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識小錄（簡體書）

; 《讀書識小錄(印象閱讀)》由汪成法著，書中收入了《病相報告》、《回眸“學衡派”》、《周作人自編文集》、《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碧空樓書簡》、《漏船載酒憶當年》、《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等文章。
; 《讀書識小錄(印象閱讀)》適合文學愛好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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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 愚者千慮，有時也可能大概或者也許難免會有一得吧。
; 愚就因此偶爾洋洋自得。
; 說的是讀書有時發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而書的作者都是頗有成就并為我所敬重的專家、學者或知名人士。不揣?陋，我也曾給其中幾位先生寫信是正，并且很高興有時還能得到某先生承認失誤的回信。
; 按說事情到此也就可以為止了，可是，近來忽然想到有些先生的書也許再版的機會不是太多，就是再版原讀者再買的可能也不是太大，那么，何不把自己的一孔之見公之于眾呢？從而也可以與讀過這些書的朋友們有所交流。至于作者，我自認為讀他們的書就是尊重，指出錯誤并不算冒犯尊嚴。當然，如果萬一可能有人因此而憤怒，受到責罵我也是“得其所哉”。不過恐怕也不至于有哪位先生會這樣吧，否則我可真是看走了眼。
; 不過，柯勒律治有言：It is always unwise to judge of any-thing by its defects: the first attempt ought to be to discover its excellences.我想自己恐怕難以免于這個批評，雖然實在也并沒有“judge”“by its defects”。
; 更何況，我所提及的失誤都是在書中占無關緊要的地位，其存在幾乎對全書的價值沒有任何影響。而我之所以斤斤計較，也大多是出于一種小孩子似的純潔要求。《論語·子張》里記有一句子貢的話：“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明周賓所、清董豐垣均取此意而名其書為《識小編》，明末活埋庵道人徐樹丕則有《識小錄》，清人燕南陳震又有《讀詩識小錄》，現代作家唐弢也將其雜文集名為《識小錄》，故亦名吾之小文曰“讀書識小錄”云爾。是為引言。
; 二○○二年七月二十日 讀周作人《談虎集》，其《孫中山先生》一文引用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雜三百六十五》中一首小詩，曰： 一棵大樹， 要全部的去看他， 別去單找那蟲蛀的葉！ 呔，小子！ 怎么就覺得有點兒針對我的樣子。干脆先附記于此，聊作自我解嘲。
; 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徐復觀在自己的回憶中說，1944年，他拜見熊十力于勉仁書院。熊要他讀王船山的《讀通鑒論》，以後問其心得，徐說了許多不同于王船山的看法，熊一聽就火冒三丈，斥罵道：“你這個東西，怎么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么不先看出它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么益處？”這一罵，竟罵出了一位大學者。徐復觀後來自己說，這對他是“起死回生的一罵”。徐復觀果然是孺子可教，所以熊十力的一罵才成就了他。若不才者，恐罵亦無效也，故而至今還是一無所成，而且似乎也沒有希望哪一天會終于有所成就，“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若是其謂也。
; 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再記 “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語出《論語·公冶長》：“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于予與何誅？”’同樣是《論語》中的訓誡，《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日：‘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日：‘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識小錄”所及大多師長著作，實有違于夫子之-教，唯不知此“葉公”和“好龍”哪一位是一是二。
; 劉向《新序·雜事》：“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
;托仆夫而去，日：‘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于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托而去。’”小說家當然也是一說，只是與我無關罷了。
; 二○○九年七月十三日，南京 流沙河《釋“間諜”》開篇：“《莊子·齊物論》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閑閑，散淡貌，不想與人較真的樣子。凡悟道者，莫不如此。那些庸劣褊狹的小知正相反，逢人瞪大眼睛，做明察秋毫狀。”(《晚窗偷讀》)“識小”亦即“小知”，“庸劣褊狹”、“做明察秋毫狀”，真是貼切的描摹。“大知”亦即“大智”，可望而不可即者也。一嘆。
; 二○一○年三月三十日，合肥 李輝先生厚愛，鼓勵我將《讀書識小錄》整理出版，于是重新翻看自己幾年來寫下的這一組文字，這才發現：原來已經寫了八年。
; “年光逝水，世故驚濤”(錢鍾書1979年9月致黃裳信中語)，八年來，我和身邊的這個世界都發生了太多的變化，回看當年的議論，不免會有“今是而昨非”(陶潛《歸去來辭》)的感慨。然而，借用龐薰栗先生的說法：“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龐薰采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7月第1版)，倒也不妨大方一點兒，不必過于赧顏。
; 閱讀史就是成長史。閱讀史就是心靈史。
; 因此不顧目次的凌亂，完全按寫作時間的先後，將這一組文字呈獻給讀者諸君。
; 謹向所述各書的作者，尤其是我的幾位老師，表達誠摯的敬意和歉意：謝謝你們！請原諒！ 特別感謝李輝先生的寬厚與博大——是因為“識小錄”中那篇妄論他的文字而開始我們的交往的，我只能說：直到今天，我也未必能有他這樣的胸懷。
; 我只能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記·孔子世家》) 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鄭州旅次

引言(一)《病相報告》(二)《齊人物論》(三)《回眸“學衡派”》(四)《周作人自編文集》(五)《文壇三戶》(六)《周作人年譜》(七)《周作人文類編》(八)《禪機》(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十)《茱萸集》(十一)《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十二)《荊棘路》(十三)《碧空樓書簡》(十四)《文事談舊》(十五)《中國意識的危機》(十六)《淺酌書海》(十七)《泥土腳印》(十八)《人書俱老》(十九)《漏船載酒憶當年》(二十)《答客問》(二十一)《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二十二)《泥土腳印(續編)》(二十三)《活著》(二十四)《來燕榭集外文鈔》(二十五)《我的1976》(二十六)《阿英全集·附卷》(二十七)《俞平伯年譜》(二十八)《沈從文年譜》(二十九)《新文學資料叢話》(三十)《大塊文章》(三十一)《晚翠文談新編》(三十二)《回憶與思考》(三十三)《半生多事》(三十四)《沈衛威講胡適》(三十五)《胡適日記全編》(三十六)《云集》(三十七)《黃裳自選集》(三十八)《上海摩登》(三十九)《書之歸去來》(四十)《青燈集》(四十一)《解讀周作人》(四十二)《我的精神自傳》(四十三)《思辨錄》(四十四)《終刊號叢話》(四十五)《大學之大》(四十六)《周作人傳》(四十七)《中國現代學術要略》(四十八)《關于廢名》(四十九)《楊振聲編年事輯初稿》(五十)《我仍在苦苦跋涉》(五十一)《晚窗偷讀》

; (一)《病相報告》 從此開始僅僅是因為剛剛讀過，書就在手邊，查閱方便。
; 按說也不該從小說中尋找“硬傷”：《封神演義》不是早就讓商代的紂王作出七言絕句了嗎？但是，何必過于認真呢？——本來已經是夠認真的了。
; 本書第152頁：“……他大聲地說：來一包點心！一張百元的票子拍在了柜臺上，眼睛卻盯著我……” 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文革”之前的事，可能是五十年代，而且從小說中可知這還不是用的舊幣，即1948年發行的第一套人民幣，而應該是用的面額縮小一萬倍後的1955年3月1日起發行的第二套人民幣新幣。
;他——男主人公胡方當時除此之外僅帶有一枚五分的硬幣。
; 問題是：在當時的中國有面值一百元一張的鈔票嗎？據我所知，直到八十年代以後，即1987年開始陸續發行的第四套人民幣才有了面額五十和一百元的紙幣。
; 另外，第76-77頁講述延安召開的由毛澤東主持的批判王明的群眾大會，據說是“一員虎將”的某人“突然間扇了王明一個耳光，王明差點要從獨木方凳上跌下去”。然而，據我所讀過的一些有關延安整風的文字，扇王明耳光的事似乎不可能發生，這種“武器的批判”是直到“文革”才盛行的；而毛澤東主持群眾參加的批判大會的事情似乎也沒有根據。
; 有趣的是這兩件事都是由女主人公江嵐講述的。初步的閱讀不能使我認為這是作者有意讓講述者出現的錯誤，而且江嵐也不是那種頭腦昏聵(可能記錯)或信口開河(可能吹牛)的人。所以很難簡單地以一句小說家言來作解釋。因而，我不會對李洱的小說《花腔》或莫言的小說《檀香刑》中那些明顯的史實錯亂表示懷疑，對《病相報告》中的差錯卻不能釋懷。
; ——這不是一個好的開頭，只是因為《病相報告》剛剛讀過，我再解釋一遍。
; 二○○二年七月二十日 (《病相報告》，賈平凹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二)《齊人物論》 莊周者，不知何許人也。《書屋》雜志前主編周實先生在《序》里依然云山霧罩，竟使一本原已妙不可言的小書又有了一篇“黃絹幼婦”之序。
;也罷，人物既已“齊”矣，又何必細究阿誰系誰？莊周先生一人也罷，多人也罷，并無此人也罷，便都由他去吧。
; 且說小書第4l頁，莊周先生因劉紹銘說“‘壽則多辱’語出周作人”而“大驚失色”，“不料”“香港散文名家”“為文竟粗疏至極”。其實劉氏若日“我知之自周作人”云云，即已無可厚非，而莊周先生的驚訝或許便要減去幾分或竟至于無聊也未可知。恰如莊周先生僅日“此語確曾‘出’現于周氏名文《老年》”，而不知周作人早于1924年12月所作、收入《雨天的書》的《笠翁與兼好法師》一文中就已引用此話(兩處文字皆周氏自譯，而略有不同)，且所引亦是兼好法師的《徒然草》而非前世莊周的《莊子·天地》。
; 然則莊周先生也難免失誤。
; 胡適之悼徐志摩一案既已自行糾正，此尚有《孔乙己》與《阿Q正傳》的錯位猶待澄清。
; 第99頁論《阿Q正傳》日：“小說的結構、布局、技法，與成熟期的《孔乙己》、《祝福》等相比，都顯得稚拙和粗糙。”《阿Q正傳》是否“稚拙和粗糙”暫且不論，關鍵是《孔乙己》系魯迅發表的第二篇白話小說，僅略後于《狂人日記》，1919年3月(或日1918年冬)作，4月刊于《新青年》6卷6號；《阿Q正傳》則列《吶喊》第九篇，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分章刊于《晨報副刊》，遲于《孔乙己》二年又半。《孔乙己》是魯迅自己較為滿意且為多數讀者所特別欣賞的小說，其敘事技法確實幾臻完美無瑕，莊周先生或者因此而誤以為成熟期作品乎？然則可知魯迅先生出手即已成熟，況第一篇之《狂人日記》即已以其文言小序與“意識流”正文之間的巨大張力而令後人對其技法驚羨不已乎？而且，何為成熟？莊周先生以《祝福》即《彷徨》時期為成熟，蓋源于魯迅先生自己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的自述，然而就真的可以因此認為《吶喊》時期的小說是“稚拙和粗糙”的嗎？當然這已經是一個另外的話題了。
; 又：本書第168頁“臭大街法”所說“作潑婦罵街狀”的是王朔，“作僭妄瀆神狀”的是余杰，“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起悼詞來”的是葛紅兵；第173頁論“‘躲避崇高’與‘渴望墮落”’，前者系王蒙文章名，後者系王力雄文章名。——不知莊周先生為何不曾點名？ 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齊人物論》，莊周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