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簡體書）

★政治的智慧，權力的均衡，外交的藝術——一部了解近代、現代、當代國際關係的必讀書！

★袁南生、金燦榮作序推薦！

★再現國際問題之波雲詭譎，以獨特視點講述著名外交家的非凡魅力。風格演繹，犀利評析，譜寫“諜影重重”的外交風雲！

★一面是哈佛大學“象牙塔”中面壁苦讀20年的“學術隱士”，一面是70年代叱吒國際外交舞台的政界高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將幾百年間風雲變幻的國際局勢盡收筆底。

★從十七世紀歐洲的三十年戰爭，到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人類浩劫，越南戰爭，直至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網羅古今，議論縱橫。

★講述黎塞留、拿破崙、俾斯麥和梅特涅的治國之道，分析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外交政策失誤，揭示塑造現代世界格局的根本力量。

★觀念上的現實主義，方法上的傳統學派。提出均勢戰略的現代意義，具有極高史學價值。既是一部國際關係史著作，又是一部政治學理論的上佳之作。

★59個版本暢銷全球，《出版人周刊》《圖書館雜誌》傾力推薦！

★豆瓣8.9高分，goodreads評分4.25（5分滿分）。

 

亨利．基辛格憑藉其致力於國際事務的經驗，運用豐富的歷史知識及智慧幽默的文筆，描述了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分析了各國外交風格的差異，重點揭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思想淵源，是一部瞭解近現代世界史的必讀之作。
《大外交》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先生最新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美國第56任國務卿。

曾獲括諾貝爾和平獎、美國總統自由勳章和國防部卓越公共服務獎章。

他於1923年出生於德國，為躲避納粹法西斯對猶太人的迫害，全家人在1938年從英國遷往美國並定居。

1943年獲得美國國籍，並應徵入伍，編入美軍第84步兵師，回到歐洲戰場。戰後，他獲得紐約州政府的獎學金，1947年進入哈佛大學政治系學習。

1954—1969年在哈佛大學執教。1952—1966年任哈佛國際論壇主任。

1969年離開哈佛大學，出任尼克松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至1977年福特總統下台為止，在長達8年的兩屆總統任期內，他作為白宮的外交智囊和國務院首腦，負責制定美國的外交政策。

1977年退出政界，1982年開辦基辛格國際諮詢公司並擔任董事長。至今仍以充沛的精力活躍在國際政治舞台上。

 

亨利·基辛格在過去半個世紀美國最重要的外交事務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他在判斷全球局勢方面仍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魯·福斯特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兼國務卿基辛格先生在這本書中淋漓盡致地討論了外交的藝術和美國的外交方針。

——《出版人周刊》

從這本書中，我們了解到世界格局的秩序幾乎沒有什麼新意可言。這是對外交理論的一項重要貢獻，也是現代外交史的一卷總集。所有圖書館都應該有這本令人印象深刻的書。

——《圖書館雜誌》

這大概是幾年以來讀的最用心的大部頭，也混雜著興奮，欣喜，苦惱與不解的情緒其中。其中有兩三章讀起來極為困難，不知何故；而很多其他章節卻淋漓暢快。zuida的感觸莫過於對娓娓道來的睿智語言的親切之感，以及對於嚴謹，思辨和自省的風格的欽佩讚賞。——豆瓣讀者

思路清晰，脈絡明了，歷史性強，最主要這是基辛格能接觸到的第一手寶貴的資料，讀完後真是很通暢的感覺，是了解國際關係的很好的一本入門書。

——豆瓣讀者

基辛格其人其書
一
對于任何卷入現代國際關系的國家而言，對外事務在和平時期關乎利益的增減，而在戰爭時期則直接意味著生存與滅亡。套用中國古代的一句老話“兵者，國之大事”，我們現在可以說“外交，國之大事也”。
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今天的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與不斷擴展的世界經濟體系，與相互依存關系不斷加深的國際社會融為一體，中國內部的變化已經成為勢不可擋的全球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冷戰後的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復雜；同時，作為一個上升中的大國，中國在現存世界體系中的責任和地位也正處于變化之中，中國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塑造自身的國際環境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現實呼喚中國外交要生發出更多的戰略性理論思考。用基辛格博士的話來說，就是要有“外交哲學”，而不能僅限于把外交事務當做“行政問題”來處理。
海南出版社此刻推出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一書，可以說正值其時。亨利·基辛格是20世紀最負盛名和傳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而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則是他的代表著作，凝聚著其長期從政經驗和理論思考的結晶，堪稱外交學或國際關系理論領域的經典之作。此書對中國國際問題學界的參考借鑒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二
《大外交》縱論古今，視接萬里，洋洋近70萬言。夸張一點說，讀這本書可獲得讀四本書的功效。
首先，這是一本國際關系史著作。時間跨度近400年，從17世紀初的歐洲“三十年戰爭”和法國紅衣主教黎塞留首開“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現代外交之先河，一直寫到20世紀末混沌不明的冷戰後世界秩序，讀者有如對近、現、當代的國際關系歷史進行全面通讀。
其次，這是一本美國外交史專著。在對，20世紀前的美國外交進行一番簡單回顧之後，基辛格著重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導致美國大規模卷入世界事務的威爾遜主義，以及此後近一個世紀的美國全球外交。在基辛格看來，威爾遜主義代表了美國外交思想的主流，其基本特征就是：強調道德主義，把外交中的政治問題法律化，對美好人性和世界和諧充滿幻想。這種外交主流傳統，來源于美利堅民族獨特的歷史經驗和政治文化，而與世界其他人類(基辛格尤其著重于與舊大陸歐洲的比較)的現實政治權力均衡觀大相徑庭。20世紀美國外交的得失，以及深深打上美國烙印的本世紀全球政治的利弊，都與威爾遜總統所彰顯的這種道德主義外交緊密相關。
再次，這是一本政治學理論，尤其是國際政治方面的理論著作。本書的大量論述都超越了經驗層次，極富哲理。比如政治領袖在歷史上的作用，個人氣質與政府政策的關系，傳統體制和現代民主體制下公眾與領導人的不同相互影響模式，歷史經驗與各個國家外交思想之間的深刻關聯，權力均衡與觀念一致的內在聯系等等，所有這些方面的論斷都有其獨到的心得，給人以理論上的啟示。
最後，這是一本分析當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現實的書。除了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和第三十一章“關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直接觸及冷戰後世界新秩序這個論題之外，基辛格在描述和分析歷史的過程中，不斷地把歷史經驗與當今現實相對照，其說明現實的取向是十分明顯的。在這位亨利看來，今天的世界秩序類似于18、19世紀歐洲的由多個強國在權力均衡基礎上建構的現實政治體系。美國雖然較之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有力量，但并不能操控一切，只是“幾個大國中的頭一號”。其他大國包括中國、聯合之後的歐洲、日本、俄羅斯和印度，它們在新秩序中的位置，與美國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冷戰後世界新秩序的整體性質還不明朗。
三
要給《大外交》在理論上定位，或者是說明此書與其他西方政治學和國際關系著作的異同，也要涉及四個方面：
第一，在觀念上，這是一本現實主義著作。一般認為，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可以大致劃分為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大流派，兩者的基本差異來源于對人性本質的看法不同。
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行為是由某些基本上無法改變的因素決定的，首先即是人類行為的本質，其次則包括地理等因素。他們斷言，人性惡，并深負罪孽而貪婪，沒有天生的善良，也不可能變得完美無缺，有很多因素制約了用政治制度改良和教育來根本改造人性的可能性。人類能夠做到的，只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類的沖突傾向和機會減少到最低限度。在國際政治層面，這就是符合勢力均衡原則的制度安排。由于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現代的現實主義信徒都深信。每個個人和國家對自我利益的追求，通過亞當·斯密在形容市場規律時所說的那一只“無形的手”，可以同時造福于全人類。現實主義者還認定，抽象的個人道德原則不能適用于國際行為上。他們強調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的不同，即前者沒有權威性的政治機構、法律制度和普遍接受的行為準則，而處于相似于國內有序政治結構和完全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某一點上。因此，代表國家利益行事的政治家必然體現一種獨特的行為準則，它與文明社會內的個人行為準則根本不同。
與此相反，理想主義者認為人類的行為是可以通過制度改良來加以改進的，在理論上看，還可能變得至善至美。理想主義者對人性的樂觀信仰，在西方有其悠久的歷史淵源并對現實政治發揮著強大的影響力。康德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在人性可以達到完美境界的信仰上，其實是一致的。在國際關系層面，理想主義者強調國際行為必須受到文明社會通行的道德規則的制約，通過國際法和國際組織，通過集體安全安排，人們可以拋棄冷酷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而實現永久和平。相對于現實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更強調內部政治結構與國際和平的關系，深信普遍的民主是消滅戰爭的根本途徑。近年來倡行于西方的“民主和平論”就屬于典型的理想主義流派。
基辛格是西方學界公認的現實主義理論代表人物之一，反映在《大外交》一書中，就是他在分析和評價任何歷史事件與人物時，都是從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出發的。在他看來，歷史上理想主義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得多，而現實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只是因其偏離了現實政治的原則。
第二，在方法上，這是一本傳統學派的著作。隨著戰後行為主義計量分析學派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興起，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在方法上分成了傳統主義者和科學論者兩大派。
傳統學派(又稱“古典派”)強調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存在著根本差異，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界線無法截然分開，價值中立是很困難的。傳統主義者崇奉的歷史一政治描述方法來源于哲學、歷史和法律學等傳統學科，其主要特點是明顯依賴研究者個人的判斷。他們一般對單個事件感興趣，力圖對涉及該事件的所有變量進行考察，深入理解其細節的微妙之處，借此來獲得對事物的整體“感覺”。當然，傳統主義者也經常把不同的事例放在一處進行對照和比較；他們偶爾也運用定量數據來說明一個論點，以省去推論的麻煩。但是，他們根本反對無視被測量的數字(即事例)在質上的差別的做法。比如，在有關戰爭的統計中，大國間的一場沖突與小國間的一場沖突可能同樣被當成一個統計數字來處理，而實際上兩者對國際關系的影響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傳統主義者嘲笑科學論者迷信計量方法，往往通過煞費苦心的統計分析來論證通情達理的人們看來是顯而易見的結論。他們堅信，社會科學的精髓在于發現事物質的差別，這種精細和微妙的差別只能用一字一句來表達，而不能靠同一化的數量統計來說明。
行為主義者的特點是在眾多的不同事例中找出相同的變量，并通過統計分析來考察各個變量之間的關系。依靠對統計學規律的探索，他們確實發現了一些事物間新的因果關系。
《大外交》完全采用了傳統方法，它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的是深入細致的政治一歷史描述，追求的是對事物本質的直覺把握。
第三，在風格上，這是一本糅合了理論演繹和個人實踐經驗總結的書。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著作多數是學者的產品，純理論色彩較強，往往力求通過演繹思維過程推導出概括性的結論。另有一大類則是著名政界人物的回憶錄，其特點是對個人的從政實踐進行經驗性的、歸納性的總結。而《大外交》的作者既曾是在哈佛大學的“象牙塔”中面壁苦讀20年的“學術隱士”，又曾是20世紀70年代叱?國際外交舞臺風云的政界高手，于是人們自然可以在閱讀這本著作的過程中，既領悟到邏輯的縝密，又體會到來自第一手實踐的“靈感”。
第四，從材料運用上看，這本書依據的事實主要是歐美的歷史經驗，非西方世界外交實踐的經驗沒有在其中得到應有的反映，這與一般的西方國際關系著作并無不同。但是，與其他美國作者相比，《大外交》顯然有更多的“歐洲特征”。這不僅表現在書中論述歐洲外交的篇幅遠大于美國外交，而且表現在作者對歐洲外交傳統的認同上。
四
《大外交》是基辛格的又一部個人著作，它的全部特征從根本上講來源于其作者的個人特征。因此，對基辛格這個人物的了解有助于對《大外交》這部論著的理解。
中國讀者都知道，基辛格曾在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系緩和的進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此後又一直與中國政府和各界人士保持經常往來與良好的關系，堪稱“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的一些著作在中國也曾得到廣泛傳播，比如世界知識出版社曾先後出版過他的《核武器與外交政策》(1959年)、《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的前景》(1962年)和《白宮歲月》(1980年)。關于他的傳記，三聯書店曾翻譯出版過馬文·卡爾布和伯納德·卡爾布兄弟所著的《基辛格》一書(1975年)，而世界知識出版社則出版過陳有為編寫的《基辛格評傳》(1980年)。
總的來說，作為局勢動蕩多變的20世紀70年代中美國的頭號外交家，基辛格是美國外交史上一個獨特的人物，其外交思想與美國外交界的主流思想有很大差異。從觀念和從政作風看，他更像一個“歐洲人”，而不是典型的美國人。
正是這位“歐洲型”的美國入成為了“多極化”理論的首倡者之一，并據此為美國設計了一套“均勢”外交政策，于是有了20世紀70年代的中美和解、從越南撤退、與蘇聯緩和等等一系列步驟。如果沒有這位亨利，或者沒有他在美國政壇的奇異擢升，中美兩國領導人跨越太平洋的“偉大握手”完全可能要推遲發生。
基辛格的生活經歷富有傳奇性，并對其思想形成有重大影響。他于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紐倫堡附近費爾特市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原名為海因茨·艾爾弗雷德·基辛格，“亨利”是移民美國之後才改的名字。基辛格成長的年代是德國歷史上極為動蕩不安的時期。整個20世紀20年代，德國社會都不斷交織著民族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在此期間，以希特勒為代表的法西斯勢力也像霉菌一樣迅速滋生起來。到了20世紀30年代，基辛格一家也像其他德國猶太人一樣，開始被納粹的排猶主義魔影所籠罩，生活陷于恐懼和苦難之中。童年心理中的巨大陰影使他對人性的本質和人生的痛苦有著比常人更悲觀的認識，因而更傾向于接受現實主義對世界的描述。
為逃避納粹帶來的失業、貧困和死亡的威脅，1938年，在基辛格15歲的時候，他們全家移民到美國紐約。初到紐約喬治·華盛頓高中念書的基辛格，當時最大的抱負是投考紐約市立大學，畢業後“當一個會計師”。但是隨著美國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亨利在1943年加入美軍并奔赴歐洲的德國戰場。1947年9月，他在退伍後，根據美國戰時的《士兵權利法案》，獲獎學金進入了哈佛大學。經過寒窗苦讀，基辛格以優異成績從哈佛大學政治系畢業，并立即轉入研究生課程。195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5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1957年任講師，1959年升為副教授，1962年任教授，直至1969年離開哈佛進入尼克松政府任職。在哈佛期間，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建構，共發表了5部著作，分別是：《核武器與外交政策》(1957年)；《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的前景》(1961年)；《重建的世界——拿破侖之後的歐洲：革命時代的保守主義政治》(1964年，此書實際是他的博士論文)；《麻煩的伙伴，對大西洋聯盟的重新評價》(1965年)；《美國對外政策，論文三篇》(1969年)。這些著作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作者深受歐洲哲學和歷史經驗的影響。在哲學和歷史觀上，他尊崇施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而在政治理念上，他成了梅特涅的信徒。
1969年1月，基辛格出任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此後直到1977年初福特總統下臺為止，在長達8年的兩屆總統任期內，基辛格作為白宮的外交智囊和國務院首腦(1973年9月22日起兼任國務卿)，參與制訂美國外交政策，執掌外交大權，穿梭于世界各地，權傾朝野，名噪一時。全面推行以現實主義權力觀為基調的、“均勢”與“實力”相呼應的外交戰略。
退出公職之後，他成立了以本人名字命名的咨詢公司，一面經商賺錢，一面縱論時政。既創造了個人年收入800萬美元的高效益，又出版了7本新著，其中一本就是《大外交》。
五
《大外交》一書的內容極為豐富，每位讀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而闡釋出不同的意義來。比如，對于筆者而言，該書的這樣兩個觀點特別有價值：一是指出黎塞留和俾斯麥這類現實政治大師的成功本身，往往蘊涵著反效果；二是論證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是怎樣激發出美國民眾的道德熱情，使一個孤立主義的美國一步步卷入世界大戰，而老羅斯福的現實主義政策為什么做不到這一點。
需要注意的是這樣兩個方面，首先是《大外交》在人物分析方面有獨到之處，應該多加品味；其次則是基辛格對權力關系的考察，主要不在于資源的配置(這是多數現實主義派學者喜歡多著墨的地方)，而是在于具體人物對事件和結果的控制，這有其值得借鑒之處。
總之，《大外交》是當今信息泛濫時代里的值得深思靜覽的“精品”。唯愿有更多的人讀它，并在掩卷之後不感到失望。
金燦榮

再版序讀讀基辛格的《大外交》

序基辛格其人其書

 

第一章世界新秩序……001

最能左右國際關係，作風也最矛盾的國家……003

愈來愈分散又愈來愈全球化……009

 

第二章關鍵人物：

西奧多·羅斯福或是伍德羅·威爾遜……015

美國不情願地涉入了世界局勢的旋渦……017

老羅斯福，首位堅持美國……025

有義務讓世界感受其影響力的總統……025

威爾遜開創了美國外交政策思想的主流學派……030

 

第三章由大一統到勢均力敵：

黎塞留、奧蘭治的威廉親王與皮特……041

歐洲均勢體系……043

黎塞留：現代國家製度之父……045

威廉一世：對抗路易十四的先鋒……056

歐洲均勢的出現……061

 

第四章歐洲協調：英國、奧地利與俄羅斯……065

重建國際秩序刻不容緩……067

神聖同盟是維也納和會最值得一提的創舉……071

東歐的問題不會消失……079

保守利益需團結在一起……082

 

第五章兩大革命家：拿破崙三世與俾斯麥……091

歐洲新秩序……093

拿破崙三世：摧毀維也納體系……095

“鐵血宰相”俾斯麥……109

無人可得以不朽而無須付出代價……124

 

第六章現實政治自食其果……127

歐洲外交起了革命性的變化……129

現實政治已成主流……136

歐洲文明的自戕……155

 

第七章步向毀滅的政治機制：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外交……159

失去節制的德、俄兩國……161

英國的外交政策……169

導致戰爭爆發的一連串外交舉動……171

 

第八章捲入戰爭旋渦：邁向軍事毀滅之路……193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令人驚訝之處……195

意外的星星之火……202

次要的巴爾幹危機轉變成世界大戰……204

 

第九章外交新面貌：威爾遜與《凡爾賽和約》……211

和平的條件……213

歐美理念之間的差異……216

巴黎和會……223

第十章勝利者的困境……239

集體安全的觀念……241

最不幸的“戰勝國”——法國……244

蘇德的交集……252

 

第十一章施特萊斯曼與戰敗國的複興……259

左右20世紀20年代外交大勢的政治家施特萊斯曼……261

德國的逐步復興……266

 

第十二章假象破滅：

希特勒的崛起與《凡爾賽和約》的毀滅……281

世界史上最大的災難：希特勒的崛起……283

逐步推翻凡爾賽協議……285

進駐萊茵區：勇敢的豪賭……296

慕尼黑會議……305

 

第十三章斯大林待價而沽……311

希特勒與斯大林……313

外交革命……317

誰應該為形勢如此急轉直下負責……327

 

第十四章《蘇德協定》……331

假戰爭時期……333

希特勒的願望……335

對德宣戰……345

 

第十五章美國重回戰場：

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351

羅斯福：由孤立走向參戰……353

美國的國內氣氛……355

羅斯福的表現……360

 

第十六章三種和平途徑：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

羅斯福、斯大林和丘吉爾……377

如何創造新均勢……379

戰時三巨頭……382

 

第十七章冷戰的開始……407

杜魯門其人及外交政策……409

分別會談……413

波茨坦會議與冷戰揭幕……418

 

第十八章遏制政策的成功與苦痛……431

結束對立的條件……433

擊敗蘇聯的策略……438

遏制理論四十年……443

 

第十九章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鮮戰爭……459

兩重誤解下爆發的朝鮮戰爭……461

遏制理論下的朝鮮戰爭……465

 

第二十章與共產黨人的談判：

阿登納、丘吉爾與艾森豪威爾……479

解決冷戰問題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481

德國領袖阿登納和斯大林的去世……489

西方國家是否實際上喪失了斯大林死後的大好機會……493

 

第二十一章避開遏制政策：蘇伊士運河危機……509

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已陷入地緣政治競爭……511

《巴格達條約》和阿斯旺大壩……515

對蘇伊士運河採取動作……518

 

第二十二章匈牙利事件：歐洲的劇變……539

戰後國際關係改變……541

波蘭和匈牙利的棘手問題……544

下階段的冷戰基調……555

 

第二十三章赫魯曉夫的最後通牒：

柏林危機，1958～1963……557

雙方觀點歧異漸顯……559

持續五年的柏林危機——冷戰轉折點……569

 

第二十四章西方聯盟的概念：麥克米倫、

戴高樂、艾森豪威爾與肯尼迪……585

大西洋共同體面臨觀點整合……587

麥克米倫：英國不再是世界強國……588

戴高樂：重振歐洲雄風……595

核時代：艾森豪威爾與肯尼迪……599

 

第二十五章越南：

陷入泥淖，杜魯門與艾森豪威爾……611

美國人的傳統價值體系……613

戰略和道德的鴻溝……620

法國與美國陷入游擊戰……621

物色越南領袖……628

複雜無解的越南問題……631

 

第二十六章越南：走向絕望，肯尼迪與約翰遜……635

處理越南問題……637

曠日持久，勝負難決……644

約翰遜與聖安東尼方式……653

失去鬥志的高層……660

 

第二十七章越南：解脫，尼克松……667

尼克鬆的責任……669

越南戰爭還是國內政治鬥爭……670

追求光榮和平……672

越戰經驗……673

 

第二十八章地緣政治的外交政策：

尼克鬆的三角外交……695

尼克松其人及觀點……697

中、蘇、美三角關係……715

 

第二十九章國際緊張關係的緩和與不滿緩和者……725

 

第三十章冷戰的結束：裡根與戈爾巴喬夫……753

迎接漫長的新衝突時代……755

第七任領袖戈爾巴喬夫……776

 

第三十一章關於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795

威爾遜主義與各國政策……797

第三度建構世界秩序……823

 

致謝……827

 

最能左右國際關係，作風也最矛盾的國家

幾乎是某種自然定律，每一世紀似乎總會出現一個有實力、有意志且有知識與道德動力，企圖根據其本身的價值觀來塑造整個國際體系的國家。17世紀的法國在黎塞留(Richelieu)樞機主教領導下，引進了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以追求國家利益為終極目標的近代國際關系的作風。18世紀的大英帝國將“均勢觀念”(balance of power)發揚光大，使這個觀念主宰了後兩個世紀的歐洲外交。19世紀梅特涅領導的奧地利重新建構了“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麥主政下的德國又使歐洲協調瓦解，使歐洲外交成為冷酷無情的政治權力斗爭。
20世紀最能左右國際關系的，作風卻也最矛盾的國家則非美國莫屬。再沒有其他國家像美國一樣，既絕對堅持決不容許外國干預美國內政，又如此一廂情愿地認定美國的價值觀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在日常的外交活動中沒有比美國更務實的，但在追求其歷史傳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沒有比美國更具理想主義的國家。沒有任何國家比美國更不愿意介人海外事務，即使美國在海外的結盟與承諾均達到空前的范圍與規模，這個立場仍不改變。
美國自開國以來始終自詡與眾不同，在外交上形成兩種相互矛盾的態度：一是美國在國內使民主政治更趨于完美，為其他人民做榜樣，以此作為證明美國價值觀優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國的價值觀使美國人自認為有義務向全世界推廣這些價值。美國的思想就這樣徘徊于懷念純樸的過去與渴望完美的未來之間。雖然自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現實使各國相互依賴的程度日深，而美國卻仍在孤立主義與信守承諾之間搖擺。
認為美國只要做楷模及認為美國應主動出擊的這兩派學說都把以民主、自由商業活動及國際法為基礎的全球國際秩序視為當然。但由于這種狀態從來不曾真正存在過，此種高調在他國人聽來，即使不被視為太天真，也難免讓人覺得不切實際。然而，外國人的懷疑眼光從未澆熄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或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人的理想主義，其實也包括20世紀所有其他的美國總統在內。其結果是促使美國人相信，歷史是可以超越的，如果全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納美國的道德處方。
這兩派的主張均是美國經驗的產物。雖然共和國不止美國一家，但其他共和國均非刻意為實現自由的理想而締造。沒有別的國家的人民是打著為全民自由與繁榮的旗幟，遠走新大陸開天辟地。因此孤立主義與傳教士精神，這兩個表面上如此相沖突的主張，正反映出美國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國擁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類只要放棄傳統外交，跟美國一樣信奉民主及國際法，即可獲得和平與繁榮。
美國在國際上的經歷一直是信仰勝過經驗。自美國于1917年進入世界政治舞臺以來，依仗其強大的國力及對理想的自我肯定，以至于本世紀主要的國際協議均是美國價值觀的具體呈現，從國際聯盟及凱洛格一白里安公約(Kellogg Briand Pact)到聯合國憲章及赫爾辛基最後文件(Helsinki Final Act)，均是如此。蘇聯的解體似乎證明了美國理想的正確性，卻也使美國無從逃避她始終不愿面對的世界局勢。在逐漸顯現的國際新秩序中，民族主義又卷土重來。各國急于追求本身利益遠勝于堅持崇高的原則，而且競爭多過合作。我們找不到證據可以證明此種歷史悠久的行為模式已有改變，或是在未來數十年中會有所變化。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