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1

思考、觀察臺灣自然書寫必然通過的一條路徑……..

什麼是臺灣現代自然書寫？何以經過書寫者以本土意識與地域化的基因鍊鎖，
生出此地的書寫「特有種」？與西方自然寫作有何不同？與一般的自然科學或環境生態叢書差別在哪裡？和「自然文學」或「環境文學」之間又有什麼區別？

吳明益從第一次純為自然所眩迷的經驗開始，十多年來縱身投入學術研究，
藉由深入淺出地解讀與詮釋理論，邀請你一同來認識臺灣文學史上無可取代的重要風景。

◎關於《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1》

1983年，韓韓與馬以工共同出版了《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可說是臺灣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的濫觴。之後的20餘年，其開始蓬勃發展，如同飲食文學、旅遊文學、同志文學等一般，成為臺灣文學譜系中的重要分支，但對於自然書寫，大家仍存有一個模糊的定論和想像。因此臺灣文學史上，第一套完整論述臺灣自然書寫的經典著作於焉而生。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論述，2012年1月三冊同時登場，可依讀者興趣閱讀和蒐藏。BOOK 1《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是一部「不只是論述」的論述專書，讀者閱讀的將不只是靜態的論述評論而已，更可感受到的是一股認真、浪漫與熱切的行動力量。

誠如作者於修訂版總序所言：「論述讓我思考環境各個層面的議題時都充滿痛苦，這種痛苦在某些時刻，回過頭去提醒我感受生態之美的迷人與快樂。這麼多年來，我仍在書本與野地受著自然的教育，這系列的寫作，不只是為了學院裡的讀者，也為學院外的讀者。因此，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只要活著，我會繼續痛苦並快樂著地思維下去。」

◎重現自然書寫經典鉅作

「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BOOK1為2003年作者到花蓮任教後一年出版的論文集，已成為學界討論臺灣自然書寫的重要著作之一。9年後重新出版修訂版，因此別具紀念價值，可說是吳明益十多年來進入自然導向文學思維領域的開始與代表著作。

本書將自然書寫做一全面性的整理，從臺灣到西方，從起源、歷史脈絡與演化轉變，逐一爬梳其定義及差異之處，並以臺灣自然書寫為中心，放射狀地探討各種面向，包括影像文本、環境倫理及土地美學等，是想瞭解自然書寫的讀者必讀經典專書。

目標讀者群 
‧想系統瞭解臺灣自然書寫脈絡的讀者。
‧對自然書寫、環境議題感興趣的讀者。
‧訴求想解讀「綠色閱讀」觀念啟蒙與發生的對象、學院相關系所研究者與學生等。

吳明益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有時候寫作、畫圖、攝影、旅行、談論文學，副業是文學研究。

著有散文集《迷蝶誌》、《蝶道》、《家離水邊那麼近》、短篇小說集《本日公休》、《虎爺》，長篇小說《複眼人》、《睡眠的航線》，論文《以書寫解放自然》。另編有《臺灣自然寫作選》，並與吳晟共同主編《濕地‧石化‧島嶼想像》。近期作品為短篇小說集《天橋上的魔術師》。

曾三度獲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好書、金石堂年度最有影響力的書、誠品年度推薦書、亞洲周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聯合報小說大獎等等。

新版序
＜痛苦並快樂著＞／吳明益

住到紅樹林以後我偶爾朝淡水河流往大海的相反方向慢跑。多數時候我帶著相機，想像數年後說不定可以寫出一系列的「慢跑觀察筆記」。有一回我沒帶著相機，空中遠遠地飛來大約超過五十隻的鳥群，高度並不高，飛行速度穩定，那隊伍的陣式像是隱涵了什麼意味似地前進。我不知不覺地停下腳步，抬頭仰望。
彼時我肯定感受到一種美。可是就在那一刻的下一個瞬間，我辨識出那是臺灣的外來鳥種埃及聖(睘鳥)。埃及聖(睘鳥)是體型巨大的涉禽，近年開始有鳥友和政府單位注意牠可能對此地鳥種造成的生態排擠效應，因此正在對牠們進行族群抑制的計畫，比方說在牠們的鳥蛋上噴油以降低孵化率。也就是說，在此地整體的生態觀上，有些生態學家認為埃及聖(睘鳥)或者是一種需要排除、或是抑制的生物之一。
但彼時我肯定感受到一種美。可是那是外來種呢，從理性上來看，我該恨牠們的，不是嗎？

我試著往心裡頭尋找所謂的「理性」，它就像在人的掌中故意蜷縮軀體，掉入草叢中的一隻瓢蟲，印象雖在，卻又如此模糊。我對自己的意識與思維的流動掌握度是那麼低，低到無法確認自己信仰什麼。就拿埃及聖䴉來說，難道我對牠們的美的感受只是像性慾一般的直覺，而恨竟爾來自理性？
其實大多數的時候，我並沒有感受到美的感動與科學之間的衝突。就像遇到一個白鷺鷥林，做為一個解說員，我們可以說：「鷺科（Ardeidea）鳥類全世界共有六十二種，牠們共同的特徵與習性是：腳比其他一般鳥類為長，以便於涉水，嘴也比較長，可能對於捕捉蛙類、魚類、昆蟲等有幫助。翅膀長而寬略成圓形；飛行時拍翅較慢，頸部彎曲往後收縮。主要棲息於沼澤、河口、 沙洲、水田、池塘及溪流等水域地帶。台灣的鷺科鳥類目前紀錄有二十種，其中八種在台灣繁殖。」也可以像李奧波（Aldo Leopold）說：「在
每個轉彎處，我們看到白鷺站在前方的水池中，一尊尊白色的雕像都有一個白色的倒影⋯⋯當一群白鷺在遠處一棵綠柳樹上棲息時，牠們看起來就像一陣太早到來的暴風雪。」這兩者都是人類對鳥的禮讚：理解與想像。這樣的解說員或許因此話說多了些，但給點時間，兩者還是可以並行陳述的。
但有些東西有著更深的觸動，就像文學所帶給我們的震顫之感。比方「聲音生態學家」高登‧ 漢普頓（Gordon Hempton）說：「草原狼對著夜空長嚎的月光之歌，是一種寂靜，而牠們伴侶的回應，也是一種寂靜。」這種「寂靜」同時也是草原上代表掠食者的「最高音」，那既是一種美學修辭，其實也是一種科學認識。我相信許多文學教授會認為這個句子是「美」的，但他們卻不必然理解漢普頓在陳述的不只是一種美感經驗，還是一種理性經驗。掠食者常是一個地區「聲音的最高音」，這是為了宣示獵食領域，是一種寂靜的張揚。聲音與氣味，都可以象徵領域。
部分美學家認為美來自於「直覺」，但直覺卻有很多種。就像我們若獨自在草原上聽到草原狼的長嚎，肯定會產生令一種懼怖到寒毛直豎的直覺。那種直覺，難道也是一種美嗎？
在自然科學中，直覺是一種生存的本能，甚至可以被理性研究，追根探源，或許這便是直覺可以和理性連結的主因。即便這個直覺被解剖了、解釋了，仍然不能否定那瞬間傳遞的美。我肯定數十隻埃及聖(睘鳥)飛越我的天空，那是一種美。但這種美不會強大到讓我忘記思考，比方說，埃及聖(睘鳥)是否已然危及本地生態的問題。思維的樂趣不在進行道德判斷（埃及聖䴉就是為自己而存活著，牠們哪管道德不道德），而在從中尋求解釋／解謎之道。而這種追尋，偏偏又有時讓思考者陷入謎困之中。

《以書寫解放自然》是我到花蓮任教後一年出版的論文集（2004），大約兩三年後，我陸陸續續收到來信問哪裡可以再買到這本書。於是我將原本收在書房的五十本書再交給出版社販售，但隨即後悔不已。有段時間，我真心希望這本書就像一個逝去的演化時代，它在整體的過程中確有意義，卻不宜停留再現。
但有幾個理由，我決定在夏日重新出版這部書的修訂版。
首先是這些年來，這部書成為學界討論臺灣自然書寫的著作之一，因此時有學者挑戰書中的觀點。比方說有的學者認為我詮釋的自然書寫偏向「無人荒野」，或認為太過強調非虛構經驗，或認為我根本忽略原住民文學。我認為這些問題幾乎百分之九十出在質疑的學者沒有真正讀完整部書的關係。我私下猜測，也許是這本書不易買到吧。我不忍心相信，我們學院訓練出來的學者，會連整部書都沒有讀完就自以為是地下結論。
其次，我仍在走在這條思維的路上。在這十年研究自然導向文學的時光裡，有時被美牽引而憎恨論述，有時沉迷於科學的解釋，而遺忘了時時重返野地的必要性。一晃眼當初出版《以書寫解放自然》的我，已變成如此不同的「另一個人」。但就像馬是從始祖馬演化而來的一樣，那蹄子的痕跡還在。我於是有了個想像，日後不論我在哪一家出版社出版關於自然導向文學的論著，書名或許可以都一律稱為《以書寫解放自然》。就從BOOK 1、BOOK 2、BOOK 3、BOOK 4……這樣接續寫下去，直到我放棄書寫為止。這樣的想法或許也多少還帶點年輕時的浪漫感，讓我忘了羞赧，或許這些論述根本不值得被閱讀也不一定。
思維是痛苦並快樂著的事情。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是個實證主義的哲學家，據說五歲的時候人家對他說地球是圓的，他不相信，拿了圓鍬就想挖到澳大利亞去。但羅素同時知道人的知識受限於所見。古埃及人判斷地球是圓的，偏偏古希臘人卻以為世界是平的。羅素認為這不是因為埃及人聰明而希臘人笨，而是因為埃及地勢空曠，容易發現地平線並非直線的事實；濱海的希臘卻多山、多地震，因此想像鯨魚撐住平板的大地，時時晃動。從想像力來說，埃及人跟希臘人都說得很迷人不是嗎？
我以為學術研究這個行當不只是要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有時候也要為自己製造問題，最好還能了解自己不懂哪些問題。當我跑步時，或許我和旁邊的跑者不一樣，因為我是認識埃及聖環，也已經努力建構過腦中對埃及聖(睘鳥)的資訊。於是當牠們飛掠的那一瞬間，我可能同時在腦中體現了美感經驗、搜尋了關於牠們的生態訊息、進行了倫理上的反省，甚至可能告訴自己，這種鳥在埃及可是一種犧帶著文化意涵飛行的鳥，它被認為是(睘鳥)首人身的托特（Thoth）的化身，托特是智慧之神，也是月亮、數學以及醫藥之神。
然而這一切描述，都不得不指向一個嚴竣的提問：人類是否有權利屠殺因為人類才遷徙到此處的一種生物？為什麼我們懲罰的不是當初的始作俑者，而是努力在異鄉求生的生命群體？這樣的提問不亞於部分論者談死刑存廢時，所用的「艱難的殺戮」。
從人類的歷史上，常看到某個時期總有些人種認為另一個人種是需要排除的，即使在生物學上證明，人其實只有一「種」，種族主義者其實不是生物學上的「種間」主義者，他們只是在殘殺同種生物而已。只不過殺戮者通常也能想出一大堆理由，甚且找到科學數據支持那個理由，來繼續殺戮。
或許透過埃及聖(睘鳥)的例子，我可以說明自己所理解的「生態批評」，以及自己為什麼除了創作以外，也試著維繫這系列的研究。生態批評顯然不只是文學研究，它同時需要科學研究、價值體系的支持，但它卻也不是鹵莽的道德判斷。好的自然導向文學都不是以道德教訓為出發點的，相反地，它可能只提出了一種對抗性的主張，凝聚另一種意識。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一生做為一個不合作的公民，威爾森（E. O. Wilson）甘冒眾諱以生物觀察為基礎大談人性，乃至於卡森女士（Rachel Louise Carson）的反化學藥劑⋯⋯誰會怪她沒有發明一種無毒的殺蟲劑呢？而這種對抗性的主張，通常可以在典型的自然作家身上看到，因為生態批評對抗的正是掌權機制或掌權的思維，面對諸如國光石化、阿朗壹古道、美麗灣事件這類環境議題時宣稱是為了大多數人好，而做的「不帶痛苦的決定」。
論述讓我思考環境各個層面的議題時都充滿痛苦，這種痛苦在某些時刻，回過頭去提醒我感受生態之美的迷人與快樂。
在這一系列的《以書寫解放自然》中，我先把2003 年的版本分成BOOK 1、BOOK 2出版，因為這是我進入這個痛苦並快樂著的思維領域的開始。這麼多年來，我仍在書本與野地受著自然的教育，這系列的寫作，不只是為了學院裡的讀者，也為學院外的讀者。因此，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只要活著，我會繼續痛苦並快樂著地思維下去。

新版總序 痛苦並快樂著
初版序 往前走去，然後回頭

Chapter 1 自然有邊界嗎？── 什麼是臺灣現代自然書寫？
賦名的變動：自然文學、環境文學，還是自然書寫？
廣義自然書籍中相近╱相異屬性的各個範疇
解釋性的界義─什麼是本書討論的「臺灣現代自然書寫」？
排除性界義─被暫時排除在本書討論的「臺灣現代自然書寫」之外的
多元由一元啟始─以文學性為視察基域的研究
變動的邊界

Chapter 2 感性的自然志與自然地志── 文學性自然書寫的特質
文學範疇自然書寫在環境議題中的位置：處理不可計量的價值
負載自然志的軟性載具：以文學之筆融合跨領域材料
幾種自然書寫的文學表述模式
智性、理性與靈性的啟發

Chapter 3 由畏懼、認識、理解到尊重的漫長演化── 西方自然書寫史概述
以理性認識自然：自然科學的獨立視野
不只是悠閒：揉入博物學的田園劄記
真想知道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從自然探險中所帶來的幽微天啟
靈視自然：重新尋求一種土地與人的和諧
回顧西方自然書寫的發展脈絡
台灣現代自然書寫 的探索(1980~2002)

Chapter 4 書寫自然的歷史── 臺灣現代自然書寫前史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環境意識與自然相關書寫
清末渡海遊記、地方志所勾勒的臺灣形象
西方與日本旅行家、博物學者筆下的福爾摩沙
藉前行者的導引幽光逐步走出環境意識的黑暗期：一九八○年以前的自然書寫
告別傳統書寫自然的形態

Chapter 5 生態殖民與宰制型社會── 臺灣現代自然書寫形成的因素
生態殖民與自然解放：誰是土地的殖民者？
一個覺醒的燃點─宰制型社會加速生態毀壞
對土地與共同記憶的認同
學習一種對應姿態─西方生態思潮與自然書寫的引入
一個發展的轉折─自然意識的變動所促成書寫模式的轉變
新倫理、新書寫

Chapter6 對話的歷程── 臺灣現代自然書寫1980-2003 年間的演化概述
聽到土地的呼聲（1980-1985）
逐步演化出多樣性（1986-1995）
建立新倫理的摸索（1995-2003）
建立臺灣自然書寫的系譜

Chapter 7 以賦形取代獵槍── 現代自然書寫中影像文本的意涵
形象的構造，意義的營造：關於自然書寫的影像「賦形」
一錯過，就消逝了：攝影與自然書寫
一種感性的影像文脈─手繪與自然書寫
無言之言

Chapter 8 從陌路到社群夥伴── 環境倫理觀的主要類型與臺灣現代自然書寫
環境倫理是參與環境決策的價值觀
自利真的有利嗎？─不要在我家的後院（NIMBY）
從「保護」的觀點思考：資源保育與荒野保存
不只是如何保存，還要思考如何相處─ 土地倫理與深層生態學
物種平權的反省與爭辯─動物權與動物解放
臺灣自然書寫者在現代環境倫理觀衝擊下的三種思索面相
陌路者消失了？

Chapter 9 凝視、欣賞、體會、理解而後感激── 土地美學在自然書寫的意涵
與土地倫理深度相關的美學
天地之大美：「李奧波─柯倍德」式的土地美學
土地美學與「人為藝術品美學」的差異
土地美學對自然書寫的啟示

Chapter 6 對話的歷程：臺灣現代自然書寫1980-2003年間的演化概述

和西方自然書寫在數百年的時間裡，從田園牧歌到自然科學的啟蒙，而後又轉向環境倫理的思索之發展進程不同，臺灣現代自然書寫中，這三種主要系統的重要作品，幾乎同時發仞（1982 年的《旅次札記》、1983年的《田園之秋》、《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彷彿數百年的自然書寫歷程同時遷徙至這個島嶼，並受此處複雜的文化組構所影響，發展出其獨特的生態。
劉克襄在1996年的〈台灣的自然寫作初論〉中將自然書寫分為三種型態，一是具報導性質的「環保文章」，二是「承襲傳統天人合一，反應遁世思想；或避離城市文明，陳述反現實社會體制的想法」的「隱逸文學」。另外還有一型作品具有這樣的特色：「不以新聞性的生態報導內容出現。更多時候，它被知悉時，都是以傳統文學裡的散文、雜文形式表現。比較特殊的是，它挾帶著更多自然生態的元素、符號和思維出現了。」劉克襄這篇文章，大致替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面貌定了調。日後的論述者雖然在細部有些調整，但其實都不離這三種基型，或根本是論述者與其它範疇的自然書籍發生了混淆。
而對於「環保文學」與「隱逸文學」的名稱，會在「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Book 2 的分論中解釋何以本文要稱之為「環境議題報導」與「簡樸生活文學」。這些類型其實都是屬於「自然書寫」裡因不同表達模式，或作者所持的環境倫理觀不同所遞衍出來的。
由於對社會事件往往是直接的反應，因此當臺灣產生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負面價值時，首先受到注意的是環境議題的報導，與具有抗衡文化意味的，實踐簡樸生活的田園文學。另一種融鑄自然觀察知性與感性書寫的系統，卻必須經歷較長時間的沉潛後，才受到注目，從而發現其中的價值。這三種類型其實是不同的書寫策略。我認為，前兩種類型在未來仍有另一階段成熟，或與第三種類型相互滲透跨界的可能性。
在某種事物長期發展的過程，按照其發生變化，來劃分階段，藉以凸顯出每個階段的特點，是認識事物發展規律的必要過程，本章將採取兩個理由選擇時間的切分點。第一是考慮影響整個社會的事件，以及在整個臺灣環境史上具有指標意義的事件。第二是出現某種新型態的書寫，且此一種書寫有延續的可能，或有後繼的追隨者。易言之，是以「自然書寫史」的眼光判斷該作品是否具代表性。因此，或許有部分作品現今來看並不出色，或以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成就不高，但仍應在自然書寫史的脈絡中據有一席。
劃分時區的理由是在論述上有一較清晰的脈絡，事實上，文類的變動與演化往往是緩進的，偶有革命性的發展也必須有蘊釀期。因此時區的劃分並非硬性地定在某個時間點上，而是一種提示作用─當我們回顧臺灣自然書寫的書寫歷程時，它在大約這個時間點的前後，出現了新的風貌。
而在每個分期之下，我會提出代表性的作品與其在整個自然書寫史上的脈絡關係，至於更細部的解讀，會在Book2 中再詳述。必須說明的是，這個「書寫自然」歷史的概述，雖然以本文所定義的討論範疇（即文學範疇的自然書寫）為主要敘述對象，但為了能呈現出較完整的風貌，與各種類型書寫之間的對話關係，其它部分較廣義的自然書寫作品，也會加入敘述。整個關於當代自然書寫流變的概述，恰可視為一個自然書寫者與自然的對話歷程。

聽到土地的呼聲（1980-1985）
由於報導文學的揭露與學者專家、文化界人士的呼籲，1980年3 月1 日及10 月22 日，行政院長孫運璿兩度指示保護淡水紅樹林。這是政府首次聽到知識份子代土地傳出的呼聲，給予善意的回應。隔年，彰化花壇鄉一百一十六位農民集體向地方法院提出告訴，控告該鄉八家窯業磚瓦工廠排放有毒煙害，造成稻作歉收。這是臺灣地區第一宗集體反污染訴訟事件。最具象徵意義的是─由農民勝訴。在過去，污染者與被污染者之間的「法律鬥爭」，被污染者從未獲得法律上判定是「被害」的一方。
而這種訊息的傳遞則有賴有效的管道。七○年代，臺灣媒體的報導語言已脫離過去制式化、公式化的方式，逐步轉型為較為深度化、解釋化，以及新新聞化的報導體。由於報導的篇幅拉長，文字發揮的空間擴大，在滲入更多文字技巧後，「報導文學」才有實踐的可能。1978 年，時報文學獎增設第一屆的報導文學獎，由於時報文學獎在臺灣文學獎項中深具代表性，報導語言與文學質素相互影響，出現了一批新型態的作品。一批作者取得了發言的機器，成為土地呼聲的代言者。
有的作者不只想扮演傳遞土地呼救聲的中介者，而選擇不斷在這塊土地上旅行、觀察，進行以了解為前提的深度反省，不但要停止傷害自然，還應該了解自然。
另一批作者也未走向高聲呼籲的道路，他們對城市文化、工業文化對母土的戕害感到痛心也感到失望，於是回歸田園實踐簡樸生活，並將這種低度消費的生活書寫出來，告知世人還有另一條道路可走。
這三種書寫型態，呈現出這個時期臺灣自然書寫的三種對應姿態。

1. 「混合著悲憤及無力兩種情緒的複雜心情」──環境議題報導的出現
如果說卡森女士的《寂靜的春天》是美國環境運動在某個階段的點火者，馬以工、韓韓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1983）也恰恰扮演了類似的角色。但兩者在書寫的策略上並不一致，本身即為海洋生態學者的卡森女士以學理的方式來證明DDT 對人類的危害（雖然其中或有謬誤），而《我》則是以一種柔性的報導來引導輿論（尤其以韓韓女士的作品為然）。
《我》一書使得臺灣的庶民環境意識被這種柔性的誘導開始焚燃，從而許多問題都因此得以被凸顯。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具有「一個階段開始了」的啟蒙意義。
《我》書由於恰好與報導文學蓬勃的時間點相合（刊登的時間是1981 年），而當時新聞界正在學習的西方深度報導模式，基本上便是強調報導者應挖掘社會上「不公義」的新聞事件。在《我》書出版的同年，心岱也出版了《大地反撲》（1983）。這兩本臺灣環境議題報導的早期佳作，書名恰好暗示了這類型書寫的核心要旨。面對一味追求經濟發展而造成環境崩毀的臺灣土地，正如韓韓在目睹九孔養殖對海岸線破壞時說：「我們升起混合著悲憤及無力兩種情緒的複雜心情」。（韓韓、馬以工，1986，頁64）在這些作品的筆下，正是充滿「大地反撲」的悲憤，與「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無奈，這也是環境議題報導的一貫基調。由於面對的是財團、官僚體制，甚至是國家單位，悲憤的行文者當然無力反抗，而只能藉由書寫來喚起大眾的注意。因此，在國外有學者將這類型的書寫稱為「資源保護論的戰鬥書」（conservationist battle book）。（Lillard, 1985, p.35-44）
這型的書寫的發生正當臺灣經濟的高峰期，對於土地開發並未有些許減緩，公害污染事件在這一時期卻似乎正當高峰。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卻可能正是報導者勇於報導，於是才讓過去不曾浮上檯面的環境破壞，持續暴露出來。
由於不像西方先經歷了自然科學的探索期，才出現這類環境保護論的作品。依據訪談資料，現場見聞與書面資料來進行綜合性的彙整的環境議題報導，絕少有報導者即是生態學、生物學上的專業人士，或當時即具有自然觀察的經驗與能力。另一方面，報導的「新聞性」、「時效性」，也使得環境議題報導缺乏對事件長期浸潤思考，作者本身並未進行長期的生態觀察，因此或流於表面陳述，及感傷情緒的抒發。這是我們回頭檢視這些作品時，不得不提出來的。

2. 「除了我們注意到它，天地仍未醒來」──自然文學的先行者
1982 年，孤獨的旅行者劉克襄則開始他的踏查之旅。從澎湖測天島到大肚溪、大甲溪流域，劉克襄的《旅次札記》更像一本新型態的「遊記」（journey）。就像繆爾翻越內華達山、波威爾走在大峽谷一樣，這種遊記與其說在描寫風光，不如說是在進行著一種動態自然觀察。
作者在這部作品中已採取了一種融合自然史、觀察記錄、感性表達的敘述策略，但由於與馬以工等人面對的是同樣的時代，其中也不乏控訴環境污染（如布拉哥號擱淺）的議題。但基本上，本書更重視鳥類生態、以及重訪曾經踏過同樣路途的博物學者的足跡。直到1985 年劉克襄再出版《隨鳥走天涯》之前，這種書寫風格尚無追隨者。我以為原因有二：一是生態觀察的能力需要長時間培養，並無法輕易就緒。在那個生態觀察尚未蔚為風氣的時代，自然追隨者少。第二，當要把觀察的所得書寫出來時，單純的記錄書寫雖繁瑣但不困難，但要成為一篇「文章」卻不是那麼容易。劉克襄的詩人本質卻使他能結合兩者而不相扞格。
《旅次札記》的〈划船看鷹〉中曾有這樣一段敘述，我以為可引為這部臺灣自然書寫史上極重要的啟蒙作品的動人隱喻：「我回頭看上來的路時，一隻鷹已從峽谷的森林展翅出巡，朝仍然灰黑的湖心撲去。除了我們注意到他，天地萬物仍未醒來。」（劉克襄，1982，頁60）

3. 「掙脫羈繫著我那麼長久的機栝」─簡樸生活的實踐
陳冠學、粟耘、孟東籬、區紀復的作品，有繼承自中國田園文學中對自然美之歌頌與寫景抒志的部分，但也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他們不僅是為了心靈解脫的啟悟，而選擇僻居的田園生活。這種田園生活不是離群獨居，而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選擇類似農耕或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他們亦肯定其它生命有靈性及內具價值，像梭羅一樣展現部分「抗衡文化」，批判現代文明的負面價值，並自願過簡樸生活，選擇「另一條道路」（alternative）。他們不是農民，較近於具積極意識的現代隱者。
《田園之秋》（1983-1985）是這系統類型裡在文學中被評價最高的作品。陳冠學在這部作品中以日誌（journal）的形式，呈現了一部「詩農」的田園記事。但日誌為虛，與其說作者是以農民的眼光看待萬物，不如說是一個詩人去發現一般農民無法在田園勞動中曉悟的美感。書中涉及的生態知識並非傾向自然科學性的，而是傾向生活性的，而作者認為一切萬物皆為造物主為「人」而造，「花是為人開，鳥是為人叫」。葉石濤先生將其與法布爾的《昆蟲記》比擬並不準確，因為作者並非為了理解這些生物的生活方式而進行觀察記錄，他只是像記下生活感悟，或視為田園生活回憶的重要的一環而已。書中另一特色是作者傳述了他對「小國寡民」、「無政府」的理想，以及對都市文明的質疑。
包括粟耘《空山雲影》（1984）、孟東籬《濱海茅屋札記》（1985），這類型作品在土地倫理的概念上與思維皆未完全走出中國傳統田園文學的範疇，至多是因其面對現代工業社會的負面價值，而產生了不同的對應。作者有時以生態知識為根柢，但在觀察上較著重趣味性或自我的哲思，而非生態性的探究。
這類型作品的核心要旨借用一句陳冠學的話，就是「掙脫羈繫著那麼久的機括」（陳冠學，1994，頁104）這機括指的正是高度經濟發展、工業化所造出的都市文明。「反文明」的抽象概念下，致使這個系統的書寫，常與老莊哲學有同樣的旨趣。

逐步演化出多樣性（1986-1995）
1985 年1 月，臺中縣大里鄉及太平鄉鄉民，成立了第一個民間對抗公害的「吾愛吾村公害防衛會」。同月，南投鹿谷當地學校老師發動成立「清水溪魚蝦榮生會」。隔年，鹿港反杜邦運動開始，他們發行刊物，採取長期抗爭，並且對鄉親進行「自我教育」。這三個重要的環境事件凸顯出的現象是，環境議題的主導力量，由知識份子為主的時代，已轉化為一般民眾的普遍參與。
1986 年出版了一本陳煌所編的自然書寫的選集：《我們不能再沉默》。就如書名所提，所收錄的文章除了陳冠學與劉克襄以外的篇章，幾乎都有著「資源保護論」的調性。部分文章（如蕭蕭、奚淞），則嫌流於濫情。但這部選本卻呈現出上一個時期的自然書寫面貌，其實仍是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為本的反污染、反破壞的立場。相對的，生態知識的元素則稍嫌貧乏。但經過上一個時期聲嘶力竭地呼籲，自然書寫較像一片開放的野地，終於呈現出繁紛的多樣性。

1. 「一個河口海灣忠實的守望者」─生態資料的深度爬梳
1986 年另一本重要的著作，則是洪素麗的《守望的魚》。
基本上《守望的魚》描寫了許多非本土生物，甚至不是自己觀察過的生物，部分文章平鋪直述其他科學家研究的成果，讀來較乏文學想像，也缺乏科學家撰寫自然書寫時的深入。坦白說，這點在自然書寫中是「不合格的」（如我們前面所言，自然書寫強調作者實存的自然經歷）。但書中同時也出現了如〈早春岸鳥〉這種揉合了觀察、生態知識，與感性筆觸的佳作。知性材料經過洪素麗綿密的柔性筆鋒潤澤後，感性發抒往往透顯出一種深度的魅力，這個優點和她透過不斷轉述其他科學家的研究恐怕脫不了關係。此外，過去環境議題報導者常以女性書寫者為主，但此時她們過度抒情而近乎濫情的筆法已被揚棄，取而代之的是冷靜觀察後的乾淨的書寫風格，反而更能呈現出自然運作時的和諧與詩意。除了「悲憤」、「不安」與「控訴」之外，洪素麗更強調「守望」。而在西方「賞鳥」一詞，正是「watch birds」。watch 翻譯為「賞」實為不當，這個詞實具有觀察、守望、守護的複義性。
1989 年的《海、風、雨》的問題還在，仍有許多依靠資料想像鋪排而成的「非學術性的鳥生活的描述」（洪素麗，1989：96），但本書以海岸、風林、雨林等生態環境為描寫起點，頗具有藉書寫呈現出繁複生態的企圖。書中描述國外的賞鳥經驗（如加拿大鳥島），對本地的生態旅遊發展也有啟發作用。
1992 年的《綠色本命山》是洪素麗自然書寫的成熟之作，擺脫了倚靠資料「不在場」的窘境，洪素麗在玉山的自然體驗，透過科學性資料、知識與作者的感性文筆交融，是上個世紀自然書寫中最具典範性的作品之一。

2. 「不斷從各種不同角度出擊，讓這個社會無法逃避」─環境議題報導的延續
與馬以工、韓韓、心岱相同，楊憲宏的報導也充滿著悲憤，但相較之下，少了不安，且具有強烈議論性的行文風格。基本上《走過傷心地》（1986）與《受傷的土地》（1987）以及之後類似題材的書寫，都是面對「日積月累的公害見證」。（楊憲宏，1987：1）只是時代不同，面對的環境問題也不同。
楊憲宏基本上是持著一個旁觀記錄者的態度，他的文筆較馬以工、韓韓、心岱等人樸實，表述時有較好的感情約制。這其實是楊憲宏本人的自我期許：「幾年來，在公害地走踏的經驗，我充其量只當個見證人，我只是一個寫手，把我看到的告訴人們，告訴那些我不認識的眾人⋯」（楊憲宏，1989：10）他面對報導對象時投入的時間較長，能針對問題點提出看法與議論，這些書寫雖沒有為報導書寫再闢新境，但相較之下也算是前一時期的深化。尤其部分文章開始對報導行為有了自我反省。此外，馬以工在這一時期仍出版了《一步也不讓》（1987），但未如《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那般受注目。林美挪的報導，則與楊憲宏重複性較高，並未再開新境。

（未完）