。琳達找了一個角落，捲起袖子、趴在地上，做起「國際人權聯盟」的旗幟，足足有十二尺乘六尺見方。儘管已經是冬天了，南台灣的氣候還是搞得她滿頭大汗。她抹了抹額頭，對旁邊也趴在地上做標語的張溫鷹笑了笑。張溫鷹是牙醫，「美麗島事件」後幫逃亡中的施明德整型，因此自己也入獄，後來選上台中市長。她們倆從下午開始，完成時已經是晚上九點了。兩人正打算拉開旗幟時，外面忽然傳來志工的鼓譟—有人被抓了！
琳達衝出去看看怎麼一回事。她隨著人潮來到高雄市警察局鼓山分局，已經有幾十個人坐在門口要為被抓的人討個公道。這兩個人是雜誌社的志工，一個是本省人邱勝雄，另一個是出身眷村的姚國建。他們開著宣傳車上街宣傳隔日的人權日活動時，跟警察發生一些爭執，結果被帶回警局，後來又被押到附近的警備總部南區司令部。從八點半他們被拖進警局，外面的人越圍越多，大部分是雜誌社的志工，擔心兩人被刑求。警察把鐵門拉下來，避不見面。幾位長老教會的牧師帶領大家手拉手唱歌，先唱台語民謠〈望春風〉，接著唱國語歌曲〈美麗島〉。〈美麗島〉改編自女詩人陳秀喜的作品，描寫先民開拓台灣的辛苦與這塊島嶼的風土民情。警察還是閉門不出，牧師們說：弟兄姊妹們，我們來唱激昂的進行曲。他們徹夜唱著，唱到午夜十二點，這兩個人才全身傷痕累累地被放出來。隔天，「美麗島」的成員決定去高雄市第一分局抗議，要求撤換鼓山分局的局長。琳達打了電話給海外同鄉，報導「鼓山事件」。

披上三色帶，準備出征

遊行前夕，琳達總算拿到託人從台北帶下來的三色帶。兩個月前，她就挑了顏色和布料，請志工縫製紅黃綠相間的三色彩帶，二十條大條的披在身上，三十條小條的則可別在上臂，用來識別「美麗島」的主要成員。之前7月她跟施明德去參加黨外在台中的活動時，發現遊覽車上的文字標語都被撕掉了。因此，她覺得要有識別標誌，最好顏色能代表黨外陣營跟《美麗島》雜誌社。坐車回台北時，她被高速公路上的風景震攝住了─金黃色的夕陽、籠罩著紅磚厝、也灑滿了綠油油的稻田，這是跟她的國家完全不同的風景。紅黃綠的景緻讓疲倦的她精神一振，覺得又可以為台灣的民主自由拼下去。少女時代，她就是為這樣整片綠油油的稻田而心動，彷彿她這一生的命運，就要跟這片紅黃綠交織的風景分不開了。這三種顏色，也成為《美麗島》雜誌第一到三期封面的顏色。
施明德是遊行的總指揮，琳達為他披上三色帶和另一條繡有他名字的彩帶。他穿著一件有灰色肩章、軍裝風格的黑毛衣，琳達則穿著在菲律賓買的寬鬆白色長洋裝。她在整理衣服的皺摺時，Nori稱讚她真有自由女神的樣子。琳達照了照鏡子，結實的身形、堅強的線條—嗯，真的有像。

民主聖戰：世界人權日遊行

1979年12月10號晚間六點，天色漸漸暗下，遊行隊伍準備出發時，琳達為主要的領導人一個個掛上三色帶。施明德和姚嘉文登上改裝的小貨車作前導，琳達和陳菊、曾心儀、蘇治芬張起「國際人權聯盟」的旗幟走在隊伍中。剛開始大約有三百人，前頭的一百人手持火把。遊行從《美麗島》高雄服務處出發，朝幾條街外的中正路圓環邁進─2010年，這個簡陋的圓環，成為高雄市捷運的中心美麗島站。
小貨車開到圓環時停了下來，群眾鼓譟要警察局長下臺。鎮暴部隊立刻團團圍住遊行隊伍，有更多人想加入，卻被擋在封鎖線外。施明德和姚嘉文決定進去警局交涉，進去之前，施明德安撫民眾，要眾人待在原地，不要輕舉妄動。十五分鐘後，琳達發現人群中有不明人士穿梭，她開始覺得不對勁。遠方鎮暴車射來強光，她看到車頂上冒著煙，不知是不是催淚瓦斯。她瞇著眼看見Nori走出警局、站上貨車。他指揮遊行群眾從另一條街走回美麗島服務處。
施明德站在貨車上，指揮群眾左轉，不要和鎮暴車正面撞上。這一側的封鎖線只有輕裝步行的警力，小貨車和遊行者突破警方陣線。隊伍走了約十分鐘，警方已在服務處附近築起另一道防線。這些警察全副武裝，舉著一人高的盾牌護身，小腿上綁著鐵片。一瞬間，琳達聽到棍子擊打鐵片的撞擊聲，但就是不見下手的人。一百多名手持電擊棍的憲警就戰備位置，試圖阻擋群眾，但見群眾像汪洋大海般湧上，一時之間不知從何下手。警方暫時撤退。
後來情勢緩和了些，幾千名民眾鑽出附近街巷，聚集了過來，琳達估計一度至少有五萬人。一輛裝有擴音器的大貨車停在服務處前，黃信介和呂秀蓮登上車開始演講，長老教會的年輕牧師大聲喊著關懷農民與勞苦大眾的口號，帶領群眾用台語呼喊：「Bilido si lan e（美麗島是我們的）！」琳達聽得入神。過了一陣，她看到一小隊鎮暴警察擠入人群，逼進充當講台的貨車，好像打算阻止演講進行，但在車前被民眾圍住。她排開人群，想過去看看，忽然發現身旁跟著三十多個民眾，好像在等琳達開口向鎮暴警察挑釁，他們就可以攻擊。琳達趕緊抽身離開。車上演說繼續進行，群眾安靜而平和。現場氣氛激昂，成千上萬的人民站出來，在強勢警力的包圍下，以行動證明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到了晚上快十點時，鎮暴部隊開始向封鎖線內的民眾噴灑催淚瓦斯。琳達聽到黃信介宣佈散會，但群眾開始衝撞鎮暴車。
Nori瘦削的手找到琳達。他知道這一刻終於到了。他望著失控的遊行場面，對琳達說：「我為今天晚上坐牢一輩子，我甘願！」街道上瀰漫著催淚瓦斯的煙霧，不知是情緒激蕩還是瓦斯作用，人人淚流滿面。

沉默不語：為被捕做心理準備

當晚，琳達和施明德坐上張俊宏的車，雜誌社領導人決定到台南大飯店集合。Nori一聲不吭，琳達靠在他身旁，翻出包包裡三島由紀夫 （Yukio Mishima） 的小說《奔馬》（Runaway Horses）。她剛看完這本小說，講一個右派的愛國年輕人，出於對天皇的忠誠，去謀殺資本家，事成後自殺。最後一幕是他面對著東昇的太陽切腹。她低聲跟Nori說這個故事：這個人付出生命的代價，完成他心中認定的理想。Nori靜靜地聽著，忽然發出一聲乾嚎，好像脖子被掐住般。他的臉色凝重、沉默不語，他知道已經來到生死關頭，將要承擔被捕的恐怖後果，他的假釋將被撤消，這次至少會被判無期徒刑。他一直希望激起台灣人民反抗的意願，這目的是達到了。
到了台南大飯店，二、三十個人擠進一個大房間，徹夜難眠，面面相覷，直到破曉。眾人只知道自己中了陷阱，後果難以收拾。隔天琳達翻開早報，版面盡是空曠凌亂的街頭，沒有太多前晚遊行的報導，只說民眾整個晚上都在對抗警察、扯下安全島的欄杆、阻礙鎮暴部隊通過。情治單位一時還沒反應過來，但到當天晚上，國民黨控制的媒體出現肅殺的氣氛，聲稱黨外打人、警察受傷。琳達知道，逮捕人的鷹犬就要出動了。
12月11日，施明德和琳達回《美麗島》高雄服務處看看。琳達還去醫院探望「鼓山事件」的兩位受害者。姚國建的胸口上布滿了拳印腳印，警察拖著他頭下腳上地上樓梯，他的門牙就這樣被撞斷了。琳達拍了照，向他們要聯絡地址，希望日後找外國記者去採訪。他們本來不想給真實住址，但還是被琳達問了出來。離開醫院，琳達趕回雜誌社的辦公室。一路上，她發現竟然沒有人跟蹤。她的腳步不知不覺輕快多了，情治單位或許一時之間慌了陣腳、沒空理她。
琳達和施明德搭客運回台北，經過休息站時，琳達附在Nori耳邊、勸他逃走：「或許你轉個車到屏東東港，聽說那裡有偷渡的機會。」她不希望她的男人束手就擒，活生生地在自己的眼前被抓走，誰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可能會被刑求、甚至槍決。這個時候還有機會逃，他該走，走得遠遠的。他只是靜靜地聽，一回頭，喊琳達上車，他們還得趕路。
11日晚上，大家聚集在姚嘉文家裡，討論因應措施。說來說去一直都沒有結論，只是一再重複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怎麼會掉入國民黨製造的陷阱，演變成警民衝突。講來講去，其實只是發洩恐懼的情緒。這些黨外陣營的人曾經簽署過聲明，聲稱「我們願為台灣民主的前途坐牢」。但對多數人來說，坐牢僅是抽象的概念，事到臨頭，不是每個人都能面對。
琳達訪問政治犯時，聽過太多次這樣的情形了。她打斷大家，建議大家集體回到高雄，發個公開聲明，以團結的立場面對社會大眾。即使被捕，也有民眾見證。抱怨是停了下來，卻換成我明天沒空、後天我有事這些推託之詞。琳達有點失望，她覺得這些黨外人士就是中產階級，缺乏承擔考驗的氣魄，不如她在菲律賓遇到的革命志士。但是，琳達又能說什麼呢？畢竟她是外國人，比較沒有被捕的危險，可以從容思考判斷。他們決定隔天召開記者會，跟國民黨道歉，並請康寧祥去跟國民大會交涉。但是，12月12日的記者會上，記者只是拚命照相，像禿鷹一樣，啄食這群垂死的動物。
記者會前的下午，琳達花了點時間在家整理文件，毀掉一些敏感資料。12號晚間十一點，呂秀蓮和陳菊來到琳達家；十二點施明德回來，交代琳達，一旦大逮捕來臨，要趕快打電話給國際人權組織。一位外籍人權工作者Monica Croghan （Nicki） 住在琳達附近，她來自美國，留著一頭黑髮、身材壯碩，相當投入人權工作。琳達早就安排好由Nicki來聯絡海外。琳達套上睡衣，Nori看似已沉沉睡去，她爬上床時，摸到她的男人全身冰冷僵硬，像死去一樣。她沒有搖他。從10號當晚開始，琳達感覺Nori像準備結蛹的昆蟲一樣，持續縮進自己的軀殼內，或許在建構一道牆，預備重新適應即將到來、漫無天日的囚禁。整夜屋外車門開開關關的聲音不斷，好像心理戰術，刻意要屋內人知道四面埋伏。清晨五點，琳達披衣起身，走到房間外的小陽台探看。他們已被重重包圍。

大逮捕，施明德逃亡

13號早上六點，琳達又被車輛的聲音吵醒，她把通訊錄跟日記本塞進還熱烘烘的棉被裡。Nori開始慢條斯理地穿衣服，慎重地說：「妳得回去美國告狀。」琳達急了起來，她在房子裡跑來跑去，想找東西堵住門。總算，她發現剛到大坪林落腳時買的紅色沙發椅，尺寸剛好可以卡進玄關，讓門一時之間無法打開。特務就在門口砰砰砰地敲門，說要搜查。他們推不開門，Nori跑到門口喊說：「小心，我太太在門後放了炸彈！」
琳達拿起電話，線路不通。她知道廚房旁的後門藏了個隱密的樓梯，可以通往其它樓層。她跑到廚房，Nori就在一瞬間從她背後閃過去，一下就不見人影，她甚至來不及回頭跟他道別。這一別，他們再相見是十一年後了。
陳菊從後頭的臥室跑出來，丟給琳達一千元美金。她從後樓梯逃到樓下，想尋求省議員林義雄的庇護。琳達聽到玻璃破碎的聲音，他們連林義雄一起帶走了。
特務花了一點時間，繞了一圈，從廚房的後門闖了進來。他們推倒琳達，用手帕塞住她的嘴，她的眼鏡在混亂中破了。她使盡全身的力量大聲呼叫，她可不願讓這些特務稱心如意地逮人。她手腳亂揮，拚命跟他們拼搏，要轉移注意力，好爭取Nori逃跑的時間。琳達被架到前頭客房，驚慌中注意到特務到處搜查，還在找施明德，不禁覺得高興。他們眼裡哪有法律，一巴掌就要打向琳達，但有人叫住：「打她沒用！她不會講施明德在哪裡。」施明德後來告訴琳達，他爬過屋頂時還聽見她的尖叫。他們東翻西敲，帶走琳達的研究資料，獨獨漏了塞在棉被裡的通訊錄。
最後，他們像拎小雞一樣，把呂秀蓮從臥室提了出來，她連衣服都還沒穿好，身上還是件長睡衣。琳達在他們身後大叫：「你們憑什麼抓呂秀蓮？」眼看一行人就要離去，這時電話竟然通了，琳達剛告訴Nicki逮人的消息，大塊頭的幹員就跑了進來，從牆上把電話機連線路一起拔掉。
琳達錯愕頹喪地跌坐在凌亂的屋子裡。之後整整一年的時間，她失去整理自己物品的能力。她覺得不管怎麼整理，都會被人翻得亂七八糟。她現在知道，為什麼以前Nori老是亂塞東西，那是出於一種深切的不安全感，你唯一能掌控的只有貼肉藏著的東西。但她得打起精神，用這副疲憊的身體，為她的同志而戰。Nicki已經把逮捕的消息傳出去，她得起身行動了。
她環顧屋內，幸好護照、一千美金和一些零錢還在，通訊錄與日記也沒被搜出來；施明德蒐集的黨外運動照片放在臥室抽屜，竟也沒被查到。琳達把這些文件照片收進一個小行李袋。一個小時後，來了一個加拿大女孩，接下這個行李袋保管。琳達沒見過她，但知道她是Nicki的朋友。她就像許多待在台灣的外籍人權工作者一樣，平常有自己的工作，彼此靠隱密的人際網絡聯繫。一旦有事就悄然動員。
琳達接著跑去外國人聚集的地方大聲叫嚷，她想讓全世界知道，國民黨進行了歷史性的大逮捕，要鎮壓民主運動。她衝去剛成立的「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美國與台灣斷交後，AIT實際上就是大使館。她對美國官員大吼，美國剛通過〈台灣關係法〉，宣稱要促進台灣的人權發展，她要求美國官員拒發國民黨高官簽證。官員冷笑著說：強化台灣的人權就是保持現狀，我們的做法會跟過去一樣。美國官員告訴她，台灣當局不只是到她家抓人，事實上共有十三個「美麗島」領袖被捕。琳達聽了更火大，一定有人一早就向美國官員作過簡報。她對那些排隊辦美國簽證的台灣人大吼：「你們知道今天有多少人被捕嗎？這個美國政權幹了什麼好事？」
一路上琳達像瘋婆子一樣到處咆哮，連過馬路時，都對著停在紅燈前的整排汽車駕駛喊：「黨外人士被抓了！黨外人士被抓了！」她再跑去史丹佛中心宣揚逮捕的消息。情治單位跟在她後頭，她加快腳步。她打電話給每個認識的國際媒體，約了《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的記者隔天採訪。這份英文刊物派了許多記者在亞洲各國，常報導亞洲的政經情況，提供西方社會有關亞洲事務的權威消息。
琳達接到Nicki的通知，政治犯的家屬會集合在許榮淑家，她的丈夫省議員張俊宏也在當天被捕。傍晚琳達前去會合時，Nicki正在教這群太太們如何聯絡「國際特赦組織」。琳達在許榮淑家接到一通國際電話。母親從琳達到台灣後，一直都在關心黨外運動的進展。海外的台灣同鄉出錢，請她聯絡西岸一家比較關心社會運動的廣播電台，他們透過琳達妹妹的安排，就在電話中訪問琳達。琳達很鎮定，在一個小時內，用英文簡要地說明黨外運動與這次的大逮捕。電話一掛，新聞局的人就來了，要求琳達明天去找外事警察報到。琳達不打算去，但她知道，被驅逐出境的一刻就要來臨了，她希望自己可以鎮定地面對。
實際上，琳達一點也不鎮定。晚上她不敢回家，待在Nicki家裡。夜裡，恐懼感像藤蔓一樣纏繞她全身，她全身顫抖，拚命發冷汗。她整天都在跑，一靜下來，這幾天的壓力一下爆發，終於再也忍不住，縱情地大哭了一場。這是她這一生第一次經驗到如此恐怖的感覺。她翻來覆去，稍微睡著，就被惡夢驚醒，耳邊一直傳來遭刑求的慘叫和槍斃的槍響。她最後驚醒坐起，雙手痛苦地掩著臉。她覺得一切都完了，台灣的民主運動遭到全面性的鎮壓，先前的努力都已付諸東流。Nicki抱著她，安撫了她一個小時，琳達才得以稍微休息。
隔天早上，她跟這些政治犯的太太們一起送衣服到警總，Nicki與大坪林女工宿舍的舍監袁嬿嬿也來了，琳達之前就介紹她們認識，好在接下來幫忙家屬。下午的時候，她跟《遠東經濟評論》的特派員約在火車站前的希爾頓飯店，她口述「美麗島事件」跟大逮捕的經過，把整個事件講得很詳細，強調警方包圍群眾。她講到一半，特務就出現了，嚇跑了這位外國記者。琳達早有心理準備，緩慢地起身，跟他們去警政署，這是她要去面對的鬥爭。她有些畏懼，隨後又平靜下來。她從來不知道自己能這麼堅強。

遭驅逐出境

警政署的警察擺著尊重她的樣子，沒給她上手銬。外事警察的主管是一個自稱是Peter Lee的將軍，一副外交官長袖善舞的樣子，用流利的英文問琳達為什麼跟這些叛亂份子在一起？琳達從頭到尾都用英文回答，不想讓警察知道她的中文多好。這個將軍很快就露出猙獰面目，恐嚇要琳達交出護照。護照明明在她隨身皮包，但琳達騙他說護照已經交給記者了，又反問他要她的護照幹什麼？他氣得脖子都紅了，但只得逼著去找AIT補發給琳達旅行文件，不然就無法把她驅逐出境。
琳達趁他生氣的時候，衝到大樓中庭，大吼「抓人啊、抓人啊」，她歇斯底里地大吼大叫，故意不讓這些惡行惡狀的小人好過。一名彪形大漢抓她回來，官員要作她的筆錄，拿出好幾本相片，裡面都是琳達參與遊行的紀錄，這些都成為琳達的罪證。她作證是警方「先鎮後暴」。筆錄完成後，官員要求琳達簽名，她看到內容裡有「滋事」的字眼，要求重寫。對方打斷她的話，說怎麼寫都一樣啦！琳達堅持要他們改，她參與了一個可能改變台灣政治發展的歷史事件，不能留下扭曲的紀錄。AIT的官員來了，問琳達有沒有被虐待。琳達指Peter Lee說：「他威脅我！」戳破了他想維持的外交官風度。
媒體記者已經包圍她家。情治單位不讓她回家，而把她送到桃園機場的女警宿舍。隔天，她聯絡上其他在台的外籍人士，知道有人保管了她的日記本，有人則毀掉她的通訊錄，不然會牽連更多人受害。但終究，還是有本筆記落到情治單位手上，正是記有「鼓山事件」兩位受害者的那本。琳達到今天還是耿耿於懷，不知道是不是害了他們，讓他們之後被抓到。
琳達躺在宿舍的通舖上睡不著。情治單位的人送來一口皮箱，那是袁嬿嬿幫忙整理的，她不得不佩服袁嬿嬿蕙質蘭心，打包了許多深具象徵意義，而且派得上用場的東西進去。她趁女警不注意的時候，穿上施明德那件像將軍裝束的黑色毛衣，再把三色帶塞在大衣的前襟。她也沒忘記，要把那些紀錄黨外運動的照片塞在行李箱最底層藏好，慶幸還保住了這些照片。
她的飛機十一點多起飛，她被送去搭機時，AIT跟外事警察陪在她身後。她看到整排記者等在機場的通道，脫下大衣，將三色帶披在黑色毛衣上。這幅畫面立刻傳送到全台灣，琳達要為黨外的同志們打氣，也要為民主自由豎起戰旗。她像個尊貴的公主，即使被迫流亡，仍用最後的尊嚴，在廢墟中升起殘破的旗幟。她要用盡所有的力氣，鼓舞獄中的同志與廣大的台灣人民，不要放棄一心追求的民主與人權。她之後聽說，逃亡中的Nori也在電視上看到這個畫面。飛機上的她忍著悲憤、挺直腰桿坐定，她的髮絲散亂、淚痕濕了又乾、乾了又濕，心中卻已有奮鬥的方向。她將為營救同志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